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輝：論蘇聯解體中的傳播失靈因素——兼駁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愛思想：學習型社會...

潘祥輝：論蘇聯解體中的傳播失靈因素——兼駁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 進入專題： 蘇聯解體 傳播失靈 ● 潘祥輝 　　 　　自1991年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20年來，關於蘇聯解體的研究汗牛充棟。而有關蘇聯解體的原因、後果等問題則一直是激烈爭論的對象。[1]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認識，見仁見智，形成了數十種有代表性的觀點。①這其中，不乏學者從媒體、輿論或者信息傳播的角度來解析蘇聯解體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說法或者觀點莫過於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 　　 　　一、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及其誤讀 　　 　　所謂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即認為新聞自由化導致的輿論失控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換句話說，蘇聯的解體是黨和政府放鬆對媒體的管制，任由大眾傳媒的自由化所致。這種觀點由來已久，在新聞學術界也屢有論述。如文有仁（1993）、唐修哲（2006）、王貞一（2008）、吳珊（2008）、黃健聖（2010）等人都認為，新聞媒介在蘇聯解體中起到了惡劣的作用，蘇聯盲目追求所謂的傳媒獨立自由，這種「異化」過程最終促成了這個國家的解體。新聞媒體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不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是促成蘇聯解體的催化劑等等。筆者將這種從新聞輿論角度解釋蘇聯解體的學說稱之為「輿論失控說」。 　　在蘇聯解體20周年之際，「輿論失控說」再次出現，屢屢見諸報端。2011年，趙強先生在《學習月刊》第1期發表了《輿論失控：蘇聯解體的催化劑》一文，②文章認為：蘇聯演變和解體的原因很多，新聞改革、輿論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體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2]無獨有偶，2011年《現代傳播》第4期也發表了中國傳媒大學政治與法律學院傳媒政治研究所李宏教授的《蘇聯解體的傳媒因素及其教訓》一文③，文章也認為：蘇共亡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傳媒領導的根本失誤是重要因素。「大眾傳媒在蘇聯解體中的破壞性力量是巨大的」，「傳媒成為實際意義上的反對黨」，「以主動、複雜的方式，摧毀了蘇共立黨的基礎」，進而導致了蘇共的亡黨亡國。[3]而與李宏教授的文章從標題到觀點都非常類似的是《江淮論壇》2011年第3期發表的《蘇聯解體的輿論因素》一文，文章徑直指出：「蘇共未能把握輿論導向和最終放棄輿論陣地是消解蘇聯合法存在的關鍵。」[4]應該說，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但筆者卻不敢苟同。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很難從學理上說得通。在筆者看來，這種認為輿論失控導致了蘇聯解體的看法至少存在如下幾個問題或者說錯誤： 　　第一，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流於主觀，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和主觀色彩。持這種說法的人看起來似乎「政治正確」，但實際上是完全站在前蘇聯僵硬的、教條化的馬列主義立場上，而非客觀中立的立場上來看問題的。這一點在趙強先生《蘇聯解體的催化劑：新聞改革和輿論失控》一文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他說：「媒體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顯然，對於「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作者是極其認同的，但究竟這種「核心價值體系」是什麼，是人道的還是反人道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還是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作者未加分析。試想，如果前蘇聯的「核心價值體系」是符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受到人民的擁戴的，那麼為什麼又會如此脆弱？如此經不起考驗？顯然，將媒體視為「搞垮蘇聯」的主因，從思維邏輯上而言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的階級分析思維，在這樣的思維定勢下，蘇聯的解體必然是「外因」所致，大眾媒體則很不幸被扣上蘇聯解體的「關鍵」、「元兇」或者「催化劑」之類的帽子。但要想客觀地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則必須站在一個相對中立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而不能先入為主地預設立場。從實證的角度而言，趙強先生所謂的蘇聯解體的邏輯：「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的過程完全是一種主觀推演，且倒果為因。