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陶淵明的年壽問題

在李唐以前的詩人中，陶淵明的生平是最為複雜的。如被朱自清先生稱之為「此六者皆犖犖大端」[1]的名字、年號甲子、居址、出處、世系、年歲等，至今仍是眾說紛紜，難斷甲乙。以其年壽為例，自劉宋以降，即有六十三歲、七十六歲、五十六歲、五十二歲、六十餘歲諸說。持六十三歲說者乃肇始於沈約《宋書·陶潛傳》，梁啟超《陶淵明年譜》[2]則首發其難而創五十六說。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3]從梁說。七十六說者為宋人張糹寅 在《吳譜辯證》[4]中最先提出，清人黃璋等則從之不疑，但梁《譜》認為是說亦不能成立。宋雲彬《陶淵明年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為《宋書·陶潛傳》的六十三歲說「蓋無明據」，其齡當在「六十歲左右」。[5]古直《陶靖節年譜》[6]首倡五十二歲說。賴義輝《陶淵明生平事迹及其歲數新考》[7]，雖然認為古《譜》所用證據皆不可能成立，但其從新的材料上證實陶淵明年壽仍為五十二歲，與古《譜》之說偶合。

又逮欽立《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以下簡稱《系年》） [8]雖從六十三歲之說，然其前此所撰之《陶淵明年譜稿》卻贊同古《譜》的五十二說。固然，《系年》的六十三歲說在材料上雖採用了「舊瓶裝新酒」之舉，但其中的矛盾與疑竇卻是舉不勝舉。如《系年》在義熙十一年內認為陶淵明三十五歲時始生長子阿舒（儼），而於太元十九年陶淵明三十歲時則說：「是年喪妻。」如此，就表明阿舒乃為陶淵明的繼室翟氏所生。其實，這種說法與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的記載是大違其背的。《疏》云：「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這裡的「不同生」與「共父之人」，已極明白地告訴我們，陶儼是非翟氏所生而為陶淵明的元配所生。至於《系年》為成六十三歲說而臆改「閑居三十載」為「閑居三二載」，解釋「一去三十年」為「一去十年」等等，更屬無根之談。由是看來，中華書局編輯部在《陶淵明集·出版說明》一文中，指出逮欽立對《陶淵明集》的注釋，以及對陶淵明生平與詩文的系年多為「偏頗之語」的批評，是既為中肯又頗為中的的。

以上的情況表明，陶淵明的年壽自劉宋迄今存在於學術界的種種說法，都是很難成立的，而其生平也就由此構成了一道文學史上的難解之題。本節意在以陶淵明的宦歷為審視點，結合有關材料，對其年壽、生年試作一次新的探求。

一、陶淵明年壽考論

對於陶淵明的宦歷，首載者乃為沈約的《宋書·陶潛傳》，其有云：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贏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以為彭澤令，即日解印綬去職。……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9]

從這段文字可知，陶淵明在解州祭酒後與「復為鎮軍、建威參軍」之間，有著一段生平中的時間空白，而沈約對此則僅以「躬耕自資，遂抱贏疾」八字搪塞之。事實上，沈約的這種作法是不可取的。按陶集中有《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這詩表明，陶淵明一度曾在「上京」家居「六載」之久。但對於詩中「上京」之所指，說者有三，即栗里、京都建康、上荊（即荊州）。按栗里在廬山，與柴桑近在咫尺，來去可當日往返，若陶淵明在彼居「六載」後還柴桑「舊居」，其何得有「惻愴多所悲」之境況呢？更何況將「上京」作為廬山之一里名者，乃始於淳熙十二年宋人朱端章的《南康志》，以宋人之著述來作為對東晉時期的「上京」的考證材料，這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所謂考證之大忌者，此即其一也。將「上京」箋作「上荊」即荊州者，為梁啟超《陶淵明年譜》所首倡，然是說與陶集中它處的「上京」之用，則迥不相符。如《答龐參軍》詩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又是詩之序云：「從江陵使上都，過尋陽見贈。」顯而易見，「上京」所指非「上荊」而為京師建康無疑。

