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百年系列採訪之一：北京人藝滄桑

83歲的鄭榕佝僂著身子為記者開門、找資料，無論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90度的彎曲，日常散步要推著輪椅，為的是支撐住傾斜的身體。這次接受採訪，他準備了小紙條，密密記下哪齣戲、哪一年、哪一日、哪個人，防備自己忘記，彷彿當年寫演員日記一般認真。「藝術人生」的錄製現場，朱軍曾問他退休工資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元。」觀眾嘩然。可值得慶幸的是，他在前年還登過台，雖然坐著輪椅，還可憶往昔崢嶸歲月。而比他小3歲的于是之，早已喪失了語言和行動能力，別說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倫之樂，也已經離他遠去。年紀更輕的林連昆就住在鄭榕樓下，他半身不遂後不願再見人，鄭榕說:「演員嘛，總是想把好形象留給觀眾。」

老演員藍天野說:「1992年人藝40周年院慶時，我數過，有92個元老還活著;50周年時，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後的今天，「話劇百年」能夠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藝老演員不過10餘人，導演僅餘下93歲的歐陽山尊，他總是把採訪者逗得啼笑皆非，100個問題在他那裡只能得到一個答案——他只記得自己是如何參加革命的這段。70歲的編劇梁秉18歲就進了人藝，他對記者說:「如果我死了，人藝的歷史就斷了。我想多給你講點，哪怕留點資料也好。」鄭榕說:「其實平時沒這麼忙的。」因為話劇百年，媒體排著隊找他講兩句，也許等到下個百年，才會有人想起:找他們講兩句。可他們在哪呢？

人藝初創與《龍鬚溝》

1942年起，鄭榕在重慶的國民黨演劇十隊開始了話劇生涯。這10個隊是共產黨的地下黨，由周恩來、田漢一脈領導。《雷雨》中的「四鳳」胡宗溫是老隊員，後來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愛人、號稱「演劇之王」的刁光覃。因為「國民黨」這3個字，鄭榕在解放後的歷次運動中都要被揪出來，為此他非常感激保護過他的副院長趙起揚。趙在「文革」中被批為「招降納叛」，「降」即鄭榕這類歷史不夠「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黨內專家。

到了解放時，這10個演劇隊只留下了3個，演劇二隊駐北京，是人藝的主體，有藍天野、蘇民這些進步學生;演劇九隊是上海人藝的前身;六隊組成了湖南省話劇院。演劇二隊人很少，後來被叫做「老人藝」，主要領導都來自於延安，院長是長征幹部李伯釗，她也是楊尚昆的妻子;副院長是金紫光和歐陽予倩。1950年鄭榕到老人藝時，正在排李伯釗的劇本《長征》，劉少奇、周恩來、陳毅、賀龍都來視察過，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派專人幫助演員軍訓，于是之在裡面是有一句台詞的「毛澤東」，他也是第一個扮演毛澤東的演員。為了這個龍套角色，于是之還跟著軍樂團「混」進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澤東本人的舉止。

1950年，老舍寫出了《龍鬚溝》，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員葉子是演員隊的副隊長，她找到了時任北師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隱。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隱在國外學話劇且才華橫溢，他在重慶期間非常潦倒，和左翼聯盟關係不佳，沒人找他排戲。同為大雜院長大的焦菊隱看到《龍鬚溝》非常激動，他隱隱覺得建立一個像莫斯科劇院那樣的中國話劇院的機會到了。可邁出這一步，也意味著失去大學教授的安穩工作。反覆思考後，他看了演員名單，發現都是新人，更加堅定了決心，只提出一個要求:演員必須體驗生活。李伯釗一口答應，說:「趕緊的，龍鬚溝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鄭榕、于是之他們集體坐著公交車被帶到龍鬚溝，遠遠地看見漫天黃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掛著西染廠的破爛布條。第二天導演說，自己下去找人談，每人準備兩本日記，一本交上去，一本發下來，導演就日記和演員溝通。兩個月的體驗後，焦菊隱的實驗成功了。這個成功背後有無數劇目的失敗墊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藝術相結合，各省市紛紛大建話劇院團，可實際上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話劇為何物。四川作者劉滄浪有兩出話劇，以紡織廠女工為主角的《紅旗歌》和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問題》紅遍全國，演得正熱乎時被批評了，定性為「用小資產階級思想演工農戲」，類似挨批的戲不可勝數。在這個背景下，政治與藝術都正確的《龍鬚溝》彌足珍貴。所有的中央領導都觀賞了這部劇，這個戲也成為了老人藝的資本，在與華大三團（中央戲劇學院話劇三團，團長曹禺）合併為現在的人藝時，對方的規模要大上許多，但因為老人藝有《龍鬚溝》、有焦菊隱，焦當上副院長，還有一位副院長就是從歌劇院調來的趙起揚。