蘇聯解體是不是媒體惹的「禍」需要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進行政治定性。 　　實際上，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有其歷史合理性。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面臨的處境與中國的改革設計師鄧小平啟動中國改革時面臨的處境非常相似，當然更加嚴峻。美國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這樣描述蘇聯改革前的狀況：「到戈爾巴喬夫1985年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時，蘇聯的政治體制已經變得頭重腳輕、不負責任、腐敗成風。該體制在摧毀任何新生的政治反對力量方面仍然綽綽有餘，然而，在促進經濟現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它卻已經無能為力。」[5]正如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中國社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的診斷一樣，蘇聯不改革也只能陷入停滯甚至崩潰。而蘇聯之所以沒有走上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道路」，這和中蘇的歷史、國情，特別是計劃經濟的僵硬程度不同有關。[6]戈爾巴喬夫最初也想從經濟領域著手改革，但他沒有中國的鄧小平幸運，他的意圖在蘇聯沒有實現的可能。前蘇共中央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瓦季姆·梅德韋傑夫寫道：「推行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遭到了『黨的經濟機關』的強烈抵制，國有企業的經理們、各部、計委及政府的領導人都不願放棄手中的權力，對放棄指令性計劃、改革價格構成、實行生產資料批發貿易取代統一分配等改革措施百般抵制。在這種情況下，要進行經濟改革，就必須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改革黨本身，就必須使社會民主化，就必須有公開性和言論自由。」[7]可見，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有其歷史邏輯，僅以成敗論英雄，「後知後覺」地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有主觀臆斷之嫌。 　　第二，「輿論失控說」流於片面，這種說法片面地強調戈爾巴喬夫新聞改革的「叛黨叛國」的「毀滅性」的一面，而沒有看到這種改革給蘇聯媒體和蘇聯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觀。事實上，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想改進黨的領導，也並沒有背離馬列主義，甚至談不上是什麼創新。因為早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列寧就論述過「公開性」的問題。1902年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就已提出：「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並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只限於對本組織的成員公開。」[8]至於經濟活動的公開性，列寧更是明確指出：「報刊應當成為勞動公社的報刊，也就是說，要公開報道資本主義企業的領導人曾經竭力不讓群眾知道的東西。」[9]此後，列寧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開性問題。可見，戈爾巴喬夫所提倡的「報紙應當支持公開性原則，應該將更多的事公之於眾」並不是什麼創新，只不過是恢復了列寧的主要觀點，恢復了媒體本來的信息傳播功能而已。英國學者布賴恩·邁克奈爾這樣形容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作為一種嘗試，它試圖恢復斯大林主義之前的一些政策，那時，布爾什維克們能夠堂而皇之地成為革命的、進步的力量。自從1920年以來，這是第一次試圖建立一種存在爭論和差異的，而不是統一和嚴格管制的政治文化。」[10]。 　　應該看到，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有其合法性，也獲得了民眾的支持，更給蘇聯的傳媒業帶來了勃勃生機，這從蘇聯媒體發行量的變化中可以看出來。1989年蘇聯中央報紙的發行量為1.244億份，比1988年增長了16％；全國性雜誌的發行量為1.932億，比1988年增長了10.1％。如果把蘇聯主要報紙雜誌1989年的訂戶數字和1985年相比，會發現4年中蘇聯媒體的發行量是呈大幅增長的，傳媒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④ 　　蘇聯的新聞改革有力地推動了蘇聯的全面改革，英國《金融時報》1987年11月3日刊登文章說：「蘇聯知識界的改革先鋒不是作家詩人，而是新聞記者。」[11]由於實行了新聞改革，蘇聯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令人欣喜的變化。如1986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從蘇共二十七大、蘇美首腦會晤，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等蘇聯媒體都做了公開報道，電視還做了現場轉播，這些都是巨大的進步。與此同時，媒體中針對政府官員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官僚主義的批評報道也大大增強。媒體的報道量、報道的客觀性大大增強。新聞媒體的開放大大提高了蘇聯政府的政治決策的公開和決策的質量。