全球視野下的「一帶一路」:風險與挑戰

「一帶一路」戰略的基本定位

「一帶一路」戰略是涉及亞歐非65個國家（含中國）、44億人口，貫穿歐亞大陸，東連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涵蓋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等諸多領域的綜合性戰略，是中國人實現「中國夢」和「世界夢」的交匯橋樑。準確把握其戰略定位，應超越認知局限，確立三種視角。

二是超越簡單的「點線」思維，確立「地區戰略」的視角。「絲綢之路經濟帶」起點於中國，中轉於中亞和中南半島有關國家，延伸至中東和俄羅斯，落腳於歐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由海上通道，聯結中國、東南亞、南亞、中東、印度洋、南太平洋乃至歐洲。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體系，它橫貫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重點涉及三條陸上線路、兩條海上線路、六條經濟走廊，經過中蒙俄、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歐洲、非洲七個區域或次區域，以及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印度洋、地中海和東大西洋五大水域。實際上，它是中國提出的一個陸海並進、依託亞洲、輻射周邊、影響全球的泛亞地區戰略。「一帶一路」雖以「帶」、「路」冠名，以沿線中心城市和重點港口為節點支撐，但究其實質，卻是一個以「古絲綢之路」為文化符號、以「絲綢之路精神」為價值訴求，以高度靈活、富有彈性的雙多邊合作機製為平台載體的開放式國際區域合作網路。因此，它不是一個點線狀或條帶狀的固定空間範疇，而是中華民族和沿線各國共有的一種精神符號象徵，是一個以點帶面、從線到片，不斷發散延伸、逐步深化拓展的區域合作進程。

三是超越單純的經濟、文化維度，確立「長期綜合戰略」的視角。「一帶一路」戰略以政策協調為基礎、以經濟合作為主軸、以人文交流為支撐，致力於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從本質上講，它具有促進共同發展、維護共同安全的雙重屬性，是一個具有全球視野、蘊藏中國智慧、高屋建瓴、內涵深刻的長期綜合戰略，具有對外統領性質和深遠歷史意義。「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要義集中體現在：著眼國際戰略格局的深刻調整，主動設計中國版的全球化戰略，加快推進歐亞一體化，打造我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球競爭優勢的重要平台。它以穩固周邊、布局全球為根本著眼點，以打造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為重要動力，以中亞、東南亞地區為戰略樞紐，以深化戰略互信、擴大互利共贏為重要依託，以構建新型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紐帶為主要抓手，以構建區域安全新架構、地緣政治新格局為政治追求。因此，理解「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是站在政治高度、大戰略高度，全面看待其對於我國可持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深刻意義。說到底，它既是我國對內謀求經濟轉型升級，對外輸出產業資本技術、獲取戰略資源保障的主要抓手，也是我國在國際上爭取話語權、擴大影響力的關鍵平台。此外，歐亞大陸歷來是全球戰略樞紐。

從長遠看，「一帶一路」戰略的目力所及，已非實現「兩個一百年」國家戰略目標所能局限，實際上它已對整個21世紀的中國全球戰略做出了歷史性的安排。

「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安全風險與挑戰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中國版的全球化戰略，必然會面臨全球化的系統性挑戰。我國在國防安全、邊境防控，以及災害防範等方面將會面臨各種風險。

大國地緣政治博弈帶來的全局性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地緣政治關係錯綜複雜，是大國戰略博弈的敏感區域。大國的戰略判斷及其政策立場對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具有重大影響。

