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從異教徒到基督徒》 林語堂（現代）

林語堂：《從異教徒到基督徒》　　緒言 　　本書是個人探求宗教經驗的記錄，記載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險、疑難和迷惘，與其他哲學和宗教的磋研，以及對往聖先哲最珍貴的所言、所誨的省求。當然，這是一次興奮的旅程，但願我能敘述明簡。深信這種對崇高真理的探求，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循他自己的途徑，每一途徑人人各異。哥倫布是否曾在美洲登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確實曾去探險，且歷經探險途中所有的興奮、焦慮和快樂。如果麥哲倫選擇另一條更長、更曲折的路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也無關緊要。各人路徑不同是必然的。雖然我很明白，目前去印度，搭乘噴射機是又快速又便捷的方法。然而，為了更迅速、更正確地認識上帝並獲得拯救而搭乘噴射機，我懷疑這對你會有多大的益處。我確知很多基督徒從來沒有做過這種探索。他們早在搖籃時代就已找到基督，而且像亞伯拉罕的妻子一樣，把上帝帶到每一個他們去的地方，即使最後進入墳墓，神也和他們在一起。宗教有時使人安逸而且近乎驕矜自滿。這種宗教，好像傢具或財產，你可以把它帶走，而且無論所往何處，都可攜它同行；在近代較粗俗的美式英文里，就有所謂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賣宗教」那句話。有許多教會是把宗教放入手提箱里出賣，帶著它周遊各地，這是獲得宗教的一種便捷方式。 　　然而，我懷疑這種宗教的價值。我獲得宗教走的是一條險路，我認為它是唯一的路；我覺得沒有其他的路是更妥帖的。因為宗教本身是個人自始至終面對那個令人驚悸的天，純屬自身與上帝之間的事；它自個人內心生出，不能由他人「賜予」。宗教最好像田野邊生長的花朵；盆栽和花房培育出來的，容易失色或枯萎。 　　因為這是自身的經驗，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當然就以個人的親身探討，瞬間的懷疑、瞬間的領悟，及所獲得的啟示為基礎。雖然本書不是自傳，但是有些地方必須提到個人的環境和背景，使故事的發展易於了解。這絕不是平凡無奇的發現，而是一次性靈上充滿震驚與探險的旅程。其中常出現類似雅各在夢中與上帝搏鬥的故事，因為追尋真理極少是種愉快的體驗；常有出現類似令哥倫布船上水手們驚恐的風景、船難及羅盤偏差；也常出現疑惑、躊躇、叛變，及渴望返航的威脅。我曾航行在恐怖的地獄之火的雪拉惡礁及法利賽黨、文士及有組織信仰該亞法派的漩渦。我是終於通過了，但費了不少手腳。 　　本書不是為那些沒有時間談論宗教，且永遠不可能加入追尋行列的人而寫，因為本書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也不是為那些完全滿意於他所了解的，自覺已有可靠的寄託，那些永不會有任何疑慮且自滿自足的基督徒而寫。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我與他們不起共鳴。我只對那些會問「在這次旅行中我們到哪裡去」的人說話。旅客在航程中為求心安，認為必須先看測程儀，並且找出正確的經緯度，我是對這種人說話。 　　我覺得近代世界及當代的歷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種不知何往的冒險，因此如果我們肯問自己——「我們現在去哪裡呢？」就是得救的第一個徵兆。我能想像出有一艘鬼船，一艘無人駕駛的潛艇，因核子反應能的驅使而全自動地航行。而這艘鬼船上面，時而有乘客爭論，爭論是誰在駕駛著這艘船以及它往哪兒開，因為顯然它是無人駕駛的。有人發表意見說那艘潛艇是自動行駛，而更富想像力的人就主張它是自有的，因機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經過任何工程師的設計就自然形成。在這激烈的爭辯中，我察覺有些挫折、困惑、不滿的心態產生，於是有人喊：「我什麼地方也不要去，我只想留在這裡。」我深信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寫實。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有人駕駛著這艘船，但有許多證據顯示它是自動而無人駕駛，富於想像的人就說這艘原子能潛艇是自有的。這種想像使它的擁護者十分滿足和驕傲；因為他們在冥想中，認為事物偶然的接合（螺旋釘及螺旋釘孔的巧合相配，主軸及主要推進器直徑的全等）是莊嚴而偉大的概念，他們認為那些心智較低的人，一定沒有這種概念。可是船上大多數的水手及乘客卻被另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所困擾：他們是從哪裡來，最後又會在哪裡登陸？ 　　我不為取悅任何人而寫，相反地還可能使有些人不高興，因為我所說的都是我個人直接的觀點。容忍在教友中是一種難得的美德。世上所有宗教都差不多這樣，特別是基督教，它已經硬化，放入箱里，敷上防腐劑，不容許任何討論。很奇怪，對於宗教，每個人都認為他所擁有的是獨一無二的真理。在演說中要求通過美國聯邦憲法的富蘭克林說：「我越老，越常懷疑我對別人的批評。」真的，許多人，許多教派，都認為自己擁有一切真理，而別人任何地方意見與他們不同，都是大錯特錯的。斯蒂爾——一個新教徒，在一篇獻辭里告訴教皇說，我們兩個教會對他們信條的正確性唯一不同的意見是，羅馬教會是無誤的，而大英教會也永遠沒錯。雖然很多人認為他自己的無誤性差不多和所屬教派一樣高，但很少有人表達得像一個法國婦人在和她姊妹的小爭論中說的那般自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沒遇見過一個經常是對的人。」　　可能有許多人想給我們一種「裝在箱子里的拯救」，許多人想保護我們免於異端的誘惑。憂慮我們是否得救，當然是值得讚賞的。但另一方面，這種「裝在箱子里」的拯救，卻常在我們的信仰上加上過重的負擔。這就是所謂教條及靈性上的獨斷主義，其中我最反對的就是靈性上的獨斷主義。這種過度的保護及負擔，壓扁了很多年輕的心。 　　寫到這裡，我想到父親曾說的一個故事。我們住在南中國海邊的漳州。有位牧師住在離漳州約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照例要回城裡兩次。當時父親約十二三歲左右。祖母因為是基督徒，奉獻她兒子的勞力，免費為這位牧師搬運行李。父親當時與寡母相依為命，常去賣甜食，雨天就改賣油炸豆。 　　漳州人喜歡在雨天吃油炸豆，因為豆炸脆以後，味道很像美國的玉米花。他是個好挑夫，遵從祖母的吩咐去抬行李，牧師太太隨行。父親告訴我，這個女人把每一件東西都放在扁擔兩端的籃子裡面。不只是衣服、鋪蓋，其實這些東西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已經夠重了，可是那女人還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後又添上一個三四磅重的瓦爐。而她卻對我父親說：「你是一個好孩子，一個強壯的孩子，這點東西你不會在乎的，我知道你一定擔得起。」其實她沒有必要把那個瓦爐搬來搬去的。我還記得看過父親肩上的疤痕，當然它不是單單這些行程造成的；可是我常常想起那些裝行李的籃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個不需要搬運的瓦爐。這使我想起各個宗教的祭司們常喜歡加重青年信徒的重擔，還對他們說：「你是一個好孩子，一個強壯的孩子，你可以擔得起。你只要相信，你就會發現這是真的」，往往使那些年青人的肩頭長出膿包。 　　林語堂　　第一章：童年及少年時代 　　我生於十九世紀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國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的那一年，條約規定割讓台灣和承認朝鮮獨立，就是甲午戰爭中國敗給日本的第二年。中國慘敗在日本手中，是因為滿清政府的寡後把準備建設近代海軍的錢，移去做現在北京市著名的景點頤和園的建築費。舊的頤和園已在一八六〇年為英法聯軍劫掠並焚毀，而這個無知又頑固的婦人和她的排外心理，助成數年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曾聽父親說過義和團時那個寡後和皇帝逃走的情形，當時我五歲。查考年鑒，我發現訂立馬關條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發現Ｘ光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從教會的屋頂滑下來。那間教會只有一座房子，並緊挨著一棟兩層樓的牧師住宅，因此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可以透過教堂後面的一個小窗望下去，看見教堂內部。在教堂的屋頂與牧師住宅的椼桷之間，只有一個很窄的空間，小孩可以從這面的屋頂爬上去，擠過那個狹窄的空間，從另一面滑下來。我記得自己曾是那個站在陽台上的小孩，驚訝於上帝的無所不在。我感到困惑，想如果上帝真的是無所不在的話，他是否就在我頭頂上方几寸遠的位置。我還記得曾為每日謝飯的觀念而自辯，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對生活的一般感恩，我們對生活中的一切都該用同樣的心情表示感謝，帝國的居民也該因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謝。　　童年是新奇的時代，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就能發現好多新鮮的東西。眼前是南山的十個峰，後面是另一個高山的石壁。我們的鄉村深入內陸，四周環繞著高山，當地人稱它「湖」。由這兒到最近的港口——廈門，差不多有六十英里，當時，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種永遠印在我心靈的經驗。因為住在南方，鄉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光禿的黃土岡。可是正因為深入內陸，到了離鄉村約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們只得換一艘小很多的輕舟。這種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舉起來渡過急湍的。船夫捲起褲腿，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童年的部分記憶和我所居住的這環山的村落有關，因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偉大。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雲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遊，感到迷惑和驚奇。它使人輕忽矮山及一切人為的、虛假的、渺小的東西。這些高山早就成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使我富足，心裡產生力量與獨立感，沒有人可以從我身上帶走它們。