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薛鳳祚對近代中國天文學的一項獨特貢獻 肖德武

摘要明末清初的山東科學家薛鳳祚，對近代中國天文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最特別的是他在《歷學會通》中引入了一個與哥白尼日心說有淵源關係的宇宙體系，可稱為準日心說體系，這使他成為當時與西方天文學後來發展的正確道路走的最近的科學家。但對於薛鳳祚上述貢獻的評價不宜過高，他引入哥白尼日心說可能並沒有明確的意識，且日心說在當時並不是最先進的宇宙體系。由於影響很小，他並沒有引導中國天文學走上現代化之路。

關鍵詞薛鳳祚天文學貢獻准哥白尼日心體系

作者肖德武，山東師範大學政治法律學院教授。

薛鳳祚（1599~1680），字儀甫，號寄齋，益都縣金嶺鎮（今淄博市臨淄區金嶺鎮）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和科學家。他幼時「天資過人，賦性聰敏」，青年時師從理學名儒鹿繼善、孫奇逢，受到較高水平的儒學教育，「通理學，精易經」（《薛氏世譜》），有《聖學心傳》一書問世。後因不滿陽明之學空談心性，轉向探求經世致用之學，由此走上科學道路。他先是跟隨對中國傳統歷算有很高造詣的魏文魁學習，後來受西方傳教士淵博而新穎的學識所吸引，開始廣泛涉獵西方學術。

清順治九至十年(1652~1653年)間，薛鳳祚在江寧（今南京）師從波蘭籍傳教士穆尼閣（1611~1656）學習西洋學術，「盡傳其術」（《四庫全書總目·天步真原》），翻譯了《天步真原》、《天學會通》兩部著作。以此為基礎，薛鳳祚又潛心著述10餘載，於康熙三年（1664年）完成了56卷本巨著《歷學會通》，包括正集12卷，考驗部28卷和致用部16卷。上述內容除致用部與天文曆法相去較遠外，正集與考驗部均涉及極為豐富的天文學理論及曆法知識。比如正集中太陽和太陰經緯法原、五星經緯法原和交食法原三卷，分別討論了太陽、月球、五星和交食的計算原理及方法，還以實際計算為例對當時流行的各家曆法算日食的方法進行了比較；而考驗部則對所謂舊中法（元代郭守敬所修《授時歷》，至明代稍加改編而稱《大統歷》）、舊西法（即西域回回曆）、新中法（指魏文魁曆法）、今西法（即《崇禎曆書》及《西洋新法曆書》中的曆法，是以第谷天文體系為基礎編修的）和新西法（即源自薛鳳祚所譯穆尼閣《天步真原》中的新法）等中西曆法一一加以綜述。因此，《歷學會通》成為當時除《西洋新法曆書》之外的另一部關於天文曆法知識的重要著作，由此也奠定了薛鳳祚在我國天文曆法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由於我國學術界關於薛鳳祚的研究一向薄弱，對其在天文學貢獻方面的認識還存在諸多疑團，有必要在進一步挖掘史料的基礎上正本清源，以實現對其在科學及文化史上地位的恰當評價。本文擬對薛鳳祚引入准哥白尼日心說這一獨特貢獻作出探析，以期引發人們對薛鳳祚科學貢獻進一步研究的熱情。

試析薛鳳祚對近代中國天文學的一項獨特貢獻一、引入准哥白尼日心說宇宙模型

《歷學會通·正集》中，在對五星運行進行具體推算時，薛鳳祚使用了一種讓人們感到費解的奇特宇宙體系，如右圖所示：胡鐵珠：《〈歷學會通〉中的宇宙模式》，《自然科學史研究》1992年第3期。