美國方面，中國發展「一帶一路」不僅將對美「新絲綢之路」及「北南走廊」計劃形成嚴重干擾和直接衝擊，而且中國創設400億美元「絲路基金」和1000億美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凸顯了美計劃的空洞無力和投入不足，並對其主導的國際金融和投資貿易體系構成現實挑戰。如果歐洲轉向融入亞洲，美全球戰略設計將被迫徹底改變，美霸權衰落進程將加速演進，難以逆轉。為挽回霸權頹勢，未來美國可能在雙邊層面進一步強化「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技術合作成分，加大對亞洲貧困國家扶持力度及與我國競爭力度；在地區層面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為抓手，推動美國版亞太經濟融合，阻滯歐亞大陸深度合作；從全球層面著眼重建合法性，改革國際金融和貿易管理機構，努力維繫在世界經濟治理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同時，美還將在我國周邊策動新一輪「顏色革命」，並煽動各種勢力設置障礙；繼續挑動和利用南海爭端，加深東南亞國家對我國的戰略疑慮，離間我國與東盟整體關係，在我國海上施加更多壓力，弱化我國抑制海上爭端升級、降低海上通道風險的努力；發動一場抹黑我國戰略意圖、唱衰我國戰略實施前景、放大我國枝節問題的輿論戰，破壞我國與其他國家的政治互信、經濟合作和安全協調。 俄羅斯對「一帶一路」戰略保持戒心，擔心它會影響歐亞經濟聯盟，干擾俄羅斯主導的後蘇聯空間經濟一體化，搶佔橫貫西伯利亞的歐亞大陸橋的商機。烏克蘭危機以來，俄對華戰略倚重增強，對「一帶一路」戰略總體持理解、配合立場，但仍擔心因參與「一帶一路」，形成對華戰略依賴，衝擊其主導的「歐亞聯盟」戰略，削弱其對西伯利亞地區的控制以及在中亞的傳統影響力。同時，俄雖為「歐亞雙頭鷹」，但從根子講更傾向西方，目前轉向東方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不得不然。儘管從目前形勢看，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內，中俄「不盟之盟」仍有相當寬廣的合作空間，但未來如果美歐要與俄搞戰略緩和，俄也絕不會放棄任何一次機會，屆時俄對華戰略需求降低，不排除大幅調整對「一帶一路」基本政策立場的可能。

日本將遏制中國作為謀求重新崛起的著力點，將不可避免地實施干擾性、破壞性競爭遏制行動。日本認為，「一帶一路」戰略將進一步削弱其亞太影響力，並與其中亞「絲綢之路外交」存在利益衝突。未來可能伺機介入南海爭端，拉攏東盟國家反華遏華，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形成牽制干擾；利用經濟援助、項目合作等方式，拉緊與沿線相關國家關係，與我國展開針鋒相對的經濟競爭，降低我國對相關國家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中亞地區，可能會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和項目投入規模，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進行牽制，降低我國對中亞國家的影響力。

地區國家政局動蕩蘊藏的潛在風險。「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地區許多國家是所謂「轉型國家」，正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期、「民主改造」探索期和社會局勢動蕩期。一些國家由於「民主」體制不健全、移植西方民主「水土不服」、舊體制慣性強大等問題突出，政權更替頻繁化、政局動蕩常態化將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成系統性風險。中亞、中東、南亞部分國家政局不穩定因素持續積累。2016年，中亞國家將展開新一輪大選，會導致一些國家政權更替和政局動蕩，「一帶一路」戰略面臨被擱置的風險；一些國家政治精英因權力內鬥而無暇顧及經濟可持續發展，也將嚴重製約我國與中亞經貿合作的深入推進。中東地區結構性力量失衡加劇，阿盟分裂趨勢擴大，各國黨派紛爭不斷，國家政治建設蘊含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印度對地區局勢的強大影響力，使我國在南亞建立穩定的戰略立足點面臨諸多困難。南亞中小國家視「一帶一路」戰略為發展機遇，但其國內政局發展的不確定性，可能會使我國成為其國內政治糾紛的犧牲品。東南亞國家政治轉型進程加快，「一帶一路」戰略受其國內政局、黨派政治紛爭干擾加大。部分國家黨派勢力為爭取選票，往往以順應「民意」為由，將我國的投資項目作為利益交換籌碼，進行阻撓干擾。一些國家為轉嫁國內政治矛盾，也可能單方面宣布擱置在建項目。如泰國政局動蕩，導致中泰「高鐵」計劃流產；緬甸國內政局不穩，加上美國特工煽動破壞，導致中緬密松大壩工程和中緬合資的萊比塘銅礦項目被叫停。

涉我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的掣肘與阻礙。涉我領土主權和海上爭端問題十分複雜，也將深刻影響「一帶一路」戰略。南海局勢發展的不確定性，加重了東盟國家「兩面下注」心態，阻滯「一帶一路」在東盟落地生根。越、菲等聲索國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為手段，鼓吹「中國威脅論」，極力將共同應對南海問題標榜為保持東盟內部團結的「旗幟」，強力推動東盟集體介入，阻滯「一帶一路」在東盟落地生根，避免東盟對華經濟依賴進一步上升。中印邊界爭端是印對華戰略疑慮的重大因素，印度或明或暗設置障礙實施牽制的可能始終存在。印度與美國聯合發表《美印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展望》，強調所謂南海航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擴大海洋安保合作，突出牽制中國的政策導向。利用對孟加拉國的影響力，強行涉足索納迪亞深水港80億美元項目建設投標，擠走中國競標公司，並可能繼續對我國在南亞投資進行干擾。中日釣魚島之爭僵局難解，日將釣魚島之爭視為維護亞太地區主導權的核心標誌。釣魚島爭端嚴重激化，可能使我國東海、南海以及中印邊境等爭端形成連鎖反應，「一帶一路」所依託的穩定發展環境將受到衝擊。

