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再優美的愛情也禁不住試探

我的傳統是《聖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能意識到這一點，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價值連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標準的傳統主義者，一名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我通過回到《聖經》，保守我的自由。事實上這才是人類社會的主流觀念體系，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在這麼做，以色列人一直在這麼做，歐洲人、美國人、加拿大人、南美人、澳洲人、一部分非洲人，還有一部分亞洲人，都在努力回到這個傳統，我不過是隨江河涌動罷了。

哈耶克所討論的分散的知識秩序，前提是市場具有足夠多的健全個體。每個人都是合適的理性經濟人。每個人既能理解曼德維爾和斯密關於自私的德行，也能理解斯密和康德的有上帝參與的倫理秩序。如此，自由的自發秩序才能展開。意識到這一點，我逼著自己回到個體維度去思考，把宏大的秩序問題交給市場吧。

如何持守婚內性專一，辦法其實非常簡單：不要給自己創造任何單獨和異性相處的機會。人性是軟弱的，只要是一個具體的人，和異性單獨相處，總是會心兒蹦蹦跳，保不準乾柴烈火。說來挺可憐，再優美的愛情也禁不住試探。為了維護已有的優美，就讓我們學會遠離試探吧。人最多只能努力到這一步。那種坐懷不亂的文藝腔調，都是給婚外性行為尋找借口。

靈魂不死，康德三大定律之一，也是人類道德秩序的哲學基礎。原因簡單，如果人類的靈魂不永恆，那麼人在活著的時候就可以為所欲為。維特根斯坦說，如果一個人說謊話對自己有利，為什麼不呢？惟有那些相信靈魂不死的人，才能成為道德哲學的踐行者。

思想史意義上，啟蒙主義的標準含義，是上帝之光照亮人的內心秩序。The enlightment。中國文化的啟蒙，則是人對人的教化。問題是誰教化誰，中國文化必須要把某個人抬到真理的位置，比如把孔子抬到聖人的位置，把皇帝抬到天子位置，把毛澤東抬到真理的位置。自有文明以來，此乃人類愚蠢之最也。

愛必須具有絕對意義，不能夾雜人性的利益和幽暗性。必須先學會形而上的愛上帝，人們才能做到愛陌生人，愛敵人。必須先學會愛陌生人，愛敵人，人才能真正學會愛父母，愛家人，從而構成愛的邊際效益遞增。中國傳統文化的孝，是一種相對主義的愛的秩序，其實是一宗利益計算，在家是孝子，出門卻是動物。愛的邊際效益遞減。

汪丁丁老師曾對他的學生說，「如果你們以後信了上帝，請你們回來告訴我，為什麼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苦難」。先生的感嘆，其實是人性常態。早在4000多年前，約伯在遭受巨大的苦難後，也是充滿了怨氣和不解，他說，「即使我是一個義人，上帝也會用一場風暴撕裂我，無緣無故加增我的悲傷」。

儒家思想從孔子開始，就是盲人摸象狀態，盲人的自負、盲人的偽善。孔子尚有一定意義的形而上問題意識，但孔子之後，一代比一代差，至王陽明，變成了對人性完全無知的狂人。新儒學一派，只是一群會磕頭的騙子，只有餘英時以普世價值為坐標，對儒學進行了比較分析。至此儒學才變成一門有方法論的學問。遺憾的是，類似於余英時這樣優秀的思想家，卻一生被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地理流放。

聖經說，愛是一切的總綱。如果法律的目的不是愛，法律就是奴役人類的工具。如果軍隊的目的不是愛，軍隊就是殺人機器。如果教育的目的不是愛，教育就是愚弄。如果醫療的目的不是愛，醫療就不過是一種贏利的手段。如果做父母的目的不是愛，那麼養兒就是為了防老。父子關係竟然是利益關係，悲傷乎？

現代哲學家普遍不關心基本問題，而是致力於方法論建設。比如羅爾斯，他有很多耀眼的學術定義，公平即正義、原初立場、反射平衡、疊加共識、公共理性、無知之幕等等。但他卻放棄康德的超驗思維方式，不思考終極的正義秩序，而是轉向形而下的正義細節，致力於在地上建立一個絕對正義的世界。他錯了嗎?

羅爾斯在戰場目睹了人類的邪惡，因此畢生研究正義論。」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邪惡？「這是他的問題意識。據說羅爾斯人品高尚，他繼續追問，難道一個正義的世界永無可能嗎？在我看來，這是約伯式問題。假如我是羅爾斯的朋友，我會繞過正義與邪惡，對他說，如果世界上沒有邪惡，你就沒有機會研究正義問題了。

應該拋棄所有的宏大構思，回到蘇格蘭哲學啟蒙時代，像洛克、蒙田、帕斯卡爾那樣，嘗試隨想錄式的寫作，用一種思想碎片的方式，慢慢拼湊出我們人性的底色，在詞語的細節深處，把基本問題辨析清楚。唯有如此，我們思考的意義才會成為一種可能。

大概五千年前，約伯在巨大的肉體痛苦和靈魂迷茫中，向上帝呼喊：「哦，人類的觀察者啊」。而在1776年，英國人亞當斯密則在他的巨著《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無偏的旁觀者「概念，直接把人類道德秩序的終極裁判權交託給上帝。正是這種橫跨幾千年的向上帝祈求的語言方式，構成了人類文明最大的智慧。