在這一體系中，行星A在最外圍的大圓上運動，其繞轉中心B則在一個小圓上運動；地球位於C處，偏離小圓中心不遠；太陽D則在一個單獨的軌道上以地球為中心做繞轉運動。顯然，這是一個地心體系，但它與《西洋新法曆書》中所採用的第谷地心體系迥然相異。按照第谷體系，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保持不動，月亮、太陽和恆星圍繞地球旋轉，五大行星則圍繞太陽旋轉。［美］詹姆斯·E·麥克萊倫第三，哈羅德·多恩：《世界科學技術通史》，王鳴陽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296頁。《西洋新法曆書》在當時已經獲得清廷批准頒行全國，作為其理論基礎的第谷體系就具有了「欽定」地位，再加之這一體系在準確性等方面顯示出了獨特的優越性，因而清代中國天文學家對宇宙體系的研究和改進，幾乎都是在第谷體系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此情況下，薛鳳祚所引入的宇宙體系顯得另類和不合時宜，一者是它遊離於傳統之外，再者它也不能滿足人們對精確性的要求。那麼這一體系的意義何在？研究表明，這一體系並非薛鳳祚所創，而是取自《天步真原》一書，石雲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頁。而《天步真原》據信乃薛鳳祚所譯的由穆尼閣傳入的學說，因而有學者將其稱為「穆尼閣體系」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第351頁。。薛鳳祚引入這一體系，大致源自他對第谷體系的不滿和對穆尼閣體系的信任。在薛氏看來，「第谷體系歷年已遠」，且「中西文義各別」，以之為依據編算而成的新曆（應是指《時憲歷》）「多有未善者」（《歷學會通·正集敘》）；而「癸巳予從穆尼閣先生著有《天步真原》，於其法多所更訂，始稱全璧」（《歷學會通·考驗敘》）。薛氏之揚穆而抑第，顯然是受穆尼閣影響甚深之故，「故西儒言：『今西法傳自第谷，本庸師，且入中土未有全本』」（《歷學會通·新西法選要序》）。這裡的「西儒」指穆尼閣無疑，所引西儒之言不見得是穆尼閣原話，但穆尼閣從自己所信奉之法出發貶低第谷之法，這種傾向是明顯的。那麼所謂「穆尼閣體系」或穆尼閣之法又是從何而來？弄清這一問題對於理解薛鳳祚工作的意義至關重要。

根據胡鐵珠的研究結論，「穆尼閣體系」與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中建立的日心地動宇宙模型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把「穆尼閣體系」中地球與太陽的位置對調，那麼它與哥白尼的日心體系就是等價的，這就是說，可以把「穆尼閣體系」看成是一個「准哥白尼體系」。但無論是在《天步真原》還是《歷學會通》中，由於存在著諸如書寫形式乏味、表達缺乏親切感、印製質量低劣等缺陷，再加上可能的有意扭曲，人們要從字面敘述中明白地讀出哥白尼學說，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得出穆尼閣同情甚至接受了哥白尼日心地動理論這一結論，最早所依據的主要是一些旁證。其一，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歷類」中稱「穆公曰：『地亦有游』」。卷二「地類」中有方中通所作小注，提到「穆先生亦有地游之說」。類似的文字亦見於方以智《通雅》天文曆法部分及遊藝《天經或問》卷三，所說的穆公、穆先生均指穆尼閣。其二，《宋儒學案·橫渠學案》有黃百家注曰：「百家謹案：地轉之說，西人哥白尼立泥最奇，太陽居天之正中，永古不動，地球循環轉旋，太陰又附地球而行。」從年齡上看，黃百家（生於1643年）絕不會是在18世紀中期以後哥白尼學說在中國公眾中傳播過程中才獲知它的，他了解哥白尼日心地動說肯定另有渠道，這條渠道可能就是穆尼閣。石雲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1頁。當然，黃百家直接從穆尼閣那兒獲知這一學說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在與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中間接獲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很顯然，上述旁證對於要論證的主題的支持力度是不夠的，還需要從穆尼閣或薛鳳祚的著作中找到具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胡鐵珠將「穆尼閣體系」的行星運行圖與哥白尼日心體系的行星運行圖進行了比較，發現兩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具有獨立的日地圓。所不同的是，在哥白尼那兒是地球在一個與其他行星無關的、獨立的軌道上繞太陽旋轉；而在穆尼閣那兒則剛好相反，是太陽在一個單獨的軌道上繞地球旋轉。通過以土星為例進行實際計算，發現《歷學會通》中的體系無法自圓其說，而如果將這一體系中地球與太陽互換位置，則問題不復存在。由此可以作這樣合理的推論：《歷學會通》中的「穆尼閣體系」雖然被表述成了地心體系，但卻使用了日心體系的示意圖形和計算方法。胡鐵珠：《〈歷學會通〉中的宇宙模式》，《自然科學史研究》1992年第3期。也就是說，「穆尼閣體系」實際上是哥白尼日心體系的人為變形，將其稱為準哥白尼日心體系是恰當的。

