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心歸何處？

07-22

東方之珠，還能亮起來嗎

今年4月，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召開。政策生日禮包的出現，使海南成為雄安新區後，又一片吸引無數關注目光的地帶。

無論是更為毗鄰的地理區位，還是旅遊、金融、會展等指向鮮明的發展行業，抑或是「國際航線」、「免稅購物」等規劃細則，都不免令人想起與這片天涯海角隔海相望的東方之珠——香港。

事實上，這已不是香港首次面臨外界的比對。早在2013年上海自貿區成立時，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將受到衝擊的言論就甚囂塵上。

香港早已不是曾經的香港，我們正與曾經的香港不告而別。又到香港回歸日，但籠罩在多方光環的陰影下，這顆沉寂許久的東方之珠，還能亮起來嗎？

相對於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1840年、簽署第一個喪權辱國條約的1842年，1841年對香港而言是個更為特殊的年份。這一年的1月26日，英軍侵佔香港，也就此拉開這片小漁村的開埠序幕。

和臨近上海、物產富足的舟山群島相比，由20多個村落、約3650名原住民組成的這個貧瘠小島讓侵略者多少有些意興闌珊。但其身後背靠的廣袤中國內陸市場，依舊讓貪婪的英國人嗅到巨大的商業機遇，並決意在這裡再次複製「洋槍利炮+資本掠奪」的殖民模式。

被裹挾進入英國殖民體系的香港，很快搖身一變為貿易中轉港，並憑藉自由港政策以及輻射印度、南洋、歐美等遠距離市場的區位優勢，一舉超越在《南京條約》中被迫開放的通商五口「廣廈福寧上」，正式成為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戰火紛飛、主權丟棄的年代，香港也始終深刻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

香港開埠初期，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起義軍與湘淮兩軍在東南地區戰事不斷，迫使民眾移居香港躲避戰亂。

1851-1861年，香港人口由約3.3萬人迅速增至超12萬人，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旋即成為重要的勞動力供給。

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期間，來自大城市或發達地區的富豪、商行成群遷至香港避難，在帶來精通商業運作人才的同時，也為這裡輸送了數億美元的資金血液。

正是海量貿易往來與富足商賈資本的共同發力，催生了金融業在香港的初步繁榮。當前香港在全球金融業的優勢地位，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逐步形成。

1945-1950年，受區域戰事影響，大量資金、勞動力由中國大陸、東南亞地區流入香港。隨著各地商賈及其所採購的先進生產設備從擁有良好製造業基礎的境外陸續遷入，新設廠房在港漸成風潮，助力香港告別單一的貿易中轉港角色，逐漸過渡至工業時代。

上世紀50-70年代，化工、紡織、五金、電子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香港興起，就連後來蜚聲海外、通過旗下平台公司推動業務多元化、國際化的華人富豪李嘉誠，也是在這波浪潮中白手起家，挖掘出屬於自己的第一桶金。

港人長期標榜的精湛工藝與高效交付能力，讓當地製造業在這一時期實現了高速發展，也使香港經濟受益匪淺。

而香港真正實現騰飛的歷史節點，卻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末。彼時經濟過熱的香港出現通貨膨脹，工資的持續攀升使製造業廠商承受著巨大考驗，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香港的發展紅利已經消耗殆盡。

另一方面，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又對港產輕工業成品的銷路橫加限制，從業者眾，蛋糕變小，相關行業的競爭壓力便由此加劇。

千鈞一髮之際，和香港命運休戚相關的中國大陸再次迎來重大變局。改革開放的紅利滲透至祖國各個角落。

面對更為龐大、廉價的勞動力群體，以及相對較低的廠房基地建造成本，敏銳的港商果斷採取「前店後廠」的新型運營模式，在自留設計、研發、營銷等核心環節的前提下，將加工生產等低附加值環節北移至香港目之可及的珠三角地區，並順勢逐步卸下第二產業所帶來的諸多負擔，重新輕裝上陣。

上世紀80年代至香港回歸前夕，和第二產業佔比連年下滑態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以金融、地產、商業服務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飛速成長。

滄海桑田間，距離香港金融業的標誌性機構——滙豐銀行成立香港總部一個多世紀後，香港已經成長為與紐約、倫敦比肩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並匯聚了世界頂級的投行、會計、法律、諮詢機構。

當時的香港，無論是人均GDP還是GDP總量，風頭均一時無二。說是歷史進程也好，說是個體奮鬥也罷，踩准步點的香港終於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

1997年，順利完成回歸大業並打贏亞洲金融危機保衛戰的香港或許很難想像，進入21世紀後，很多嚴峻考驗正在前方等待著自己。

比如，曾經被香港引以為豪的GDP指標，如今卻成為各家指摘香港競爭力不再的有效例證。

把時間軸移回1997年，當時香港擁有14706億元的GDP體量，僅次於台灣省位列全國第二。和中國大陸的四大經濟強省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相比，香港的GDP體量分別是前者約2-3倍不等。

