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線：中產再生產的困獸之鬥

印度電影在近年來越來越多地走入中國年輕觀眾的視線，在一個種姓制度森嚴、階級和宗教矛盾尖銳的印度，冒出一個以阿米爾汗為代表的雅利安面孔的良心，彷彿把印度當下焦點社會弊病以喜劇的風格都掄了一遍，在《三傻大鬧寶萊塢》里對死板教育體制的抨擊，在《我滴個神》里花式嘲弄各種宗教，再到《摔跤吧爸爸》里涉及印度惡劣的父權底層土壤和《神秘巨星》里中產家庭的男權壓迫，這些電影里散發著進步自由主義的氣息、對祖國陰暗面的揭露和嘲弄，也賺到另一個國度飽受劣質商業片虐待的年輕人的好評如潮，不出所料的是，總會有人在知乎豆瓣上刷兩國電影做比較，或是酸溜溜地點贊，或是跟風感慨，為什麼阿三能拍出這樣的片子，中國就不能？

比起指出他們的無知更迫切的是承認，電影是好電影，何況是阿三拍出來的，電影也順藤摸到了影評圈以及當下很多年輕人的意識形態的G點，在這一瞬間，就彷彿把受了英語教育以及符合西方人力資本的剎帝利中產，加州的希拉里的支持者以及北上廣的小資白領主體性喚詢在一起，也就是說，在全球化下，他們之間審美趣味和消費實踐上的相似度也許遠遠高於與國內其他地區的人民；

在這套主流意識形態隱匿的想像性的解決中，一本中國的類似杜拉拉升職記的流行小說、《當幸福來敲門》和印度的《神秘巨星》，題材內容上差別很大，但沒有本質區別。

問題就在於這些電影的唯結果論，都在講述在一個荒謬/刻薄/慘淡/讓善良的中產唏噓的環境下，個人如何憑藉天賦/努力/熱愛最終脫離那個環境，故事達到了高潮。也許在過程里，他們甚至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問題，比如印度應試教育的刻板、印度女權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大小宗教的愚昧，而他們的態度卻一般都是——就像所有政治浪漫派（自由派）的態度，這是文化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可以通過媒體報道/教育/個人奮鬥稀釋過去。

比如《三傻》最後，我們最終只能某種看到教育理念的優渥，欣賞蘭徹的天賦，但是意識形態的終點卻沒有告訴你，是誰配適合更好的教育理念，天賦和努力之辨（個人文化資本）的社會階級因素在哪裡，印度公立教育為什麼如此糟糕，和印度教師的待遇極低和缺乏培訓、私立教育讓中產趨之若鶩而公立教育衰退有關，這些被巧妙地遮掩了起來。

當然，也要涉及到給誰看的問題。這個號稱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其產業提前實現了高度結構化，自由派學者很少能看到印度驕傲的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的諷刺之處，即是：以服務海外為主，這就產生一批以抵償地為西方提供軟體、電腦維修等IT業服務，以及醫療、教育、金融投資等方面的服務為業的阿三中產階級。他們總體數量不多，戰戰兢兢走上歷史舞台，又熟悉西方自由派那一套，對印度當局政治腐敗極為不滿，但政治想像力貧乏，對底層賤民常是避之不及，掩鼻而去，他們搖號，走後門，岌岌於兒女擇校教育，稍有不慎就落了個階級滑落，萬劫不復，最近上映的印度電影《起跑線》，就彷彿是中產階級把自身荒誕剖析給我們看，是為困守學區房的吶喊。

前面我們說到，資本全球化流水線般製造一批精英，賦予他們神似的現代生活的面貌和意識形態，英語、學區房、培訓班、馬拉松、自助游、仁波切……這不只是德里、新德里的中產，也是巴爾的摩、波士頓的中產，賴比瑞亞的中產，甚至是知乎里的中產，以至於一個印度中產家庭為教育而瘋狂的事件，也足以讓觀看電影的中國觀眾心有戚戚然。我們大可在喜劇的氛圍里嘲弄中產削尖腦袋擠一等座、維持體面和子女教育而做無用功，卻也要在這些表象生活里看出，一套階級再生產的邏輯是如何攪拌全球中產。

