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野田「購島」戰略的勝算與失算

野田「購島」戰略的勝算與失算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10-01 【扶桑聚焦】不少日本主流媒體在刻意突出「反日」群眾「暴徒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憤怒的中國這回「真的生氣」……至於商務部官員表示「中國消費者有以理性方式表達其看法的權利」，更被敏感的日本評論家視為迄今為止日本佔盡便宜的「政經分離」美好時光可能就將一去不復返……畢竟，已經「喪失了20年」的日本經濟經不起新一輪的經濟戰。

4月17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演說時，透露東京都有意購買尖閣列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計劃。

　　7月7日，野田首相宣布中央政府「購島」（即「國有化」）的決定。

　　9月11日，野田政府和「私人島主」簽署購島合約。

　　「4·17」是1996年4月17日日本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美日安保條約重新定義的日子，也是美日安保條約變質，從兩國的雙邊協定擴大為共同關注與防衛「周邊事務」，將兩國的假想敵從舊日的蘇聯轉為中國的重要里程碑。

　　「7·7」是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的不祥紀念日。

　　至於「9·11」，則為201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遭受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毀，造成嚴重傷亡的日子。以「9·11」反恐為名，日本國會通過諸多為自衛隊鬆綁的法令。「9·11」無疑是戰後日本軍隊借船出海，走出國門大顯身手的重要日子。

　　一心一意圖謀修改憲法，熱心行使「集團自衛權」的東京都知事石原與日相野田一唱一和，在串演這幕「購島雙簧劇」時，選擇上述三個與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的日子宣布其購島的進程表，是否有其特殊的含義，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上述「購島」緊湊的日程表，人們不能不為兩者合作無間演出的精彩和當局決策之神速嘆為觀止。 輿論誘導與外宣活動

　　當局之所以能在那麼短暫的時間內，便對「購島」的重大動作拍板，既可以解讀為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傑作（而非僅僅是心血來潮的「鬧劇」），也與幾個月來東京的輿論誘導奏效，及其對北京底線的試探與估計不無關係。

　　所謂輿論誘導，既有面向日本國內的輿論導向，也有對外展開的宣傳活動。

　　仔細觀察日本國內主流媒體對「購島」的反應，不難發現從石原公布「購島」構想的第一天開始，其實就是朝著（或者說迎合著）官方既定的「國有化」方針大步邁進。

　　其間，雖有一些日本媒體對石原「唐突」宣布的計劃感到「迷惑不解」乃至斥之為「跳樑小丑」的鬧劇（如《朝日新聞》中文版），但如果因此就輕易得出「日本輿論界反對購島計劃」，或者「日本傳媒視購島計劃為鬧劇」的結論，則無疑是上了日本大眾傳媒的當。說得輕一些，是一廂情願地解讀日本大眾傳媒的真意。因為翻開底牌，一部分日本主流媒體之所以對石原構想發出「嘩然」之聲，並不是對「購島」本身持有任何異議，而是認為：一、由東京都出面購島名不正、言不順，身為地方長官的石原不該越俎代庖；二、東京都市民繳納的稅金，應該用在市民的社會福利工作上，而不是去購買與市民生活沒有直接相關的島嶼。（《東京新聞》便是堅持這個觀點。）

　　那麼，購島工作應該由誰出面才合適呢？倒是力斥石原「偏激言論」之不當、貌似公允，以「自由派」為標榜的《朝日新聞》率先對「國有化」政策大開綠燈。在野田首相還未正式宣布「國有化」決定之前，該報就表示：如果是國家購島，還說得過去。在野田內閣決定購島計劃之後，該報的社論則勸誘中國；從長遠來看，這對中國也是有利的。其簡單的道理是，與其讓右翼政客石原借題鬧事，不如由日本國中央政府管理來得更為和平和穩定。

　　有趣的是，如此這般旨在促銷「國有化」計劃的輿論誘導很快在海外找到了市場和分銷商。

　　有曰：「這是一小撮右翼冀圖綁架中央政府，純為鬧劇，不必重視。」弦外之音是，多談了反而是中了愛鬧事的石原之計，變相壯大其聲勢。

　　有曰：釣魚島原本就控制在日本手裡，日本政府從私人手中將之轉為國有化，只是產權的轉移，與「主權」絲毫不相關，不必有過度的反應。

　　兩者的共同結論是：「處之泰然，可也。」　　有曰：地方右翼政府首腦石原與中央政府首相野田並非鐵板一塊，前者猛「攻」，後者位處守勢，雙方各有自己的立場和打算。兩者相權取其輕，「國有化」不失為阻止右翼政客奪島製造爭端，從而緩和中日摩擦的一項選擇。