這山還印證了《聖經》上的那句話：「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我開始相信，一個人如果不能體會把腳趾放進濕草中的快感，他是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的。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姊妹，而我們這些男孩經常要輪流到家裡的水井汲水。學習打水很有趣。當吊桶到達井底時要擺動繩子，這樣桶就會翻轉過來裝滿水，我們不知道有抽水泵這種東西，因為那是煤油燈的時代；我們有兩盞煤油燈，另外還有幾盞點花生油的錫燈。肥皂直到我十幾歲左右才進入我們的生活。母親常用的一種是用大豆殘渣做成的「豆餅」，它只有一點點的泡沫。剛有肥皂的時候，它的形狀像一根方木條，農夫常把它放在太陽下晒乾，使它堅實一些，在洗濯的時候，才不會用得太快。 　　父親是當時前進的先鋒。他是一個夢想者，敏銳、富有想像力、幽默，並且永不休止。他傳授給他的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東西，培養他們對被稱為「新學」的西方知識的強烈興趣。母親剛好相反，擁有一個被孺慕之情所包圍的簡單、無邪的靈魂，而我們兄弟姊妹常聯合起來捉弄母親。我們常編造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告訴她。她肯聽，可是有點不大相信，直到我們爆出笑聲，她才板起面孔，說：「你們又在戲弄笨娘了。」她為養育孩子，受了許多苦，不過好在我十歲的時候，我的姊姊們已經開始負擔做飯、洗衣等等家庭雜務。我們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禱告，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大。別人常以為我們兄弟會爭吵，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父親是不隨俗的。我們家的男孩不像別人家的孩子那樣梳辮子，而是留一種童僕式的短髮；姊姊常為我們編一種便帽，是廈門對面鼓浪嶼街上法國水手們所戴的那一種。父親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月色皎潔的夏夜，他常會一時興起，走到河岸橋頭附近傳道，他知道那些農夫喜歡聚集在那裡乘涼。母親告訴我他有一次幾乎因肺炎死去，因為在收割月滿後外出傳道時流了很多汗，回家時沒有擦乾。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傳道時在那兒曾建過一所。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看見他建築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晒乾的泥磚建的，頂上蓋了瓦，外面塗上了石灰。當屋頂的重量漸漸把四周的牆擠開的時候，出現了一場大騷動。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華西斯（A.L.Warnshuis）牧師，聽到這種情形，從美國訂購了一些鋼條來。這些鋼條用一枚大釘固定在中間，那枚大釘可以把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適當長度。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上，螺旋釘一扭緊，鋼條把木條牽拉在一塊兒，大家可以清楚地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寸。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刻。 　　雖然父親是牧師，卻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我記得曾幫他裝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掛在新教堂的壁上。這副對聯的字體大約有一方尺寬窄，父親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這些墨跡的拓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朱熹生於十二世紀，據猜測是因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這一省。就我所見，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為這省女人所纏的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住在我們家訪問的時候。他們留下了一個沙丁魚罐頭及襯衣領子的一粒紐扣，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我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他們走了以後，屋子裡到處仍充滿了牛油味，姊姊只好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我和英文書籍的第一次接觸，是一本不知誰丟在我家的美國婦女雜誌，可能是Ladies Home Journal（《婦女家庭》雜誌）。母親常把它放在針線盒裡，用裡面的光滑畫頁夾住那些繡花線。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誌能用得這麼長久。在建築教堂的時候，華西斯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個旋轉機，我對這些東西十分好奇，覺得它們做得相當好。 　　父親和華西斯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夥伴，因為華西斯牧師發現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有興趣。他介紹一份油墨印的，名為《教會消息》的基督教周報給我們。他寄給我們各種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文學以及上海基督教會所印行的有關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西學就是這樣來到我家。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於西方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有一天他諷刺地笑著說：「我讀過所有關於飛機的東西，可是我從沒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這大約是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怎麼得來的消息，可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到柏林和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眼裡射出亮光，似真似假地希望我們兄弟有一天能在那裡攻讀。我們家是一個絕對的夢想主義的家庭。 　　十歲的時候，我和兩個弟弟離家去廈門上學，本地學校父親斷言它不夠好。因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錢，寒假我沒回去，這等於離開母親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我就學會不想家，並沉溺於學校裡面的各種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上鋸下來的木球。這是學校里孩子們的普遍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像回到母親身邊那麼快樂。進入被群山包圍的坂仔河谷之後，還有一英里就到家，我們三兄弟不能再忍受船慢慢地搖，就起程步行。我們曾計劃怎樣向母親宣布我們回來了，是在門外大喊一聲「我們回來了！」還是再一次戲弄母親，用老乞丐的聲音，要一點水；抑或躡入家裡，找到她，然後突然對她大叫。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約束不住孩子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稱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假期我們家就變成學校。我說過父親是一位牧師並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當我們男孩擦好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後，鈴聲一響，我們就爬上圍著餐桌的位子，聽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詩經》，其中包含許多首優美的情歌（記得有位害羞的年輕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選的情歌時，滿面通紅）。聽課到十一點時，二姊望著牆上的日影，慢慢站起來，一臉不情願的表情說：「我要去燒午飯了。」有時晚上我們也集合讀書，然後她又不得不停止閱讀，起來說：「我要去洗東西了。」 　　我之所以必須寫到二姊，不只因為她佔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時還可以顯示，在我們家裡，大學教育的意義是什麼。我記得二姊很疼我（一切弗洛依德派的說法，都給我滾！），因為我是一個頭角崢嶸但有點不守規矩且喜惡作劇的孩子。當弟兄們安分而細心地研讀功課，我卻到院子里玩。長大一些時，她告訴我，孩童時的我，相當頑皮，而且常發脾氣，有一次和她爭吵過後，我鑽入後花園裡的一個泥洞，像豬一樣在裡面打滾，爬起來時對她說：「好啦，現在你要替我洗乾淨了！」在這一刻我看來一定又臟又可愛！ 　　姊姊曾讀過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爾、哈葛德的《所羅門的寶藏》以及《天方夜譚》，這些書都早由同鄉林紓譯成中文。事實上林紓不識英文，完全是靠一位魏先生翻成福州話，然後這位偉大的作者，再把整個故事用美麗的古文寫出。林紓大大地出了名，他進而翻譯莫泊桑，及小仲馬的《茶花女》，這本書震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女主角是個得了肺癆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國的羅曼史《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中國的典型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癆，就是憔悴得差不多要死的貴婦。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國美人，不是患心絞痛，就是患某種神經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勢，是忍受極端痛苦而把眉頭皺起來的那一刻。