如果上述研究結論還是讓人心存疑慮的話，那麼石雲里的研究發現則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證據石雲里：《〈天步真原〉與哥白尼天文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石雲里的文章指出，《天步真原》中天文學部分的底本是比利時天文學家蘭斯玻治（1561~1632）的《永恆天體運動表》。蘭斯玻治是與第谷同時代的天文學家，但他所信奉和宣傳的理論卻與第谷迥然不同。他是哥白尼天文學理論的信從者，其天文表就是以日心地動理論為基礎編製而成的。他宣稱自己的理論和數據圖表與觀察相符，因而他的理論「新且正確」，其圖表則是「完美的」。從維護日心說出發，蘭斯玻治對第谷天文學進行了批判，於是牽涉進了一場影響歐洲天文學發展的長久論戰中。一直到18世紀30年代，蘭斯玻治都是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天文學家之一，他的圖表與開普勒著名的《魯道夫星表》長期分庭抗禮，被證明在精確度等方面不如後者是很晚以後的事情。在這裡，蘭斯玻治及其追隨者在反對所謂「第谷學派」時可能有誤會，開普勒雖是第谷的學生和助手，但卻也是哥白尼學說的信奉者，並且他的研究將哥白尼學說進一步推向深入，例如把哥白尼體系中行星繞太陽旋轉的正圓軌道變成了橢圓。開普勒根據自己創立的行星運動定律和第谷遺下的觀測資料編製成的《魯道夫星表》，成為當時和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最精確的星表。這一事實一方面直接證明了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間接地、但有力地證明了哥白尼學說的正確性。可見，蘭斯玻治的天文表在與《普魯士星表》的競爭中最終敗下陣來，絕非是作為其出發點的哥白尼體系敗給了第谷體系，而是相對簡陋的哥白尼體系敗給了經完善後更精緻的哥白尼體系。

在兩種不同體系的天文學展開論戰的時期里，穆尼閣尚在歐洲（具體來華時間說法不一，有1643、1644、1646等）。他聰慧過人且「喜與人談算術」（《四庫全書總目·天步真原》），對於發生在學術領域的這一論戰顯然不會陌生。從其在中國的天文學著作來看，可以肯定他對蘭斯玻治天文學有很好的了解。雖然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提到蘭斯玻治的名字，但經對照不難發現，穆尼閣所介紹到中國來的實際就是蘭斯玻治的天文學。從他與薛鳳祚賦予他所介紹的這種天文學理論的中譯本以「真原」的稱謂，以及不加掩飾地對第谷天文學及《崇禎曆書》中所採用的第谷體系進行批判來看，他對這種天文學理論是極為讚賞的，把它們介紹給薛鳳祚和方中通等中國學者，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綜上所述，認為《天步真原》、《歷學會通》等著作中包含哥白尼日心地動說的內容，所使用的是一個以太陽中心說為依據的宇宙體系，是一個準日心體系，這應當是可信的。說穆尼閣是第一個在中國傳播哥白尼日心說的人，說薛鳳祚是在天文曆法研究中最先採用日心說宇宙體系的人，都是有著較充分理由的。由此可見，薛鳳祚作為中國近代傑出的科學家，對於我國當時天文學發展的貢獻是極其獨特的。他既不像其先師魏文魁那樣固守中國傳統天文曆法知識不放，也不像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那樣雖傾心西學但卻把其中一種（第谷體系）納入正統。他推崇耶穌會士們的西方學術，但並不獨以某一學說為尊，而是儘可能地做到兼收並蓄、博採眾長。正是由於他的工作，才使當時中國的天文學界在第谷體系幾乎一統天下的局面下，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哥白尼日心說的啟蒙。

二、關於引入哥白尼日心說的幾點說明

薛鳳祚在其著作中引入了哥白尼的日心地動模型，這對於當時中國的天文學發展起到了一種極為獨特的作用。但對於這種作用不能強調過分，隨意的拔高和不切實際的宣傳都會導致遠離歷史的真實。要正確認識薛鳳祚在這一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的情況：