人藝的第一任院長是曹禺，他也是唯一的終身院長。除了藝術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來南開中學的學弟。當時曹禺身負20多個兼職，從中戲副院長到中蒙友好協會會長，根本無暇劇院事務，院務都由常務副院長趙起揚處理，此後成為人藝的隱性規則:可以長期沒有院長，常務副院長就是院長。

不久之後，曹禺、歐陽山尊、趙起揚和焦菊隱在香山召開了四巨頭會議，研究人藝往何處去。曹禺後來堅持說要搞中國自己的劇院，不過當時的目標確實是莫斯科劇院，一切規則模仿蘇聯。他們還分析了劇院成員怎麼培養，每人的優缺點是什麼。還規定演員演幾個主要戲之後要跑龍套，防止驕傲自滿，最重要一條承認了焦提出的生活問題，焦菊隱想把中國傳統戲的形式主義去掉，主張要從生活出發。體驗生活於是作為制度確立下來。香山會議後，人藝推出了4個獨幕劇《夫妻之間》、《喜事》、《趙小蘭》、《麥收之前》，均來源於生活，避免了跟著政治指揮棒，明確了藝術目標。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終被摧毀。

解放初實力最雄厚的其實是青藝，副院長金山是「話劇皇帝」，總導演孫維世是周恩來的義女。青藝花高價從上海等地請著名演員，從各地解散院團優先挑人。人藝之所以後來聲名蓋過青藝，就是由於人藝抱團，青藝從延安來的副院長吳雪和國統區大明星金山有矛盾，缺少凝聚力。青藝曾請過趙丹演《屈原》，這樣的強大陣容，服裝按照那時最流行的敦煌風格設計，效果卻很差，演員在台上舉步維艱。當時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郭沫若也不滿意。而焦菊隱在排郭的另一部戲《虎符》時，大膽提出民族化改革。蘇聯專家剛來北京辦過表訓班，焦菊隱提議把斯坦尼與京劇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讓演員學雲手、念道白、配鑼鼓點，除了沒張口唱，其餘都和京劇一樣。許多演員由此炸了鍋，覺得太過荒唐，聯名上書抗議，趙起揚搬了把椅子坐鎮排練廳，說:「有意見可以提，但是黨委的決定還得執行。」在趙起揚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無論反對還是支持者，看後都不得不承認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興奮，連軸請客，邀請大伙兒去逛植物園。

周恩來喜愛話劇，人藝漸漸成為他的後花園，幾個大戲他看了無數遍。聽到朱琳說錯一句台詞，他會讓鄧穎超打電話說:「好戲的台詞一個字也不能改。」歐陽予倩復排30年代的《潘金蓮》，周恩來說「這戲影響不太好」，于是之當面敢和他爭辯。戲決定不排後，周恩來吩咐不讓消息見報，怕「歐陽老身體不好」，看了難過。

有一年除夕也是周恩來和大家一起度過的，誰和誰是一對他都門兒清。他會出其不意地訪問演員宿舍。有一天去了，只有林連昆在睡覺，正緊張著，周恩來笑說:「快把窗戶打開，味道不好。」歷屆北京市長都只管給人藝撥款，生怕這塊名為北京、上達天庭的牌子出點紕漏。

《茶館》的「紅線」

在植物園吃飯時，老舍說自己寫了一個戲，于是之聽在耳中記在心裡。那個戲名為《人同此心》，是為了歌頌第一部憲法公布的，當時的現實情況是每部藝術作品都得配合點什麼。老舍有個習慣是給大家讀劇本，看到有人皺眉就拿回去改，先給黨委成員讀，再擴大到全體成員。讀這個劇本時，大家都覺得其中一幕寫得極為精彩，可也就這一幕精彩。焦菊隱建議:能不能把這段茶館裡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戲，用茶館作背景一樣可以反映出中國的變化。為了顧及老舍的面子，領導讓梁秉去和老舍講。他那時很年輕，每天跟著老舍進出，老舍拄著文明棍，梁幫他拎包。老舍聽後，喃喃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預見驚人地準確，這部沒有配合上的劇目成了他的罪狀之一，20年後《北京日報》上逐條台詞批《茶館》。

