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盤點：歷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學年度焦點

01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研究任重道遠，與之伴隨而生的學術論爭亦此起彼伏。立足學界論爭，2017年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有兩條鮮明的線索，即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是什麼」與「怎麼做」的問題。

「是什麼」的問題

其一，基礎理論方面，馬克思本體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基礎理論部分。相關論爭與探索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思維範式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工作的推進，影響深遠。筆者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確立了勞動本體論思想（《試析馬克思〈資本論〉勞動本體論思想》，《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8期；《為馬克思哲學本體論思想發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2月20日）。胡岳岷《〈資本論〉中是勞動本體論嗎？——兼與譚苑苑博士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質疑上述觀點，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確立的是資本本體論。筆者在《再談〈資本論〉的勞動本體論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6月13日）一文中，從馬克思本體論思想的發展動態、馬克思勞動本體論思想的形成依據及其本質特徵等方面予以回應。此外，李昕桐認為馬克思現實性概念中內含本體論意蘊，具體結構表現為人的「勞動—經濟—實踐」（《江海學刊》2017年第6期）。陶富源則將馬克思本體論定義為一種「融唯物性與辯證性於一體的辯證物質論」（《哲學研究》2017年第3期）。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圍繞研究對象、方法論、邏輯主線、體系建構等方面展開探討。衛興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既要系統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也要研究怎樣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2期）。程恩富認為，應在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過程中，繼續使用《資本論》研究方法；研究對象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關係和經濟制度的基本層面和運行機制（《北京日報》2017年10月16日）。

逄錦聚強調，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根本方法論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堅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位及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築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原理（《南開學報》2017年第4期）。李建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交換關係以及政治、國家關係；方法論包括歷史唯物論、唯物辯證法以及實踐認識論三個方面（《福建日報》2017年1月17日）。

洪銀興指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線，應是鄧小平指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並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文雜誌》2017年第12期）。王立勝提出以「社會有機體」為統攝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明確敘述起點和分析主線，釐清理論來源及拓展學科框架（《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怎麼做」的問題

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研究我國重大現實問題時，研究熱點與學術爭鳴亦不斷湧現，尤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為甚。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為例，相關學者主要就如何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認識、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以及如何認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等問題，闡述了各自看法。他們在此問題上體現的共性思考主要包括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錯誤干擾，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明確市場與政府的各自作用。

王立勝認為，要發揮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兩方面優勢，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二是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紫光閣》2017年第9期）。邱海平批判了新自由主義者將政府與市場簡單對立起來的錯誤思想，強調必須全面、辯證地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又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各級政府的積極性、創造性（《前線》2017年第2期）。張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不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又區別於傳統計劃經濟，還應注意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改革、對外經濟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改革方式、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問題（《經濟研究》2017年第5期）。周新城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必須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在各自堅持自身的本質內容的同時，其具體實現形式必須做出適應對方需要的調整（《改革與戰略》2017年第10期）。

如何科學正確地看待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發展，如何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重點難點。真理不會褪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探索步伐也不會停下，捍衛並堅守馬克思主義研究陣地在任何時候都是每一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使命與擔當。誠如馬克思所言：「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譚苑苑，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02

哲學

2017年，哲學界對現時代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關於《資本論》及當代資本主義批判、人工智慧和共享經濟的探討尤為熱烈。

《資本論》理論性質之爭

近年來，哲學界普遍認為，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不僅是一部經濟學著作，而且從根本上說是一部哲學著作。在如何體現其哲學性上，王南湜認為，不能把《資本論》作盧卡奇式的「社會本體論」解讀，應在總體歷史解釋學與抽象的精確科學之間對其作近康德闡釋（《「歷史科學」的兩種模式——〈資本論〉方法論問題的再思考》，《福建論壇》2017年第7期）。仰海峰認為，《資本論》既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簡單運用，也不是所謂的勞動辯證法，更不是結構主義的多元決定論，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構型的批判。資本邏輯導致現代社會形式化、結構化，社會意識表現為拜物教意識（《〈資本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哲學批判》，《哲學動態》2017年第8期）。郗戈從現代學科發展角度提出，馬克思處於經濟學與哲學在現代分化後重新趨於整合的發展階段，《資本論》開創了一種綜合經濟學與哲學的「新哲學」形態（《〈資本論〉中經濟學與哲學關係問題的思想史考察》，《哲學研究》2017年第3期）。同時，高超對當前《資本論》泛哲學化闡釋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資本論》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是一部典型的科學作品，我們要在合理的界限內闡釋《資本論》的哲學思想（《略論對〈資本論〉的越界闡釋》，《哲學研究》2017年第8期）。