　　意思是說，「開明」的《朝日新聞》等的主張，也不無道理。

掌握時機　一次到位

　　正是在上述「純為鬧劇，不足為懼」「野田首相左右為難」，和「國有化也有其正面作用」等輿論誘導的攻勢聲中，不少日本鷹派戰略家紛紛出謀獻策，主張當局把握時機，得寸進尺。其理論根據是百病叢生、難題堆積如山的北京此刻不可能採取強硬的政策，更遑論允許民眾上街示威抗議。道理很簡單，對於當局來說，特別是在十八大召開前夕，沒有什麼比維穩還要重要。

　　針對這些謀士的冒進主張，日本國內也有一些同樣出自日本「國益」的立場，也不反對行使「集團自衛權」，但卻擔心過於偏激的做法將使日本在外交上從主導地位轉為被動的官僚和學者（例如前外務省條約局長東鄉和彥等）。

　　他們認為當局一口否定中日兩國之間存有領土紛爭的說法，未免過於勉強，在國際社會欠缺說服力，也與日本要求韓國對竹島（韓國稱之為獨島，並否定日韓之間有領土紛爭）問題進行談判的立場自相矛盾。

　　但這些相對「穩重」與「洞察國際形勢」的「國際派」（實際上也是「國益派」）保守人士的看法並未受到重視。因為在野田政府及其智囊們看來，正如一名已故的日本「中國通」數年前鼓動小泉首相大膽參拜靖國神社時所持的立場與獻策一般：只要日本事前進行周密的安排，並做好心理準備，忍受得起與鄰國在一定期間關係的惡化，問題不會壞到哪裡去。

「大局為重」與「斗而不破」

　　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心和結論，自認為摸清中國底細的「中國通」深信，中國對日問題的思考，歸根結底，離不開「大局為重」與「斗而不破」的套路。所謂「大局為重」，在東京看來，其實就是能忍則忍，即「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至於「斗而不破」，則被他們解讀為隔靴搔癢，壞不到哪裡去的理論依據。 　　為此，這些謀士建議在領土問題（或者歷史問題）向前邁進一步的同時，堅持「政經分離」的政策，並加強外交與文化交流（滲透？）的工作。在他們看來，只要這三管（經濟、外交與文化）齊下，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石原、野田雙簧劇之所以越演越逼真，「中國通」的上述調查與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不過，在這回「9·11」的購島（「國有化」）之後，北京當局及中國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應不能不說是遠遠超乎野田政府及其智囊的意料。原本試圖遊說北京相信「國有化」對中國也有好處的《朝日新聞》，不得不驚呼「日中面臨最大的危機」，呼籲日本政治家在採取「毅然」態度的同時，傾其全力搞好外交工作。與此同時，不少日本主流媒體在刻意突出「反日」群眾「暴徒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憤怒的中國這回「真的生氣」。中國海洋局派出海監船巡航是一個例子，當局在一定程度上默許「理性愛國」的群眾遊行示威，以表達其不滿情緒是另一個例子。至於商務部官員表示「中國消費者有以理性方式表達其看法的權利」，更被敏感的日本評論家視為迄今為止日本佔盡便宜的「政經分離」美好時光可能就將一去不復返。儘管他們口口聲聲強調經濟制裁是「雙刃劍」，認為中國不致於動用這武器，但卻掩蓋不住他們對戰前「抵制日貨」時代的恐懼感。畢竟，已經「喪失了20年」的日本經濟經不起新一輪的經濟戰。

抨擊愛國教育與民族主義

　　為此，就像以往發生「反日」遊行時一樣，原本深信北京會以「大局為重」，採取克制態度的日本大眾傳媒齊聲聲討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讀賣新聞》的社論在歸咎於「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不禁向北京發出如下的警告：

　　「不買特定國家的產品，既違背自由貿易的原則，也對中國沒有好處。」同樣的，《東京新聞》也發表類似的論調：「反覆地說，利用愛國意識煽動反日是十分危險的，從大局著眼，也不符合中國領導層的利益。」

　　不僅如此，同家報館的一篇專欄文章還進一步指出：「如果無法將反日感情鎮靜化，自己也會被自己培育出來的怪物從內部腐蝕與破壞。中國領導層對這恐怖的後果應該是十分清楚的。」

　　說白了，期待北京「克制」的日本媒體此刻真正要說的話是：「怕亂」的北京怎麼這回忘記了「怕亂」的重要性及其道理，真令人百思莫解！

東京如何檢討「失誤」

　　但在明白了北京已將領土問題定位為「大局」及確認其態度並非兒戲而是十分「認真」與「嚴肅」之後，也有部分日本媒體在檢討野田外交之失誤。

　　有曰：失誤之一是「國有化」時間選擇的不當。一家大報的社論寫道：「日本政府也有應該反省之處。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但在國有化時間的選擇上，卻不能不說是欠缺深思熟慮。」