1哥白尼學說在《天步真原》和《歷學會通》中都極其隱晦，薛鳳祚本人對其有無明確的意識是一個謎。前已述及，經胡鐵珠、石雲里等人的考證，基本可以確定《天步真原》和《歷學會通》中使用的是哥白尼的日心地動模型。但這一點是普通讀者無法從上述著作中直接讀出來的，因為它把地球與太陽的位置進行了互換，從形式上看是一種地心體系。是誰作出了這樣的改變？為什麼要作這樣的改變？對於前一個問題，希望通過找到確鑿的證據而給出確定性回答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人們只能結合上述著作的寫作背景作出一種合理的推測，而這種推測又與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有關。作出這種改變的意圖顯然是為了掩蓋點什麼，而穆尼閣和薛鳳祚兩人，或許都有掩蓋點什麼的企圖，那麼誰的企圖更強烈一些？應當是穆尼閣。一方面，耶穌會在成立之初，就為入會者制定了嚴格的紀律，一切言行都要聽命於教皇和總會長，不能越過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哥白尼日心說在經歷了最初幾十年的風平浪靜之後開始陷入麻煩，到穆尼閣來華時已經全面遭禁。在此情況下，身為耶穌會士的穆尼閣，即便是對哥白尼學說抱有同情和讚賞，也很難做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公開宣傳它。但又由於受蘭斯玻治影響甚深，穆尼閣對哥白尼體系可說是情有獨鍾，這使他有意在儘可能不違背耶穌會紀律的情況下把日心地動說透露給他的中國學生們，於是一種隱含日心說內容的奇特的地心體系就出現在了他與薛鳳祚的著作中。很顯然，穆尼閣透露哥白尼日心說，其範圍極其有限，其內容則艱澀隱晦，於是「只在少數中國學者中留下一種海外異說的感覺」②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68頁。。

至於薛鳳祚，他明確意識到穆尼閣向他傳授的是哥白尼學說並在自己所撰寫的著作中進行了有意的遮掩，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不能說薛鳳祚完全沒有擔心的理由，因為畢竟穆尼閣所傳學說與官方「欽定」的第谷學說是有很大距離的，但這種擔心顯然無法與穆尼閣的擔心相比。1644年清軍入主北京後，薛鳳祚無意仕途，潛心著述，成為一位較典型的民間科學家，約束他思想和行動的條條框框日益減少，這從他毅然棄師魏文魁而改學西學和不加掩飾地批評第谷學說等行動中可見其一斑。如此我們就有理由相信，薛鳳祚是如實地把穆尼閣傳給他的學術思想和方法寫進了《歷學會通》中，僅僅認為它是一種與「今西法」第谷體系有所不同的「新西法」而已。陳遵媯先生認為「薛鳳祚雖然跟隨穆尼閣研究歐洲天文學多年，一點也沒有提到關於哥白尼學說的消息。」②這當然與事實存在一定距離，但要說薛鳳祚是有意識地引進了哥白尼日心說並主動進行了宣傳，這也是與歷史的真實相違背的。

2與第谷體系相比，哥白尼體系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先進的體系。從薛鳳祚將第谷體系稱為「今西法」而將穆尼閣引入的哥白尼之法稱為「新西法」來看，他對於這一方法的來龍去脈並不十分了解。哥白尼學說誕生於1543年，而第谷體系形成於1588年，兩者相比那個更新一目了然。實際上，先於穆尼閣來華的許多傳教士，如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人，對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是很熟悉的，這從他們參與編撰的《崇禎曆書》對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大量翻譯和引用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在《崇禎曆書》中使用了第谷體系而放棄了哥白尼體系，固然有後者正遭受教會指責這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第谷體系在推算的準確性、對天象的解釋力等方面都顯示出了巨大的優越性。江曉原：《第谷天文體系的先進性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第1期。耶穌會士們和中方的徐光啟、李天經等，將托勒密體系、哥白尼體系、第谷體系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只有第谷是正確的。於是，第谷體系成為《崇禎曆書》中幾乎所有天文表的編算基礎。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頁。上述以第谷天文學理論為基礎編修的曆法與中國傳統天文學基礎上的曆法，在明末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最終前者大獲全勝。（《明史·歷志一》）清兵入關後，湯若望將《崇禎曆書》略作修改後呈送清廷，很快被採納，順治御筆題名為《西洋新法曆書》，據此編算而成《時憲歷》頒行全國。可見，第谷體系能夠獲得「欽定」地位並在此後保持多年，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當時它是最先進的。薛鳳祚曾將今西法和新西法做過比較，指出了兩者所存在的諸多差異（《歷學會通·天步真原·步歷》）,但以此說新西法歷優於時憲歷則顯得牽強。我們知道，在評價理論先進性的一個重要判據——理論推算的準確程度面前，哥白尼學說遠較第谷體系遜色。事實上哥白尼本人對準確度的要求是很低的，據說他曾對弟子雷悌卡斯表示：若理論與實測之間的誤差不大於10′，他即滿意。而第谷顯然與之迥異，他生前即以擅長觀測享有國際盛譽，所獲資料的精度前無古人。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黃經誤差小於2′，他給出的太陽運動表誤差不超過20″，而在此之前的各種太陽運動表，包括哥白尼的在內，誤差都有15′~20′之多!石雲里：《〈天步真原〉與哥白尼天文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1期。可見，哥白尼學說在當時並沒有表現出比第谷體系的進步性，它的進步性是在後來的發展中逐步顯示出來的。既然薛鳳祚的著作中所包含著的是哥白尼體系，那麼說他引入的是一個更進步的體系，就是犯了用現代標準來衡量、評價古人的錯誤。