《資本論》思想淵源及與

其他經典著作關係再審視

白剛認為，《資本論》及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合理形態的辯證法，通過汲取「概念辯證法」的「合理形式」和「實證辯證法」的「現實內容」，實現對德國觀念論和古典經濟學的雙重批判和超越，揭示出構建「新社會」的可能性（《辯證法的歷險——從「德國觀念論」到〈資本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5期）。孫樂強指出，作為義大利自治主義學派「聖經」的「機器論片斷」只是馬克思思想發展中一個過渡環節，只有在《資本論》中才能建立起科學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和相對剩餘價值學說，準確揭示一般智力與剩餘價值生產之間的內在關係，進而實現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解剖（《超越「機器論片斷」：〈資本論〉哲學意義的再審視》，《學術月刊》2017年第5期）。周嘉昕用「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演變說明《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的差異性發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本論〉之間——重讀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的理論「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論叢》2017年第2期）。黃志軍從「信用」視角考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關係，信用從人格的貨幣化發展到貨幣的人格化，使人陷入更深層次和更系統性的非人化（《論信用與人的存在方式：從馬克思到希法亭》，《哲學動態》2017年第4期）。

《資本論》基本問題及

意義探討

王慶豐通過解讀《資本論》，提出「資本形而上學的三副面孔」。作為主體形而上學，個人受資本抽象的統治；作為慾望形而上學，人類的物質慾望放大到極致；作為權力形而上學，資本成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支配一切的權力（《資本形而上學的三副面孔》，《哲學動態》2017年第8期）。孫亮引入開放馬克思主義代表霍洛威的觀點，認為《資本論》的起點不是商品，而是財富。無論對《資本論》第一句話的文法學分析，還是從形式批判中蘊含的「相反方向」，都應該以財富為起點（《形式批判」與「停止製造資本主義」——約翰·霍洛威對〈資本論〉起點的重構及其政治效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楊淑靜認為斯密在《國富論》中以分工為出發點，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以勞動價值論為出發點，他們沒有窺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質性，只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商品逐步揭示出人的存在秘密。

人工智慧、共享經濟等

前沿哲學反思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的發展，信息化和數字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吳冠軍提出「後人類紀」概念。就人工智慧是否會取代人類，夏瑩認為，儘管人工智慧展現出強大的學習能力，但它依然建基於經驗論框架，人工智慧無法真正構成對人類的威脅。對於人工智慧這種技術趨勢，段偉文提出「倫理嵌入」以防範科技風險。人工智慧體是一種「擬主體」，問題在於如何用代碼編寫的演算法使人所倡導的價值取向與倫理規範得以嵌入到各種智能體中，使其遵守道德規範並具有自主倫理抉擇能力（《人工智慧的道德代碼與倫理嵌入》，《光明日報》2017年9月4日）。

共享經濟、數字經濟是近來年廣受關注的「新風口」，哲學界對其保持著冷靜思考，把目光投向這種新經濟發展方式能否構成對資本邏輯的根本性超越。夏瑩認為，共享經濟只是依賴於互聯網平台構建的一種新的資本運行模式，其存在是對過剩資本的消化，這恰恰符合經典資本主義批判之一般利潤率下降的論斷。共享經濟不僅沒有帶來對沉澱資源的循環利用，反而產生更多資源的浪費性生產（《論共享經濟的「資本主義」屬性及其內在矛盾》，《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藍江提出數字資本是繼產業資本、金融資本之後的第三種資本形態，經過大數據、雲計算、智能終端重構的人類生活，並沒有從異化中解放出來，只是從物化的異化變成數字化的異化，當代資本主義批判需引入數字政治經濟學批判（《數字異化與一般數據：數字資本主義批判序曲》，《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