姊姊和我，讀過了霍姆茲及作者名字已記不得的法國某作家的偵探小說後，編輯了一個我們自己的長篇偵探故事來作弄母親使她開心，這個故事一天天連續下去，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險。姊姊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兒一樣，有伶俐而敏銳的表現力，因此當數年前我在銀幕上首次見到寇兒的時候，我心跳得好快，握著女兒的手驚叫：「那就是我二姊的樣子！」我太太見過二姊，她很贊同我的看法。 　　姊姊在廈門高中畢業以後，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我聽到她在家庭禱告後提出要求，可是一切徒勞。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我說這個故事，原因在此，我父親卻不這麼想。姊姊懇求，美言勸誘，而且作種種承諾，可是父親說「不行」。對我而言，這很可怕。我並不怪父親，事實上，他不是不希望有一個又能幹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我還記得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誌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後說：「真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女孩當我的媳婦！」但是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清有什麼方法可以辦到。女子受大學教育是種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委實無法供給。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兒子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父親聽說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教會消息》讀到的。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掉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來讓二哥可以在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止不住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姊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獲得一個名額。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這樣，我二姊只好彷惶又彷徨，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這個時代是，女孩一過了二十歲，便必須急於嫁人。我二姊有一個等了很久的求婚者，可是每次母親晚上找她談這個問題時，二姊就把燈吹熄避而不談。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又已經二十一歲。 　　二哥即將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時，大家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但是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要狠下心向一個又是好友又是他過去的學生借一百銀圓。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這位學生現在已成富翁，父親每次經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學生的家裡。因為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層更深的關係：這個富翁過去是一個聰明卻貧窮的孩子，當他在父親門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等它破爛到不能戴的時候，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的確做到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將與文臣，家僕、夫婦之間，都講究忠。　　父親知道只要他開口，一定可以借到這筆款。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二姊及家人一同乘帆船直下西河，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舉行婚禮，而我是預定起程到上海讀我大學的第一年。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頭上，但我是開心的。那時我十六歲。婚禮過後，二姊從嫁衣的口袋裡拿出四角錢給我。分手時她含淚說：「和榮，你有機會去讀大學，姊姊因為是女孩不能去。不要辜負自己的機會，下決心做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這就是我家庭模式的全部。 　　兩年後二姊死於瘟疫。但這些話常在我耳際迴響。我之所以談這些事，是因為它們對於形成一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想成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姊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裡，讀書人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學問都沒有意義；對一個謙虛、單純的人，卻儘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於跌倒的，卻能把他扶起來。這是耶穌基督的教義中最單純而不夾纏的綱領。我現在仍能想像出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復姊姊的孩子，而我相信就因此而愛了我。耶穌最特別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讓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更親近他。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享有相當的名聲，因為它出了幾位中國大使：顏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它的確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緣故。雖然它是聖公會的，它對大多數的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培植為成功的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準，並不超過一個買辦的條件。校長卜濟舫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於自己任務的了解，我想和英國魯比或伊頓學校的校長差不多。 　　他對學生父親式的影響，是不容誤解的。每一個清晨，早禱會後，他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皮包，帶著一個總務，巡視整個校園。我相信這是他每天九點坐進辦公室前的晨規。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說他一年要讀一部長篇小說來使自己一星期中有一個小時用來鬆弛一下。至於圖書館，藏書不超過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書籍。其實到哪一所大學都沒關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圖書館。學問的實質，像天國一樣，在於本身，必須出自內心。我的心就好比一隻猴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隻猴子帶到森林裡去，你不必告訴它在哪裡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帶領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個貧瘠的森林中漫遊，讀達爾文、赫克爾、拉馬克，及小說家溫斯頓?丘吉爾的《杯盤之內》。此外，我學習打網球、踢足球，甚至和某些從夏威夷來的同學打棒球。我參加划船會及五英里競走的徑賽隊。說句公道話，我在聖約翰大學的收穫之一，是練就了健美的胸肌；如果我進入公立的學校，就不可能了。 　　青春的心是躍躍欲試的，我張望著所能找到的，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隻公園裡的松鼠，無論它吃什麼都能吸收而且滋補。那個好思想的心，一經入水，便航行在一望無涯且時有暴風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驚異，而船卻在掙扎撞擊，在波浪上前後左右搖動。我記得二年級時回家度暑假。父親請我講道（這種事我甚至在十多歲的時候就已做過好多次，因為父親不喜拘泥傳統習慣，而且想讓愛饒舌的我出出風頭）。我選擇了一個講題：「把《聖經》當文學來讀」。對那些農夫基督徒談到《聖經》像文學，的確是毫無意義，但這種觀念當時在我意識的最前線，於是它就溜出來了。記得我曾說耶和華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幫助約書亞滅盡亞瑪力人及基奈人，而且耶和華的觀念是進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進而為萬國萬民的獨一真神，沒有一個民族是特別「被選」的。你該可以想像得到禮拜天晚餐時我父親的臉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經做了一件錯事。他憑得一個廈門人，英文很好，卻是一個無神主義者。這是一個噩兆，「英文好，但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他很怕我也會走上無神主義的道路。 　　我很喜歡那所大學，卻不重視功課。考試那一禮拜，其他學生都在惡性補習，我卻到蘇州河釣魚，腦筋里從來沒有想到考試會不及格。在中學及大學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為常有死讀書的笨蛋，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這裡我必須提到中文課程，因為它在我後來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動。例如，上中文民法課時在書桌底下讀休斯頓?張伯倫的《十九世紀的根基》。為什麼會有民法一科，我始終無法了解。