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軍：「建豐同志」的政治遺產

蔣經國逝世已經25載，這位被稱為「台灣威權政治的終結者，民主體制奠基人」的名字，25年前，或許不曾像現在這樣被兩岸人士頻繁提起。

　　盤點蔣經國的政治遺產，在人們心目中，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縱使島內藍綠對抗如此兩極化，蔣經國為何在民意調查中，始終是排名第一的領袖人物?他何以能備受台灣民眾肯定?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風燭殘年佝僂著坐在輪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臉浮腫得不成樣子的蔣經國，已不能親自宣讀「總統」致辭，只能聽著秘書長何宜武代讀。突然，台下有「國大代表」扯起白色橫幅沖著他大聲抗議，然後是更多人響應起鬨。他從沒想到，重申推進民主改革決心的「總統致辭」，得到的回應，竟然是台下急不可耐的民主人士喧嘩。在被手下擁離主席台前，他孤寂無力的雙眼朝著喧嘩嘈雜的方向停留片刻，說不出一句話，緩緩扭過頭去，滿臉的落寞茫然。

　　這是在島上擁有絕對權威的蔣經國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個鏡頭。時間定格在1987年12月25日的「行憲紀念」大會。19天後，他告別人世。

　　他剛剛拔出關著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戲劇性地目睹了專制強力統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嘩沸騰，領略了民主時代人們對舊權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顧。這是日後台灣社會場景的第一次預演，歷史為他安排的這次綵排，蔣經國茫然無以應對，無人知曉他那一刻心中的感受，無人知曉他是否擔心身後的評價。

　　一

　　1970年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時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在嚴密護送下抵達紐約廣場大飯店，在這裡四樓等著他的是「東亞——美國工商協會」的一場午宴和飯店外幾十個舉著橫幅的「台獨」分子——對這類稀稀拉拉的抗議，見慣了世面的蔣經國早已不以為意。

　　當他在簇擁下即將進入酒店旋轉門時，突然一穿風衣的男子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拔出手槍，緊挨刺客的美方便衣警察沙德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被一起制服。風衣刺客是1937年出生於台灣新竹的黃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讓我像一個台灣人一樣站起來!)被一群警察壓在身下的黃文雄，不斷從那些彪形大漢的身體里鑽出頭部或上半身，朝蔣經國大聲呼喊。他的妹夫鄭自才企圖上前營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黃文雄對台灣的「獨裁政權」恨之入骨，源於其老實巴交做公務員的父親黃耀輝在早年島內的「白色恐怖「中入獄，而「特務頭子」即蔣經國。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隨著冷戰加劇，利用獎學金從「自由陣營」的國家和地區招收吸引優秀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成了冷戰策略之一。1965年，黃文雄考取美國康奈爾大學社會研究所博士班。此後，在同樣在美留學的鄭自才等人的介紹下，成為「台獨聯盟」的一員。

　　雖然蔣經國神態從容鎮定：「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兩個被捕者不久就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交保獲釋。但「4·24槍擊事件」是蔣經國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險之一，尤其是「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也是當時站在旋轉門後方，親歷親聞這一場景的蔣經國無法忘記的一句話。

　　蔣在台灣公眾面前的形象，始終與牢牢掌握著軍警憲特力量的獨裁者無緣;相反，在公眾印象中，他樸素猶老農，豪邁如老兵，親民若鄉老，赤誠堪比苦行僧。他是一位可以與任何人握手，永遠滿面笑容，永遠與民同樂，能讓人認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獨裁者。

　　集權柄於一身的獨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蔣的勤政，並非事無巨細統攬大權的案牘批閱之勤，作為一個理想主義時代的前共產黨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層工作」的方法和意義;作為一個在中國大陸江山丟棄最後時刻曾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訓，他的體悟來得比旁人更深刻。

　　蔣經國的早年蘇俄經歷和其後蔣介石要其苦學儒家先賢大哲，使他身上有中國傳統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政思想，與列寧主義群眾路線結合醇化後的雙重特質。