而整整20年後，香港的GDP體量雖進一步增至23049億元（26626.37億港幣按2017年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匯率折算值），在全國的整體排位卻已大幅下滑至第16位，優於陝西，而落後於遼寧。

誠然1997年的GDP冠軍台灣省亦在同時期內下滑至2017年的第10位水平（17.44萬億新台幣，約合人民幣39072億元），但無論是全國整體排名還是與台灣省的差距，香港在GDP體量比拼中的傲人地位確已不再。

數字對比結果的背後，是香港幾大支柱產業面臨挑戰的現實。隨著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擁有誘人市場前景的中國大陸無疑比香港更具經濟吸引力，即便是經由香港吸收穫取的外來投資，最終也大多通過一定渠道流入大陸市場。

同時，中國大陸與外資更為高頻的直接接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香港過往的橋樑與跳板角色。

而同為1840年《南京條約》的開埠產物，長期與香港在貿易、金融領域鼎足而立的上海，近年裡卻日趨呈現出後來居上的態勢。

當前的上海，不僅已基本確立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並開始利用完善的金融體系在直接融資領域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同時還自2014年以來連續4年力壓香港，蟬聯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首位。

作為老牌的自由貿易中心，香港曾坐擁世界第一的集裝箱吞吐量，是全球重要的航運樞紐，並由此催生出「亞洲船王」包玉剛等代表性人物。

但歷史悠久的香港航運業近年來卻呈現出發展疲勢，不僅被主要競爭對手上海、新加坡超越，更是在2017年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落後於新近崛起的深圳港與寧波-舟山港，僅位列全球第五。

而以迪斯尼樂園、免稅商品、美食等特色著稱的香港旅遊業，近年來則因大陸居民海外遊興起、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及「佔中」等因素影響而同樣增長乏力。

歷史上曾多次完成產業轉型的香港，此刻亟待一個新的增長點來推動其持續性發展。與金融等服務業同屬高附加值產業，且擁有長期驅動力和廣闊增長空間的科技產業，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然而，理想堅固，現實殘酷。

2001年，港商李澤楷以1260萬美金的對價將一家企業的20%股權盡數出售給南非MIH集團，兩年內輕鬆賺取1千萬美金。

十餘年後，當這家叫作騰訊的企業市值一度突破5300億美金時，這1260萬美金雖不能成為評判「小超人」商業眼光的標準，卻映射出科技基因在香港如此匱乏這一不爭的事實。

「亞洲四小龍」中，和分別坐擁台積電、三星等世界級科技巨頭的中國台灣、韓國相比，香港的科技產業根基薄弱。

在過往第二產業的升級過程中，雖然意圖保留企業的設計、研發等技術部門，但終究還是不免受到國際大都市追求快節奏的工作風格以及「重宣發，輕研發」的理念干擾，從而難以實現技藝的長期積累，最終脫離於時代發展潮流之中。

又由於缺少整體資源配置的傾斜支持，而無法像新加坡般傾全國之力，換取在科技進步貢獻率等多項指標上的長足進步。

內部挑戰重重，外延發展受阻。如此的香港，何去何從？

其實，香港的繁榮一直以來都在延續，只不過在中國大陸飛速崛起的時代背景映襯下，前者的步伐難免相形見絀。

而整體乏力的發展態勢以及過高房價等歷史發展階段中的遺留包袱，或多或少沖抵了香港人民尤其是青年的獲得感，並由此衍生出一些令人遺憾的社會問題。

而這些問題又進一步演化為香港發展的阻礙，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惡性循環。

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家底蘊深厚的百年老店，香港長期以來形成的各項優勢依然根基穩固。如果有人認為當前香港的價值已經大打折扣，得到的答覆應該鮮明有力：當然不是。

從多個維度看，國家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都存在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中國大陸居民的財富管理需求日趨提升，通過多元化資產配置分享全球經濟增長成果的意願強烈。

然而，2017年統計數據顯示，國內家庭配置國際資產的比重僅約為1.6%。金融產品豐富、地理區位鄰近、文化氛圍親切的香港，有望成為大陸居民邁出海外資產配置步伐的首選之地。

對於國內企業而言，在中國大陸一級市場募資相對困難的當下，多樣的可選貨幣種類、自由的監管環境、高效的運作模式，使香港融資條件寬鬆的優點被進一步放大。

在港架設一個離岸平台，不僅可以有效化解資金鏈斷裂風險、解決開展境外業務的資金需求，更可基於陸港兩地的利率差異通過較低成本獲取資金，顯著降低企業的財務費用。

而從更高視角、以更為大膽的思路考慮，國家在力推企業直接融資的同時，卻又把相應的任務交由內地機構如上海自貿區實施推進，有可能是要賦予香港更為重要的使命。

比如，助推人民幣國際化。2014年滬港通、2016年深港通、2017年債券通，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不同階段中，香港均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幫助國家經濟實現轉型，促進中資企業積极參与全球化競爭的過程中，香港的存在意義非凡。