那位中國老師是一位老秀才，戴著一副大眼鏡，體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從來沒有學過授課或演講的。那本民法教科書是一本用大字編印只有一百多頁的東西，可以坐下來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們卻當它是整學期的教材。因為它被列入課程中，所以我們要強迫捱過。每周那位民法「教授」讀給我們聽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時約十五分鐘，那一小時其他時間，他就不言不動，在他的座位上縮成一團，可能是透過眼鏡注視我們，而我們也在沉默中看著他。不幸這是一種我無法通過的表演，內心的一種絕對的空虛是難以自抑的，而我也並不想像佛家禪宗般的入定。這是聖約翰大學中文課的典型，最壞的是即使連著幾年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張聖約翰大學的文憑。事實上，學校並不重視對中國事情的研究，這種現象到一九三〇年以後才好轉。 　　剛開始的時候，我對中國歷史有興趣，可是進入聖約翰大學，就突然中止。一心不能侍二主，而我愛上英文。我丟開毛筆拿起了自來水筆，甚至我在萊比錫研究的時候，父親仍常來信說他非常以我的書法為恥。中國書法是一種要用畢生才能寫到完美的藝術，這必須完全忘其所學而親身去做，而且必是大學之後的一部分教育。心的持續生長與成熟，大部分是仰賴把中學及大學的所學拋棄。以我的情形來說，這種拋棄的過程，是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著拋棄。 　　這時我學習當牧師，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在聖約翰大學神學院註冊，這是第一次被暴風襲擊。訓詁學對別人比對我合適，因為我要追尋偉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成為福祿特爾的崇拜者，雖然在離開聖約翰大學以前，並沒有對福祿特爾作直接的探討。我的問題，有時會發現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時沒有答案。一被襲擊，我就逃走，再度被擊，再次後退。一切神學的不真，對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無法忠實地去履行。我興趣全失，得的分數極低，這在我的求學過程中是很少見的事。監督認為我不適於做牧師，他是對的。我離開了神學院。　　第二章：大旅行的開始 　　畢業後，我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住在北京就等於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藍色天空，輝煌的廟宇與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給人一種滿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覺，朝代已經改變，但北京仍在那裡。有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噴射出晶明的噴泉，而鼓樓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於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賜，人在地上還能求什麼？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褐赤色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銜近長城、明冢，這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無神論的，有無神論者的快樂和滿足。 　　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什麼意義？我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大的，聖約翰大學是那個殼的骨架。我遺憾地說，我們搬進一個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審美上與那個滿足而光榮的異教社會（雖然充滿邪惡、腐敗及貧窮，但同時也有歡愉和滿足）斷絕關係。被培養成為一個基督徒，就等於成為一個進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對新學表示贊同的人。總之，它意味著接受西方，對西方的顯微鏡及西方的外科手術尤其讚賞。它意味著對贊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對立妾制度及纏足，保持明顯而堅決的態度。（基督教婦人首先要放腳，而我的母親，自小是一個異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腳，改穿一雙襪子。）它意味著贊同教育、普及民主觀念，且以「能說英語」為主，較佳教養的態度。它同時意味文字羅馬拼音化及廢除對中國字的知識，有時且廢除一切對中國民間傳說、文學，及戲劇的知識，至少在廈門是如此。羅馬拼音法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我們在廈門有一套七聲的完整羅馬拼音系統，它是對反對它的漢學家的嘲諷。我的母親可借羅馬拼音法把全部《聖經》讀通，此外也曾藉此自習漢字的聖詩，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羅馬拼音字寫信給我。羅馬拼音並非不能實行，但在心理上我們不願意要它。 　　而同時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處，這點我們可以很快看出的。我們不只要和中國的哲學絕緣，同時也要和中國的民間傳說絕緣。不懂中國哲學，中國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國的民間故事卻顯然是可笑的。剛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為我的教會是加爾文派。我不準去聽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麗的故事。這些盲歌手，有時是男的，但多數時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經過，手上拿著一副響板及一個燈籠，講述中國古代的魔法故事及歷史上的奇事。我的母親是在異教家庭中長大的，告訴我這一類的故事，但我從來沒有從那些遊行歌手那兒聽過這些故事。當我們這些男孩經過鼓浪嶼廣場上一個戲台時，我們以為該直向舞台觀看而不是邊走邊看。現在，舞台是教育中國人（包括文盲和非文盲）知道他們的歷史的普通媒介。任何中國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識三國時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就已經知道約書亞的角聲曾吹倒了耶利哥城。當我知道喜良的寡婦因發現丈夫被征築長城而死，流的眼淚溶化了一大段長城時，我十分憤怒。我被騙去了民族遺產。這是清教徒教育對一個中國孩子所做的好事。我決心反抗而沉入我們民族意識的巨流。 　　我靈性的大旅行於是開始。我們經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裡面生存、活動，及安身立命，我們也是滿足的，就像北京異教徒的滿足一樣。但身為中國基督徒，移進一個我所稱為真正的中國世界裡面，敞開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會被羞恥感刺痛，面紅耳赤，一直紅到耳根。為什麼我必須被剝奪？事情並不如我描寫的這般簡單。甚至那個纏腳及立妾的問題也不是如我所想像這般乾脆和簡單的。在我沒聽辜鴻銘為這二者有力地辯護以前，事實上我並不欣賞立妾及纏足的倫理學及審美學。在本書結束之前，我將會談到許多關於辜鴻銘的事。　　在這裡我必須提及兩件事，鴉片及祖先崇拜——其中之一導致中國人的一種深厚的屈辱感及對西方的厭惡感，另外一種使一個中國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剝奪國籍的感覺。中國基督徒不近鴉片，那些傳教士當然譴責它。它的戲劇性和悲劇性成分，是傳教士的同胞們把它帶進來而且用槍逼我們接受。那位偉大無畏的中國官吏林則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廣東總督的時候，在廣州各碼頭上燒毀了許多箱鴉片，引起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被充軍新疆死於戍所，而中國國門因此大大開放。一箱箱的鴉片，厚顏無恥地大量滾入。但問題是，傳教士進入中國時正是中國人被鴉片惡臭熏醒的時候。然後再加上第三個因素——傳教士及鴉片都在戰艦的蔭庇之下得益，使這一情形變得不但可嘆，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傳教士十分反對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極端反對那些傳教士；大家都認為對方瘋狂。一個中國人所能看得到的是，傳教士曾關心拯救我們的靈魂，所以當戰艦把我們的身體轟成碎片的時候，我們當然是篤定可上天堂，這樣便互相抵消，兩不相欠。 　　現在我回頭談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國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國基督徒被禁止參加，便等於自逐於中國社會之外，而使那所謂「吃洋教」的控告屬實。這個問題是基本而中心的，而且質問一個草率的教會傷害它的教徒能到何等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視為一種宗教時唯一可見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廟崇拜孔子常是學生考試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國基督徒沒有理由不參加，且無論如何，沒有理由自摒於文化之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任何讀過中國經典的人都應該知道。當孔子試圖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紀時周朝創立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規律時，他事實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創立者距離孔子比喬塞距近代學者更遠，比Beowulf史詩則近一點。祖先崇拜，在中國人看來，是對過去的崇敬與聯繫，是源遠流長的家族系統的具體表現，而因此更是中國人生存的動機。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榮、求上進、求在社會上成功的準則。事實上，中國人行為的動機是：「你要做好，這樣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榮耀；你要戒絕惡事，這樣你就不至於玷辱祖宗。」