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湘西文學中的悲劇美

沈從文湘西文學中的悲劇美

摘要：從沈先生的個人經歷和民族根源兩方面探討湘西小說產生憂鬱哀愁原因同時對作家運用的寫作方法來探討小說中的沖淡憂傷的悲劇美。

關鍵詞：沈從文、沖談憂傷、悲劇美

在人類進化的荒原上綻放著一朵朵美的悲劇釀成的苦難之花，作家則像終生勤勞的蜜蜂一般在開滿花朵的荒原上採摘著這一朵朵令人驚悸、攝人心魂的荊棘叢中的花朵。經過作家持之以恆的醞釀與創造，這些原始林莽中轉瞬即逝的嬌美之花便幻化為美的悲劇，成為人類自由想像的創造物，成為綻放著悲劇美的濃稠的花蜜。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非常獨特的作家，他所創作的湘西小說，以愛與美的悲劇性衝突作為小說的基本內容，以悲劇連環套式的循環結構作為小說的基本形式，以沖淡的小品散文的創作手法作為表現悲劇的基本手段，構成其悲劇藝術的完整的理論框架，形成了獨特的悲劇藝術。

沈從文對湘西這塊養育了他的母土愛得實在太深，他是以一顆仁厚之心，來看待和描寫這塊土地上的一切的。生命的莊嚴、人性的樸厚、人情的純美，是沈從文筆下永恆的主題；牧歌式的詩意和彌散其間的凄然美感，是沈從文文字獨有的風格。他所寫的都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夢、平凡的坎坷和平凡的哀歡，但卻有著非凡的魅力和非凡的美。

獨特的個人經歷

沈從文獨特的個人經歷對其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沈從文經歷了鄉村與城市兩個世界。沈從文的鄉村生活充滿了歡樂與哀愁。他經歷了溫馨的頑童生涯，在他的童年，湘西是靜、善、美的。但在這靜、善、美中，他也看到了痛苦殘忍的一幕。他九歲那年看到了屠殺，這給沈從文留下了永遠忘不了的印象，許多年疑問在他的幼小的心靈里泛起，「他們為什麼被砍？砍他們的人又為什麼」？沈家敗落後沈從文十五歲離家參軍入伍，在此後的五年多的時候里輾轉流徙於湘川黔三省邊境與長達千里的沅水流域，過了許多「不易設想的痛苦怕人生活」。[1]他見到的是殺人與被殺，人生表面的血與淚，他見的實在是太多了，以至後來他拿起筆描繪人生時，他不願將這表面的東西獻給讀者，他寧願往深處走。胸中的血與淚的現象淤塞過多，痛苦達到痛苦之後就是超痛苦，我們無法盡述其作品中的每一幅圖景所隱藏的沈從文的具體人生經歷第二痛苦，這種痛苦有些是他所不欲明言的。他說：「一切作品皆植於『人事』上面，一切偉大的作品皆必然貼近血肉人生。」

1923年，當青年的沈從文懷著背井離鄉的痛苦和對新的都市生活的希冀的矛盾的心情離開了家鄉告別了養育他二十年的湘西山水，由蜿蜒彎曲的鄉村小路走上通往現代都會的寬廣馬路。他走出大山的伊始，以「無產者」的身份來到北京，人生地不熟而又身無分文，沒有職業，饑寒交迫，因而內心充滿凄涼、失望、煩惱自不待言，唯一的出路是艱苦奮鬥，靠拚命寫作維持生活。他心裡不禁與故鄉貼得更近了。當他把目光投向鄉村時，他發現鄉村也並不是一塊「安定的綠洲」，那裡也到處充滿著「喧囂與騷動」。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有形的物質與無形的觀念已經侵染到湘西這片綠色的和平世界，並不斷加速著湘西的世風和人心的腐爛。1934年，沈從文回到故鄉湘西，在表面進步下覺察到了人們精神墮落的趨勢，「最明顯的是，即社會所保留的那正直樸素人情美，幾乎要消失無餘了，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2]許多時髦青年把上一輩尚保存的一點古風拋到九霄雲外，只一味追求現代物質文明。可這在湘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3]當前的農村與他童年時的農村相比，變得太多了，變化得令人心痛。他把痛苦埋在心底，極力鋪陳美好的湘西，平靜地敘述故事，他特別長於寄深情與真切的白描或優美的描寫中，寓悲憤與平淡甚至幽默之中。