　　1956年7月，台灣修筑西起台中縣谷關、東到花蓮太魯閣的東西橫貫公路，直到1960年通車時，參與工地建設的蔣經國與築路的「榮民」同甘苦。渴了，與工人一樣嘴對著水龍頭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餓了，隨手抓個饅頭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過大位後，在台灣各窮鄉僻壤探求民隱，常會脫下鞋子涉水而過。即使身遭患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視察時，依然會餓了直接向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

　　「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在那次一生最危險的遭遇之後，蔣經國經常自言自語。

　　二

　　與蔣介石敗退台灣後認為殺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訓之一不同，蔣經國認為，政權的穩固首先在民生。

　　蔣經國掌權後，於1974年提出包括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鐵路電氣化、大鋼廠、大造船廠、石化工業和核能電廠等振興台灣的「十大建設」，有些項目，今天看來也許無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進事業，無意中為台灣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

　　「十大建設」加上「新竹科學園區」，使台灣工業在世界市場取得了地位，國際社會稱許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台灣也進入「亞洲四小龍」的行列。這已成為今日台灣人描述那個時代的最好象徵。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灣人均GDP僅從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從1970年到蔣經國離世的1988年，近20年間的人均GDP已變成7097美元，1978年人均國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佔到41.9%。尤為難得的是，蔣經國主政年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隨經濟增長而加劇的情形，在幾乎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基尼係數一直低於0.3，中產階級佔全民總數51%。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蔣經國固非經濟內行，台灣經濟奇蹟亦不應過分歸功於他，而忘卻那個時代每個客廳都是工廠、每個家庭都參與「標會」融資的全民奮鬥。但蔣經國超拔任用大批留洋歸來的專家人才，為漸培台灣根本，也為政權從專政型政府過渡為服務型政府打下堅實基礎。他持之以恆的勤政更給那個時代所有台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蔣經國政府中有很多財經大員，如李國鼎、孫運璇等人，都擔任過「經濟部長」「財政部長」或「行政院長」，對建設台灣貢獻卓著，他們退休後，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手無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點兒顧問津貼過日子。

　　蔣經國的施政原則，政府幫助企業界賺錢，但官員不能和企業家「打成一片」，以維政治風氣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別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則。當時有位「立法委員」，是他莫斯科大學同學，平時會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應一銀行之請，掛名擔任董事長，蔣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不再往來，以免外界猜測他與金融界有何瓜葛。

　　蔣經國深知金融業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1981年底，「財政部長」徐立德接事時，蔣叮嚀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

　　1985年初，因官商勾結、坑害數千儲戶的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弊案」發生，牽扯到的大小官員達到200多人。假離婚案、夫妻財產分別登記案紛紛出現。也有債務人家屬，因不堪巨額負債的壓力而跳樓自殺。蔣經國得知此情後異常震怒，有人說：此案讓其看到的是整個國民黨權力核心以及中層黨工極度腐敗的真相。他在2月3日的高層首腦參加的軍事會談中強調：在經濟方面反對壟斷!反對特權!反對投機!對於「政府」官員涉入「十信弊案」及財政官員的錯誤做法，蔣經國再一次強調「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隨後，因「十信弊案」，前後任「財政部長」的徐立德和陸潤康雙雙解職，「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蔣彥士引咎辭職。

　　即便終生與蔣氏父子為敵的台灣學者李敖亦做過統計，1978年到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他竟進山21次。1980年，永安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慰問。

　　那是一個台灣全社會積極向上的振奮時代，企業的第一單海外業務，家庭添置的第一台電視機、第一台摩托，個人第一次到海外當觀光客，國民第一次分享到棒球隊奪得世界冠軍的揚眉吐氣……

　　三

　　蔣經國一直對「台灣人」這個稱呼深具戒心。

　　1949年，蔣氏父子兵敗大陸，退守台灣，蔣介石不思「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之訓，卻稱「過去一年，實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慘一年，惟自問一片虔誠，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誠，始終如一。」