這是他要做一個好兒子、一個好弟兄、一個好叔伯、一個好公民的理由。這是中國人要做一個中國人的理由。至於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像力盡量擴張，才可以稱它為如中國教會所謂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基督教大教堂供奉神像的陋習（特別是在義大利及法國）比較起來，這些寫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來好像某些毫無想像力的理性主義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幾個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張祭桌，後面擺滿了一堆這樣的木牌。這些木牌，看來好像一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記號是每一個男女祖宗之靈的座位。崇拜的時候，祭桌上點著了燭和香。至於跪在這些木牌前叩拜，實在就是基督教教會反對的主要一點，因為他們忘記了中國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們在某些鄭重的場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種順服的表示。孔子說：「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個人洗擦乾淨，你將發現有一種洗擦不去的以祖宗為榮的驕傲。 　　現在，在廈門的非基督徒對我們是寬容的。在那裡沒有社會排斥。基督教社會在廈門及漳州和當地人親密地相處，像所有人都是一個教區的分子一樣，他們進步而成功，他們的孩子，不論男孩或女孩，求學都有較大的便利。如果有敵意，我想是因為祭祖的問題。我們沒有被人囚禁，我們把自己囚禁起來而自絕於社會。在一個現代城市裡，這倒沒有什麼關係，但在鄉村中，這對一個中國基督教信徒，可是最尷尬的個人問題。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誠懇的態度來問我父親，他們可否為社會節慶中的演戲捐一點錢。這些基督徒真正想問的是他們是否要在他們的堂兄弟、叔伯及族裡其他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會。這是基督教教會所禁止的，但他們卻在父母生前，歡樂地慶祝母親節，父親節；而父母死後，做極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實際的相片來代替像米尺的木牌。中國有一句俗諺說：「飲水思源」。中國基督徒是只可以從自來水龍頭飲水，而不準去想水的源頭嗎？ 　　孩童時代，我年紀太小，不會感到任何敵意及中國基督徒已自絕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的事實。在學校的日子裡，我們是愉快地求學，以致不能感覺到任何事情。但我記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的領袖對教會是有敵意的。這些偶發事件是瑣屑而有趣的——並沒有爆發到像被稱為義和團之亂這樣的暴行和仇恨。我父親完成了教堂建築的後一年，一個考試落第而又失業的吸食鴉片的文士，意圖捐集款項在教堂的同一條街道上興建一座佛廟，他就這樣做了。他是一個可憐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絕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看起來囚首垢面以表示他通天靈；我最記得的是他滿口黑牙，穿一件污穢而只扣了一半紐扣的長衫，不論他想不想洗乾淨，總有意讓人看見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以後在佛教的天堂中做海綿浴的快樂，儘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剛好流經他的廟。但這個可憐人至少有他的機智，他是賴此為生。我們的教會有一口某美國人捐贈的鐘，我們為它在前門建築了一個約五十尺高的鐘樓，而這位失業的文士後來有了一面裝設在他佛廟裡的鼓，這種事是不常見的（佛廟裡常用他無法提供的鐘）。當教堂禮拜日鳴鐘時，他也注意去擊他的鼓。如他所說：「耶穌丁當佛隆隆。」我們孩子們決心不讓他贏。我們輪流幫助拉繩，而傾聽鼓聲何時停歇。我們繼續這種競賽，直至父親以為我們是瘋了，制止我們。後一年，我從學校回來，那面鼓不見了。那個黃牙齒的人大概已把它賣掉買鴉片了。於是我們勝了。　　另一位中國領袖，因為他的年紀和他的鬍子而較為可敬。他是整個河谷的紳士。我父親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關係，但金公公從來不來教堂，且阻止別人來教堂。那條河是從山上下來，在河曲有一道橋，河的一旁有許多商店的坂仔街，高踞在堤岸之上，經常受河水侵蝕的威脅，因為當洪水來的時候，它會受到漩流的全力打擊；在河的另一旁是一個多石的淺灘，這個地區的輪迴市集，每五天在這裡舉行一次。在淺灘那一邊的橋腳是金公公的家，在這種情勢之下，他大可說那道橋是他的。橋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圓木條鋪平，但沒有鋪上厚橫板。因為那些木條不是完全直的，人可透過那些間隙看見下面的河水，而那些纏腳女人必須小心行走，以免她們的鞋跟被橋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橋是金公公收入的來源，因為他也吸鴉片，需要錢去買。若來了一場大洪水，那道橋不是被沖走就是要修理。每次洪水來過，金公公便出去向鄉民募集款項來修理，而橋完全被沖走時，當然是一次意外的收穫。現在秋水泛濫在我們村裡相當常見，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金錢來源。還有，由於經常注意那道橋構造上的裂痕，知道橋本身接榫的脆弱，金公公可以斷定這道橋對於河水的水平線的些微變動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記得金公公是一個斯文而講理的人，他對基督教有敵意的唯一理由是他開了一個賭局，而我父親極力阻止基督徒賭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那些賭徒成為基督徒。 　　對一個有知識的中國人來說，加入本國思想的傳統主流，不做被剝奪國籍的中國人，是一種很自然的期望。我是在全國英文最好的大學畢業的——那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因為幼承父親的庭訓，對儒家經典根底很好，而我曾把它銘記於心，每一個有學問的中國人，都被期望銘記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話，它是有學問的人會話的重要部分。但我的書法很糟，是中國缺乏教養的人的最顯著的標記。我對於中國歷史、中國詩、中國哲學，及中國文學的知識，充滿漏洞。現在我是在北京，中國文化的中心。我覺得好像一個在劍橋大學一年級的英國學生和他的導師談話一樣。那個導師用煙噴他並且喋喋不休地談及斯文本恩、濟慈及霍斯曼。對於這些文學家，那個學生只是一個泛泛之交。一個有才智的小夥子經過這樣的會談之後的第一件事是到圖書館去讀斯文本恩、濟慈及霍斯曼；這樣他在第二次會談時，才不會顯得那般土氣和無知。這是我們所稱的真正大學教育正常的程序，透過心與心的關聯，甚至也可以說是由於傳染。我帶著羞愧，浸淫於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廣大的異教智慧的世界向我敞開，真正大學畢業後的教育程序——忘記過去所學的程序——開始。這種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外表上我是一個有成就的教師，我在清華大學做得不錯。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還的賠款建立的。這所大學突飛猛進，成為中國最現代及設備最好的大學之一，而它那時正開始建築一座壯麗的圖書館。它有一位不平凡的中國籍校長及一批本國及美國的好教授，它坐落在北京郊外一個從前滿洲王公的花園。但心智上我是笨拙的，而且不善適應。直到那個時候我仍有時被胡適博士視為清教徒。我是一個清教徒，我對一位非基督徒的詩人或學者有和善及友愛的期望。我的體質不適於飲酒，酒可使我眼瞼干閉。至於煙斗，我願為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遠辯護。雖然我自稱為異教徒，像羅馬酒神節日這樣的東西，那時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至於現在仍是如此，在一種羅馬將領的宴會中，斜倚在卧榻上吃用金盤送上來的一串葡萄，我依然一直是一個旁觀者。至於女人，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訓練則有某些益處。當禮拜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妓，我卻在清華大學主持一班主日學，而清華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學。一位同僚教授稱我為處男，直到結婚時我仍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巴黎夜總會的脫衣舞。沒有一個人能像一個好清教徒這般正當地欣賞脫衣舞。我永不會像大學裡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雖然我在後來的日子中學習在男人及女人的社會中安詳、自然，我仍學不會在一個傢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動作。我想這是因為高山的精神永遠離不開我，而我本質上就是來自鄉村的男孩，這是「異教徒」一字語源學的真義。直到現在我仍喜歡穿著襪子在我辦公室的地毯上行走，並視之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為人的雙腳，即因為上帝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們，所以是完美的。對於它們，不能再有什麼改良，而穿鞋是一種人類退化的形態。湯瑪斯?渥爾夫曾在《望鄉》（Look Homeward）一書中親切地寫，天使腳趾翹起，因為他生來就是如此。有時，晚上在曼哈頓區的街上散步，我因妻子一個大聲的呵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長的尖叫聲而對她憤怒。因為我雖然在曼哈頓士敏土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見山巔未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聽到山泉甜蜜的笑聲，而我並不害怕。　　我常想，做一個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什麼時候閉嘴，要懂得安靜等待陞官，真不知道這其中的滋味是怎樣的。因為在中國，做一個學生，就要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我曾看見一位來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無可懷疑的是官場。