（周丹，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03

文學

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顯著躍升，文化軟實力、國際話語權、中國學派等問題在人文社科領域日益凸顯。落實到文學理論領域，則體現在對當代西方文論的系統批判及中國文論的反思重建上。這種整體性的反思、批判、重建及由此帶來的爭議與討論，2017年主要集中在「本質主義」、「後現代主義」和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問題三大議題中。

「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

繼「反本質主義」引發學界討論並指出當前文藝學的「反本質主義」主張（如「建構主義」、「關係主義」等理論模式）並不徹底，仍陷入「本質論」的範式中後， 「本質主義」文論問題進一步激起學界爭鳴。

賴大仁《文學本質論觀念的歷史嬗變及其反思》（《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1期）透過「文學本質論」的歷史、嬗變及影響進行了考辯：一方面，文學本質論是現代文論的核心問題，反映了文學理論的轉型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文學本質問題的反思，也可獲得經驗教訓並在克服「反本質主義」、論爭帶來的消極影響和自我迷失的困惑中，進行當代文論的探究。王坤《反本質主義和本體論學理問題》（《學術研究》2017年第9期）則指出，「反本質主義」的成功在於以建構論消解本質論的僵化或固化對象的弊病，但建構論真正要消解的還是「本質論」的先在性及其背後的自然本體論。

事實上，無論是「本質主義」文學觀，還是「反本質主義」文學觀，均有其合理性，關鍵是如何將「是什麼」與「不是什麼」這種「實然性本質」轉向價值論層面的「應然性本質」的探索中，進而在對文學問題的「現實接地性」思考中探究與建構當代中國文論。

「後現代主義」與

「中國文論建設」

重建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關乎對西方文論，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文論的定位和反思。由此，對「西方文論」及「強制闡釋」相關問題的反思研討，亦成為學界爭議的焦點。

一是對「強制闡釋」及「闡釋邊界」的討論。張江《開放與封閉——闡釋的邊界討論之一》（《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不確定關係的確定性——闡釋的邊界討論之二》（《學術月刊》2017年第6期）和《公共闡釋論綱》（《學術研究》2017年第6期）等文章認為，當代西方文論諸學派均「消解闡釋主體與文本對象之間的界線」，導致「文本闡釋和解讀最終走向神秘主義和不可知」；闡釋的關鍵要「在確定與非確定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將闡釋展開於兩者相互衝突的張力之間」，闡釋者應「以普遍的歷史前提為基點，以文本為意義對象，以公共理性生產有邊界約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闡釋」。趙炎秋《闡釋邊界的確定與開放》（《文藝爭鳴》2017年第11期）也指出，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文學活動，都是多種因素的對立統一，正是這種張力和對立統一形成了「文學闡釋邊界的既確定又開放」。

二是對西方文論影響下「中國經驗」及其文論建構的反思。朱立元在《遠離文學和文本：對當代西方文論困境的一點反思》（《華夏文化論壇》2017年第1期）中指出，西方當代文論出現的問題「根源在於遠離文學、遠離審美和語言，甚至遠離文本」，進而在文學邊界的模糊中吞沒了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化轉向「使得文學理論批評只有文化，沒有文學本身，存在不著邊際的泛文化、泛政治化的批評」，從而最終導致文學缺位。曾軍在《關於中西文論「對話主義」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中則提出，中西文論的有效對話和討論，應採取「需要—選擇」、「折返—出入」、「對話—共識」模式，只有以「中國問題」為中西方文論討論的平台，才能有效建立中西文論的對話機制。

對西方後現代主義文論的反思與重審，一方面顯露出當下文學理論發展遇到的某種困境，尤其是其「文化轉向」、「政治轉向」後造成的文學缺位、理論雜交與話語空疏，使得當前文學理論的闡釋邊界和理論品格發生流失；另一方面也彰顯出當代學者試圖建構中國特色文論話語體系的自覺與決心。

文學理論與「民族性」

無論是反思「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還是反思「後現代主義」文論話語，均觸及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問題。在「全球化時代」語境中，如何擺脫文學理論「失語」狀態以抗衡西方文論，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文論話語霸權的衝擊，保持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品格，也引發了學者討論。