陶淵明為什麼居「上京」？又於何時居「上京」？對此，以前的諸多年譜大都將其與《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聯繫起來考察。如逮欽立校注本《陶淵明集》即認為：「劉裕起事在京口，並在此坐鎮，京口在晉陵丹徒縣，曲阿在晉陵曲阿縣，彼此相距甚近。」其實，這種說法是大有間題的。按劉裕為鎮軍參軍，事在興元三年（公元404年），歷《還舊居》的「六載」為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410年），屆時，陶淵明辭彭澤令已為數載，何得仍居「上京」而「去還歸」呢？此則表明，是說之為誤，乃是不言而喻的。又有論者以為鎮軍將軍即劉牢之，但劉牢之一生不曾供此職，可見，是說也是無法成立的。考陶集《飲酒》其十有云：「在昔曾遠遊，直至東南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擬古》其二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又其八云：「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其二云：「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這些詩句表明，在陶淵明的生平中，曾有過一段「遠遊東南隅」的經歷，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題，又點明他此行「還舊居」的時間為「庚子歲」（公元400年），以此上推「六載」，則其始游「東南隅」乃為晉簡文帝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據此可知，陶淵明所謂居「上京」六年者，蓋乃指他進行了一次以京師建康為中心而長達六年之久的東南漫遊，時間則為公元395年至公元400年。又據「久游戀所生」五字，知陶淵明「庚子歲五月」的此行之所以從京師還柴桑者，蓋為挂念在「舊居」的「所生」即老母故也。而此期，陶淵明的「家叔「陶夔正在京師任太常卿，其之漫遊「東南隅」，當與陶夔任職京師不無關聯。

陶淵明歸家柴桑未久，即「投耒去學仕」，開始了對功名的專意謀取。時年為二十九歲，這有《飲酒》第十九首中的「行行向立年」五字可證。這就是說，陶淵明二十九歲時乃在「庚子歲」即晉安帝隆安四年之後。而據我們的考察，這個「之後」實際上只有兩年的時間（詳後），如此，「庚子歲」陶淵明就為二十七歲，推之則其生年乃在公元374年，也就是晉孝武帝永康二年。顏延之《陶徵士誄》云：「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元嘉四年為公元427年，以此計之，可知陶淵明的年壽為五十四歲。

陶淵明的年壽不過六十，顏延之《陶徵士誄》早有記載，云：「年在中身……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10]其中「中身」，乃典出《書·無逸》中之「文王受命惟中身」，即五十歲之謂也。然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一文注此引《偽孔傳》云：『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全數，不必即指五十也。」按朱說乃誤。若「全數」不必即指「五十」而為「六十」或者「七十」，其顯然是不符合「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之本意的，蓋因「五十」以外的任何「全數」，均不能視為文王即位的代年歲之詞故也。通欽立《陶淵明集·跋》對此又另創新說，認為：「中身不一定是指五十多歲。如《晉書·陸玩傳》說：『臣已盈六十之年。』『又上表曰：臣年中壽，終命歸全，將復何恨。薨年六十四。』可見在晉人眼裡，六十以上亦可稱中壽或中身。」

按「中身」並不等同於「中壽」，逯《跋》在這裡因不明此而混淆了兩詞的概念。如前所述，「中身」典出《書·無逸》，在這裡為年歲五十代指的專用詞，而「中壽」則因時代之不同其所指也就不同，這是絕對不能與「中身」相提並論的。如《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疏云：「中壽百。」而《莊子·盜拓篇》以「中壽」為八十，《淮南子·原道》以「中壽」為七十，《呂氏春秋·安死》則以「中壽」為六十。晉人將「中壽」作六十者，除《晉書·陸玩傳》外，尚可在葛洪的《抱朴子·至理》等著述中找到例子。可見，「中壽」作為年齡的代名詞乃為一種「可變之物」，而「中身」作為年齡的代名詞，因典出《書·無逸》，就只能專指五十而言。逮《跋》未明二者間的各自之真諦，擅作斯說，實謬之甚也。

其實，陶淵明壽不過六十，我們從他與顏延之的交往關係中亦可窺知。蕭統《陶淵明傳》云：「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尋陽，日造淵明飲焉。」[11]這一記載告知我們，顏延之曾兩次在尋陽與陶淵明過從，一為任劉柳後軍功曹時，一為任始安太守途經尋陽之際。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史無明載，清人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考訂在義熙十年至十二年之間，可從。按顏延之生於晉太元九年甲申（公元384年），至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為三十二歲，陶淵明的生年若以上考公元374年計之，屆時為四十二歲，較顏延之年長十歲。否則，如持六十三歲說者所言，陶淵明義熙十一年為五十二歲，乃長顏延之二十歲，二人在年齡上的距離竟為一代人之隔，如此「情款「，豈可理喻？

二、陶淵明生年稽考

陶淵明的年壽既然不可過六十，那麼，本文上考其「庚子歲」為二十七歲究竟有無可靠的材料證明呢？下面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考察。