　　一來是，兩天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上才向野田首相表達其強烈反對「國有化」的態度，但野田首相一轉身就簽署「購島」合約。二來是，「國有化」簽約的日期與中國的「國恥紀念日」（「9·18」）太過接近，容易點燃反日之火焰。這是當局事前應該預想得到的事。　換句話說，在某些日本媒體看來，「國有化」政策本身並沒有錯，錯只是錯在不給胡主席面子，及「9·11」一周之後就是「9·18」。

　　有曰：失誤之二是在外交努力方面不到位。

　　在這一點上，呼籲當局加強展開外交工作的不僅僅是主流媒體和專家學者，日本政界人士當中持此看法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也許最令人感到意外，或者感到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來自自民黨總裁熱門候選人石原伸晃的下列一段談話：

　　「說政府（的國有化手法）『踩了老虎的尾巴』也許有些過分，但顯然並未與中國有充分的對話。當局應該在事前好好地和中國溝通。」

　　在這裡，說話態度和遣詞用字一向比其出口必傷人的老爸石原慎太郎柔和的石原伸晃，儼然忘記了購島雙簧劇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此刻在替他撐腰的乃父。也許，伸晃真的相信，只要好好向中國說明，說不準有人會同意「國有化」對中國也有好處的說法。（正如《朝日新聞》所期待一般。）

　　不過，從「9·11」到「9·18」中國官民通過各種方式強烈抗議，充分表達其衛土的決心之後，越來越多重視中日關係的日本人士不得不承認野田外交的失敗。它具體地體現在如下的兩個新動向。

　　其一是不少熟悉中日關係的日本人士，包括前高官，如自民黨政府前官房長官野中廣務，民主黨最高顧問、也是前財相藤井裕久等終於打破沉默，表達他們的憂慮。特別是對於當局一口否定中日兩國上一輩領導人「擱置爭議」的共識，並進而否定兩國間存有領土爭議的說法，不少發言者認為此舉既不符合事實，也不明智。

　　但認真分析，在批判野田的拙劣外交及承認兩國存有領土紛爭的日本人士當中，也有來自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一是真心希望中日回歸到1972年和1978年兩國領導人達致「擱置爭議」共識的原點，並主張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鄰國間的領土紛爭，從而化解這場危機者。二是在承認兩國「存有領土紛爭」的基礎上，主張以毅然態度堅持釣魚島是日本之國土，從而展開外交談判者。在領土問題上一向比任何政黨（包括自民黨和民主黨）還要「前衛」與「愛國」的日本共產黨，這回表態承認兩國存有領土紛爭，便是出自這樣的立場。

新「擱置爭議」論所爭何事

　　其二是試探與摸索新「擱置爭議」論的可能性。　　所謂新「擱置爭議」論，是指日本在北京默許其「國有化」的既成事實的基礎上，同意進一步加強實效統治的某些措施。倡議者多為日本的「穩健派」精英。據日本時事通訊社8月28日放出的風聲，針對釣魚島「國有化」問題，北京曾一度同意採取相對柔軟的對策。即只要日方答應在「國有化」之後維持現狀，遵守不登島，不在釣魚島海域進行資源調查及不在島上進行開發的「三不原則」，北京雖然會提出抗議，但將採取默許的態度。然而這個有可能被日方解讀為默許「進一步，退半步」的三不條件（其情況正如前年日本以「國內法」拘留中國漁船與漁民，最終則連船長也被迫釋放的措施一般），據說並不被決心一次到位的野田政府所接受。

　　但在「9·11」迄今諸多正面衝撞的博弈中，中日兩國可以說是已經撕破臉皮，各自做好最壞局面出現的心理準備。在這樣的新形勢下，積極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擔心日本在外交上位處下風的日本「穩健派」說客們正在試探北京接受「新擱置爭議論」的方案（包括此前日方刻意放出風聲的「三不條件」）的可能性。

　　針對日方以默許釣魚島「國有化」為前提的諸多「新擱置案」，長期以來習慣於「斗而不破」戰略，並將中日關係惡化的主因歸咎於「一小撮右翼勢力」的北京，會否輕易被東京「以柔克剛」的說客們所迷惑和打動？抑或藉此良機換個思維方式，以「大局」（領土問題）為重，突破「斗而不破」（反正臉皮已被撕破）的框框，反守為攻，堅持外交部反覆發表的聲明和原則，不承認「國有化」的所謂既成事實；即讓中國海監船的巡航與漁船到相關海域從事打撈漁業活動正常化、日常化，促使日方單方面宣稱的「沒有爭議」的東海紛爭，成為「有爭議的領土紛爭」的不爭事實。這顯然是接下來各方視線之所在，也是雙方這回過招，何者更勝一籌的試金石與分水嶺。

　　作者為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

點擊進入更多閲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