　　不過，島上的民眾並沒有感受到兩蔣的「熱情赤誠」，一紙「戒嚴令」讓台灣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當然，長期戒嚴還有更重要的具體需要——那就是退居到台灣的國民黨，如同驚弓之鳥，不能承受任何政治上的風吹草動，要用手上掌握的一切工具壓制真實或想像的敵人。

　　最可怕的敵人，當然是海峽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因而戒嚴下主要的副產品，也就是對於「紅色思想與組織」的嚴密監控。在戒嚴下，國民黨採取了「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的神經質反應模式，到處調查、搜捕「匪諜」。

　　戒嚴時期常見的「匪諜無所不在」「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標語口號普及全島。台北新店溪畔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上海的龍華鎮、南京的雨花台。

　　從鄭成功時代開始，當台灣被光復時，只是個從大陸敗退力量對抗大陸的據點和重返大陸的跳板，兩岸一統時，台灣又是個可隨便讓與外人的化外之地。在長期孤懸海外的時代，淪為「二等公民」的台灣人稱自己為「亞細亞的孤兒」。

　　這次台灣光復，國民黨部隊的槍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記憶。事件中的高雄衝突，議長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國軍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區濫殺民眾的巡邏隊。其中一位民代大罵蔣介石，惹怒蔣系寵將彭孟緝，三位民代被當場槍斃，彭清靠也被捆綁入獄。

　　事後，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憶錄中說：「到了這個地步，父親甚至揚言為自己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能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傳自己是華人。」受父親影響，彭明敏後來成為「台獨教父」。

　　事件之後，一群又一群的民國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和家眷從基隆港下岸後，直接搬進台北後來被命名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總統」，下至「警總」，沒有一個人能聽懂台語，卻擁有這座小島上至高無上的權力，「外來政權」和「外省族群」從一開始就被貼上「原罪」的標籤。

　　子承父業的蔣經國深知台灣島內巨大的族群隔膜，當年剛遷台灣時，他的兒子蔣孝文與伴讀的同學一起進入一家以本省人為主的學校，結果被師生集體孤立，小小蔣原本成績不佳再加上語言不通，被迫轉到外省子弟為主的學校。

　　只把這裡當作「反攻大陸」跳板的兩蔣，對消除族群隔閡的重要性不以為意。

　　蔣經國低估了本省人的憤怒，他一面「清剿」島內的異議分子，以維護台北的正統地位，同時也強力壓制「台獨」分子。

　　從1960年代起，蔣經國就明白，「反共復國」已淪為無法實現的口號。但為壓制「台獨」，蔣經國多次公開以「我是台灣人」為抨擊對象。

　　蔣經國說：「有一個人去國外旅行，海關問他是不是中國人，他說：不是，我是台灣人。這算什麼?……今天我們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明明是黃帝的子孫，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可羞恥的事情嗎?」

　　他告誡台灣人：「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確定這一原則。」

　　儘管，國民黨政府宣稱「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70年代，國際社會拋棄了「中華民國」，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中華民國」，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現在，輪到蔣氏政權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但直到1978年，美國《讀者文摘》記者大衛·瑞德問蔣，選謝東閔做「副總統」，「是否會有更多台灣省籍的人擔任要職?」蔣經國依然回答說：「我提名謝東閔競選副總統時，從沒去想他的籍貫，我只知道他是中國人。事實上，在台灣的都是中國人，誠如謝先生所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只不過有些人來得早、有些人來得晚一點兒而已。」

　　雖然，檯面上依然保持著民族大義，但在美國遇刺的那一刻，深深地刺痛了蔣經國。他外表波瀾不驚，但那掠過頭頂的一槍，讓他聽懂了台灣本省人的聲音。而1973年，李光耀訪台時，李能用閩南語與台灣鄉民交談，更讓素來只通江浙國語的蔣經國感慨萬千。

　　1987年，蔣經國與12個「台籍耆老」談話時，身段已較當年大為柔軟：「我已經是台灣人。」在台灣住了近40年的蔣經國終於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四

　　「總統，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參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2時，睡夢中的蔣經國被侍從搖醒。時任美國駐台「大使」安克志宣讀卡特總統致蔣經國的信：台北時間16日上午10時，也就是7個多小時以後，卡特將宣布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次年1月1日起，開始建立外交關係。