欣賞沈從文小說的奇美：

沈從文筆下的這些湘西文字，毫無疑問屬於中國現代文學寶庫中最值得珍賞那一部分。雖然沈從文寫的是小說，是散文，但在那些奇偉美麗、嗅得出泥味和土香的文字中，似乎總有一脈與兩千年前的屈子氣息相承的東西。沈從文的文字是詩亦是畫，他的文章像畫出來的畫，無論寫人寫景，只幾筆就點出韻味和神髓。他總能用清新、自然、雋永的風格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令人難忘的錦鄉文章。細心的的讀者會發現，沈從文以湘西生活為題材物作品中，在其美麗、清新的山水畫中，平淡從容地描寫人、事中流露出一股憂鬱、哀愁的的情緒。這種悲劇則在鄉土地上散發出淡淡的哀愁，略帶憂傷、凝淚微笑，浸染著絕望中的希望。這種悲劇並非奇特，甚至於顯得過於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蓋不了內心的真誠。哀婉的歌聲不僅能夠唱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的懷舊之情；也能唱出「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的大徹大悟之曲。走近沈從文，你會感受到這種淡雅的哀婉情緒，領略到「美麗總是愁人的」嘆息。

在他的筆下，湘西的山水被描寫成一幅幅逼真美麗的山水畫：「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見底，深潭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的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全如浮在空氣里，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成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邊城》）「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淺水裡遊盪，不時又弓著身子，遠遠的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秋天來了，遍山坎上芭茅草開著白花。在微風裡輕輕的搖，都彷彿向人們招手似的說：「來，割我，有力氣的大哥，趁天氣好磨快了你的刀，快來割我，挑進城去，八百錢一擔，換半斤鹽好，換一斤肉也好，隨你的意。」（《貴生》）前者在對山川景物的靜態描寫中，展示出大自然的質樸、寧靜、溫馨，自然萬物之間的和諧融洽；後者在對山溪景色的動態描寫中，顯現出大自然強勁的生命力，人與自然的親密和諧，瀰漫著濃厚的「泛靈論」色彩。

而生活在這裡的湘西兒女善良質樸、誠懇謙和、慷慨無私，有著美好的人性。在作家的筆下，女人們美麗、善良、純潔、忠貞，充滿著靈性。在浪漫傳奇小說中，她們是黃牛寨主的三女兒（《龍朱》）、媚金（《媚金、豹子和那羊》）。到了你象徵抒情小說中，這類原形成了翠翠、三三、夭夭、阿黑。她們溫柔美麗、天真純潔、謙和多情。如沈從文寫翠翠：「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和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的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邊城》）。」夭夭則「因為在一家史弟姊妹中年齡最小，一家人幾事都對她讓步，但她卻乖巧而謙虛，不佔先強，心性天真而柔和，所以顯得更加動人憐愛，更得人讚美（《長河》）」。寫男子，勇敢剛毅，謙遜豁達，是完美的化身，作家把他們比作獅子、豹子。他們「美麗強壯如獅子、溫和謙馴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力，是光，種種比譬全是為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則與美一樣，得比平常人都多」（《龍朱》））。在《邊城》中的儺送，天保兩兄弟，小說中稱他們「結實如小公牛」，「幾從小鄉城裡出生的年輕人所能夠作的事，他們無一不作，作去無一不精。年紀較長的性情如他爸爸一樣，豪放豁達不拘常套小節，年幼的氣質近於那個白臉黑髮的母親，不愛說話，眼眉卻秀拔出群。一望即知為人聰明而又富於感情。」他們「既學得了做人的勇氣與義氣，又和氣親人，、驕情、不浮華、不倚勢凌人」。

而，在人和人之間他們的關係也是如此的和諧，湘西人民對人總是熱情、慷慨的，不論是對親戚同鄉、朋友熟人，還是對外鄉的陌生人都是這樣，《長河》中的藤長順等人，在勤勞致富後，並沒有忘了父老鄉親，請來了清浦市的戲班子到呂家坪唱戲，與鄉鄰同樂。

