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者之創新的傳承

葛劍雄 《 光明日報 》（ 2014年09月12日 04 版）

1978年我考上了復旦大學研究生，之後成了譚其驤先生的助手，平時除了做研究以外，也會跟他到外面開會、參加活動，老師在中風以後行動不是很方便，所以在生活上我常常要照顧他。印象很深的是那個時候工作條件不太好，特別是冬天家裡沒有暖氣，他年紀又大了想提高工作效率，就找了個賓館住下來在那裡工作，最長住過半年，所以我跟老師接觸比較多。即使許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時常懷念老師予我之恩情，這師恩不只是生活中、情感上的付出，更有著思想上、學識上的影響。

關於老師的學識學問自然是不用多說，許多人都了解，也有不少人講過他的故事，我主要就講他對我影響很深的一點吧。譚先生經常跟我們講做學問要不斷地超越前人，他也的確是一直鼓勵我們要創新，要在學術上超越他。老師說：「我應該超越清朝那些做歷史地理的學者，比如錢大昕、王國維，你們應該超過我。否則學術怎麼進步呢？」這話他不只跟我講，也跟我的同學講。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有那麼兩件事。一件是老師在編撰《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時候，其中有一部分是地名，當時有一個內部刊物定期地刊登編撰過程中的樣稿和大家進行討論的文章。我看了之後發現「北京」這個地名和《辭海》的變化不是很大，而且我看書的時候抄下過的幾條內容也沒有出現，還不夠完整。我作為助手會經常去老師家，所以過了幾天我去他家的時候就跟老師說：「先生，我發現北京這條不全啊，我手頭還有幾條看書時做的筆記的內容沒在裡面。」他回答說：「那很好，你補啊。」等到我把補好的內容交給他之後，他才告訴我北京這一條就是他寫的。不久之後，我就在刊物上看到了他寫給編輯部的一封信，刊登了我補充的相關內容。我當時有點不好意思，沒想到老師會這樣做，結果他說這樣很好，「不要因為我是你的老師而有什麼兩樣。登出了樣稿有錯或是有要補的你們就要指出來。」

第二件事是在我研究移民史的時候，在寫《中國移民史》的過程之中，我需要參考他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這是老師的一篇成名作，他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發表在燕京大學的學報上，被很多人引用，是這個領域的經典參考文獻。這篇文章有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用地名學的方法來分析永嘉之亂後人口到底遷移了多少。北方遷來的人在居住比較集中的地方會用他們原來在北方的地名設立一個僑州、僑郡、僑縣。老師認為如果各種因素都抵消的話，一般來講這些僑州、僑縣設立的數量，大致上可以推算出移民和土著的比例。這個辦法當時是一個創舉，是很了不得的。但我看了之後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移民不是同一年代遷的，前後延續了100多年，那麼100多年前定居的居民到100多年後已經是翻了一番或者兩番了。如果是25歲一代的話，已經是4代人了，但是比如50年前遷的人可能只有兩代，那麼剛遷過來的人就是這人口本身，所以年代不同應該數值是不同的，這是很複雜的推算過程，不能用最後比如說8個縣或者20個縣來估計。我就把這個想法跟老師說了，他也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和觀點，他聽完覺得我這個辦法是對的，儘管我說我的這個辦法是理論上的，實際上算不出來，因為太複雜了，但是至少我要指出來實際上原始的移民比他推算的要少。

我以前也聽過譚先生和他的老師顧頡剛先生發生學術爭論的故事。他覺得顧先生講漢朝的州的制度的時候有問題，下課就跟顧先生說了，顧先生回答說很好你把它寫下來，並且在看了之後回了他一封長信，肯定了幾條也否定了幾條。這激發了老師進一步做研究的興趣。他又回去做了一番研究，第二次給顧先生提了意見，顧先生又回了長信，同樣是有肯定也有否定。之後顧先生把往返書信的內容作為教材的補充部分印發給了聽課的每一個同學。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師生之間可以這麼自由地進行學術討論真的很好。所以從顧頡剛先生到譚老師，再從譚老師到我們，這種學術上鼓勵創新的思想一直在傳承。當然老師不是說別人提出的意見都照單全收，他認為他正確的會堅持，你必須得講出道理來說服他才行。如果是他確實錯了或是漏了，他就會坦率地承認，並且鼓勵大家積極地這樣做。

因為老師一直這樣鼓勵我們創新，而且他自己也給我們做了榜樣，所以我們也是不斷地鼓勵我們的學生，希望他們能夠超越我們。現在我們研究所的學生有原來學歷史的、地理的，還有學電子工程的、化工的、學醫的，他們來這裡一方面是個人興趣，另一方面是他們很多人特別是研究生了解到我們這裡特別鼓勵創新。所以我覺得我們研究所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比較先進的地位，跟顧先生還有譚老師所傳承下來的這種風格以及學術上鼓勵進步的態度是分不開的。

我有一個學生的畢業論文去年入選了全國一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當年他來考我的博士生的時候幾門成績都不及格，但是在面試的時候我覺得他思路很清晰也很有潛力，就把他特招進來了，我覺得這個風險值得冒。他對漢簡上的文字產生了很大興趣，想做一個西漢侯國的題目。我說：「不行，這個題目從譚老師開始有好多人都做過了，你還能做出什麼東西來呢？做不出的。」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給我看，文章寫得不錯但我還是擔心，這個單篇文章可以做，但是要做博士論文的話能找得到那麼多問題嗎？畢竟已經有那麼多人都做過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讓他再寫文章的時候，他已經開啟了好幾個新的課題，我說：「好，那你去做吧！」最後的結果也說明，即使前人包括我的老師他們已經做過的一些課題，因為受到當時的條件限制，加之現在又有了新的資料，那麼應該說現在通過一些新的研究手段仍然是有可能創新的。這個學生的論文最後大家一致都認為非常好，我在給他寫的序里也談到，從譚老師到我們，都是希望後人能夠超越前人，同時我也希望他繼續努力。如果是被其他人或是以後的自己又超越了，那學術才真正進步了。老師所帶給我的這種創新的思想與傳承對我的影響的確很大、很深，在真正做學術研究討論的時候，是沒有老師和學生之分的，是平等的，更像是朋友間的一種交流吧。

每每回想起老師，我總是滿懷激動與深情，他的學識、才華和人品，他給予我的指導和關心，這些重疊成師恩的具象，我感恩老師，也會把老師的學術風格與思想傳承下去。（張超然整理）

（譚其驤（1911-1992）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我國歷史地理學科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浙江嘉興人，字季龍，1930年畢業於暨南大學歷史系，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創始人和首任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著有《長水集》《長水粹編》等著作，領銜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已成為中國史學界的基礎工程之一。）

（葛劍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祖籍浙江紹興。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中國人口發展史》《西漢人口地理》等，發表論文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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