3薛鳳祚著作中的哥白尼學說，產生的影響極其有限。我國理論界一般的觀點認為，哥白尼學說真正進入中國並得到傳播，是在薛鳳祚去世近一個世紀後才發生的事。18世紀初，英國製造的能表演哥白尼太陽系的兩個儀器——七政儀和渾天合七政儀被當做禮品進獻皇宮，傳教士們才開始有意識地傳播這一學說，但並沒有引起我國天文曆法界的重視。乾隆二十五年（1760），蔣友仁向乾隆進獻了一幅世界地圖，名為《坤輿全圖》，在圖的四周加了一些示意圖和說明文字，明確地肯定日心說是較之以往的宇宙體系最正確的體系。但《坤輿全圖》和前述兩件演示日心說體系的儀器一起又被深鎖皇宮內院達四十年之久。嘉慶五年（1800年）前後，當年曾奉乾隆之命參與過加工潤色《坤輿全圖》說明文字的錢大昕，把自己保留的一份拿出，與其學生一起進行增補後刊行，名為《地球圖說》。但錢大昕本人並沒有真正接受日心說體系，在他提出的「假象」說中，把日心說看成是為便於計算而設計的一種「假象」石雲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頁。,而受邀為《地球圖說》作序的阮元則告誡讀者「不必喜其新而宗之」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69頁。。後阮元又在其《疇人傳》中對日心說進行指責，說其「上下異位，動靜顛倒」，「離經叛道，不可為訓」。由於錢、阮等人的影響甚深，哥白尼學說仍未得到有效傳播。直到咸豐九年（1859年），李善蘭與偉列亞力所譯《談天》（即英國天文學家赫歇爾的名著《天文學綱要》）一書出版，才使哥白尼學說得到真正傳播。由上可見，雖然我們相信薛鳳祚著作中的宇宙體系是一個準哥白尼日心體系，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根據目前仍有《歷學會通》的不同版本和不少抄本存在這一情況推測，薛鳳祚著作在清代的流傳應該是比較廣泛的，讀過的人也應該不少，但鮮有人注意到其中奇特的宇宙體系，即便是有個別人注意到了，也很難領會其深意。一代歷算大家梅文鼎，在《勿蓭歷算書目》中談到此書時，一方面抱怨「詞旨未達盡暢」；另一方面又說其與《崇禎曆書》「似異而實同」。梅文鼎都無法理解，遑論他人。這樣一來，薛鳳祚著作中的哥白尼學說產生的影響很小，因而沒有導致這一學說更廣泛的傳播，就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三、沒能引導清代天文學繼續發展

《崇禎曆書》的編纂完成和《西洋新法曆書》的全面頒行，使明末清初的天文學研究接近走上西方的軌道。如果能夠循此趨勢發展下去，則中國的天文學有可能像西方一樣進入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並最終走向現代天文學。但這種情況沒有發生，當西方天文學獲得迅速發展的時候，中國的天文學卻在那個一度與西方非常接近的起點上停了下來，很快被西方遠遠地甩在後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讓人遺憾的結局？這個問題的解答如同「李約瑟之謎」一樣困難。學界給出的答案見仁見智，都有一定的啟發性。這裡結合薛鳳祚的研究，從當時中國天文學家們的工作特點出發談一管之見。

