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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帶著神的愛落在中國的麥子

這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飽經滄桑,卻又迎向新的地平線;

  這是一支超級力量,全世界都為之矚目;

  這裡有七千萬基督徒,在以驚人的力量傳揚福音;

  這裡有十四億靈魂,渴望愛與仁慈......

  在這裡宣教士的歷史值得永遠懷念。它不僅僅是歷史,而是無數的生命如何被愛改變,信仰如何成為時代巨大的變革力量。

  戴德生、劍橋七傑、威廉·波頓、慕拉第、李愛銳、艾偉德、貝德士......他們有著不朽的英名,傳奇的人生。

  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從辛亥革命到世界大戰......他們演繹了如此多動人心魄的故事,混合著信仰與試驗、愛與敵意。他們戲劇性的人生,充滿了喜悅與哀情、光明與黑暗、榮耀和失敗。

  他們離開歐洲、美洲和澳洲,來到古老的中國,進入內地偏遠的地區,接觸農民、婦孺和少數民族。他們大多數人再沒有機會看到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的報償是苦難、孤獨甚至死亡......但是他們持之以恆地朝向一個使命----將耶穌基督的愛帶到千百萬中國人當中。這愛點燃了他們的激情,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年)是這群宣教士的先驅,也是中國內地會的創始人。他出生於英國的約克郡,1853年9月,戴德生受中國傳教會的派遣登船前往中國傳教。1854年3月1日,經過了156天危險的遠航之後,他在上海登陸。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他選擇過儉樸的生活,住在普通的中國老百姓當中,依照中國人的傳統習俗起居,為此他受到自己人的猛烈批評。同時,他也不斷面對來自中國人的攻擊和抵制。但這些並沒有削弱他對於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的摯愛。他被公認為是歷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他將大衛·利文斯頓作在非洲、克里·威廉行在印度的偉大事業成就在了中國。

  1865年他建立了中國內地會,激勵了數以千計、不同宗派的西方傳教士加入內地會。直到今天,中國內地會從未停止它的使命,並成為全球最具成效的一個宣教團隊。

  在服事中國人民五十年以後,戴德生在湖南長沙去世。人們將他葬在鎮江揚子江畔,陪伴他長眠在中國土地上的還有他的結髮妻子瑪麗亞和4個早夭的孩子。戴德生的故事並沒有因為他的去世結束,他的後裔繼承了他對中國的愛,繼續生活在中國人當中直到今天。他的故事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家族對於中國的生生不息的愛的故事。至今,仍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基督徒深受著戴德生屬靈的影響。

劍橋七傑

(The Cambridge Seven)

  劍橋七傑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光芒四射的明星。1885年他們放棄了爵位、軍銜、如日中天的運動生涯,投身到中國的窮鄉僻壤,在青海、西藏、雲貴山區和黃土高原,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傾倒在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國人身上。他們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中國和亞洲,成為歐美屬靈復興的直接推動力量。

  儘管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但他們卻幫助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差會成為迄今最著名的中國福音工作的差會,激勵了許多新人加入內地會的傳教組織。1885年,當劍橋七傑到達中國時,內地會僅有163名傳教士,1890年增加了一倍,到1900年達到了800人, 佔了全部新教傳教士的三分之一。

  蓋士利(William Cassels,1858年-1925年),聖公會牧師,來中國後便在四川傳播福音。1895年,他被任命為聖公會華西教區的主教,直到1925年他在那裡去世。

  司米德(Stanley Smith,1861年-1931年),前聖三一學院划艇隊隊長,被派往華北,很快他便能用流利的中文佈道。1931年1月31日他在中國蘇州去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在佈道。

  施達德(Charles Thomas Studd,1860年-1931年),曾是英國著名的板球手,知名度最高。當時他毅然決定放棄板球傳教曾引起很大轟動。來中國後他主要在山西傳教,1894年由於健康惡化回國。後來又前往印度和非洲傳福音。

  亞瑟·端納(Arthur Polhill-Turner,1862年-1935年),來中國後,他在1888年被按立為牧師,並遷居到人口密集的鄉下,以盡量接觸更多的普通百姓。1900年庚子之亂中他仍舊留在中國,沒有離開,直到1928年退休回到英國。1935年去世。

  寶耀庭(Cecil Polhill Turner,1860年-1938年),畢業於伊頓書院(Eton College),是騎兵中尉,放棄了升遷機會,來到中國四川傳教,他負責西北部西藏邊區。1892年他和妻子在暴亂中幾乎被殺。1900年,他因健康不佳回國,無法再回到中國。1938年在英格蘭去世。

