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雜誌：美國的對華戰略會「拐彎」嗎
嘉賓
倪峰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劉 卿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所長、研究員
綦大鵬 國防大學戰略諮詢中心主任、研究員
主持人
安 剛 《世界知識》雜誌編輯、記者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的國事訪問是一次成功的訪問，但之後不久，中美關係發生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包括12月18日特朗普公布的其任內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來自中國的「戰略競爭」列為美國面臨的「三大主要安全挑戰」之一，美國國會通過的《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最終版建議五角大樓考慮允許美國海軍艦艇常規性停靠台灣的港口，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體上圍繞朝鮮核問題和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發出新的抱怨和指責。那麼，如何理解這些消極因素的集中冒出？是否意味著特朗普任內的中美關係有可能陷入「高開低走」的向下螺旋……2018年新年前夕，我們邀請三位專家進行了座談，請他們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編者手記
中美關係遇到了最大的「非常規變數」
倪峰：2017年年底，中美關係似乎又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節點。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而在12月，特朗普在推出其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演講中宣稱，「美國已經進入競爭的新時代」。中美這兩個對世界都有著重大影響的國家幾乎是同時宣布進入了「新時代」，兩件事看似偶然，而且「新時代」的意涵也完全不同，但對中美關係而言可能有著重要的隱喻。既然中美兩國都走入了「新時代」，那麼中美關係的演進是否可以在前面加一個限定詞，稱之為「新時代的中美關係」？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新時代的中美關係」，究竟「新」在什麼地方？目前來看，有兩個變數非常重要，一個我把它稱為「非常規變數」，另一個則是「常規變數」。
當下中美關係中最大的「非常規變數」，當屬特朗普本人。他真是一位相當特殊的人物，是「反建制」的總統，同過去選出來的歷屆建制派的總統相比，必然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和中美關係產生很不一樣的影響。
過去我們觀察美國總統的對外戰略和對華政策思維，基本上是在四個維度上的。第一個維度是地緣戰略上的，第二個維度是意識形態上的，第三個維度是國家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上的，第四個維度是國際秩序方面的。這些維度上的思考和判斷相迭加，就大體構成美國傳統的對華戰略。自老布希以來的美國歷屆總統，對這四方面的考慮大體均衡，所以一直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相對還是比較穩定和延續的。
特朗普之「新」之「特」，就在於他把這四個維度上的考慮排布得非常不成比例。
意識形態方面，幾乎不怎麼強調了，無論在他的涉華文件、報告還是演講以及訪問中國的議程中，雖然不是一點沒有，但同過去相比顯然提得很少了，最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
國際秩序方面，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特朗普領導的美國不想再費時耗力做現行秩序的維護者了，對一些理想主義的多邊安排持非常負面的態度，甚至在氣候變化、多邊貿易、教科文等領域採取斬釘截鐵的單邊退出措施。特朗普的邏輯是，長期以來美國在建制派和資本精英的鼓吹下把大量的國家資源耗費在全球事務上，包括在海外打無意義的戰爭，而不是用於發展自己、改善美國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的政府必須反其道而行之，集中精力先把美國自己的事情搞好，這才是維護美國競爭力的根本。
地緣戰略方面，特朗普本人是商人出身，沒有在體制內工作過，上台前沒怎麼接觸過相關的概念，絕非一名地緣政治玩家，上台以後放手讓軍隊、外交官們去處理，自己並沒有對美國傳統上參與極多的地緣戰略操盤和競爭顯示出熱心。
於是我們看到，經濟利益在特朗普對外、對華政策中所佔的比例異常地高，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也是特朗普的「中國觀」的主幹結構。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通過與中國打交道，實質性地減少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然後把「截流」的美元用在美國國內，減少財政赤字也好，增加軍費也好，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好，反正讓他的選民們看到就好。
