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科舉：假維新中的真改革

^{力主廢除科舉的兩江總督劉坤一。}

^{阻撓廢除科舉的軍機大臣王文韶。}

^{光緒三十一年（1905）關於廢止科舉的諭令。}

^{楊柳青年畫年畫內容宣傳清末廢除科舉制度，提倡建立新式學堂，以挽救國弱民劣局勢的思想。}

　　^{八國聯軍的庚子之難，促使慈禧下罪己詔推出新政，實行變法；震撼朝野的日俄戰爭，則使清政府下決心完全廢除科舉……}

^{「預約變法」上諭：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不易者三綱五常「，其他諸凡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領域」可變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梁啟超：國民皆以參加科考的讀書人為表率，讀書人既如此，則國民盡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國，「豈可得乎」？「故深知中國實情者，莫不謂八股為致弱之根源」。}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達嶺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條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貼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語。男子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著半舊黑色湖縐錦袍，「髮長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開外，「布衣椎髻」，一副「鄉姥姥」模樣。雖僅初秋，晨間卻是「寒氣凜冽，森森入毛髮」，而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這男子，便是光緒皇帝；這老嫗，則是他的姨媽，慈禧太后。

　　二人貴為帝後，境遇卻這般凄涼，形容竟如此狼狽，何也？原來，二人剛剛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換作今日習語，客氣一點，叫戰略撤退；不客氣，則叫避難。二人身為中國最高領袖，統領文武，保育黎元，難從何來？難，即所謂「庚子之難」（公元1900年即光緒二十六年，以干支紀年，則稱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詔，對萬國宣戰，不幸，反被八國聯軍打進京城，帝、後不得不倉促「西巡」，暫避風頭。

　　宣戰之舉，固然喪心病狂，但非事出無因。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指兩年前「戊戌變法」後，「帝黨」中人雖被殺或黜，慈禧仍對「帝黨」憤憤不平，乃有廢光緒、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

　　風聲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隨即大倡「保皇」之說，鼓動輿論，各國公使對此亦持消極乃至反對的態度。慈禧認此為「粗暴干涉內政」，愈發憤怒。近因，則指去年以來在直隸、山東等地鬧得沸沸揚揚的「義和拳」運動。拳民以「扶清滅洋」為號召，搗毀教堂，大肆捕殺「老毛子」（謂外國人）、「二毛子」（謂入教之中國人）。時人有詩「贊」曰：「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慈禧則嘉許為「朝廷赤子」，並有意利用這種群眾暴動，對各國施以「懲戒」。怎奈「義和拳」吹噓的各類「神功」毫不見效，一遇外軍的長槍大炮，則望風披靡作鳥獸散，戰守俱無可恃，終於導致首都淪陷，輦轂播遷。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憶兩年以來種種風雲變幻，自問今日殘局何以致之，又將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將「新政」視作一篇文章，則此文以「罪己」開篇，以「變法」為綱，以廢除科舉為核心內容，而以清朝覆滅為終篇。以下，請略具綱目，稍加點評，看一看亡國之前的迴光返照是何等氣象。