  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1860年-1939年),是一個高大、強壯的划船選手,男爵之子,1900年庚子之亂中撤離中國,1902年又回到中國。1911年他回到英國參加英軍。1935年,他的兒子成了第二代來華的傳教士,他也一起回到中國;1939年,他在兒子的傳教站去世。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年-1946年),出身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將軍之子,原是炮兵少尉。後來接續戴德生領導中國內地會30年。1935年退休後仍留在中國,後來被日軍關進集中營,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才被釋放,在中國居留達60年。1946年5月,他在倫敦去世,是「劍橋七傑」中最長壽的一位。

威廉·波頓

(William Borden)

  威廉·波頓(William Borden,1887-1912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庫克縣,一位才華橫溢的耶魯畢業生,百萬富豪。為了福音的緣故,他捨棄百萬財產,甘心奉獻給中國,他本人也同時前往中國。他的目的地是中國的甘肅,向中國的穆斯林傳福音,他在赴中國的途中停留在埃及,學習阿拉伯文,卻不幸染上了腦膜炎,25歲便英年早逝。他是否浪費了寶貴的生命?離世前,威廉·波頓在《聖經》上自己曾經寫下「毫無保留」和「永不後退」兩行誓言的地方,寫下了他最後的心愿:「無怨無悔!」

慕拉第

(Lottie Moon)

  慕拉第(Lottie Moon,1840-1912年),慕拉第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阿爾伯馬爾縣一個富裕的浸信會家庭。她1861年獲得碩士學位,是當時少數接受高等教育之女士,她聰慧過人,能夠運用拉丁、希臘、法、德、、義大利、西班牙等多種語言,也能流暢地閱讀希伯來語。她並不是平凡的望族閨秀,因為她信靠的上帝是非凡的。上帝感動她看到中國人民的需要,1873年她前往中國的山東登州,後來又去了平度和黃縣開闢新教區,在中國整整服事了40年。起初,中國人不信她、排斥她,但她拒絕離開。她烘烤的曲奇餅乾的芳香不斷將人吸引到她的客廳。就這樣,許多人接受了她和她的救主。慕拉第不僅服事中國人,她更認同中國人。1912年,山東大災,加上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慕拉第將她所有的積蓄和糧食省給了身邊的中國人,自己默默地挨餓。那一年的平安夜,慕拉第在被送回美國治療的途中於船上病逝。由於飢餓,當時她的體重還不到45斤。1918年,美國南部浸信會決定在每年的聖誕節舉行特別奉獻,支持國際宣教,稱之為「慕拉第聖誕奉獻」。近年來,慕拉第聖誕奉獻的金額已經超過了1億5千萬美元,佔美南浸信會年度預算的一半。

李愛銳

(Eric Henry Liddell)

  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年),蘇格蘭最偉大的運動天才。但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對於信仰原則的堅持。1924年他代表英國參加巴黎奧運會,當他發現100米的預賽是在星期天舉行,他拒絕參賽,而是去了教會講道。雖然他最擅長的是100米,他改跑400米比賽。在決賽中他贏取了金牌,並打破了世界紀錄。他的運動才華和他的信仰原則,成為好萊塢影片「烈火戰車」的主題。「烈火戰車」榮膺四項奧斯卡大獎,包括1982年「最佳影片」獎。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愛銳出生在中國的天津,他的父親當時是在中國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詹姆士·丹露帕·利德爾牧師。埃里克在中國長到6歲時和8歲的哥哥羅伯特回到英國,進入專收傳教士孩子的寄宿學校伊爾撒姆學院,而他的父母和他的妹妹珍妮則又返回到中國傳教。1925年在愛丁堡大學畢業後,他再次來到中國,成為宣教士在華北一帶傳教。二戰中,因為他的英國國籍和傳福音的行動,被日本軍隊監禁在山東的集中營。1945年在戰爭結束前夕,他病逝于山東濰縣的集中營。戰後李愛銳被安葬於河北省石家莊市的華北烈士陵園,那裡還長眠著白求恩、柯棣華等烈士。1991年愛丁堡大學用蘇格蘭的花崗岩為他樹立了一座紀念碑,紀念碑上鐫刻著《聖經》以賽亞書中的一句話:「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睏倦」。濰坊市政府也在2005年紀念濰坊集中營解放60周年的活動中為李愛銳的紀念碑獻了花環。

艾偉德

(Gladys Aylward)