這樣一個「反傳統的」對華政策結構對我們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過去長期困擾中美關係的那些敏感問題——比如人權、勞工權益等，不那麼敏感了，所謂「地緣戰略競爭」所引起的猜忌和喧囂也小了不少，省了我們不少心。另一方面，經貿合作的中美關係「壓艙石」作用明顯弱化了，我們再怎麼強調通過互利共贏來穩定兩國關係，也很難改變特朗普認為美國在對華交往中「吃了大虧」的認識。畢竟，他和持「另類右翼」思維的美國人在內心是以「零和」方式看經濟問題的，始終認為導致美國本土經濟困難的最主要外因就是中國競爭和美國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所以，從根本上講，特朗普是以經濟為出發點審視中國的。
但另一方面，無論特朗普如何在主觀上看待經濟問題，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本質上是互利共贏，問題主要出在誰的獲益大一些，誰的獲益小一些，這是可以通過協調的辦法來處理的。從此意義上講，中美經濟關係在特朗普任內再怎麼緊張，特朗普有多少不滿情緒，處理問題的空間也還是很大的，用做大增量的辦法去緩解兩國貿易不平衡狀態，對特朗普是有吸引力的。
美國國家安全觀念向大國競爭傳統軌道回歸
劉卿：中美建交快40年了，不難理解兩國關係「更年期的焦躁」。在美國自身遇到一些困難、中國加速崛起之際，美國對中國產生更強的焦慮感是很自然的現象。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了傳統意義上的兩大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分別點名33次和25次，明確將中國定性為與俄羅斯比肩的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和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至少在分量上，中國是放在俄羅斯之前的。對中共的黨代會也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關注。可以說，美國認為自己即將與中國展開的競爭是全面的競爭，與俄羅斯的競爭只是軍事、核戰略和中東歐地緣政治方面的局部競爭。這個報告聚焦「競爭」，不可避免地對我們產生了心理衝擊。
事實上，美國對中國定位的調整早就開始醞釀了。柯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談及對華關係時秉持接觸的基調，要把中國拉入美國的戰略軌道。2001年小布希上台後，一度準備在擬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初稿都寫好了，只不過後來因當年「9.11」事件的發生而不得不做顛覆性的修改，並推遲發布，對中國的「競爭對手」定位不了了之。美國投入全球反恐戰爭賦予了中美關係重要的「十年發展機遇」。2010年，推行「全球自由主義」的奧巴馬政府在其發布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總體上把中國當作氣候變化等重要領域的合作夥伴。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我們預判今後一個時期的美國對外戰略走向提供了重要的註腳。它告訴我們，特朗普政府處理國際事務秉持「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可以說「兜了一大圈」，把美國的國家安全觀念拉回到大國競爭的傳統軌道，這種變化也是與共和黨建制派傳統的世界觀和地緣政治觀相吻合的。共和黨的「現實主義者」們處理國際事務，往往是從戰略競爭的角度看問題，講究「一國對一國」「領域對領域」，這是他們慣常的基本心態。這裡還必須提及一個重要背景，那就是，經過奧巴馬執政後期和特朗普當政第一年的多方努力，成建制形式的「伊斯蘭國」被打垮了，美國有更多精力關注和應對傳統安全問題與大國競爭了。所以，特朗普政府的這份報告發布後受到共和黨建制派異乎尋常的好評，華盛頓戰略圈內也是肯定者多於批評者。
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寫明要恢復「美國保護核心國家利益的戰略自信」。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將軍在向媒體解讀這份報告時也明確表示，特朗普政府正通過四個方面的努力恢復「戰略自信」：第一，定義美國的價值觀；第二，界定美國力量的全部手段；第三，界定美國面臨的威脅；第四，界定安全環境動態性和競爭性的本質。
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公開強調「戰略自信」是不多見的，其背後隱含的其實是在戰略上變得不那麼自信了。很多美國人在解讀中共十九大報告時感嘆，中國領導層的奮鬥目標是明確的，美國的奮鬥目標則不那麼明確，這種「明確」與「不明確」的對比也是美國自信心下降的一個根源。
我同意這樣的判斷，特朗普政府把「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並且放在報告「區域戰略」的第一部分做較為詳細的闡述，似乎是在為將來正式出台「印太戰略」做鋪墊。但「印太」這個詞並不是美國戰略安全政策的新詞，最早在2007年小布希時期就開始使用了，美軍太平洋戰區實際上統轄著印度洋-太平洋的跨洋防務。我們的確需要注意，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戰略」，有可能是一次全球戰略意義上的概念更新，超越了原有統籌不同地區防務安排的技術考慮，將帶來美國在整個泛亞洲地區同盟關係體系建設和夥伴國家合作理念的進一步調整。