內外因素複雜互動帶來的經貿投資運營風險。「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採取「經濟+安全」的雙輪驅動模式。在實施過程中，因國內外、諸領域因素交織互動、相互激蕩產生的風險挑戰，也將對有效維護和促進我國國家利益帶來較大的壓力。近年來，中國海外投資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但受外部投資環境和企業自身因素影響，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遭遇挫折的案例時有發生、風險明顯加大。同時，受一些地方、部門急功近利心態影響，中國企業在大舉「走出去」的同時，各自之間也存在不少一哄而上、惡性競爭的現象。從海外投資環境看，投資與市場機會不利，中國企業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有明顯的「後發劣勢」，只能到投資環境差、風險高的國家和行業去尋找機會。從企業自身因素看，因我國海外投資起步較晚，企業不熟悉國際市場、缺乏海外投資經驗，以及會計、律師、諮詢等中介機構發展程度低、風險評估能力弱等問題比較突出。從國內協調機制看，中國企業「走出去」困難眾多，但反映最多的還是協調難。在「走出去」過程中，時常出現信息不對稱、資源碎片化、工作不連續、落實不到位甚至打亂仗等問題，既不利於力量整合統籌，也易造成資源重複浪費。

這些風險挑戰，總起來看，無非是「一大一小」。「一大」指的是來自美、俄、日、印等大國的全球性風險挑戰。其中，美國把東南亞、俄羅斯把中亞、印度把南亞看作本國傳統勢力範圍，日本把中國作為宿敵。總的看，各大國對我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思想上高度警覺，行動上嚴密盯防，個個都有舉措。「一小」指的是來自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地區性風險挑戰。這些風險挑戰雖處於地緣政治破碎地帶，但均具有新舊交織、多元複合的特點，可能成為長期困擾、牽制和消耗中國的「戰略潰瘍」。如果戰略處置失當，各類風險累積共振、相互激蕩，將引發聯動反應，形成「安全海嘯」，給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帶來全局性挑戰。

「一帶一路」的總體構想及風險應對

威脅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見威脅。「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從「有全球影響的地區大國」躍升為「綜合性的全球大國」的一種嘗試、一種路徑，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宏偉事業，全國上下一定要擰成一股繩，齊心協力，精心設計，紮實推進，分步驟實施。總體設想如下：

第二階段，2023年至2050年，以28年為期，相當於從建黨百年到建國百年的時間跨度，同時契合我國「建國一百年」的時間節點。目標是中國經濟轉型取得重大突破；開放性經濟新體制基本建成；戰略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基本成型；海上戰略支點、海外軍事保障能力取得突破性進展。

習近平主席指出：「萬事開頭難，起跑決定後程。」「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互利共贏的好事，但畢竟是在沿線國家的家裡通過，在人家地里種菜，在人家家裡幹事，在相關大國的後院里穿行，必然會面臨許多風險挑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今後兩三年至關重要。必須樹立起長期經營、戰略經營的理念，不能盲目樂觀、操之過急、一哄而上。在起步階段，把可能的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相關準備工作做得更紮實一些，是將構想漸次付諸實施、順利變為現實的關鍵一環。

全面開展沿線局勢風險評估，加大戰略預置，避免不必要損失。未來對「一帶一路」戰略構成威脅的既有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還有其他世界或地區性大國和強國；既有傳統威脅，也有非傳統威脅。在威脅方式上，既有地區性衝突，也有相關國家的內戰和騷亂。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大都處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複雜積聚，影響「一帶一路」戰略的境外安全問題誘因複雜、不確定因素很多，社會動蕩、政權更迭、民族矛盾激化、宗教衝突、戰火戰亂、經濟糾紛、利益衝突、種族歧視、排華反華及特大事故、災害等，都可能使「一帶一路」戰略受到影響。因此，必須正確評估不同地區影響「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因素，細化對一些地區未來局勢的風險評估。但是，當前國內對「一帶一路」高唱讚歌的多，風險評估的少，算計盈利的多，估算損失的少。各地30多個城市競相宣布為「一帶一路」的起點，希望爭政策、抓資源、搶先機，對此要保持足夠清醒的認識，對國內「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區的「一把手」加強培訓，樹立風險意識，長期經營、深耕細作，嚴防盲目樂觀、操之過急、一哄而上。 首先，建立統一的科學論證機構。由中央牽頭，組織與利益拓展密切相關的政府機構、軍隊、企業集團和學術研究機構，對未來可能的安全保障需求進行全面研究和科學論證，確立中國戰略利益拓展安全保障措施的基本框架。

