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五十以學《易》

《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在五十歲前後，思想經歷了一次深刻變化：在思辨內容上，逐漸從思考人生和世道拓展到探究天道和命理；在思辨形式上，逐漸趨於理性化、理想化和神秘化。所以他說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

無獨有偶，孔子在「知天命」之年開始鑽研《易經》，從此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記·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能注意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孔子「五十以學《易》」和「五十而知天命」之間有何關係？《易》原本是上古時期的占卜之書，「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傳·說卦傳》）。可見，《易》是一部使人們主觀意識和外部客觀規律達到統一境界的命理書。《易》分《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易傳》是對《易經》的詮釋和解讀。

按照司馬遷、班固等人的說法，《易傳》是孔子晚年喜《易》而作，不過這種說法未能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實必須承認：孔子晚年曾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整理和研究《易經》，並對《易經》思想做出許多精闢闡述，這是他一生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

孔子為什麼在五十歲以後開始鑽研《易經》呢？

首先，孔子研究《易經》與其人生遭際和魯國政壇變故有著密切的關係。孔子五十歲以前一直仕途蹇促，鬱郁不得志。五十歲以後突然時來運轉、春風得意，先出任中都宰，然後升為司空，旋即又擢升為大司寇行攝相事，位高權重、紅極一時。然而孔子深知魯國政壇兇險多變，「公室」與「私家」、宗主與家臣以及「三桓」之間，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種關係撲朔迷離，各種爭鬥異常激烈。短短數年間，前有「陽貨之亂」（《左傳·定公八年》），後有公山弗擾以費叛（《左傳·定公十二年》），政壇幾乎一直沒有安寧的日子。

孔子是一個懷有遠大理想的偉人，面對魯國混亂複雜的政治局面，既要有所作為，又要規避風險，確實需要大智慧。如何才能做到「無大過」呢？必須「知天命」。如何才能「知天命」呢？必須認真研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易經》，從中領悟順應天道、規避人禍的哲理。

其次，儒學發展需要理論創新。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一直偏重於人文應用領域，對於世界本源以及自然現象等問題則始終採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的迴避態度，因而致使儒學思想的哲學基礎相對薄弱，制約了儒學的發展。孔子在構建儒學理論體系過程中可能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他從五十歲開始致力於研究《易經》，因為《易經》中蘊含了許多關於天地之運行、四季之交替、陰陽之變化、人事之休咎、政治之得失等高深哲理，他可以藉此來實現儒學的理論升華，為儒學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再次，《易經》是儒學經典之一，孔子在完成《詩》、《書》、《禮》、《樂》等儒學經典修訂工作後，必然轉而集中精力來整理和詮釋《易經》、《春秋》等內容更加深奧的典籍，這樣才能開設新的教學科目，以滿足弟子們進一步求學的需求。不過，《論語》中未見孔子教授或與弟子討論《易經》的內容，先秦典籍中也沒有相關記載，可能孔子覺得《易經》內容過於深奧，他一直沒有物色到天資和悟性俱佳的合適人選，所以只好自己窮究其理、自得其樂了。

到了兩漢時期，有關史書關於儒家《易》學的傳承脈絡突然清晰起來。《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庄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

司馬遷和班固在梳理儒家《易》學傳承脈絡時必有所本，每代傳人都有明確的姓名、國別和師承關係等信息，只因年代久遠，史料闕如，這些人現在已經無法一一考證。

來源： 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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