南帆在《文學理論：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性》（《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並不能 「將本土想像為固定不變的實體」使之「成為一個外在於世界的超然孤島」，「本土或者中國經驗並非靜止的，所有本質主義的固定解釋都有可能喪失效力」。要想真正「將文學的闡釋權從西方文學理論那裡奪回來」，有效可行的途徑在於用「開闊的理論視野」聚焦「中國經驗」這一軸心。譚好哲在《新時期文學理論反思的問題、思路與方法》（《百家評論》2017年第1期）中則認為，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建構，關鍵還在於對新時期以來本土文學理論予以及時總結，只有釐清這些重要文學觀念的理論特徵、演進歷程及其論爭流變，文學理論的本土性輪廓及其精神風貌才能呈現出來。

文學理論的「民族性」問題與討論「本土性」暗合，這正是批判西方「後現代主義文論」的初衷，也是反思「反本質主義」在發生「文化轉向」後依附西方話語遠離文學的發生邏輯。儘管說「理論」無國界，但理論生髮的「土壤」有別，其「問題域」必然不同。因此，在反思「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後現代主義及民族性問題時，其落腳點只有指向中國文學藝術生產、傳播、消費與接受的各個環節以及當下現實生活，在面向中國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的本土性經驗與徵候中、在現實問題的美學回答中，方能求得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並最終真正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話語體系。

（李聖傳，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04

歷史學

2017年，中國史學研究保持了良好發展勢頭，爭鳴成為學術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史學界就許多重要論題展開熱議，反思國內外已有的史學命題或研究路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引向深入。

反思國外史學思潮

目前，唐宋史學界基本達成如下共識：中國社會在唐宋之際經歷了深刻變化，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一般認為，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最早概述了這些變化，指出中國由此開始從中古社會向近世社會轉型，這一命題即所謂「唐宋變革論」。此後，宮崎市定提出「宋朝近世論」，對該理論進行了強化與發展。中國學界對上述看法多有探討，至今不衰。張邦煒《唐宋變革論的誤解與正解——僅以言必稱內藤及會通論等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年第5期）認為，學者提及唐宋變革論，大有言必稱內藤湖南之勢，其實，日本學界有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之分，並非「內藤假說」一統天下。早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學者就有自己的唐宋變革論，且源遠流長；唐宋變革不是突變，而是因革；中國學者提出的唐宋會通論並非對唐宋變革論的顛覆，而是補充和完善，二者兼容互補。

「新清史」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學界興起的學術思潮，以歐立德、羅友枝等人為代表，旨在解構漢化觀的歷史書寫，從「內陸亞洲」這一研究視野出發，強調清朝的「滿洲特性」。「新清史」在國內學界引起諸多批評，呈現具體事實考證與理論性爭辯相結合的態勢。總體言之，破多立少，在理論建構方面明顯不足。此種情況引起學界重視，劉文鵬《回到國家建構——對清代歷史研究中帝國主義路徑的再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2期）認為，作為「新清史」的主要理論來源之一，「滿洲殖民主義」在史實和邏輯上存在嚴重缺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他認為，在具體研究中應摒棄這一思維，回歸國家建構的視角與路徑，推進清朝政治史的整體性、歷時性研究。

深化近代史研究

中國近代鄉村工業的演變趨勢一直是經濟史、鄉村史關注的熱點。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意見頗多分歧，有些觀點抵牾衝突，形成了「內卷化」說、「斯密型增長」說。這一問題的爭論焦點在於中國近代鄉村工業生產的增長是屬於因人口壓力帶來的「內卷化」還是由市場交易、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驅動的「斯密型增長」，目前仍是一個爭論未已的課題。關永強、張東剛《「斯密型增長」——基於近代中國鄉村工業的再評析》（《歷史研究》2017年第2期）在利用近代中國鄉村工業史料和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近代中國鄉村工業的主要部門蠶絲業和織布業進行了研究，表明「斯密型動力」對近代中國鄉村工業發揮了顯著的推動作用，並非黃宗智所言「沒有發展的增長」；與市場相比，人口壓力對近代中國鄉村工業的影響較模糊。不過，「斯密型動力」也遠遠沒有達到羅斯基、布蘭特、馬若孟認為的高速經濟增長的程度，並不足以將近代中國導入工業化和高速經濟增長。