美，有時總不免叫人傷心。美麗的湘西依舊，悠遠的的歷史尚存，可古老的文化卻面臨著挑戰。湘西的風景依舊，但這裡的靜謐被打破了，恬淡的民風與古樸的、淳厚、熱情正直的民情被顛覆了。沈從文信奉的「人性」將無處供俸，他的社會理想在湘西的幻化也將成為泡影。沈從文無法迴避這殘酷的現實。也許他太鍾愛這樣的人生，鍾愛安靜、古樸、美麗的湘西世界，他在作品中避開了殘酷的顯示，避開了激烈的嚴詞，而是用極冷靜的手法將其輕輕掠過，在情景交融的境界里，娓娓敘述，在美麗的文字里隱含憂鬱，間雜憂愁。如他筆下的《邊城》描寫了一個田園牧歌式的理想世界，那裡的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常年溪水如鏡，河水中游魚可見，岸邊的吊腳樓、碾坊、竹篁、白塔……這是一幅寧靜平和的自然之景。這裡的民風純樸，人性善良，即使做妓女的也永遠那麼「渾厚「。而作為小說情節主線的翠翠與天保、儺送的愛情，則更是那麼純真潔凈。天保、儺送兩兄弟勤勞、熱情、勇敢、善良，他們同時愛著翠翠對自己的愛情存著執著的追求，但沒有爭奪與仇恨，也沒有絲毫功利。為了弟弟，天保放棄了自己的愛，毅然出走以成全弟弟的心愿。而弟弟在」碾墳「與」渡船「的選擇（實際是金錢與愛情的選擇）中，毅然選擇了渡船。翠翠是一個純真的少女，她的母親在十幾年前愛上了一個士兵並懷上了她，翠翠的爺爺沒有說過一句重話。士兵顧及軍人的名譽，無法與翠翠的母親結婚，陷於兩難的境地，只好自殺。母親在生下了翠翠之後也因此徇情。這在爺爺的心頭，無疑是難消的痛楚。在女兒去世後，他把對女兒的愛全部傾注在翠翠身上，他終身的願望就是要讓翠翠幸福，對翠翠的婚事，他願意讓翠翠自己作主。可是爺爺隱隱約約地感到母女二人共同的命運，他為此而耽憂著。天保的遇難，使順順家誤解了爺，儺送也以為他做事「彎彎曲曲」而對他冷淡，爺爺為了讓翠翠對自己的命運的自主而陷入了不為人所理解的孤獨之中。這些耽憂與孤獨無助，最終使他精神崩潰，猝然死去。小說最後寫到：「使翠翠在睡夢裡的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輕人，還不曾回到茶峒中來，（儺送的哥哥死後，儺送也出走了），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7]可憐的的翠翠在爺死去後的日子裡，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哭了一個晚上，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著儺送的歸來。汪曾祺認為：「《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是後面隱伏著作者很深的悲劇感。」[4]小說中善良的人們無法彼此溝通，更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即使是有抗爭意識的儺送與翠翠也陷入了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愛情難以實現的憂鬱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人心的孤獨、潛意識中社會對「磨坊」的認同，構成了《邊城》中冷酷的現實，而對自身命運的無從把握，也正是悲劇的根源。

從民族根源欣賞沈從文作品的悲劇美：

悲劇是體現人類價值的最高形式。悲劇是以一種極其嚴肅的態度探索人在現實世界生存和鬥爭的地位和意義的藝術形式，它以表現人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及其悲慘結局以及在精神方面的超越為基本特點，它關注的是人的生存處境與精神存在狀態。悲劇實際上是對人的一種精神價值肯定，是人的精神探索與歷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由於種種因素存在，中國和西方的悲劇觀念在內涵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西方的思想傳統是將宇宙、自然完全看作是人的對立存在，人類面對著強大的對立物產生出的壓抑和悲痛感深刻而強烈，悲劇在激烈的矛盾衝突和不可抗拒的毀滅結局中凸現出人在精神方面的意義和價值，從而完成人的精神的悲劇性張揚，使人的精神得到價值和意義的肯定，西方傳統的典型悲劇一般稱作「崇高型悲劇」或「超越型悲劇」。