　　1900年8月20日，下詔罪己，並總結中國積弱之由：「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謂「私」字，即指傳統中國建基於宗法血緣組織，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國」的事實。梁啟超譏李鴻章，謂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其實就是「私」字作怪，蓋「朝廷」者不過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啟超之政見，一度稱「保皇」，終改為「保國」、「保種」，則是突破了這個「私」字，不再汲汲於作什麼「最後的貴族」，而以新時代國民自居。所謂「例」字，則指國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統，文法程序過於繁密，操作效率低。竊謂循「例」雖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極後果，但是，有例可循總較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為優。一個國家，雖不免有非常之事，雖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時一地，或不能盡守成法、盡遵定例，但時過境遷，還是要走回依法治國、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頒布「預約變法」上諭。此諭無具體內容，卻是「新政」時期的綱領性文件。首先，將此次變法與兩年前的戊戌變法作了區別：「康、梁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其次，將變法的話語主導權從維新派手中奪了過來，謂戊戌年鎮壓維新派不過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再次，強調雖變用西法，仍須注意實際操作的「本土化」：「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最終，圈定變法範疇：「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既曰「西學之本源」，言外之意，則除了君主制（所謂「不易者三綱五常」）不能更動，諸凡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領域（所謂「可變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詔設督辦政務處，以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為督辦政務大臣，主持、推動變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餘年間，新設機構為前代所無而極重要者，有三，分別為辦理軍機處（省稱軍機處，雍正時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省稱總署或譯署，咸豐時設）及督辦政務處。設立新機構之初衷雖不同（分別為處理軍事、外交和變法事宜），然而，隨著事態發展，原本只具有臨時、機動性質的機構，卻因主其事者莫非顯貴，及所辦事項為當務之急，最終都變成了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這是清代政治的一個特點，也是專制政體內最易產生的現象。因情急勢迫，政府將一部分本屬於常設機構的權力集中至某個新設機構，對於提高效率、解決問題來說，固能收取速效，只是，這麼一來，便破壞了分權制衡的格局———君主專制國家似乎談不上分權制衡，但就其制度設計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為監督，確具分權制衡的性質。並且，此舉實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應公開、循序、多層級辦理的公務，此時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獨裁者，或權臣）於密室之中、密札之內決定，辦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處置之妥當公平與否，大可懷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監督，莫不具有事與願違的反動性，督辦政務處亦不例外。此一機構若能切實推動變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機構於明詔大誥以外，別有授受，只是片面變法乃至阻撓變法，那就好事變成了壞事。事實證明，督辦政務處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輕，翻雲覆雨，不僅未能有效推動變法，反而成了變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響應中央號召，聯名三次會奏，擬議變法，此即著名的「江楚會奏三疏」。第一疏論育才興學，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為主；第二疏論致治、致富、致強之道，所言以變通中國成法為主；第三疏介紹西法之「切實易行者」。

　　「江楚會奏」體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內容幾乎被全部批准，徑可視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綱。因本文僅述廢除科舉，故此下除非必要，於「新政」其他內容不作介紹。

　　1901年8月29日，諭：今後科舉考試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論試士。

　　張之洞是急先鋒

　　科舉創自隋代，至此已歷千年；八股文創自明代，至此已曆數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紛紜，不勝指數，然括而言之，兩句話可以說明白。第一句話，科舉，是維持傳統中國內部階級流動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廢除科舉得與失》略論此義，讀者有意了解，不妨參觀）。第二句話，八股文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乃至惟一方式，是廢除科舉的主要原因。

　　廢除科舉的急先鋒之一是張之洞，張之洞最為後人稱述者，是「中體西用」理論，若借用張氏的體用論概括清代的科舉制度，我們可以說，科舉為體，八股為用。科舉為體，沒問題；八股為用，大有問題。為什麼？因為，八股文根本就沒用。八股文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讀者可參看鄧雲鄉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贅言；其消極作用，則以梁啟超所論最為曉暢警切。