從這份報告的基本內容看，美國還是認為未來中國競爭的主要場所在亞太地區，稱中國「打著共贏的旗號」增強自己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主導性，削弱地區其它國家的主權，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取代美國，伸展其國家驅動經濟模式的觸角，並且按照其自己的口味重塑地區秩序」。報告提出「印度洋—太平洋」的視角，更多是著眼於利用那些與中國有矛盾的國家牽制、平衡中國戰略影響力在「東海—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一線的跨區域增長。為此，美國一方面在迫使澳大利亞、印度這樣的盟國或夥伴國家「選邊」，一方面積極著手準備中美直接的軍事競爭，台灣問題則是美國心目中的「最後一張牌」。
但我們也確實需要意識到，美國越來越看重中國的存在和進取對其在世界各地所謂「既得利益」的衝擊，感到非常不舒服，認為事實上是在削弱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就像2017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國有企業在歐洲、非洲、印度、拉美「足跡」的拓展逐段做了提及，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關切。所在也可以說，「印太」概念在戰略意義上的成形，以及背後暗含的與印度、澳大利亞、日本等夥伴、盟友多方位合作的加強，是美國對「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的實際回應。
應當看到，特朗普宣稱「美國已經進入競爭的新時代」，經濟競爭是他的這句話的核心詞。特朗普認為導致美國目前多重困境的根源性問題是美國總體經濟實力的下降，決意在經濟制度、經濟活力上同中國開展全面競爭。他的這個判斷符合其「生意人」的本性。在特朗普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一個國家追求安全的能力。特朗普這樣講還有一個旨在取悅軍方的弦外之音：在他執政時期，美國的軍隊絕對不會因為缺錢而買不到武器。
「特朗普主義」的思想邏輯
綦大鵬：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延續了特朗普自競選以來的思想邏輯，在某種意義上，全面、系統、清晰地向世界提出了「特朗普主義」。
相比「奧巴馬主義」，「特朗普主義」更像是一種「主義」。雖然奧巴馬為適應時代變化，對美國的內外政策做出了某些調整，比如，重視美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在中東、歐洲實施戰略收縮，不再不計成本地負擔阿富汗、伊拉克的國內重建，等等，但整體上還是延續民主黨的既往政策框架。「特朗普主義」則從根本上對美國幾十年來的內外政策做出了調整。
這種調整源自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政治人物「世界觀」發生的重要變化。他們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科技競爭中越來越侵蝕美國的優勢地位，侵蝕美國自二戰以來的霸權經濟基礎；認為美國遂行了16年仍未結束並已花費了五、六萬億美元的反恐戰爭也對美國的霸權構成了侵蝕；認為美國搞不定敘利亞這樣的中小國家，更搞不定伊朗這樣的地區大國，對朝鮮亦無可奈何；認為現在中國和俄羅斯在東亞、歐洲和中東對美構成了「戰略競爭」；認為西方盟國依賴美國的市場和軍事保護獲得了發展，卻對美國貢獻不多，而美國自己也沒有集中優勢資源發展自己的經濟，造福自己的國民。這些現實認識，正是「特朗普主義」產生的思想基礎。
「特朗普主義」的邏輯有三個基本特徵。首先，是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重大修正。二戰後，美國為與蘇聯競爭，倡導了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美式價值觀，據此贏得了冷戰的勝利，之後，美國依靠這些價值觀推進全球化，也將美國推上了霸權的巔峰。因此，維護這套傳統價值觀曾是美國長期的核心利益。但美國霸權在隨後的全球化發展中不斷受到弱化。現在，特朗普雖然仍提倡這些傳統價值，但更強調美國利益優先，強調以美國人的福祉、美國的繁榮為根本原則，傳統價值觀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原則。
其次，是對美國霸權觀的重大修正。特朗普雖然同樣強調要維繫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但鑒於美國霸權的經濟基礎持續受到侵蝕，他更強調美國的霸權必須首先基於經濟繁榮，丟掉了為霸權而不計成本的思維方式。
再次，是對美國權力政治觀的修正。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霸權力量不僅來自於其自身實力，還來自於其主導創立和積極維護的國際制度和全球體系。但特朗普認為，這套制度現在已經不再完全服務於美國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同了美國學界一部分人的觀點，即，過去幾十年來，把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努力是錯誤的，中國從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和權力，卻沒有走上美國希望的政治轉型道路，還對美國的全球地位構成了挑戰。所以特朗普政府認為，這套國際制度現在幫助的更多是中國這類國家，而不是美國，因此特朗普不重視國際制度，不重視多邊合作，而是強調「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強調實力競爭，重視在雙邊關係層面解決問題，利用美國「一對一」的優勢，重塑美國全球權力地位。這實際是對美國霸權中原有的制度性權力的某種程度的放棄，是對原有國際制度、國際秩序某種程度上的破壞。特朗普的這套思維方式有著內在的自我矛盾之處，無異於是對美國制度性權力的自我否定。