（一）上引《宋書·陶潛傳》云：「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又云：「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陶淵明為江州祭酒，從宋人王質的《栗里譜》到今人王瑤注釋的《陶淵明集》，以及途欽立《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廖仲安《陶淵明》等著述，皆認為乃在他二十九歲之時，所依證據，便是《飲酒》第十九首中的「投

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兩句。按「學仕」一詞雖從《論語》「學而優則仕」化出，但後者所強調的是「學」，只有「優」才能為「仕」，而非「優」者是不能入仕的，所以，「學仕」非如舊注所釋為「已入仕」、「從政」、「做官」之類意，而是指謀取功名言，這有陶淵明的《祭從弟敬遠文》為證。是文云：「余償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這十二個字，是陶淵明在義熙七年對昔時「流浪」生活的回憶，其中「無成」一詞，便是「學仕」為謀取功名的佐證。若「學仕」為「已入仕」或者「從政」與「做官」，則「流浪無成」就不可理喻。明乎此，知「是時向立年」等，是不能用來證明陶淵明任江州祭酒乃在他二十九歲之時的。

那麼，陶淵明的「起為江州祭酉」 又究竟在哪一年呢？我們認為，《宋書·陶潛傳》的「弱年簿宦」對此作了明確記載，即其為江州祭酒必在二十歲無疑。以陶淵明年壽五十四歲推之，知其二十歲時乃為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據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12]，屆時的江州刺史為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晉書·王羲之傳》云：「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13]則王凝之乃為一個「彌篤」的五斗米道徒。當時的江州刺史既為王凝之，那麼，陶淵明在王凝之州幕供祭酒之職即可遽斷。至此，我們即可明白，《晉書·陶潛傳》所載陶淵明「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云云，所指非為傳統而又流行的奉祿說，而是說陶淵明不能折腰於如王凝之這樣的一個五斗米道徒。但有論者認為，《晉書》乃唐人所撰，材料來自蕭統的《陶淵明傳》而又有所改變，當以蕭《傳》為準。按二《傳》所不同者，唯蕭《傳》於「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云云的後面，有「即日解緩去職，賦《歸去來》」一句，持論者即據此，認為陶淵明當時所說這番話者，非為供職江州祭酒而為彭澤縣令。其實，蕭統的《陶淵明傳》此載是頗為錯誤的。按陶淵明辭彭澤縣令，事在義熙元年，原因乃為胞妹病卒武昌故，對此，其《歸去來兮辭》的序文有明確記載：「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即明證。

由上可見，陶淵明一生曾兩次辭職，一為太元十八年的辭江州祭酒，原因為不願折腰於王凝之這樣的一個五斗米道徒；一為義熙元年的辭彭澤令，原因為「程氏妹喪於武昌」的緣故。而前者，又與《宋書》的「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極為扣合。正因為陶淵明在他二十歲時不願與五斗米道徒王凝之為伍，故當「州召主薄」時，他即以「不就」而罷之。對於以上史實，逯欽立《系年》亦已注意，然因其迷信陶淵明的年壽為六十三歲說而系之於他二十九歲之時，因而就產生了與「弱年搏宦」無法關聯的矛盾。對於這一無可避免而又無法解決的矛盾，《系年》又不得不以避而不談的方法予以了之。我們認為，此舉既不嚴肅又不科學，顯然是削弱了《系年》的學術性的。

（二）陶集中的《怨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有云：「弱冠逢世阻。」逯欽立校注本《陶淵明集》注云；「弱冠，二十歲。逢世阻，即《有會而作》所謂『弱年逢家乏』。」其實，這種注釋是有悖於史籍的記載的。考《晉書·孝武帝紀》，陶淵明二十歲的太元十八年內有如下之記載：春正月地震，二月又地震，六月始興、南康、廬隴大水，深五丈，七月大旱；三月翟劍冠劍南，閨七月司馬徽反，九月楊佛篙反。一年之內，兩次地震，一次水災，一次大旱，三次戰禍，天災戰亂驟降，正所謂「逢世阻」也。若陶淵明二十歲之年，如持六十三歲說者在太元九年，持五十六歲說者在太元十六年，持五十二歲說者在太元二十年，持七十六歲說者在簡文帝咸安元年，這些年內的天災戰亂，是均遠非太元十八年可比的。又據《晉書·簡文帝紀》、《孝武帝紀》載：咸安元年既無天災、亦無戰亂；太元九年有戰亂兩次而無天災；太元十六年戰亂一次亦無天災。太元二十年天災、戰亂僅各一次。兩相比較，可知「逢世阻」之指，是非太元十八年莫屬的。或有論者以是詩中的「結髮念善事，亻黽 亻免 六九年」為據，認為陶淵明在詩中已「明言時年為54歲」，而是詩又非陶淵明的絕筆，安能用以證實陶淵明的年壽為五十四歲呢？按此說亦不的。這是因為，詩中的「亻黽