中國則不同，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觀念主要是情感性的精神體悟，是一種表面和諧的深水暗流般的內在精神衝突。中國知識分子在與宇宙、自然、生命抗爭的同時，更多的是去關懷宇宙、自然和生命，用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悲劇意識和精神超越。中國的悲劇主要是作為人格、情感和精神層面上的悲劇。因此，有人把中國古代的傳統悲劇稱為「忍耐型悲劇」。

然而，當我們分析沈從文小說中的悲劇時，卻難於將其歸入這二類之中。他的悲劇總是縈繞著一種外在和諧的抒情氛圍，總是以一種悲憫的情懷對人的生存和命運進行著思考和關懷，對人的生存狀態和現存文化形態做著理性的思考。那是屬於「無事的悲劇」，既沒有人與外在事物的對抗，也沒有人精神世界自我的對抗。沈從文小說的悲劇意識，表現為一種貫穿作品始終的悲憫情懷，自然而然化入敘述和情節的哀惋情調，以及整體呈現出詩意抒情的悲憫美。

沈從文筆下的這種悲劇，不是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悲劇，他筆下的人物也不是盜取天火的普羅米修斯。這種悲劇也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他筆下的人物也不是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和同時代許多認真描繪現實景況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而和那些對自己的印象世界有明確分析的作家又不同，吸引他的主要是一種朦朧的感覺，一種如薄霧般飄忽的心境，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白的情緒。他的悲劇，不是以丑對美的或以惡對善的暫時性壓倒為標誌，不是美與丑、善與惡的赤裸裸的對壘，而是同一層面上美與美的不協調，善與善的不吻合、誤解和誤會的無法消除而造成的。從本質上分析的話我們可以說，這種悲劇的形成在於個體生命與群體社會的衝突個人在這種悲劇中實際上是被異化了的，而造成這種異化的則是社會歷史長期以來積澱下來的習俗、觀念對個體生命的束縛和摧殘，例如童養媳制度、沉潭風俗等等。