　　突如其來的消息讓蔣經國大發雷霆，痛罵卡特不講信義：「我跟你美國是這麼親密朋友，怎麼可以7個半小時前通知我，又不許我宣布?我告訴你，我此刻就要宣布。」當天清晨，蔣經國即發表公開談話。

　　一度沉寂的島內言論伺機而起，蔣經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發「三項緊急處分事項」：全面加強軍事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此時的黨外人士受1977年「中壢事件」許信良勝選的鼓舞，蔣經國的決定讓他們感到「無法生存」的危機感。島內黨外人士攜中壢餘威，組成聯合戰線，《美麗島》雜誌成為黨外人士的變相機構。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幾乎所有《美麗島》雜誌社的核心人員都受到「軍法大審」，島內民憤激揚。

　　剛剛就任「總統」不到7個月的蔣經國遇到空前的執政危機。

　　20年前，時任《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的雷震先生也曾對蔣氏父子的統治發起挑戰，民間一片叫好。在蔣經國主導下，思想對戰首先發起，特務控制緊隨其後，軍法制裁奠定勝局。

　　1960年9月4日，蔣介石下令「警總」，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10月8日，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兩項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7年。出版了260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也正式停刊。

　　憑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建立起來的軍事獨裁統治，人民的權利所剩無幾，在政治專制化、政權一黨化、軍隊政黨化、社會警察化的狀況下，剩下的只有「蔣總統萬歲」的聲音，台灣進入「沉默的十年」。

　　再次遇到危機的蔣經國深知，對雷震等一小撮外省籍異議分子的手段，已無法用於本省人風起雲湧的政治訴求，「鎮壓」不是辦法，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

　　早在遷台之前，蔣介石就曾致電「台灣省主席」陳誠，要他多選拔素質高的台灣人擔任要職，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實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國民黨八屆四中全會，才有2名台籍人士進入中常會。

　　1975年，蔣經國就任國民黨主席，為了讓台籍人士進入體制內發展，盡量不讓體制外精英從事反政府活動，國民黨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灣人由3人增為5人;中央委員由98人增為128人，台灣人從7人增加到23名。

　　在黃文雄向蔣經國開槍的第二年，他的康奈爾大學校友、台灣本省人李登輝，因農業問題被蔣經國當面諮詢後，受邀加入國民黨，第三年，李登輝成了「行政院」政務委員，這個一貫安排退居二線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輝邁入政壇快速通道的起點。

　　與李登輝一起走上飛黃騰達之路的本省籍政治精英還有林洋港、吳伯雄、陳正雄等人。李登輝這批第三梯隊的本土幹部，因善於演講表達，被本地人稱為「吹台青」(會吹牛的台灣青年)。

　　「吹台青」畢竟是黨體制內的解決方法，只是部分解決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無法根本解決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權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這場「吹台青」運動，蔣經國還是放不下「大陸人為主、台灣人為輔」的原則，對台灣人開放地方政權，中央則只開放次要部門。同時，這些本土精英必須遵守國民黨黨內的規定，採用嚴格「梯隊」培養。

　　若有人耐不住論資排輩的煎熬，很容易就會與黨離心離德，與日後蘇共叛逆葉利欽頗為相似的許信良就是其中一個。

　　本省籍的許信良很早就被國民黨刻意栽培。1973年，在國民黨組織部部長李煥的推薦下，許信良獲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台灣省議員並順利當選，被列為黨內「第三梯隊」。

　　但許信良經常拒絕執行黨的政策，公開批評與反對當局的多項提案。1977年11月，因未獲省黨部提名，許信良不顧國民黨多次警告，回到家鄉桃園脫党參選桃園縣縣長。選舉中，國民黨涉嫌作弊被選民抓贓，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參與者高達2萬之眾，他們焚毀了中壢市(桃園縣的城區)警察局，燒毀鎮暴車、摩托車數十台。最終，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縣長，也因此與國民黨徹底決裂。