　　梁氏謂，因八股程式規定，禁用秦漢以後之書，於是，大多數應試者皆不讀書（除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所謂「四書」），乃「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更無論地球各國矣」。然而，就是這幫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壽者即可為宰相矣」。國民皆以參加科考的讀書人為表率，讀書人既如此，則國民盡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國，「豈可得乎」？「故深知中國實情者，莫不謂八股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議論發表於戊戌變法以前，並直接促成1898年廢止八股，改用策論。但變法失敗，八股旋被恢復。然不過兩年，八股被再度廢除。可見，八股無用，漸已成為當時人士的共識。前雲科舉為體，八股為用；現在八股業已廢除，則科舉一變而為「赤身裸體」。當此大變革的年代，科舉之「裸奔」必須叫停，則又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早在1895年，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見面，張之洞對教育改革的意見便令對方佩服。1897年末，張之洞派姚錫光赴日本考察「其國立學、練兵，興革之由，訓練之法」，似已有廢除科舉的謀劃。1898年，他所著《勸學篇》被光緒皇帝欽命刊發全國，儼然作為維新運動的指導性文件。但是，變法失敗，他謹守「政治正確」（此為洋話，中國話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條，再不敢輕易吐露與康、梁等「維新派」相同的意見，儘管其立論基礎大相徑庭。至此，風向再變，連皇太后都認可廢除八股，那麼，前此未竟之「妥議科舉新章」的話頭，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於是，「江楚會奏」中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議；於是，張之洞這才成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後，任大學士，派管學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張之洞力倡廢除科舉，並非全無阻力，而此種阻力，又不可徑以「保守」、「反動」名之。先講個故事。1904年的科舉考試，是中國最後一屆科舉，其時，張之洞正大力推進廢除科舉。之洞侄婿林世燾，在此屆考試中以候補道身份考中進士，世燾本欲「請歸原班」（即補一個部、省的實缺），之洞聞信，乃一日內連發五封電報，嚴責世燾，命其無論如何，一定要考取「館選」（即入翰林院）。這個故事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兩個問題。一，張之洞素以自己中進士、點翰林是純粹讀書人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沒有學問的人。若論出身正、有學問，天下之大，誰比得上翰林學士？以此，他要勸侄婿努力躋身翰林院。二，他對廢除科舉之後的情形並不樂觀，生怕再有反覆，侄婿因「誤入歧途」而影響日後的發展。事實上，在廢除科舉後一段時間，對於「學堂」、「留洋」出身，舊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輿論並不引為榮耀。一生欲作「帝王師」而不得的王闓運，於1908年特授翰林院檢討，嘗贈詩張之洞，對「新學後進」大加調侃，詩曰：「愧無齒錄稱前輩，喜與牙科步後塵」：「齒錄」，指科舉時代同榜中式者匯刻之姓名籍貫三代履歷，即同年錄。「前輩」，後入翰林院者對先入者的尊稱。「牙科」，謂學制改革後，「海歸」學者亦可獲舉人、進士頭銜，其中有醫科畢業生；闓運特標以「牙科」者，蓋有意引人發噱也。

^{圖謀新政首廢「八股」，欲挽殘局「罪己」開篇。}

^{江楚三疏張之洞力廢科舉，軍機四載王文韶誓保祖規。}

^{廢科舉興學堂迴光返照，真改革假維新病入膏肓。}

^{張之洞：「強鄰環伺，豈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強，必遭刀俎；欲致富強，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從出，舍學堂再無良法。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

^{譚伯牛：欲評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進行量化分析，只需對民國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認識———今人艷羨的諸多學貫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師」，莫不得益於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項改革的重要意義。}

　　琉璃蛋變硬骨頭

　　回頭再說廢除科舉的阻力。

　　當時大臣，阻撓廢科舉者，以王文韶為領袖。文韶時任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一貫以「明於趨避」著稱，人送外號「油浸枇杷核子」。怎麼講？蓋「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還有個外號，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義。誰成想，這麼個老滑頭，在討論是否廢除科舉時，竟然搖身一變，變成一塊難啃的老骨頭。有人問他對廢除科舉有何意見，他說：「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

　　張之洞雖系一時人望，變法雖為當務之急，文韶此語既出，教育改革卻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來這等威望？

　　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難時立下一樁「大功」。帝、後「西巡」，備極苦辛，而軍機處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當風燭之年（七十一歲），以蒲柳之資，自京而晉而秦，隨扈左右，未嘗少離。考慮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豐進士），久經考驗（歷任道、司、撫、督及北洋大臣），諳練政事（歷官戶、兵、禮三部），政治過硬（戊戌政變後取代翁同龢進入軍機處）；再加上這分患難君臣的交情，文韶的發言，對朝野上下來說，實在是極具分量。

　　督辦政務處以軍機處為班底組成，張之洞與劉坤一、袁世凱作為封疆大吏，不過「參與政務處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議之可否，其決定權仍在軍機大臣手中。當日軍機領班為慶親王奕劻，其人最大特點為「好貨」，「苟滿其欲壑，無不可」。彼時教育改革尚未進步到產業化階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對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餘幾位，榮祿、崑岡、鹿傳霖及瞿鴻禨，對廢除科舉或多或少持贊成意見。那麼，只需搞定王文韶，科舉即可廢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難道，此老不退不死，則科舉不能廢？從事實來看，確實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軍機」，二月後，頒布廢除科舉之諭。