明代晚期，國家內憂外患，一批知識分子痛感國勢之日漸衰微，紛紛走上實學救國之路，被稱為明末四大科技名著的《本草綱目》（李時珍）、《農政全書》（徐光啟）、《徐霞客遊記》（徐霞客）和《天工開物》（宋應星），是這一時期科學家們具有代表性的創造成就。入清以後，學術界在總結明朝滅亡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痛定思痛，深感明代學風的空疏不實，國家、民族有難，學術界責無旁貸，於是他們要求學術研究反虛就實，提倡經世致用的真學問和「以實為宗」的新學風。他們研究的範圍，幾乎涉及社會問題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國家、民族、法律、邊疆、地理、人情、風俗、自然科學等等。梅文鼎和王錫闡，作為這一時期科學家中的佼佼者，從事歷算方面的研究顯然也是為了經世致用。在當時人們心目當中，治歷是關係到國運盛衰的大事，具有其他研究所不能比的大用途，因而梅、王兩人的研究，基本上是限定在經世致用的軌道之內的。

梅、王二人的學術活動基本限定在歷算領域，薛鳳祚與此不同，他的研究面要寬泛的多。一部《歷學會通》，除正集和考驗部主要涉及天文曆法之外，致用部16卷包括了水法、火法、樂律、命理、選擇、兵法、占驗、醫藥等極為廣泛的知識。他還專門著有河流治理的著作《兩河清匯》，醫藥學方面的著作《氣化遷流》。在現實的生活中，薛鳳祚更是將經世致用的理想訴諸實踐。他能依憑所學組織鄉民抗拒賊寇，「練鄉勇，修商山堡以守，屹然如大國，賊不敢入」（《薛氏世譜》）；他於76歲高齡時還接受河道總督王光裕之邀佐治黃河、運河，「躬曆數千里，考黃淮漕運厲害曲折，施有成效」（《薛氏世譜》）；據說他還把歷算知識用於農業生產，幫助人們安排農時並屢獲豐收；即便是他的星占研究與實踐，也是與他關注國計民生、為民排憂解難息息相關的。很明顯，薛鳳祚在經世致用方面確實卓有成效，這也是他對當時我國科技及其他社會事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值得後人肯定和稱頌。

應當指出，追求經世致用、富國強民本沒有錯，但薛鳳祚與當時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忽視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基礎理論的研究。與基礎理論研究相對應的是應用研究。相比較應用研究，基礎理論具有穩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等特點，是在一門科學理論體系中起支撐作用的基本原理。基礎理論研究可能在短時間內無法產生直接的應用，甚至在當時人們都看不出它有什麼實際的用途。但古今中外的實踐告訴人們，基礎理論是應用研究的源泉和動力，如果沒有基礎理論研究的支持，應用研究就沒有後勁，就難以持續。反映在天文曆法這兒，天文學研究屬於基礎理論研究，而立法則顯然屬於應用。只要天文學的理論研究真正把握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之為根據制定的曆法必然會立於不敗之地。在西方國家，歷來就有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傳統，古希臘時期就出現了一大批出於對規律的好奇心而不問具體應用的純學術研究者，到近代時這一傳統得以發揚光大。無論是地心說、日心說，還是萬有引力定律，都是這一傳統延續過程中結出的豐碩成果。反觀我國，在古代不能說完全沒有純學術研究活動，但顯然沒有形成能產生深層影響的研究傳統。到近代經世致用之風勃興，基礎理論的研究有可能被認為是空談誤國而遭受鄙視。徐光啟之引進第谷體系，薛鳳祚之對準哥白尼體系的引進與論說，以及梅文鼎、王錫闡等人對宇宙體系的猜測，雖然都屬於基礎理論研究無疑，但他們都有一個明確的經世致用目標，那就是治歷。一旦治歷完成，對宇宙體系本真面目的追問也就停止了。

綜上，中國近代天文學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卻沒能結出更加豐碩之果，有文化、體制等方面極為複雜的原因，這不是幾位出類拔萃的科技精英的工作所能改變的。從當時科學家們所進行研究的客觀情況來看，薛鳳祚距離西方天文學發展的那條正確道路最近，但依靠他個人的能力和努力畢竟無法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