但我來自福建——不是來自上海或北京。我們在整部中國歷史上出產詩人、學者及美人；但沒有高等官吏。上一代有三位偉大的中國作家來自福建：嚴復，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及赫胥黎的翻譯者；林紓，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譯者，關於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鴻銘（請看下文）。 　　在外交部的短暫時期中，我發現這位同事已學會閉嘴，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文雅而態度自然。他在辦公室，把時間都花在喝茶及看報紙上。我對自己說，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省的首長，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徹底地知道這種不說話的神秘，與閉嘴魔術和陞官主義的關係。而我所得的結論是一個兵把他的血貢獻給國家，但永不放棄他的榮譽；一個真正成功的官吏為他的國家放棄他的榮譽，但永不奉獻他的血。一個兵的責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談及它，他所做的只是愛他的國家。 　　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這裡有A及B，則二者之間必有一條聯繫線C，來說服我相信聖靈在神學上的必要。這種經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並論。那些神學家這麼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會被接受成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恆。我當然反抗。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按他們真言的比較而論，耶穌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對信仰的確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聖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那顆大星怎樣準確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這種想像對我已經有很大的困難。我只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徵美。聖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聯繫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觸，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對我未來的發展有不同的貢獻。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復興的胡適博士。文化復興，和其他較重要的事，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胡適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路標，提倡以國語取代文言，以國語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同時，北京國立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嚮導》機關報。胡適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喝彩，我和他在清華大學相會，這是像觸電般的經驗。對於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我直覺地同情。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這個運動。然後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裡當圖書館管理員——但沒有人注意他，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他。） 　　總之，文化復興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所做的一種全面的分裂。一方面軍閥們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為他們自身挑戰及鬥爭的緊張情緒所支配，北京是充滿活力的林紓，那位我姊姊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同時也在北京國立大學，譴責白話為「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哪裡有鬥爭哪裡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年輕的中國徹底地被震動。共產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別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而胡適，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據為依准，其實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陳獨秀譴責迷信。如通靈人用它來寫出詩句的中國扶乩。當然，那個機關報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所以這種努力有點兒像馬後炮。一個熱心的學生寫著：「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對新自由戰士而言確是一種不尋常的任務。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萬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我不免被北京大學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後，便在那裡任教。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種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我飄浮在中國覺醒的怒潮里。　　但是有一個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謨克拉西的近代群眾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向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討厭，因為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在中國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種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複申說某些話的風格，再加上湯瑪斯?卡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雋妙。這個人就是辜鴻銘。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由於他把一切事情顛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著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於他的描寫。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代替。毛姆在揚子江上流的四川省見過他，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動的描寫，極能顯示這個人性格的要點。 　　這裡住著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我這次有點吃力的旅行動機之一就是想見一見他。他是中國儒學的權威。據說他英文、德文都說得很流利。他曾好幾年做皇太后總督之一的秘書，但現已退休。每星期的幾天里，他家大門都為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開放，宣講孔子的教訓。他有一班門徒，但人數不多，因為那些學生大都喜歡他簡樸的住宅及樸實中的高貴。如果向他提及外國大學的建築及好些野蠻人的實用科學，只會被他輕蔑地開除。從我對他一切所聞看來，我斷定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當我提出想和這位著名的紳士見面時，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經過許多天還沒有消息。我問起來，主人聳聳兩肩。 　　「我送了一張便條通知他來這裡一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他是一個脾氣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為用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學家是適當的，所以我並不驚訝他對這種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信給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禮貌的詞句問他可否讓我去見見他。就在兩小時之後，接到他的複信，約定明天早晨十時。 　　當這位哲學家走進客廳時，我立刻向他的賜會表示感謝。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 　　「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們國家的人只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 　　我想冒險抗議，可是我還不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著我。 　　「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點點頭，我們就一定會去。」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草率的通知感到不滿。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話。 　　