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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五十以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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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在五十歲前後,思想經歷了一次深刻變化:在思辨內容上,逐漸從思考人生和世道拓展到探究天道和命理;在思辨形式上,逐漸趨於理性化、理想化和神秘化。所以他說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無獨有偶,孔子在「知天命」之年開始鑽研《易經》,從此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記·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能注意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孔子「五十以學《易》」和「五十而知天命」之間有何關係?《易》原本是上古時期的占卜之書,「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傳·說卦傳》)。可見,《易》是一部使人們主觀意識和外部客觀規律達到統一境界的命理書。《易》分《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易傳》是對《易經》的詮釋和解讀。

按照司馬遷、班固等人的說法,《易傳》是孔子晚年喜《易》而作,不過這種說法未能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實必須承認:孔子晚年曾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整理和研究《易經》,並對《易經》思想做出許多精闢闡述,這是他一生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

孔子為什麼在五十歲以後開始鑽研《易經》呢?

首先,孔子研究《易經》與其人生遭際和魯國政壇變故有著密切的關係。孔子五十歲以前一直仕途蹇促,鬱郁不得志。五十歲以後突然時來運轉、春風得意,先出任中都宰,然後升為司空,旋即又擢升為大司寇行攝相事,位高權重、紅極一時。然而孔子深知魯國政壇兇險多變,「公室」與「私家」、宗主與家臣以及「三桓」之間,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種關係撲朔迷離,各種爭鬥異常激烈。短短數年間,前有「陽貨之亂」(《左傳·定公八年》),後有公山弗擾以費叛(《左傳·定公十二年》),政壇幾乎一直沒有安寧的日子。

孔子是一個懷有遠大理想的偉人,面對魯國混亂複雜的政治局面,既要有所作為,又要規避風險,確實需要大智慧。如何才能做到「無大過」呢?必須「知天命」。如何才能「知天命」呢?必須認真研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易經》,從中領悟順應天道、規避人禍的哲理。

其次,儒學發展需要理論創新。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一直偏重於人文應用領域,對於世界本源以及自然現象等問題則始終採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的迴避態度,因而致使儒學思想的哲學基礎相對薄弱,制約了儒學的發展。孔子在構建儒學理論體系過程中可能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他從五十歲開始致力於研究《易經》,因為《易經》中蘊含了許多關於天地之運行、四季之交替、陰陽之變化、人事之休咎、政治之得失等高深哲理,他可以藉此來實現儒學的理論升華,為儒學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再次,《易經》是儒學經典之一,孔子在完成《詩》、《書》、《禮》、《樂》等儒學經典修訂工作後,必然轉而集中精力來整理和詮釋《易經》、《春秋》等內容更加深奧的典籍,這樣才能開設新的教學科目,以滿足弟子們進一步求學的需求。不過,《論語》中未見孔子教授或與弟子討論《易經》的內容,先秦典籍中也沒有相關記載,可能孔子覺得《易經》內容過於深奧,他一直沒有物色到天資和悟性俱佳的合適人選,所以只好自己窮究其理、自得其樂了。

到了兩漢時期,有關史書關於儒家《易》學的傳承脈絡突然清晰起來。《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庄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

司馬遷和班固在梳理儒家《易》學傳承脈絡時必有所本,每代傳人都有明確的姓名、國別和師承關係等信息,只因年代久遠,史料闕如,這些人現在已經無法一一考證。

來源: 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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