在影片里，夫婦兩人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搬家。中產追求高大門禁的房產片區，配套整潔的街道、精緻的設施，這些美麗的私人小區不僅扮演著精英階級的社會資本的展示平台，也通過審美化的景觀實現精英身份重認的機制，這是中產不得不要玩的區隔遊戲

在印度，英語就是一種階級區隔

這套區隔很大程度改變了雜居的印度城市，就像電影里的中產夫婦也含淚離開曾經聚居的街坊，舉家住進中產社區，他們可能蜷縮在學區房裡看阿米爾汗的社會電影，熱淚盈眶，深信自己國家正在進步；但他們可能不會路過小區出門外幾公里的擁擠混亂貧民窟，在他們看來，那裡污水橫流，罪惡滋生，沒有任何的水電供應系統，血汗勞工都是低種性，兒女都要進公立學校。

雖然說當你一搬到中產社區，跨入這個場域，你就可能會沾染布迪厄所描述的中產矯飾的習性，周圍布滿了攀比和消費主義的陷阱。最讓這對中產夫婦頭疼還是孩子的教育問題，媽媽米塔不計成本地要將女兒送入名校，不惜讓丈夫拉吉走後門、找中介、賄賂校長，在凌晨的學校門口，等待放號的家長深夜便已大排長龍，沒辦成事，連性生活都不準有，最後走投無路的拉吉只能鑽照顧貧窮家庭抽籤入學制度的漏洞。為此他帶著全家入住貧民窟扮演窮人，蓬頭垢面地在貧民窟體會了一個月的人間疾苦。最終把一直照顧自己的鄰居、屬於真正的窮人的何希亞姆的兒子的名額擠掉，順利讓女兒進入學校。

學區房、夏令營、培訓機構、出國留學這些火爆現象的背後，是中產揮之不去的焦慮的之後的再生產的策略，他們想要延續階層就得投資教育，將其他資本（比如經濟資本、社會資本）通過各種渠道，他們捨得花錢去評估、培養孩子的天賦和技能，轉化到孩子的文化資本，並且認為兒女能獲得的文化資本就越多越豐富，也就越能適應教育場域的遊戲規則。他們期望的是，自己的子女從幼兒園開始就只和同樣社會地位（或者更高）的孩子社交，形成精英封閉的人際網路。

但我們發現，在社會資源分配被市場化的今天，教育投入和再生產早已被區分開來，全球中產的都出現社會生產率低的狀況，教育很多時候其實是被資本炒高的（在電影中，主角家庭判斷為好的教育投資，依據只是一本商業雜誌的排名），為焦慮而生的中產素質教育很容易變成符號商品，依靠這些教育產業又可以養一批中產，所謂中產坑中產，大家都被套牢在裡面，一場經濟危機又可將他們統統打回原形。

這類守序中產的悲劇性在於，他們做了再多努力，絞盡腦汁地獲取平台，尋求機遇，拓寬人脈，不停應證焦慮，以產生動力，用買房隔離鄉巴佬，用消費品牌展示身份，用投資教育轉化文化資本，保障子女不階級滑落，而在掌握整體社會資源和象徵資本的統治階級看來，所謂中產，能一遍一遍媷出漂亮的金羊毛。

電影也同樣講述了印度無產階級被捲入了這場階級再生產遊戲的遭遇，他的兒子同樣獲得能夠進入名校名額，有望通過受教育擺脫世代的奴役（據校長說，窮人即使有優惠進了名校，也依舊很難融入集體，中途輟學），然而不過是統治階級潛規則的一部分，照例被中產的各種手段碾過，發現真相以後，他憤怒地陳述這個世界的不公：「政客偷竊窮人的食物，建築商偷竊窮人的土地。我們得到教育我們孩子的機會了，可你們卻將那樣的機會也偷走了。為什麼？如果我們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會說英語了，就沒人伺候你們了！」，這裡訴說的是印度的底層命運，也可以等同與資本全球化下的被掠奪的任何國家的人民的命運，教育領域的新自由主義化，公立教育受到私立教育硬體上碾壓，師資也大量丟失，使得公立教育漸漸淪落，教育問題變為底層結構性貧困一環。

當中產煞費苦心地再生產如西西弗斯般推石，無產者在貧民窟里永無天日之時，那麼這時候的問題，就不再是聚光燈下的當代祭司們能用常春藤的教育理念能糊弄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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