其次，整合全國情報資源。集中全國情報力量，加強對中亞、南亞、中東、東南亞及相關重點國家局勢走向的戰略評估，評估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帶來的可能影響，評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可能變數，通過多做一些「不可行性論證」，為政府高層決策和相關部門採取措施規避風險，保護國家戰略利益提供戰略戰術情報。

第三，加大對海外投資目標國家風險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勵企業設立獨立的海外投資風險評估部門，加大對研究機構和高校在風險識別評估方面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快海外投資風險分析師隊伍建設，學習跨國公司的國際經營經驗，提高中國企業處理與當地政府、社團和居民之間關係的能力和技巧；構建境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預警和管理體系，全面和量化評估中國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各種風險，為國內企業降低海外投資風險，提高海外投資成功率提供參考。做實每個小題目，寫好這篇大文章。

加強溝通協調和頂層設計，紮實做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各項準備。「一帶一路」是百年復興大計，必須矢志不移，一張藍圖干到底。同時，也應注意謀勢布局，力爭從各個方面，做到計出萬全、有備無患。

一是統籌協調、精心布局，實現從大政方針到行動方略的深化拓展。圍繞每個項目合作提出具體方案，同時統籌考慮經濟效益、沿途安全、地緣政治等限制因素，圍繞風險管控和環境塑造拿出可行辦法，逐步構建起互聯互通的「軟性基礎設施」，為「一帶一路」建設構築更加堅實可靠的戰略托底，以免事有反覆、陷入被動。

二是增信釋疑、聚同化異，有針對性地加強政策溝通、強化利益協調。充分利用外界渴望分享中國發展紅利的心理，以靈活方式、創新思維和實際行動，努力減少競爭負作用、積聚合作正能量。注意糾正既不了解對方、也不願意了解對方的問題，大大加強對沿線國家語言、文化、宗教和現實情勢的學習研究，尋求「摸著石頭過河」與「投石問路、架橋過河」的有效對接。

三是小步快跑、行穩致遠，保持合理的目標預期與推進節奏。清醒把握對方認同程度及自身能力限度的「兩個限度」，切忌在目標設定上過高過急，以免戰線過長、失速脫軌。在實施步驟上，應先易後難，由近及遠，不宜盲目鋪攤設點。在推進速度上，應順勢而為，造勢而行。一方面，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和韌性，戒除我們建政以來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急」；另一方面，也要見縫插針，搶抓機遇，不失時機地推動局面朝著於我有利的方向迅速發展，力求路越走越寬廣、越走越通達。

處理好與多元力量的競合關係，形成於我有利的戰略態勢。對俄、印等地區大國，應力避觸動其戰略敏感神經，適度滿足其合理利益訴求，努力提高雙邊經濟依存度、戰略兼容度和行動協調度，並注意以機制化安排及時鎖定相關合作成果，著力形成一種合作只能前進、不能倒退的局面，確保我國在陸海兩路的第一站不遭遇挫折。對美、日等域外大國，堅持不排斥、不曲求，不在大國的神經中樞上爭高低，必要時可視情在資金、技術、經驗等方面，與其開展一些選擇性合作，以減輕其戰略猜疑，稀釋其對抗動機。化解美「亞太再平衡」給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力爭把「美國的亞太」轉化為「中國的周邊」。同時，注重外圍取勢、借力制美，推動與拉美國家在安全領域的深度合作，在美「後院」打楔子、安釘子。利用好美俄矛盾、美歐矛盾，以及「西線」的中亞、南亞問題等可利用的因素，牽制美國在我國東線攪局添亂，耗散美戰略實力、減輕我們戰略壓力。協調與歐洲的關係，在歐洲關切的中亞生態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項目開展合作，妥善處理與歐洲之間的重大經貿摩擦和金融矛盾，避免中歐之間在此領域爆發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的危機事件。