亻免 六九年」，一本作「掩挽五十年」，若據後者，則是詩不作於陶淵明五十四歲之年甚明。否則，就必須以確實可靠的證據，來證實「亻黽 亻免 五十年」是錯誤的。事實上，要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認為，還是陸侃如先生在《陶公生年考》一文中說得好：「在未能確定這些異文孰是孰非以前，所有數目均無作證資格。」[14]故而，我們在重新考察陶淵明的年壽時，對陶集中的異文如「奄出四十年」（一作，奄出四九年」） 《戊午歲六月遇火》（「戊午」一作「戊申」》、「開歲倏五十」（一作「開歲倏五日」），以及《游斜川》詩序的「乙丑正月五日」（「乙丑」一作「辛丑」，又作「辛酉」、「辛亥」）等，概不取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無端「訟案」的出現，才能迫使我們從新的角度和材料去重新考察陶淵明的年壽。

（三）《雜詩》第十首云：「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虧。」詩中前兩句所指，即陶淵明太元二十年始游「東南隅」事，歷「十載」正為他辭彭澤令的義熙元年。在這十年中，陶淵明從東南漫遊到投耒取功名，繼而再到供職荊州，始作鎮軍、建威將軍與彭澤令，皆離家在外與人周旋，故云「暫為人所羈」。按逮欽立校注本《陶淵明集》注「驅役」云：「差遣徭役。」並據以認為，「驅役無停息」是指陶淵明屆時已在京都供職，且於《系年》中的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內云：「是年為桓玄官吏。」繼又於翌年即隆安四年內云：「是年曾以官使使都，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詩云：『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知此次至都，乃以官事，而非私事。」逮文之所以作如是結論者，皆因釋「役」為「徭役」即「官使」故也。按此二詩中的「役」，皆指行役即「行旅之事」而非「官使」。考曹植《情詩》有云：「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是「役」非為「官使」專利的明證。《系年》在隆安四年內又云：

又詩云：「久游戀所生。」知陶仕玄為官不自今年始，若自令年始，方至五月，不得言久游也。據《晉書·桓玄傳》，玄「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恩逼京師，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云云，按《安帝紀》，孫恩陷會稽，在去年（公元399年）十一月，至丹徒逼近京師，在明年（公元401年）六月，則陶之奉使為玄初次上疏當在本年（公元400年），其仕於玄，當在是年。

按桓玄自領荊、江二州刺史，據《晉書》等材料，知事在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詩表明，陶淵明此行至京師至遲是必在隆安四年即「庚子歲」的五月之前的。陶淵明為「桓玄官吏」，即以桓玄為荊、江二州刺史的隆安三年十二月計之，至翌年五月也實際不足半年，亦與「久游戀所生」不符。此其一也。其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其一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於。」其二云：「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所紀者皆為陶淵明長期在外而急欲歸家與歸家後之心情，何曾有一字涉及「奉使為玄初次上疏」之事？可見，強以《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為據，認為陶淵明在隆安三年十二月於荊州仕玄云云，乃是毫無道理的。而將此詩繫於「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之歸時，與陶集中所述淵明生平行年無一不合。

根據以上三個方面的考察表明，無論是《宋書·陶潛傳》對陶淵明20歲時仕履的記載，抑或陶淵明在詩中對他20歲時行事的披露與反映，均與史籍所載之史實毫無軒輊可言，故其生於公元374年、享年即年壽為54歲，當是可以遽斷的。

注釋：

[1]見《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載《朱自清全集·文史論著》，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2]梁啟超《陶淵明年譜》，載年譜叢刊本《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

[3]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4]張糹寅 《吳譜辨證》，載年譜叢刊本《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

[5]載《新中華》復刊第六卷第三期。

[6]古直《陶靖節年譜》，載年譜叢刊本《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

[7]載《嶺南學報》第六卷第一冊。

[8]逮欽立《陶淵明詩文事迹系年》，《陶淵明集》（逮欽立校注）附錄，中華書局1979年版。

[9]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63年版。

[10]顏延之《陶徵士誄》，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

年影印本。

[11]蕭統《陶淵明傳》，載《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

[11]陸侃如《陶公生年考》，載《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

[12]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

[13]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

（本文原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93年4期，又載吉林文史出版社《先唐詩人考論》第五章第一節，第144—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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