作為童養媳的蕭蕭到了情竇初開的年紀而丈夫卻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她在「大膀子」花狗引誘下失身懷孕，事發之後便面臨被沉潭的噩運，沉潭不成便等候發賣，而因生下個男孩僥倖獲得在家生活下去的權利（《蕭蕭》）。天造地設的一對男女主人公從春天愛到秋天，最後在「在忘我的行為中，失去了一切節制約束行為的能力，各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對方的力，得到了對方的愛，得到了把另一個靈魂互相交換移入自己心中最深處的滿足」，醒來之後卻必須去面對女子與第二個男了戀愛結婚的魔鬼習俗，雙雙吞下同命葯共赴黃泉（《月下小景》）。這些正常個體生命的追求都受到了來自社會的壓力因此而構成了悲劇，但在作者總冷靜的敘述過程中，目光似乎放得更長遠了，在不經意的描述中去挖掘歷史根源，而不是僅僅局限在對眼前出現的事件的血淚控訴之中。沈從文的這種悲劇作品，不會讓人感到恐懼，也不會讓讀者徹底陷入作者鋪設的慘痛情節中而不能自拔，但卻發人深思，啟迪智慧，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追問一下所有這些事件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沈從文在構成其悲劇的許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筆墨，集中地描繪了美與美的衝突。無論是個體生命內部還是個體生命之間美的相互碰撞、糾結直至毀滅，都體現出了美的情慷、美的意蘊、美的追求，並在美的悲劇中張揚健康、自然、優美的人情人性，譜寫出了一曲曲美的輓歌。《邊城》里的二老一下便陷人了兩難境地，無法做出選擇。正因其無法選擇，才使淳樸的人情美與人性美煥發出了光輝，使悲哀只變成了那麼一脈細細的愁情，而悲劇則如一個凝淚的微笑般動人，這種悲劇的美便造成了美的悲劇。同樣，在《媚金、豹子與那羊》 中，男主人公豹子陷人了守信與守時的兩難境地。到了約會時間還沒有找到答應要送給愛人的禮物，不帶禮物去赴約是失信，找到禮物再去赴約則是失時，最後為了守信而失時，釀成了愛情悲劇。在個體生命內部所追求的兩種美的悲劇衝突里，作者熱情頌揚了男女主人公對堅貞愛情的純潔信仰。基於作者愛與美的創作觀，走進沈從文筆下的人物都是經過嚴格過濾、提純出來的人物，這些人物分別代表了不同類型的真善美。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當許多人都致力於描繪歷史運動和人生苦難之類具體明確的社會現象的時候，他卻在那裡費勁地企圖表現個人的一種情緒。但正是這種情緒的表現體現出一種特有的美，而詩意的沉醉則表現出了湘西人民質樸的美。然而，並不是任意的兩種美都能完滿地給合在一起，當這些獨立的生命個體被親情、愛情、友情聯繫起來的時候，美與美的摩擦與不協調就可以看出來了。而這種不協調景象的描述同時還體現了沈從文創作中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可以從他自己的生活過程、從他的閱歷與生平中得到說明。老船夫典型的鄉下人式的狡猾引起船總一家人的不愉快，天保向翠翠求婚的失敗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美向另一種美的靠攏，但是卻無法協調，翠翠欣賞的是多情的二老。這一系列美與美的衝突導致大老的意外死亡，從而引起了翠翠與二老之間的愛情悲劇。此外，如果《三三》 中那個來鄉下養病的青年也可以被界定為美的話，那麼《 三三》 的悲劇則在於生死拉開了兩個生命個體之間的距離。愛情就像一個還沒來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檬糊而綺麗的夢，倏忽之間就輕輕地綳斷了，剩下的只有淡淡的惘然與哀愁，這種惘然與哀愁便構成了美與美之間的不協調。然而，這種美的不協調不僅僅是藝術作品中所描述出來的不協調，同時也隱隱地透露出沈從文自身的矛盾心境。沈從文的筆下經常出現的景物是明山綠水，優美的自然景物映襯著優美的人情，給小說憑添了幾分牧歌式的抒情情調，使小說具有了詩的意境與氛圍。人們在對這種自然景色美的領略欣賞中，很容易便忽略了在這麼美的環境中發生的還是一幕幕悲劇，自然景物實際上是作者用以淡化悲劇情感的一種手段、方式；利用它，作者可以創造一種清清淡淡、哀而不傷的悲劇氛圍。例如沈從文筆下的月亮，絕不似張愛玲筆下的陰暗冷清，而是溫柔清亮。「月光淡淡的灑滿了各處，如一首寓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在如詩的月光的照耀下，那一對殉情的小戀人的死也消解了苦難與哀痛，顯示出一種從容自若的優美與超脫（《月下小景》》。