　　然自1901年8月下詔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詔停止科舉，足足四年時間，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廢除科舉者，就啥也沒幹，光等著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線速成，那麼，道路迂折一點，手段隱蔽一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學堂不立，科舉不破

　　科舉不能驟廢，固因以王文韶為代表的反對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舉的學堂制度猶未完備，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說法，學堂制度系「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以佐我中國二千餘年舊制」（張百熙《擬進學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謂「二千餘年舊制」，即指科舉制度。從這句話看，似猶以學堂「佐」科舉，而非以學堂代科舉。

　　但是，欲令學堂收到輔佐、維繫科舉的效果，實無可能，因為，二者在本質上是對立的、衝突的，而非互補的、相成的。科舉雖不考八股，改試策論，「然文字終憑一日之長，空言究非實詣可比」；學堂，則注重積少成多的知識增長，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養。不改革科舉考試的科目和方式，則學堂所學無可評判；若仍遷就科舉考試以文章取士的傳統，則違背了舉辦學堂的初衷———培養具備科學知識及實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舉一日不除，則「學而優則仕」的途徑一日存在。學堂生雖可獲取各種現代知識，但因學堂教育並不提供有針對性的文章訓練，他們去參加傳統的科舉考試，並無優勢，甚至可說絕無勝算。那些不入學堂、只讀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學堂生更具入仕發財的機會。

　　若真如此，那麼，即使學堂硬體建設再完備，也不會吸引生童士人來就讀。更何況，基於以上原因，只要科舉不廢，學堂硬體建設也無法完備。處此兩難之際，1903年3月，張之洞與袁世凱（其時，劉坤一已卒）聯名奏請「遞減科舉」。

　　科舉制度有兩個術語，「學額」與「中額」，前者指各省府、縣入學的名額，後者指鄉、會試中式的名額，略與今日各級學校招生定額相似，然其數量較為固定，決不輕易增減，遑論大量「擴招」。

　　張、袁之意，欲令各省學政及鄉、會試的學額「分三科減盡」———以三年一科計，將耗時九年；而將這些學額全部置換為「學堂取中之額」。此後，「天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這個方案若能實施，則上文所述科舉與學堂之矛盾將不復存在。進一步說，這個方案的本質，即欲逐步廢除科舉；蓋學額減盡之後，人才進退俱由學堂，科舉不過徒存虛名，不廢亦廢矣。張之洞致書張百熙，嘗對此一方案進行「自戰解說」，他說：「近數十年來時事，欲常行，必先從暫行起；欲停辦，必先從緩辦起。百事皆然，歷歷不爽」。

　　奏摺遞上，奉上諭：「交政務處議奏」。然王文韶此時猶在政務處，「議奏」而無下文，不問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張之洞再次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奉上諭：「著自丙午科（1905）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候旨遵行」。時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細讀上諭，卻又發現，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話，是好消息，說自明年起遞減科舉學額。第二句話，是壞消息，雖然遞減科舉學額，但並不同意將遞減出來的學額立即轉移到學堂，而要「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後，再行轉移。問題出來了。如前所述，科舉不停，學堂不興，二者間存在一個明確的邏輯聯繫；諭旨卻說只有學堂「一律辦齊」，才考慮停止科舉、轉移學額，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開涮嗎？最末一句話，「屆時候旨」，也曖昧得緊。退一萬步說話，屆時科舉學額減盡，學堂也一律辦齊，若無專旨，則學堂取代科舉仍不可行。

　　自光緒元年（1875）撰成《輏軒語》（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專為省內士子所作，書中對八股頗作譏彈），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間張之洞一直關注教育改革，及至總督湖廣，摸索出「中體西用」辯證法，適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變之時，眼看大好機緣既至，本擬一展拳腳，不料，天不遂人願，一厄於戊戌政變之形勢比人強，再厄於王文韶之人比形勢強，終落得個勞而無功的結局。任是鐵人，此際亦不得不灰心喪氣，只好學前輩龔自珍，說一句：「且看他國運如何」。