積極推動「大周邊」外交，營造我國安全與發展的有利環境。「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基本上與我國的大周邊地區吻合。通過深化經貿關係，加強對朝鮮、蒙古、巴基斯坦、緬甸、越南、中亞和東盟等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打消其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恐懼和擔憂，塑造穩定、和平、友好的周邊安全環境，強化周邊戰略依託。加大宣傳中國永遠不稱霸、「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提升國際話語權，破解「中國威脅論」，增進相關國家對我國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的了解認知，展現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象，夯實「一帶一路」戰略的社會和民意基礎。加強與相關國家新聞媒體建立長效合作機制，支持優秀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文藝表演、影視劇、媒體等文化「走出去」工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改善周邊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的輿論生態。加大對我國「走出去」企業的教育。重視發揮非政府組織（NGO）、行業協會、智庫等民間力量的作用，為「一帶一路」戰略在相關國家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提供一個高效的機制性紐帶。警惕美國等國家在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及中亞5國策動「顏色革命」，干擾「一帶一路」戰略進程。重視發揮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國的作用，調動其共同防範和應對中亞地區「顏色革命」的積極性。

建立包容性風險規避機制，以雙多邊合作方式保護海外利益。這既包括利用現行國際法、國際規則及機制，也包括創建新的國際機制和改革現行國際規則。積極利用現有國際機制，維護人員生命安全、財產安全、能源供應和海外市場拓展。積极參与國際性和地區性多邊或雙邊安全合作機制的完善和構建，如WTO、G7、APEC、IMF、上海合作組織、中國與東盟（10+1）等，充分運用參與各種首腦峰會、高層論壇等機會向國際社會明確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利用國際規則制定、議程設置和程序安排保障中國權益，逐步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為國家發展和安全創造良好的國際政治環境。利用一些全球性多邊組織保護自身海外利益，比如聯合國、世貿組織、世界銀行、「77國集團」等。杜絕構建排他性的安全、經濟機制，積極推動亞太自貿區與亞投行建設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佔據道義優勢。深化與美國、印度、俄羅斯、日本、歐盟、伊朗、沙特、土耳其、阿富汗等國家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確保在政治、安全、經貿、教育、社會、文化以及人員往來等多領域展開戰略合作，確保實現國家利益。

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契機，推動我軍事力量以和平姿態「走出去」。「一帶一路」戰略不僅僅是國家發展戰略，也是國家安全戰略、對外統領戰略。軍事力量必須為「一帶一路」戰略順利推進提供服務保障，建立自己的「車馬店」，為我海外利益安全提供戰略支撐。

首先，應緊密配合國家政治、外交、經濟、文化、法律鬥爭，科學設計和確定軍事力量走出去的時機、方式、規模和範圍，塑造有利戰略態勢和部署格局。抓住地區經貿投資規則重構、地緣政治經濟格局重塑的戰略機遇，以新生安全需求為牽引，以安全規則重組整合、安全事務有限介入、安全態勢引導塑造等為重點，明確我國軍事力量是「地區和平保證者」而非「地區安全提供者」地位。

其次，應立足周邊安全合作平台，打造軍事力量走出去的主通道。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等互聯互通的物理性連接，進一步拓寬、延伸軍事力量的活動範圍。通過與重點國家的談判協商、簽定協議等方式，部署必要的軍事力量和裝備器材等，建立陸上機動作戰的前沿部署基地和海上補給保障基地，執行危機反應與突發事件處置等應急任務。在相關經濟合作機制框架內，以國家和地方為主體，由海外中資機構運作，由我國企業出面與相關國家簽訂長期、短期或臨時租賃協議，借用或租用他國機場，預留軍事需求介面，確保未來需要時能以合適身份接管，直接為我軍所用。基於集體安全機制，採取順、派、聯的策略，推動軍事力量「走出去」。在聯合國主導的國際維和、國際救援等行動中，按照聯合國、東道國或行動主導國的統一協調，積極與國外軍事和民事力量開展運輸、醫療、維修等多領域的相互支援。

再次，應堅持陸海統籌、陸海並進，將軍事力量運用向海上前移、向海外前移。一方面，應按照「四海一體、兩洋統籌、控近懾遠、通暢和諧」的目標思路，加大我執法維權行動力度、海空兵力存在密度、懾阻遏控強度，確保我國海上力量無事站得穩、有事控得住。另一方面，以非戰爭軍事行動為主導，從非敏感安全領域來入手，按照循序漸進、擇機突破的方式，推動我國海外軍力運用模式從局限於境內及邊境、領海，向立足本土、輻射周邊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