夢是沈從文常用來沖淡悲劇情感的一種手法。三翠「睡到了，就做夢，夢到溪里捉魚，到山上拾菌子，到田裡撿禾線，到菜園裡放風箏。那全是不時做女兒時的事的重現。日里她快樂，在夢中她也是快樂的，在夢中，她把推磨的事忘掉了，把其餘許多在日里做來覺得很費神的事也忘掉了（《一個女人》 ）。」蕭蕭做夢則夢到女學生，夢到自己與她們並排走路，夢見汽車像穀倉一樣（《 蕭蕭》 ）。翠翠在夢中也被優美的歌聲浮了起來，到對面的高崖上采了一大把虎耳草（《邊城》 ），這些形形色色的夢，增添了鄉下女孩子生活中的色彩，在單調而繁瑣的日常生活的負累里，給了她們一些快樂，一些朦朧的嚮往和憧憬。因為有了夢，現實生活的苦難顯得微不足道了，卻在悲苦麻木的生存狀態里注入了些微的活力同希望。這些夢，無論是對過去生活的眷顧，還是對未來生活的想像，都是作為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存在，給悲劇作品本身憑添了幾分溫情，少許亮色。沈從文總是以一種小品散文的筆法來寫他的悲劇，用散文化的語言將人物的悲苦一筆帶過。「婆婆雖然生來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給蕭蕭暴長的機會都剪去了，但鄉下的日頭同空氣都幫助人長大，卻不是折磨可以阻攔得住」（《蕭蕭》 ），因散文語言的舒緩而消解了很大一部分悲劇性，但仔細地品下去，卻又能嘗出濃茶似的清澀遠苦。此外，沈從文還擅長把集中的悲劇意識利用散文筆法，化解到文章的各處中去，夾藏在美的景物人情之中，從總體上形成一條不亂的神絲，於具體卻又無傷大美，《邊城》中翠翠倆母女共同的命運，從中我們很明顯就能感受到作者那種濃重得化解不開的悲劇宿命意識，但是由於作者採用了小品散文的創作手法把它們分拆開來與優美的大清風格混合到一起去表現，使其變成了一條潛流，因此使《邊城》 的悲劇少了一些沉重，多了一些空靈，形成了一種近似透明的憂傷彌散開來的悲劇氛圍。明媚亮麗的景色、似斷還續的夢境，這是沈從文創設悲劇氛圍的常見手法。這種手法使得他筆下的悲劇變得飄逸遼遠。情感既已被淡化，悲劇也就變得哀而不傷。世間萬物中，最讓人敬畏的是「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德國哲學家康德曾經如是說。而在沈從文的筆下，這種頭上的星空化作了湘西美麗的鄉間景色，心中的道德律則化作了筆下主人公的似乎自相矛盾的行為舉止。為了這種道德律，主人公陷自己於二律背反之中；而在這種矛盾的衝突背景之中，悲劇氣氛得以層層展開、循環往複，最後化作了中國文學史上一道別開生面的瑰麗場景。在西方文學史上，彌爾頓曾把憂鬱稱為神聖，雪萊也說：「哀傷的思緒是最美的歌」。今天，《失樂園》的作者早已遁人星空，《 西風頌》 的作者也早已化作長風，但他們留下的著作卻依然閃爍著熠熠的光芒。哀傷和憂鬱的情緒是人類的天性，把這種天性在文學作品中再現出來，讓瞬間的美化為永恆，則只有通過高超的作家之筆才能實現；在這一點上，沈從文在中國文壇上堪稱一流。但神來之筆並非上天的恩賜，而是靠作者血淚的澆灌。沈從文在《新文人與新文學》 中說社會「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倒是能將文學當成一種宗教，自己存心作殉道者，不逃避當前社會作人的責任，把他的工作，擱在那個俗氣荒唐對未來世界有新憧憬，不怕一切很頑固單純努力下去的人，這種人才算有志於『文學』, 不是預備作『候選文人』的。」他一生的創作恰恰就是他為文學事業殉道的一生，同時也為他的這一段話做了最好的註腳。作家對愛與美，對生命，對純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他在探索著個體生命的種種問題的同時也密切關注著人類社會現存的缺陷及發展全景，形成一種對全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和憂患意識。這種終極關懷和憂患意識被作家通過他的小說展現出來，就形成了小說獨特的悲劇藝術。

沈從文以愛與美的悲劇性衝突作為小說的基本內容，以連環套式的循環結構作為小說的基本形式，以沖淡的小品散文的創作手法作為表現悲劇的基本手段，從而構成了其悲劇藝術的完整的理論框架。因此，他所創作的悲劇突破了傳統意義上悲劇的定義，在悲劇創作上開闢了一條新路，在兩極之間的平衡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不僅僅停留在批判鄉土文化的落後面上，而是更深人地開掘出鄉土文化中積澱下的優良品質，熱情歌頌純潔的人情和健全的人性，給我們建構一種理想的人生形式；在悲劇的後面，不是要使人們感受到痛苦惋惜，而是要由此看到民族的堅忍和耐力，看到生存下去的希望，一如他自己所說：「一個偉大的人，必需使自己靈魂在人事中『調和』，把哀樂愛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節制它… … 他不輕視，只悲憫。他必須柔和一點，寬容一點。」（《 給某作家》 ）正是這點柔和，正是這點寬容，使這位湘西之子的鄉土小說消解了悲痛的力量，在美的悲劇中讓人體驗到超絕的美，並讓這種悲劇的美轉化為讀者的靈魂和血脈。作家正是用這種美麗與憂傷慢慢地刺激著我們的感覺，觸動著我們的心弦，所謂「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沈從文的憂思與悲涼化為一段段凄婉而清麗的調悵，如煙人霧，縷縷縈繞在其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