「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命令究竟由誰下達，近代史學界一直眾說紛紜，大抵有三種說法：不抵抗命令出自張學良；「不抵抗主義」始作俑者是蔣介石，張學良僅是執行命令；不抵抗是蔣介石、張學良權衡利弊後形成的共識，二人態度基本一致。李東朗《張學良、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主義——基於張學良回憶的討論》（《史學集刊》2017年第1期）依據張學良回憶，對此問題予以重新審視，認為不抵抗命令由張學良下達這一說法符合歷史事實；張學良之所以下達不抵抗命令，也並非他自己所謂的形勢誤判，而是與蔣介石對日方略及當時東北與中央的關係相勾連。

反思史學研究路徑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近年來，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援引這一看法，進而創造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雖然修昔底德的看法並未被中外學者普遍接受，論斷也不夠準確，但「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仍被國際學界廣泛使用，一些學者甚至視之為「鐵律」。晏紹祥《雅典的崛起與斯巴達的「恐懼」：論「修昔底德陷阱」》（《歷史研究》2017年第6期）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是斯巴達強加給雅典及其盟邦的，修昔底德的判斷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對戰爭原因的判斷包含諸多主觀性。晏紹祥認為，在把古代的判斷應用到當今世界時，尤其是把它上升為普遍規律或「鐵律」時，對有關事件及概念本身要有更準確的把握，釐清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論和現實「陷阱」。

美國革命史是一部豐富而駁雜的歷史，近年來，美國史學者更加關注普通民眾和邊緣群體的訴求。目前，美國革命史研究者感興趣的題材大多來自以往被遺忘、被忽視和被邊緣化的領域，關於美國革命的顛覆性解釋也紛紛出台，越來越多的美國史家強調美國革命的負面效應，關注其破壞性，同情美國革命中的中立者、反對者和受害者，批評革命者遺留了許多「未完成的」任務。在這種史學潮流中，美國革命的歷史意義和地位不免大受衝擊。李劍鳴《從政治史視角重新審視美國革命的意義》（《史學集刊》2017年第6期）認為，在這種學術語境中，有必要把美國革命還原為一場發生在18世紀中後期的政治革命，著重探討它在政府結構、權力關係和政治文化等方面造成的變化，尤其是關注它在現代民主形成中發揮的作用，從而更準確、清晰地理解美國革命的意義和歷史地位。

胡鍵

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全球視野中的中國軟實力研究」創新工程首席專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雜誌社社長、總編

時間是回不過去的，但思想常常如一根無形的槓桿把歷史撬動起來，從而把某些歷史元素重新激活，並對未來的研究產生直接的影響。我們回溯過去一年的學術熱點問題，一方面是為了整理過去一年的學術發展脈絡，另一方面也是從中發現新一年的學術發展態勢。這既是學者研究者的一種學術責任，也是辦刊人對學術發展趨勢的一種引領。鑒於此，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全球視野中的中國軟實力研究」創新工程團隊攜手上海社會科學《社會科學》雜誌社（《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文摘》編輯部）在各兄弟機構的協助之下，認真研究了2017年的學術熱點和2018年的學術趨勢，分別於2017年12月23日和12月24日在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戰略研究院發布過去一年的十大學術熱點和新一年的九大學術預測。為此，特別感謝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戰略研究院提供發布場地，同樣特別感謝以下兄弟機構的友情支持（排名以單位名稱的拼音首母為序）：

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

大連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戰略研究院

廣西師範學院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

桂林旅遊學院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軍事政治學研究中心

國防科技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國防科技大學軍民兩用技術知識產權運用研究中心

黑龍江大學歐亞發展研究院

湖南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

湖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華東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華東師範大學當代中國政治與發展戰略研究所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華東師範大學中亞研究中心

華南理工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

華南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暨南大學大數據實驗室

江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鏡廳論道

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

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上海師範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上海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