可聽到這個意見，老舍又十分興奮，他說:「茶館那場里的每個人我都能給他們批八字。」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3個月後交出了劇本，又採納了各方意見。為了「配合」，原稿結局是王掌柜保護暴動學生被打死。演王利發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3個老頭共話滄桑？老舍「嗯」了兩聲，于是之惴惴不安。過了幾天，老舍拿來了改後本子，于是之大吃一驚，老舍不但加了他說的部分，還把王利發改為上吊。於是，藝術性增強了，「政治正確」又減弱了。《茶館》在1958年演出了48場，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跑到人藝「越級」開會（當時人藝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措辭嚴厲地講:「劇院不是黨在領導，是資產階級牽著鼻子走！」當天由於梅蘭芳請了蘇聯專家照常演出，從次日開始禁演。9月12日，周總理來看戲，上台握手時問于是之:「《茶館》怎麼不演了？」于是之非常為難，躊躇未答。周恩來明白了，說:「那個戲改一改還是可以演的。」于是之連夜向黨委彙報，組了改劇本小組，由於是之、英若誠、林連昆、童超組成，老舍當然不能參加。那會兒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紅線。原劇中只有童超飾的大學生和革命有關，後來加進常四爺給暴動學生送水這一段，主角終於算和革命扯上了邊。

1963年4月7日，《茶館》二度在京劇院的人民劇院重演，連演53場，報紙上一點宣傳沒敢發。演出頭天老捨去了，以往他都會到後台和演員見面，這次一句話沒說就走了。第二天，周恩來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戲，周說:「這是個好戲，青年人沒有經過舊社會，《茶館》讓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迫下是多麼可怕。」「文革」降臨後，老舍數罪併罰，在京劇院里和馬連良等人一起跪著，看造反派燒戲服，那場面和電影《霸王別姬》一個模樣，那天他們都挨了打。紅衛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愛的花，他去攔，又被揍了一頓。沒等趕上周恩來簽發的保護令，他就投了湖。

「又紅又專」到「文革」前夕連「專」字也沒了。1965年，英若誠、蘇民和梁秉受命寫《剛果風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的需要。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業，那時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務，藝術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這個戲被要求一周寫完、一個月後演出。

焦菊隱與曹禺

焦菊隱與曹禺是兩種個性的代表，曹禺總想誰都不得罪，最後誰都得罪了。劇作家吳祖光說他:萬家寶的最大毛病就是聽話。他住在鐵獅子衚衕，他禮數周全，哪怕是小字輩去看他，他也會恭敬地送出門口。對周恩來更不必說，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車遠去，還要對著車尾鞠一躬。

在女兒萬方的筆下，曹禺一直沒有快活過，他痛苦地掙扎，總覺得自己還能寫出大作，掙扎的結果還是寫不出東西。他創作生涯的前10年，從23歲到33歲，寫了7部傳世大戲，而人生的後47年，只寫了兩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膽劍篇》是與于是之、梅阡合寫。在那凝固的空氣里，曹禺身為院長卻謹小慎微地活著。趙起揚安排梁秉和于是之作為曹的助手，進駐科學院，寫一部以科學家為原型的戲。臨行前趙起揚囑咐兩個年輕人說:「好好學習，戲出來後你們不署名。」他們都理解趙的苦心。體驗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對寫出的東西永遠不滿意，他斥責那些是「中學生水平」，拿起來就撕，最後一事無成。

好不容易寫出個比較滿意的《膽劍篇》，許多刊物要求發表，平素好說話的曹禺一概婉言謝絕。直到著名劇作家、當時《人民文學》主編陳白塵提出發表，他才同意，原來他對劇本視若拱璧，不捨得給無名刊物糟蹋。

劇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頭兒」，「文革」時搞部隊編製，「歷史清白」的梁秉當了連、排、班的班長，曹禺是班員，他管梁叫「老班長」。寫交代材料時，他不會給自己扣帽子，總過不了關。梁秉幫他寫，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關總算過了，曹禺回家難受得打自己的嘴巴。