　　受「中壢事件」鼓舞，黨外聲勢上升，接下來又爆發了「美麗島事件」。

　　儘管「美麗島案」幾乎將黨外運動核心人物一網打盡，但審判過程中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更使國民黨聲名掃地。

　　蔣經國執政以來，台灣最值得炫耀的是政治安定和經濟繁榮，這「歸功於戒嚴法和嚴密的情治」，還有「經濟的高增長率」。但新興的中產階級和新生代選民卻根本不買「生活比過去更富裕」的賬，將政治改革熱情灌注於選舉，再不能容忍國民黨的「選舉威權」。

　　此時的國民黨，在日益高漲的黨外運動風潮中，像汪洋中一條破損的大船。

　　五

　　1986年9月28日，在一直是蔣經國接待外國政要「國賓館」的台北圓山大飯店內，剛剛被選為主席的游錫堃用顫抖的聲音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

　　數天前，蔣經國表示要解除已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消息傳出，生恐萬一蔣經國發生意外，形勢或許急轉直下的黨外人士，急不可耐地匆忙組黨。

　　「情治部門」立即向蔣經國呈上公然非法組黨的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深知此為大勢所趨，淡淡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制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完成這一步觀念的跨越，蔣經國用了近兩年時間。

　　1984年10月15日，《蔣經國傳》的作者、旅美華裔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1990年，其家屬獲得台灣當局145萬美元「人道賠償金」。——筆者注)在美國舊金山市郊住宅的汽車庫門前遇害，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此案，並對新聞界披露：此系台灣情治人員所為，蔣孝武難逃干係。全世界輿論立即指向蔣經國父子。

　　儘管幾年前，蔣孝武在其第一任妻子汪長詩負氣出走時，蔣經國派人攔下飛機，蔣孝武竟拔槍命令飛機起飛的粗野魯莽，讓蔣經國深感此兒不堪繼任大統，但多年來，蔣孝武一直按照接班人的路數在培養。

　　但是，「江南命案」徹底讓政權父子相傳的可能被擊得粉碎。

　　美國官方稱：「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絕不能容忍。」這是蔣經國第二次被美國人敲打。

　　1953年，蔣經國第一次踏上美國。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告訴蔣經國，他聽了一些美國駐台灣代表說，蔣將軍的手段「有點兒厲害。」當翻譯未將此意傳達給蔣經國後，杜勒斯又重複強調一次，並指明是蔣在處理安全事務上的手段，他建議在美國實地考察一下人權經驗。

　　蔣經國聽後只是喃喃自語，以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知道了」。

　　那時的蔣經國對美式民主那套頗不以為然，但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蔣經國不得不考慮未來的另一種選擇。

　　他專門詢問時任英語翻譯的馬英九，「戒嚴令」(martial law)一詞在英語世界的含義?馬英九答：「戒嚴」的英文意義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蔣經國連說：「我們沒有這樣啊!」

　　蔣經國深知，身負「獨裁者二世」及「外來政權」雙重原罪，若不行憲政，即使他比任何一個民主社會的政客更親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後留下一個守成的獨裁者的名聲都極難。

　　近在身邊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垮台、韓國獨裁者朴正熙的下場，迫使蔣經國在最後的時光為身後之世做出重大調整和安排。

　　六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女士等人就「民進黨」成立的採訪時說：「我不認為(反對黨)是一種挑戰。它只是政治過程中的一種現象。」

　　10月10日，他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

　　一直在時勢的擠壓下被迫讓步的蔣經國，開始轉而推動時勢。開放黨禁、報禁，令國民黨要人紛紛質疑，「國策顧問」沈昌煥乾脆點題道：「這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

　　蔣經國晚年對中國人真正的大貢獻，是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從此打開了兩岸隔絕數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後的「大三通」「兩會的對話」「九二共識」，以及和平發展的演進。