上海市歐洲學會

上海市社會科學普及研究會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南亞和印度洋研究中心

蘇州大學鳳凰傳播學院

天津理工大學「一帶一路」中東歐研究院

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天津理工大學國際工商學院

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

同濟大學戰略研究院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

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新疆師範大學法學院

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

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

中國國防金融研究會大國策智庫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海外安全研究所

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司法培訓基地上海合作組織研究院

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17年十大

學術熱點

學術研究永遠是與社會實踐的步伐相伴相隨的。2017年，國內、國際社會的實踐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學術界緊隨其後而進行了跟蹤研究，並形成了以下十大學術熱點：

1、全球化與逆全球化

一方面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積極推進全球化進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是美的「退群」。特朗普上台後，退出TPP、退出亞太再平衡、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退出氣候談判的《巴黎協定》等等。當然還有英國的脫歐，不過英國脫歐似乎與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並沒有任何關係。當然，歐洲泛全球化的浪潮一直是比較強烈的，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甚至是極右思潮一度成為歐洲大陸的一道風景線。這些情況對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因而成為中國和國際學術界的重要關注點。

2、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問題

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一直是從外部引進的，最初是從蘇聯引進，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主要是為計劃經濟體制服務的。改革開放之後，由於要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開始從歐美引進，主要是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應當承認，哲學學科和理論對中國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中國要實現大國的持續成長，不能沒有自己原創性的學科，也不能沒有自己原創性的理論體系。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2016年5月，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提出要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一年來，國內學術界從不同的學科進行了研討，併產生了不少學術成果。

3、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安全問題

朝鮮半島問題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朝鮮核問題已經陷入嚴重的僵局，在朝鮮反覆進行核試驗（已經六次）之後，美國正式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薩德系統具有其特殊性（反中程導彈、超大範圍的監視功能），這就意味著中國與美國產生直接的安全分歧。那麼，究竟是反對美國的薩德系統而間接支持朝鮮的核試驗，還是支持美國的薩德系統而間接懲戒朝鮮，從而與朝鮮直接對立？如果與朝鮮直接對立，在意識形態上似乎又很難接受。其結果就會陷入一個「和平去核」不可能而「武力去核」又左右為難的困境之中。當然，這種情形也給學術界研究提供了更大的想像空間。

4、文化軟實力與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文化強國

十八大提出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後來在建黨75周年的講話中，習近平又增加了文化自信，並把文化自信視為基礎。十九大再次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官方文件特彆強調文化自信的內容，那就意味著文化自信在新時代具有特殊的意義。因此，學術界從文化自信與文化軟實力、文化對外傳播與文化自信的關係、如何堅持文化自信等內容開展了深入研究。在研究文化自信的同時，傳統文化在當今現代化進程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在這種情形下，傳統文化的復興和現代化的轉向問題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5、「一帶一路」依然是熱點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之後就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四年來，「一帶一路」的研究高燒不退，2017年在北京舉辦了「一帶一路」合作高峰論壇，一方面總結了四年來所取得成就，分析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所遭遇的風險，更重要的是還展望了「一帶一路」的未來前景。但是，「一帶一路」提出來後，過熱的對外宣傳，尤其是過度強調中國的利益，以及在具體的項目實踐中一些企業的短視行為，導致中國的國家形象在「一帶一路」推進的過程中受損。因此，在高峰論壇之後，從國家的層面來看，政府越來越強調要穩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能急於求成，要打好基礎，夯實內容。也正因為如此，學術界與此前不同的是更加關注「一帶一路」的文化內涵，如何推進民心相通的實踐。最重要的是，要通過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來塑造中國的良好形象。

6、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

（金磚國家峰會）

中國從遊離於國際體系之外到深度參與全球治理，並正走向國際體系的中心區域，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中國有大國的擔當，有責任推進創新來促進世界經濟的復甦。鑒於此，中國作為金磚國家峰會的主席國在廈門提出了創新世界經濟動力的「中國方案」。尤其是中國提出金磚國家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承擔更大的責任，因而要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份額和發言權；同時，為了更好地推進新型全球化進程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要不斷拓展金磚國家的朋友圈。