焦菊隱以脾氣臭、好損人著稱，多次在排練場訓哭演員，他曾被當作天才呵護著。他的壞脾氣有個故事可以說明，50年代末，外地來人調查劇組某成員的歷史問題，干擾了正常排練，焦菊隱拍案而去，撂了挑子。趙起揚去家裡請他，焦裝睡，但是肌肉還是很緊繃的狀態。趙起揚一眼看出來，也不戳穿，悄聲對焦的愛人說:「我改日再來。」這樣反覆了三次，焦菊隱終於不好意思，回去繼續排練。本來焦菊隱就是重點統戰對象，屬於要幫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鋒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趙起揚找到北京市長彭真說:「焦菊隱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隱於是倖免成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過去了。1961年，周恩來主持的新僑會議上，文藝界有過一陣鬆動，向「右」靠攏了一些。這次會上有一幕戲劇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長周揚走到趙起揚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藝界的好書記，我感謝你。」「文革」中這成為趙起揚的罪名，有人說:「什麼人說他是好書記？周揚！」周揚彼時作為重量級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護的他們，被關在燈市口製作工廠的牛棚。6人一排，常常十幾排並肩走在大路上，蔚為壯觀。處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寫交代材料，從小窗口遞飯。「自己買了煙不能抽，交給管教，表現好的話再發給你。」發煙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橫溝寫著人名，可能一根沒有，也可能有兩根。走資派被分為三等:一等是劇院領導，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讀，適當圈起來，像蘇民、藍天野都是這種;三等普通員工，由群眾監督，是小組幫教的重點。

焦菊隱從這時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聯繫，只能眼巴巴看著別人在台上揮斥方遒。江青派人送來一張字條，上書:「焦菊隱是個王八蛋！」掌控他命運的人是劇院的實權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焦菊隱死時，軍宣隊長宣布:只能給他買最便宜的7塊錢的骨灰盒。臨終前，焦菊隱拉著下鄉的大女兒的手說:「戶口落下了么？」女兒點頭，他才鬆了手，閉了眼。

于是之的病

「話劇百年」的紀念節目里，採訪了人藝5位生者和10位逝者的親屬，唯獨沒有于是之和林連昆。作為生者，他們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們也不能當作逝者被悼念，輕輕地就被省略了。沒有于是之的人藝是不完整的，不僅因為他常務副院長的行政職務。作家過士行說過:「于是之在時沒有感覺，可他離開了這個位置，那種感覺那麼強烈！」

于是之自己說，副院長這8年，他的身體徹底散了。不到70歲時，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離開了舞台，與他同齡的演員10年後還活躍著。1992年，誰也沒想到這是老版《茶館》的最後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經有了預感，他對同台的藍天野說:「今天你給我兜著點，我可能會信號中斷。」這是忘詞的委婉說法，他果然中斷了，愣在台上，觀眾沒有察覺，藍天野迅速補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場後，觀眾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說:「感謝觀眾的寬容，過去覺得觀眾的厚愛是肯定我的成績，現在才明白，他們的厚愛是寬容我的錯誤。」後來他一次次地努力過，1996年還在《冰糖葫蘆》里演過只有十幾句台詞的小角色，這也是他人生最後的一場戲。人藝的工作為什麼難做？一兩句話很難解釋，許多藝術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裡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領導處。用李龍雲的說法:「人藝這一鍋，太難弄了！出一回國，打躺下倆;分一回房子，送醫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謙和，內心又相當暴躁，受了氣回家摔茶缸。

藝術家的脆弱、敏感遠甚常人。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樓，多少次向人複述他想從陽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縱容」林兆華搞先鋒話劇，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觸情緒。這些反對意見又爛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發使他痛苦。林兆華就從不背思想包袱，永遠有小孩心性。上面領導來送關懷，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說:「等著瞧，過會兒我提個問題，讓他下不來台。」同事好說歹說給勸住了。這種事萬萬不會發生在於是之身上。

人藝的早期被看做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而一些行內人並不這麼認為。中國話劇的兩條線:歐陽予倩從日本帶回的春柳社和脫胎中國戲曲的文明戲，那時有一半劇目都改編自國外。在重慶的短短几年，大話劇排了170多部，小劇本有70個，絕大多數是原創劇本，真正做到了百花齊放。人藝成立後的大部分作品，無論精品或是劣作，都是為了配合宣傳需要。它已不僅僅是北京市屬的一家劇院那麼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