　　「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說。

　　於是，生怕錯過蔣經國這個突然歷史推動時刻的「民主進步黨」匆忙誕生。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實施時間最長的「戒嚴令」宣布解除，台灣人民真正擁有了自由組黨、結社、辦報辦刊的權利。開放報禁並非這位威權時代最後領袖的臨時起意，而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善意、寬容應對民間的政治訴求，經過深思熟慮後拆開了保守、仇恨壘築的禁錮，使朝野力量向良性互動博弈的方向發展。

　　是年11月9日，台北的深秋雖然闊葉樹木綠色依舊，但早晚已有些涼意。因數千名退役多年的「榮民」聚集在「行政院」大樓門前的水泥空地上請願而造成附近的交通癱瘓達8小時之久。

　　人所共知，台灣老兵退役後所以身為「榮民」，其中包含有他們對台灣建設揮灑的血汗：現在，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台灣，飛機降落的桃園機場、出機場到市區的高速公路、在市區移動的地鐵和抬頭仰望的台北101大樓等，都有「榮民」的印記。

　　…………

　　此時，正忍受著病魔錐心之痛的蔣經國在聽取了「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的彙報後指示：「政府與榮民的關係，絕非僅止於法而已，更重要的是情的關係。」停了一會兒，曾擔任過「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的蔣經國緩緩道：「你們有父母，他們也有父母。」

　　當天深夜，宋楚瑜偕同「文工會」主任戴瑞明，趕到「行政院」與「榮民」代表協商，僵局得以化解。

　　蔣經國是個從未有過民主社會經驗的人物，他不可能知曉自己從魔瓶中釋放出的民主會塑造怎樣的台灣，那個幽靈不可遏制、也無法再收回，是留給身後的人們用更長時間來完善實踐的巨大歷史遺產。

　　蔣經國在公共場合的最後一次露面，馬英九一直在他身邊揪心地盯著他，15年後，馬英九在《蔣經國時代的啟示》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經國先生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境，讓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20年後，馬英九大選中擊敗民進黨，為蔣經國那句「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賦予更深意味的詮釋。

　　1996年5月，為紀念那些推動歷史進步的新聞業殉職者，人們在華盛頓勒石立碑，江南是名列此碑的唯一華人。

　　因《蔣經國傳》殉身的江南，曾在書中評價蔣經國是「一位有良心的獨裁者」。

　　這位姓名被刻入紀念碑的歷史推動者，大約想不到，因他的死而觸動的蔣經國，也會成為一位歷史的推動者。只是蔣經國的名字沒有留在類似的紀念碑上。

　　七

　　1988年1月13日，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的蔣經國在落寞中病逝於台北市「七海官邸」。是日台灣，天氣晴朗，陽光和煦;台灣全島，鮮花售罄，一枝難求。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地在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如果說從前的台灣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話，那麼如今的台灣則多有「願景」和福祉。今日之台灣已不是某個家族或者某個社團的台灣，而是2300多萬台灣民眾的台灣。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按照自己的價值觀，稱台灣為「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如今，「裸體運行」的權力已經被關入法律的牢籠，鄭智化所抨擊的「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個首位因為貪腐案入獄的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被法律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8年6個月，併科罰金1.56億元(台幣)，罰金得易服勞役。2011年歲末，當無數炎黃子孫看到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總統」參選人的電視辯論直播，心中一定五味雜陳。

　　紫薇尚在，故人已去。無論台灣還有著這樣、那樣令人不滿意的地方，我們都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瀰漫著活力的社會，一個多元的社會。與人類無數民主歷程一樣，台灣的民主絕不僅僅是蔣經國良心發現的恩賜和施捨，而更多的是台灣民眾不屈不撓奮力抗爭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不僅是一個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責任，而且也是每一個有良心的公民的責任。

　　台灣TVBS電視台曾做過一次廣泛的民調，問他們誰是其心中最好的領導人?結果，蔣介石得票9%，蔣經國高達49%，李登輝12%，陳水扁8%。常被人誤解有「省籍情結」的台灣本地民眾，給李登輝的支持度不到蔣經國的四分之一，給陳水扁的只是小蔣的零頭。也有人說，蔣經國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來的歷史定位。夠資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記：歷史對他的任何記載，都是他自己寫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