7、世界政黨大會與中國政黨外交、中國共產黨的形象

十九大以後，中國最重要的一項國際活動就是邀請了世界各國的政黨來中國參加世界政黨論壇，進行世界政黨對話。這是中國政黨外交的最重要內容。在論壇上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在於：要努力建設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為此，中國共產黨承諾要繼續為世界和平安寧作貢獻；繼續為共同發展作貢獻；繼續為文明交流互鑒作貢獻。政黨外交一方面是國家外交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塑造了中國共產黨開放包容的政黨形象。因此，學術界圍繞世界政黨對話和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8、中國周邊外交

（中印關係、南亞局勢）

十八大以後，中國特別重視周邊外交，一方面是因為周邊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依託，中國深知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尤其是離不開周邊；另一方面，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首先是把中國周邊作為項目推進的核心區域，要讓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首先要惠及周邊。然而，周邊不僅有朝鮮半島核問題困擾中國和東北亞地區局勢劍拔弩張，而且東海、南海還有油氣田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島礁問題，成為對中國和平發展的種種「和平挑釁」。此外，中印之間長時間的洞朗對峙激活了中印之間的歷史元素，進而引發學術界對中印關係的高度關注。加上美國提出了一個「印太戰略」取代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戰略比「亞太再平衡戰略」範圍更大，似乎又是對中國進行更大範圍的戰略圍堵。因此，學術界不僅高度關注中印關係的變化，更高度關注環印度洋地區的大國戰略博弈。

9、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十九大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的重大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重大理論提出來後，在短時間內就成為學術界的重要熱點，全國上下興起了研究、研討的熱潮。這說明，這一思想適應了當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上邁出了最重要的一大步。當前，學術界主要圍繞「什麼是新時代」「為什麼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形成的實踐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10、恐怖主義的新態勢以及

如何創新防範手段

2017年年初在世界各地就爆發了多起恐怖事件，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也就是說，恐怖主義依然是國際社會的公害。中國是深受恐怖主義危害的國家，因此，對恐怖主義的研究、防範、打擊也格外重視。不過，當前恐怖主義發展出現新的態勢，從人員構成來看，人員進入冷戰後的第三代即80-90後一代，他們大多數都受過高等教育，並掌握現代技術，因此恐怖主義越來越走向年輕化、高科技化、分散化、獨狼式，甚至從現實的物理空間走向了虛擬的賽博空間，通過借用互聯網、自媒體等發布恐怖信息、製造世界恐慌等。也正因為如此，以網路反恐為核心內容的網路治理刻不容緩。

2018年九大

學術熱點預測

對學術熱點的預測是比較困難的，但一些學科、學術都是基於歷史的考察而形成學術熱點，尤其是那些對當今社會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必然在未來特定的時點上凸顯出來。基於此，我們預測2018年將會在以下九個方面形成學術熱點：

1、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2018年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1978年，中國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國家轉變為一個自信面向世界、並逐漸參加到既有的國際體系之中，尤其是最近一些年來，中國已經從一個參加者轉變成為一個積極的建設者，同時也逐漸進入國際體系的中央區域。國際社會和我們自己都承認，中國是當今全球化體系的最大受益者，那麼崛起的中國將如何承擔大國責任呢？如果過去40年中國是在開放的世界中發展起來的，那麼，今天中國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來面對世界，中國要讓自己的發展惠及世界，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以「一帶一路」為重要抓手，努力與世界各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正因為如此，中國40年來走過的歷程和現代化實踐尤其值得紀念。

2、紀念戊戌變法運動120周年

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先進分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先是從器物文化上的反思，先是林則徐、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的目的是為了「制夷」，可見這種反思是淺層次的，而且究竟如何來「師夷」也沒有具體的考慮。到了19世紀70年代-90年代，歷經了多次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的反思有了深化，具體內容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在確保中國既有社會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技術，興辦西洋式的工廠。雖然洋務運動使中國向現代化邁出了一大步，但最終還是失敗了。甲午戰爭失敗之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制度進行了反思，1898年的戊戌變法雖然只有百餘天，但它的意義是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對中國社會進行制度上的反思，要求建立君主立憲制。也正因為是第一次，因而對後世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是有特殊價值的。