　　「時趨」與「國情」

　　「國運」確實不怎麼樣。

　　日、俄因不滿對方「侵奪」己方在我國東北地區及朝鮮的「利益」，於1904年2月開戰，戰場即設在東北地區。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屍橫遍野，清廷竟置國土國民不顧，「嚴守中立」，史稱「國恥」。第二年5月，戰爭以日本勝利終局。

　　然「國運」雖不佳，教育改革的運氣卻極佳。晚清之世，是「萬國交通」之世，非「閉關鎖國」時可比，其內政外交往往互相影響，而外交影響內政，更多且巨。日、俄戰爭無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響中國內政無疑。舉其大者而言，內政受此役之影響有二，一為立憲，一為廢科舉。立憲非本文範圍，不贅，僅述廢科舉。日俄戰爭剛一結束，在教育改革問題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凱、張之洞終於尋著「話欛」，重提舊事。其事則舊，其言則煥然一新。從題目看，此折題為「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不再說「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從內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論事，而有「挾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謂去年會奏，奉上諭：「屆時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時機之至」。經「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發現廢除科舉的「時機」業已到來。

　　自「大局」（國內外局勢）論，「強鄰環伺，豈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強，必遭刀俎；欲致富強，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從出，舍學堂再無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舉，學堂無由興盛。那麼，「大局」決定了不得不早停科舉，推廣學校。自「時趨」（時代潮流）論，日本所以能戰勝俄國，有識者皆歸功於其國教育之發達，「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我國所以「相形見絀」，則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

　　「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此外，諸人皆能讀懂慈禧的喜懼，特別在折內加了一段軟硬兼施極具針對性的話。先是嚇唬她：「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為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接著又哄她：「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對外人的倨傲態度，逐漸接受了國際平等交往乃至人際平等交往———當然，此所謂「人際」之「人」，僅限洋人———的理念，經常邀請在京各國公使夫人至頤和園，進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懾的結果，袁、張等人在奏摺中便利用了這一點。

　　此折遞上，效果極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諭：「自丙午科（1906）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餘響

　　科舉終於廢除了。六年後，清朝卻滅亡了。

　　人有病，吃藥，是想早日康復，但不排除吃錯藥加速死亡的風險。國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強，但不排除越改越亂以致亡國的風險。

　　清朝滅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亂、他人亂中造亂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卻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稱之為「假維新」者。為什麼說是「假」的呢？因為清政府不兌現。

　　清政府陸續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軍事、法律、實業和教育五個方面，軍事、實業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為徹底。

　　但是，最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籌備立憲」、「釐定官制」、「三權分立」，皆不過徒有其表，並未付諸行動。教育改革培養出越來越多具有現代國民意識的公民，實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並發展了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軍事改革則造就了「新軍」———雖不可稱之為（思想）現代化的軍人，但較舊日軍隊而言，終是一種進步。但是，落後的政治體制不足以承載其他改革帶來的巨大衝擊。此種現象，可以科幻電影之永恆主角———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為譬，身體成熟，四肢發達，其心智卻不足以調控其身體，最終，或發狂而死，或被人捕殺，此外別無生路。「假維新」後的清國，國家與人民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朝廷與軍隊之間，滿族與漢族之間，政治與經濟之間，莫不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終於百毒攻心，發狂自戕，至於奄奄一息，再被人補上幾刀，一命嗚呼。

　　不幸中之大幸，則是「假維新」中還有「真改革」（陳旭麓先生語）———廢除科舉，推廣學堂。欲評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進行量化分析，只需對民國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認識———今人艷羨的諸多學貫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師」，莫不得益於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項改革的重要意義。不妨設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徹底，清朝的結局，或曰民國的基礎，或直接說中國的近代史，會不會更好看一點？

　　奈何，歷史不容假說。

　　撰文：譚伯牛（湖南學者，著有晚清歷史小說《戰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