  艾偉德(Gladys Aylward,1902-1970年),出生於英國倫敦以北米德爾塞克斯郡的埃德蒙頓,父親是一名郵差。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過侍女,後決心去中國傳教,被內地會拒絕,但是內地會安排了她先去照顧兩位從中國返回養老的老傳教士,這兩位年老的傳教士便是揚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夫婦,在他們那裡她練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語,並學習了很多關於東方的知識。1930年初,在衛理公會的一次聚會中,她偶然聽說中國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羅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因無人接替而不能退休,便馬上寫信給羅森說:「那人就是我!」1930年10月18日,28歲的她隻身從英國出發,耗盡了自己所有的積蓄,乘船和火車,輾轉俄國、日本,經歷了一路的艱辛困苦,最終到達天津。後又從天津長途跋涉到達山西的陽城,找到了年老的衛理會傳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在陽城,珍妮在城門外騾隊往來的大道旁租了一座有大院的大房子,因為這房子被當地人認為是「鬼屋」,所以租金很便宜,一年只需1英鎊。她們將這大院和房子清理得整潔乾淨,改作一座客棧,專門向來往做長途運輸的騾夫們提供食宿。這客棧名叫「八福客棧」,取自《聖經》中耶穌的「登山寶訓」。當騾夫們休息吃飯的時候,艾偉德就給他們講聖經故事。許多人便是這樣信了耶穌基督。一天,她從一個乞丐手上買了一個生病的女孩,花了9分錢。她疼愛這個女孩,收養為自己的女兒,給她起名叫「9分錢」。後來「9分錢」從外面領回來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孩,說自己寧可吃少一點,好節省食物分給那個男孩,男孩留了下來,並且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少一點」,就這樣她收養的孤兒越來越多。陽城縣的縣尹看到了那些騾夫們的變化,便前來探訪艾偉德,要求她來幫助他推動當時政府正在推行的「天足運動」,艾偉德答應了,後來她還幫助縣尹平息了一次監獄暴亂。最後這個縣尹也歸信了基督。1936年,艾偉德撕毀了她的英國護照,加入了中國籍。1939年,日本軍隊進攻這一地區,由於艾偉德在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上控告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日軍發了告示要懸賞捉拿這個「小婦人艾偉德」。艾偉德不得不帶領94個中國孤兒翻山越嶺、一路跋涉進入了安全的陝西地區。二戰之後,艾偉德在香港和台灣開辦孤兒院,幫助那裡的人民,直到1970年在台灣去世,安葬在台北,安葬時她的頭朝向中國大陸,表達了她對大陸這片土地的眷戀。

  1949年她的故事被英國廣播公司的博格斯(Alan Burgess)寫成《小婦人》(The Small Woman)一書,1957年好萊塢又以她的故事為藍本改編拍攝了電影《六福客棧》。

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年),貝德士被譽為中國人的「辛德勒」。他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Newark。父親是基督會的牧師和大學校長。他畢業於俄亥俄州的海勒姆大學(Hiram College),並以羅茲學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20年,貝德士作為基督教聯合傳教會(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會)的傳教士前往中國,在中國的南京大學教授歷史,一直到1950年離開中國,長達30年之久。這期間他還獲得了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歷史系哲學博士學位(1935年)。南京大學於1910成立,由三所美國基督教差會支持的大學合併而成。

抗戰爆發後,南京大學西遷重慶。貝德士以副校長名義負責留守南京校產。1937年12月,日本軍隊佔領了南京,大肆強姦、洗劫、縱火、殘酷屠殺戰俘和平民。許多史學家相信南京死亡人數高達30萬。貝德士和幾位西方宣教士冒著生命危險組織建立了「南京安全區」,他起先是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與組織者之一,隨後便成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重要骨幹和最後一任主席。這期間,他一方面幫助南京平民躲避日軍的瘋狂屠殺和蹂躪,救難民於水火。一方面根據當時自己的所聞所見,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作了記錄,並冒著生命危險保留很多寶貴照片和資料。史學家認為,在歷時數月的南京大屠殺當中,貝德士博士和他的國際委員會挽救了5萬到25萬中國人的生命。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all.

--------James Hudson Taylor

如果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如果我有千條性命,我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

  五代人前赴後繼,連接四大洲的愛與犧牲,歷經三個朝代的風雲變幻,跨國兩個世紀,朝向一個不朽的使命----將耶穌基督的愛帶到成千上億的中國人當中。

  今日的中國是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她已經躋身於經濟強國之列,與西方宣教士在19世紀時進入中國的時候,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有一件事未曾改變:中國和她的人民需要救主。

愛是渴望為別人犧牲自己

愛是打破人與人隔閡與束縛的奇蹟

愛是治癒成千上萬心靈的良藥

愛是上帝的心和永不失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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