康德說，「如果沒有感性，則對象不能被給予我們，如果沒有知性，則對象無法被思維。沒有內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目的」。人類是語言的容器，如果語言有問題，內容就會單薄，概念就會模糊。遍觀四書五經，無一個確定性概念。原因何在？我認為是語言問題，更是信仰問題。所以，任何一名思想者，必須要有自己明確的專業路徑，因為只有專業路徑，才構成思想的內容。所有沒有明顯專業路徑的思考，都是心靈雞湯，都是浪費詞語。所以，任何一名思想者，必須界定明確的對象，必須事先清楚地知道，我思考的明確的對象到底是什麼，這種明確的對象，構成了我們直觀思考的穩定的對象。否則，我的思考就會立即遁入盲目的狀態。而且，更加致命的危險在於，緣於人性的無知與傲慢，我會把這種失去明確對象的盲目思考，解釋為一種深刻，一種複雜，以這種虛無的複雜性和深刻性掩飾自己無所不在的無知。

讀懂了方法，就讀懂了世界。上帝用說話的方式創造了世界，並且把他的語言的能力只賜給人類。對於人類而言，上帝就是我們的基準，語言就是我們的方法。所以，不認識上帝，人類註定虛空、無效。不回到語言，人類註定只是一坯泥土。一切的思想、科學、藝術，都從這裡產生。

活了一把年紀，我好像有點明白了：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人在無奈之下被逼出來的被動選擇。而很多糟糕的事情，卻是人在自信的狀態下的積極的主動選擇。所以，雞湯格言是：人不經歷苦難、辱罵和背叛，不會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也不會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麼。

以虛無為參照系，以偽善為方法，以混沌為目標，這樣無知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傳承幾千年，能找到什麼呢？如此糟糕的方法論局面，是從諸子百家時代開始的。仔細辨析當時的各種思潮，除了楊朱與墨家稍微開闊一點，其他的思想門派均被短視的人性埋葬，所謂「有眼不會看，有耳不會聽」是也。

由於信仰命題所引出的思維方式缺乏對終極真理的肯定，東方文化傳統不太可能發現新思想新知識，所以，要麼封閉性的生存，要麼開放性的學習。前者以中國為典型，後者以日本為典型。一位日本議員說，中國地大人多，什麼自己都有，所以不用學習別人。日本地少人多，什麼都沒有，所以要學習別人。

文化思考太多，人性切入不夠。中國詩人最大的缺點，也是最大的優點。所以問題不在於詩人的才華，在於文化傳統的習慣。這種傳統是不可能真正認識人性的。山河無靈，靈魂在人類的良心之中。寫作不回到人性的內部，就沒有意義。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緣木求魚。

有一種人，凡事只看到結果，看不見原因。帕斯卡說，「與那些能夠看到原因的人相比，那些只看得見結果的人，通常只有眼睛，沒有大腦」。我在這句話面前停留了很久，反覆追問自己，我有大腦嗎？

這個世界只存在兩種人。一種是正直的人，認為自己是罪人；一種是罪人，認為自己是正直的人。這是帕斯卡說的格言。你認為你屬於哪一種？

有朋友落難了，面對不公，要聲援，要把不幸的消息告訴給更多的人。但請別將「義人」、「純潔」、「勇敢」、「英雄」之類的詞語堆在他的頭上。一來其實每個人都有人性幽暗的一面，人類社會幾千年了，上哪裡找一個「義人」呢？二來如果知識人都這麼讚美一個具體的人，會露出我們的愚昧。

每個人都擁有某種先驗的智慧與想像力，但生活中有人卻無知且愚昧。原因是這些人崇拜偶像，以至於靈魂僵死。《聖經·詩篇115》說，「列國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它們有口，卻不能說話；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聽。凡是倚靠它們的，都必這樣」。每個人都應該想想，你的偶像是什麼。

奧登詩句：「時間無法容忍一個美麗的身體，卻崇拜語言」，或許是言明詩人的語言具有越過時間的能力。但真正的「語言」，卻是創造者本身，是用語言說出一切生命。他是永恆的，時間和空間不過是語言的一件小作品。而太多詩人的語言，要麼顧影自憐，要麼釋放身體，一生的寫作，其實和語言無關。

如果天道上帝是抽象的，靜默的，那麼任何人對上帝的言說，都是在試圖取代上帝。惟有天道上帝是說話的、喜怒哀樂的上帝、主觀存在的、公平無偏差的上帝，人類才有可能守住不僭越上帝的底線，構成一個平行的社會。人類也才有可能被上帝啟示，構成知識和思想的河流。這樣的話，你不理解要到幾時呢？

真正的知識人，不是學或習，而是信。相信真理永存，然後努力尋找。理解這一點，就能理解康德所說知識如何成為可能，科學如何成為可能。理解為什麼東方文化對人類現代文明無創新的原因。不過要真正理解，一定要進入西方思想史的傳統，在內在價值上深層了解，否則只能買櫝還珠，掉進文化民族主義的坑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