在「公開性」的推動下，蘇共逐漸改變了以往封閉決策的做法，在討論和決定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問題時開始重視人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在戈爾巴喬夫實行公開化改革以後，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或有重大行動，他都立即邀請新聞工作者座談，就當時面臨的任務交換意見，鼓勵報刊電視就改革問題進行公開的、坦率的討論。蘇聯40多位部長級幹部相繼在電視台的《問題·探索·解決》節目里向觀眾作報告。蘇聯政治局委員、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還在《真理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就部下一些人濫用權力向新聞界道歉。[12]在這種轉變下，公眾的社會滿意度顯著增加。正如戈爾巴喬夫（2003）所指出的：「由於有了公開性，改革開始獲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基礎，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參與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開性，他們在報紙和廣播電視台的編輯部里日復一日地傳播和闡釋著新思想。沒有公開性，便很難指望相應的實踐活動能沿著改革政策的軌道進行。」⑤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其實只不過是恢復媒體的本來面目，其歷史進步性是不能抹殺的。 　　第三，「輿論失控說」流於膚淺，這種說法只看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與蘇聯解體的表面關聯，卻忽略了蘇聯長期存在的體制痼疾、弊病及其導致的社會後果，割裂了蘇聯歷史的延續性。蘇聯社會的解體雖是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而起，但其深層次原因卻在於改革前斯大林體制和勃列日涅夫體制的僵化所致。與此類似，戈爾巴喬夫倡導新聞改革，其前因也是因為蘇聯媒體長期以來的扭曲與僵化，已經完全喪失了媒體的特點與公信力。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前，蘇聯的傳媒是一種組織與動員的工具，「由於蘇共長期缺乏黨內民主，因此宣傳輿論機構長期習慣於一種聲音，一個論調，把黨性簡單機械地理解為絕對服從。他們不能靈活運用馬列主義新聞學原理，以至黨報體系日漸僵化、呆板，喪失革新和創造能力」。[13]媒體的「輿論一律」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黨犯了錯誤，媒體就必然跟著犯錯誤，且把錯誤無限放大。長期的輿論一律與空洞宣傳也導致了蘇聯意識形態的封閉性與僵化，使人們不再相信媒體和黨的權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前。一位蘇聯的普通人文社科學者寫道：「在1970-1980年初，我深信蘇聯政權註定滅亡，因為作為它的『靈魂』的意識形態眼看著已經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認為政權做不出什麼特別不好的舉動——我的圈子中的許多人所固有的對重新開始『擰緊螺絲』的恐懼，對於我來說沒有意義，因為我認為政權是一個軟弱無力、日漸消瘦的老人。」[14]可見，正是前蘇聯的媒介與政治體制透支了人們對蘇聯政府和媒體的信任，埋下了蘇聯解體的導火線。蘇聯問題研究專家周尚文先生在談到蘇聯意識形態的崩潰時特別指出：「有人看不到蘇聯意識形態的封閉性和脆弱性而造成的後果，反而認為，是失去斯大林那樣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而造成意識形態的失控，從而導致蘇共的瓦解、蘇聯的解體。這種看法是因果倒置的。」[15]可見，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不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文化專制主義及其造成的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封閉性和脆弱性才是根本。從這個角度上看，「輿論失控」與「新聞自由」並非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相反，蘇聯解體前對輿論的過分控制及新聞的過分不自由才是導致蘇聯崩潰的根本原因。要清楚地闡釋這個邏輯，我們必須詳細考察蘇聯體制下的傳播失靈現象及其社會後果。 　　 　　二、蘇聯體制下「傳播失靈」的表現與成因 　　 　　在筆者看來，新聞傳播因素的確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不過不是由於「輿論失控」所致，而是由於「傳播失靈」所致，蘇聯社會到處存在的傳播失靈直接導致了社會的不可治理。 　　（一）傳播失靈在蘇聯社會的表現 　　所謂傳播失靈，是指特定社會系統下由於結構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資訊短缺、信息傳遞失真或扭曲現象。[16]正如現實世界中物質資源的市場配置會出現「市場失靈」，政策資源的配置會出現「政府失靈」一樣，現實社會中信息資源的配置也會出現「傳播失靈」。在蘇聯時期，傳播失靈十分嚴重，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蘇聯媒體的扭曲，即所謂的「《真理報》無真理，《消息報》無消息」。本來承擔了信息生產與傳播功能的媒體，卻無法真實地呈現現實生活的變動信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共 3 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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