3、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170年來，《共產黨宣言》一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但《共產黨宣言》所揭示的歷史規律依然在發揮作用。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所遭遇的困境和中國經濟的「風景獨好」，使得國際共產主義的經典理論包括《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受到學術界普遍的關注。因此，《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的歷史就更加值得紀念。

4、1998年中國大洪災（20周年）、2008年汶川地震（10周年），災害學將再次引起關注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按照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所說的，中國的大一統體制實際上是基於抗災而建立起來的。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大的自然災難是唐山大地震。改革開放之後，大大小小的自然災害幾乎每年都有，但1998年的特大洪水和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再一次給我們以警醒。在1998年特大洪災20周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際，學術界會通過推動災害學的研究來進行紀念。

5、「中國旋風」在青島再起

（上合組織峰會在青島召開）

2018年6月將在青島召開上合組織峰會，這是中國在2018年最重要的一場主場外交。上合組織是中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多邊組織，自2001年建立以來，上合組織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合作、經濟合作以及人文、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以後，中亞地區在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烏法峰會啟動擴員機制以後，印巴兩國正式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也意味著上合組織所覆蓋的地區正好與「一帶一路」的核心地區是非常一致的。因此，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將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將進一步以中國智慧為地區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6、加快建設海洋強國

十八大提出海洋強國戰略，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第一，中國的力量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第二，中國需要發揮大國作用，在海洋上也是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背靠歐亞大陸面向太平洋。因而，中國不是陸權國家也不是海權國家，而是海陸權益兼顧的國家。第三，中國海洋觀的復甦，對海洋權益有新的訴求。從保守、內斂轉向了開放、積極作為的海洋觀，並且中國正在努力構建全球海洋治理的價值（文化、觀念等）、制度、方案等，尤其是以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來推進全球海洋治理。

7、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十八大提出梳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經過5年的發展，這一理念在十九大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正式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使命。這實際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義利合一」的義利觀，在外交上則反映出中國不是追求狹隘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而是追求世界共贏和共同安全。特別是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當今，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也日益突出，任何國家都不能單方面地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跨國治理、跨國合作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因此，中國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8、朝鮮半島問題依然緊張，中國周邊安全依然是學界關注的熱點

從歷史來看，60年前的1958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出朝鮮，但這並不意味著朝鮮半島已經建立起安全機制，事實上，迄今為止，朝鮮半島依然是在停戰機制的規制之下，但這已經嚴重過時。2003-2007年的「六方會談」，中國的目的性非常強，就是要把「六方會談」機制化，使之作為朝鮮半島的和平機制。然而，隨著朝鮮單方面反覆進行核試驗而失敗。朝鮮半島核危機的出路在哪呢？學術界將圍繞這個問題，並延伸到中國整個周邊安全問題而展開深入研討。

9、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的新信息

2017年12月18-2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總結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形勢，部署2018年的經濟工作，提出了8項重點工作，即：（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大轉變）：中國製造——中國創造；中國速度——中國質量；製造大國——製造強國。（2）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國有資本做大做強；加強國有企業但的領導；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完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3）鄉村振興戰略：科學制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等。（4）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公共服務均等化；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質量；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創新對外投資方式等。（5）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拓展對外開放的思想觀念、結構布局、體制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繼續推進自貿區改革試點。（6）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7）住房制度建設。（8）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以上問題涉及各個學科，作為中國在2018年的重要部署，也必然成為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內容。

學術發展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而且當今學科的分科越來越細，但邊界卻越來越模糊。因此，我們對一年來的學術熱點進行概括往往是從我們熟悉的學科且儘可能使之具有跨學科的內涵，每一條都不是單一學科的熱點，而是綜合多個學科的發展情況來選取的，但無論如何都難以擺脫選取者的知識缺陷和學科背景的限制。當然，這只是對學術發展動態的一種探索性的概括，而不是對學術發展規律的總結。若有錯誤，完全是選取者的問題，與所有的友好支持單位沒有任何關係，但真誠地感謝以上所有友好支持單位！

原標題：2017年終特刊：爭鳴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