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有一條炭色的細辮子，明亮的大眼，眼瞼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殘缺而且變色。他骨瘦如柴，手優美而小巧，乾枯得像鳥爪。曾有人告訴我他吸食鴉片。他穿著一件黑長衫，戴著一頂小黑帽，都破舊不堪了，穿一條深灰色的褲子束在足踝上。他在觀望，並不十分知道應採取什麼態度，是一種戒備狀態。我從他的風度上感到可靠的鬆弛。他像一個全身端嚴起來等待人家來替他拍照的人，聽見鏡頭遮蔽器一響，才恢復他的自然。他拿他的書給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說，「後來我又在牛津讀了一個時期。但英國人對於哲學沒有很大的胃口。」 　　雖然他把話說得像有點歉意，但顯然他還蠻高興說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們曾有過一些對於思想界略具影響的哲學家。」我提醒他。 　　「休姆和伯克里？當我在牛津時這兩位哲學家在那兒任教，他們深恐會得罪他們的神學同事。他們不會追求他們思想的邏輯結論，因為怕危及他們在大學社會裡的地位。」 　　「你曾研究過哲學在美國近代的發展嗎？」我問。 　　「你是說實用主義？它是那些對不可思議的事深信不疑的人的最終避難所。我喜歡美國的石油甚過美國的哲學。」 　　接著還有更多類似的尖酸話。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實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評家所愛用的曲詞套語，「有洞察力」那個字），他說：「他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只能滿足他所謂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經典範圍內找得到』的那種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見辜鴻銘在真光電影院，他的前面坐著一個禿頭的蘇格蘭人。白人在中國到處都受到尊敬，辜鴻銘卻以羞辱白人來表示中國人是優越的。他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中國煙斗，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蘇格蘭人時，他用他的煙斗及張開的尖細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靜靜地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不得不按中國的禮貌來做。辜鴻銘被中國人熟悉的可能是因為他對立妾制度有雋妙的辯護。他說：「你見過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可是你看見過一隻茶杯配四個茶壺嗎？」在我們之中也曾傳說如果你想看辜鴻銘，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紅燈區便可以看到他。這不是一個老浪子的姿態，而是一種對某些重要哲學主張的信念。他勸那些無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們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可以從那裡的歌女身上，證實中國女性本質的端莊、羞怯，及優美。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任張之洞的「通譯員」。（張之洞是十九世紀末葉，主張維新的偉大官吏之一，是使長江一帶不受擾亂的一個重要角色。）我曾見過辜鴻銘，留著薄薄的頭髮，在中央公園獨自散步。有人會以為他是一個走霉運的太監，或者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多麼孤獨驕傲的心啊！雖然如此，但我覺得不配去接近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的專家。儘管當陳友仁（後來在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辜鴻銘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聞》（一份陳所編的英文日報）大開筆戰的時候，我在聖約翰大學裡對他頗為仰慕，辜仍是一個眾所共認的保皇黨，而陳卻是一個革命黨。兩者都精於謾罵，而且無懈可擊地精通英文。陳稱辜是江湖術士及抄經文士，而辜卻稱陳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紳士（一個失去國籍，半英國化的印度人），因為陳生於千里達島，說中國話像外國人。當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要結束，我發現辜鴻銘在德國的那段日子還很有名氣。他那本小書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記得清楚，有一個德國人將他這本書譯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這本書寫於一九一五年，大戰爆發後不久，雖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話來譴責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但他把大戰首先歸咎於卑劣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倫敦的暴民崇拜。他說了一些同情德國人的話，說他們「熱愛公義」，整潔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麥王子的偉大仰慕者，所以雖然他在美國是完全籍籍無名，但他的話德國人卻很喜歡聽。 　　辜鴻銘是一塊硬肉，不是軟弱的胃所能吸收。對於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滿硬毛的豪豬。但他有深度及卓識，這使人寬恕他的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止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作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國的古代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那些外國的漢學家譯得很糟，中國人自己卻忽略了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難的。觀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關係只用句子的構造來表示，沒有字尾變化，且沒有常用的連接詞及冠詞，有時更沒有主詞。因此中國哲學的「源頭」，直到今天，仍被覆蓋在似霧的黃昏中。結果使劍橋大學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說孔子可能只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在哲學觀念上翻譯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義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ousness？），禮的真意（ritualism？courtersy？goodform？social order？）甚至還不被人了解。 　　談到這裡大家寬恕我介紹一段經過翻譯的迂迴累贅的話。它是采自詹姆士?來茲的儒家經典的譯本，已被編入為麥克思?繆勒所編輯的《遠東的聖書》中。來茲做了一次對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種真正的外國遠古氣氛，比意義更是顯明忠實的標誌。孟子所說的在中文剛好是十二個字，當軍隊列陣拿著利矛堅盾攻襲敵人城堡的時候，「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errain，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寧願逐字直譯，那就可把它譯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對於任何中國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氣而不能作別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勢，而「human harmony」是指士氣。但按照來茲所譯，則孟子是說：「Opportunities of time（vouchsafed by）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afforded by）the Earth，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afforded by）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the union arising from）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賜的時間上的機會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而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不如人的團結一致。）辜鴻銘的翻譯卻永遠站得住，因為它們來自對兩種文字的精通，以及對於它們較深奧意義的了解，是意義與表達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　　受過馬太?安諾德、卡萊爾、羅斯金、愛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鴻銘自信在他之前，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觀念是繞著雅與俗的問題轉。雅是意指孔子對於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羅斯金的話，簡單地說就是「身體與靈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覺。使他的治與亂的辯論成為有效是由於白人帝國主義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當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內）又武斷地說「中國是信邪教的」，他們具有開化中國文化的使命，這種情形特別是在拳民之亂以後特別明顯，用「門戶開放」的名義，公然搶奪中國土地而伴以他所謂「英國的蕪詞濫調」來談及文化。