比如，作為金融改革的試驗田。擁有獨特社會制度與成熟商業環境的香港，是國家進行金融改革適度嘗試的理想之地。

退一步講，即便在改革嘗試中出現一些問題，曾歷經多次金融風暴考驗的香港也有能力化解危機，並基於「離岸」這一因地理間隔形成的特殊地位，發揮防火牆作用，防止相關風險進一步波及內陸，將潛在負面影響控制到最小。

如此看來，滬港兩城在金融領域的關係，更偏向於互補而非競爭。

香港的另一大發展良機，來自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繼紐約、舊金山、東京之後第四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承載著我國以城市群這一新模式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使命，更是香港充分融入中國大陸跨越式發展體系的絕佳機遇。

參與大灣區構建的廣東九市，2017年GDP增速均優於香港，且2018年GDP預期增速高達7.5%-8.5%不等。其中，科技之城深圳與製造業高地東莞、佛山、惠州，更是與香港創新乏力、產業薄弱的不足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不難看出，香港歷史上的每一次發展轉型都與祖國大陸的局勢變革密切相關，而地緣政治因素所帶來的被動改變，遠不如審時度勢之下的主動出擊。

總結世界三大灣區經濟的發展脈絡，多方滲透參與、生產要素流動、吸引人才匯聚、產業集群升級是核心價值，香港如果能抓住這次合作機遇，則有望藉助祖國大陸的政策扶持，就此駛入發展的快車道，再一次改變自身命運。

靈活應變、開拓進取曾是香港所推崇的「獅子山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下的香港更應順應時代潮流，拋開以高姿態為代表的繁雜思想桎梏，積極擁抱中國大陸頂層設計的強勁賦能，汲取區域聯通、深度合作所帶來的一系列發展紅利。

香港的科技產業也並非久無破局之策。儘管科技基因的原始缺失曾令香港錯失發展良機，但信息時代的全面到來，仍然為香港播下了科技的種子。

當前蜚聲世界的人工智慧企業商湯科技，其創始技術團隊即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湯曉鷗教授的多媒體實驗室。

無人機領域的旗艦企業大疆創新，也是創始人汪滔在攻讀香港科技大學碩士學位期間創辦，並通過導師李澤湘教授協助孵化而成的。

除此之外，香港數碼港的長期發展規劃、國際化金融數據的海量生成、華為在港著力打造的諾亞方舟實驗室以及GoGoVan、TinkLabs等港籍青年所創辦新興企業的湧現，似乎也都在同步印證香港已經具備科技土壤養分的事實。

而香港聯交所新任主席史美倫提出的「全方位服務」以及續任總裁李小加實施的「同股不同權」改革，則基本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聲音：

香港資本市場曾經錯失過阿里巴巴這樣的新經濟企業，但香港這次不會再錯過新經濟時代了。

近年來，港人揮之不去的百年漂泊感與長期藏於內心的「大香港」主義互有雜糅，在小股勢力的挑唆下漸生抬頭之勢。

但鐵一般的歷史不僅提供了充足的事實反駁，也已經反覆證明過，當民粹需求高於民生需求時，社會的整體發展就會停滯。

其實，相關分管領導的崗位微調，正悄然印證國家對港的最新治理模式，已由單一的政治管制逐漸向實務治理過渡。

繼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確保《基本法》正確實施之後，藉由國務院渠道具體落實中央政策、統籌調動區域資源，從而實現陸港促進，使香港人民充分享受國家發展的時代紅利，已經成為新時期下的重要任務。

自1949年新中國誕生至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香港始終是中國大陸賺取外匯、進口技術、獲取外部世界信息的最重要的對外溝通窗口。

而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支持也是全方位的，即便在條件匱乏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央政府也曾於1963年底撥款3800萬元修築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向彼時陷於水荒的香港伸出援助之手。

在艱難困苦的年代，陸港兩地彼此依託，並最終迎來高速發展與主權恢復，那是雙方共同擁有的光榮時刻。

如今，我們再次把目光轉回香港，既是對過往歲月的紀念，也是對今朝征程的嚮往。

分離的年代，港人志存高遠，以一島立業，駕馭扁舟劈波斬浪；攜手的時期，祖國張開懷抱，以一區賦能，重新溫暖蒼涼胸膛。

我們相信，滄海桑田間不曾改變的黃色的臉，仍然會在新時代中保持雋秀的容顏。靜立祖國一隅的這顆東方之珠，光明璀璨，風采依然。

本文作者黃迪，就職於建投華科。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JIC投資觀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