當白人在《北中國每日新聞》辱罵皇太后的時候，辜鴻銘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踢擊他所謂「偽善的英帝國主義」，攻擊那些迎合倫敦人經商攫取錢財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擊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說他們集豎子、小人於一身，他們的靈魂十分需要拯救。這是充滿了激動及報復心在內的國家主義，加上一種忠心來擁護帝制反對民主的偏見（卡萊爾的影響）。 　　辜鴻銘認為，拳亂是人民之聲。這些議論在他一九〇一年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一書中表露出來。這時他正處在從迷惑中醒覺過來的心態。當然。拳亂是由傳教士、鴉片及戰艦等三項因素所引起，才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必須記得因為殺害一個傳教士，中國要償付威廉大帝青島港口及山東全省的鐵路建築權。白色帝國主義是無約束的。當中國的統一受威脅時，辜鴻銘只是用全力來批評及攻擊英國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該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傳教與新近動亂之關係》一書，聲音喊得天般高。《總督衙門來書》包含了一篇最長的文章——《中國問題的新近紀錄》（初在橫濱《日本郵報》發表）。這篇文章已證明對英、法、德、美等國的文化及其衰頹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考驗，他的聲音是尖銳的；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充滿了烈酒般的諷刺。下面這一段話，是他對在中國的英國人輕微的嘲弄。 　　自貝康思菲爾特爵士死後，英國貴族階級再度成為無望，他們的領袖索爾斯柏利爵士，遇見了一位有倫敦人才智的伯明翰青年。這個伯明翰的倫敦人曾企圖以模仿貝康思菲爾特爵士的帝國主義旗號來諂媚英國貴族的優越感，並想在高處揮舞這個旗子以取悅安德魯撒克遜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國老貴族的情景不是這段悲慘的急需金錢、理想，和主意，一個小伯明翰的倫敦人用他安德魯撒克遜自信心的破布來領導，將會造成像蘇格蘭「一個蘭恩血統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樣滑稽的情景。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一九〇一年在上海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辜鴻銘用敏捷的、印象主義的筆觸，探索德國及法國知識分子的沒落。 　　腓特烈之後，普魯士就是德國。德國是歐洲的蘇格蘭，普魯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蘇格蘭人，缺乏想像力。普魯士的氣溫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魯士人除了缺乏想像力外，還有一種可怕的食慾。俾斯麥王子說：「我們家庭中每一個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許多人都有像我們這樣的食慾，國家將不可能存在，我會被逼得遷居。」……腓特烈沒有想像力。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國的教養，那種源自法國的心靈顫動及清醒。腓特烈之後，普魯士的清教徒因為缺乏想像力不能繼續做全德國的保護領主。而拿破崙必須回來在耶拿光榮復職。……愛默生曾以偉大的卓見，談及拿破崙被送到聖赫勒那不是由於戰敗，而是因為他身上那種粗鄙的味道，中產階級的氣質，及倫敦人的派頭。當拿破崙以散布革命自由觀念者的身份出現的時候，歐洲所有的紳士都對他高聲歡呼。可是等他們發現這個科西嘉島的小資產階級不過是想建立一個皇朝時，所有歐洲紳士都對他大倒胃口。然後普魯士的清教徒穿著「Vor?warts」（前進軍）的軍服，加入歐洲紳士對這個科西嘉小資產階級的追捕。……當「Vor?warts」把拿破崙逐出德國時，他同時想把法國革命偉大的自由觀念也驅逐出去。為抗拒這一點，全德國的知識分子都起來和他作戰。這就是「文化鬥爭」的開始。……法國革命的真正偉大自由觀念是在政治上的「門戶開放」及在宗教上的「開展」。但「Vor?warts」的蘇格蘭低地人自私的傾向使他們不喜歡「門戶開放」，而普魯士人想像力的缺乏，也妨礙他們了解宗教上「開展」的真正意義。 　　辜鴻銘繼續娓娓而談。他連跳帶跑通過了近代歐洲史的種種背景，而達到值得注意的結論：「今天世界的真正動亂不在中國——雖然中國忍受它的影響——而是在歐洲及美洲。」他向歐洲人大喊：「注意，歐洲人！照顧你們神聖的文化珍寶吧！」　　辜鴻銘並不攻擊耶穌基督的教訓，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擊耶穌會與法國軍隊，及德國主教與德國軍在拳匪之亂時的主動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一例： 　　基督教最初是一種力量，足以減低德國蘇格蘭低地人的自私心及龐摩爾蘭尼亞省大吃家的可怕的食慾。但現在在德國的基督教死得像一個老頑固。他們已經正式設立一個主教安沙爾，膠州的名人，國家社會黨，及那些歌頌德皇所說「我們怎樣處置那五萬投降的中國人呢？養他們嗎？不成！」用在名為《將來》（Zukunft）的詩篇中寫最後一章的政客們的基督教來代替它。因此，當我們遇見五萬毛毛蟲的時候，我們怎樣做呢？用一個滾壓機來壓死它們。討厭的工作！但沒有辦法。我們不知道耶穌會怎樣說。如果他不是生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而是戰爭的世界，依照這個牧師的見解，耶穌也會變成食肉的動物。 　　下面是他說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話。他引用孔子的話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德國人，是商人、傳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個基督徒，一個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個偽善者，一個下流人，一個非利士人，一個邪教徒，一個亞瑪力人，一個野蠻人，一隻野獸。 　　然後辜鴻銘進而引用歌德在《虛偽與真實》中的觀念——歌德認為基督教是進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體貼他人，以人道勝過不人道。他說：「我們將會知道，無論歐洲人或美國人，在處理中國的問題時，採用歌德的關於文化的概念，抑或採用想使耶穌基督成為食肉動物的德國政客的滾壓機！」 　　「真正的基督徒是因為愛好聖潔及基督教裡面一切可愛的東西而自然成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為害怕地獄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偽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為了想進入天堂飲茶及與天使們共唱聖詩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現在的那些耶穌會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獄之火，但卻想讓別人相信這些東西的基督徒。」 　　這些文章十分激烈，很容易刺激一個青年讀者的思想。它是好文章，但同時具有一種特別刺激靈魂的本質。因為人常會問什麼是基督教的本質？究竟什麼是儒家？這樣他們就可以寬心和愉快地倚在椅子上，舒適地多讀對於不同國家的奇怪的批評。 　　美國人難以了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美國人通常是寬大、單純，但不夠深刻。英國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英國人一般是深刻、單純，卻不夠寬大。德國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德國人深刻、寬大，但不夠單純。至於法國人，在我看來是能了解並已經是最了解真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因為法國人在心靈的性質上曾達到一種卓越的程度，這是上文中我所曾提及的其他國家的人所沒有的——那是一種想了解真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所必須具有的靈慧，一種精細的靈性。 　　從我在上文所說可以看出，如果美國能學習中國文化，將會獲得深度；英國人將會獲得寬大；德國人將會獲得單純。而所有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由於學習中國文化，研究中國的書籍及文字，將得到一種精細的靈性。我放肆地說，在我看來，他們通常都沒有達到這樣卓越的程度。 　　它是令人安慰而又真實的。我對於中國寬宏或寬大這一點，想提出異議，但他們的確單純、精細，且有深度。但有人會被這樣的文章所刺激，再去發現自己的國家，且在中國思想的茂密叢林中探索旅行，來試著達到某種了解。　　第三章：孔子的堂奧 　　辜鴻銘幫我解開纜繩，推我進入懷疑的大海。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中國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富有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滿足於長期對中國本身一知半解的認識，去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遺產的聲音是一種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渴求。在中國語言裡面有某些東西，是雖然看不見卻能有力地改變人們的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話的音調，在英語與中國話之間非常不同，說英語時，人們用英國的方式來思想；而用中國話來說話時，就不免用中國的方式來思想。如果我在一個早上寫兩篇題目相同、見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寫，一篇用中文寫，這兩篇文章自會顯現有別，因為思想的潮流隨著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聯想，會自動地導入不同的途徑。人並不是因為思考而說話，而是因為說話，因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釋話語而已。當我們說另一種不同的語言的時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膚色，因為那些字眼會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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