歸結起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為了本國的利益，開始有選擇地「退出」二戰後它推動建立的國際制度體系，不願再在這個體系中發揮「中央政府」的作用，而是前所未有地強調保護美國自己的國家邊界，捍衛美國自己的領土主權，企圖利用自己尚存的實力優勢，重新構建有利於美國霸權競爭地位的新的國際制度。所以，這份報告講中俄是國際秩序中的「修正主義國家」，而實際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才更像是「修正主義國家」。
如何應對中美關係的常規變數之「新」
倪峰：在中美關係進入特朗普時期的第一年，我們牢牢把握了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態勢，充分發揮首腦外交、經濟外交、軍事外交、人文外交等的積極作用，妥善處理了台灣、南海、經貿、朝核等敏感問題形成的障礙，成功地推動兩國關係實現了平穩過渡、良好開局，甚至在下半年達到了「高開」的狀態，成績之好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料。當然，特朗普政府也有推動兩國關係穩健開局的需求，客觀上呼應了我們的努力。
接下來的時間裡，雙方都應當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局面，避免兩國關係在「高開」之後形成「低走」。這就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應對好中美關係的常規變數之「新」。
自上世紀70年代初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啟動以來，中美關係最基本的常規變數是兩國力量對比的美強中弱格局，大家對此都習以為常了。然而，這一態勢近年加速醞釀根本性的轉折。隨著兩國力量對比的日益接近，中國在對美交往中變得越來越自信，美國則越來越焦慮。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焦慮感在美國國內正在成為共同的情緒，競爭因素的增加在中美關係中恐怕是個恆定的趨勢。記得2012年前後美國戰略學界曾經展開過一次對華政策的討論，前美國駐印度大使、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布萊克威爾與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阿什利·特利斯合寫的一份報告認為，過去數十年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即將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整合併融入「自由國際秩序」以改造中國的政策，是以損害美國在全球的優勢地位與長遠的戰略利益為代價的，未來數十年中國是美國「最值得警惕的競爭者」，因而主張美國應該實質性地修改現行的對華大戰略。
當時這份報告受到了美國戰略學界不少人的批評。時隔五年，華盛頓似乎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沒有那麼多的派系了，認為中美關係競爭性將上升的人佔據了主流。到了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台，那33處點到中國的表述「順理成章」地彙集了一段時間來美國戰略學界對中國的種種判斷，其實並沒有什麼太新的話，讀來並不令人意外，標誌著美國建制派和「另類右翼」對中美關係性質的解讀在相互靠攏，彼此共識在增加。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但是否意味著美國對華交往的範式將發生根本性的轉折、中美關係迎來了向下的拐點、今後將「各走各的陽關道」了呢？我想未必如此。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執行力仍然值得觀察，它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編製起全面圍堵中國的力量，美國社會上也並沒有形成「中國競爭」就必然導致「中美對抗」的共識，至多是一種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式應對中國競爭力增長的共識。
其次，特朗普政府強調「中國競爭」，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激發美國國內的憂患意識，旨在爭取各界對其「美國優先」政策的認同，為其在貿易、移民、軍事等領域的種種做法背書，具有很強的國內政治考慮。
但必須看到，進入2018年的中美關係，在美方對華認知更趨負面的情況下，不大可能像2017年這樣熱烙，競爭性增強的趨勢將在不同領域得到具體體現。
首先是在經貿領域。我認為這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美競爭的核心領域。回想奧巴馬任內，對華推行「戰略再平衡」，在經濟、戰略、政治、軍事等多領域同時投入資源，在西太平洋地區與中國搞競爭，但效果「不佳」。特別是利用菲律賓打「國際仲裁」牌牽制中國一役，架不住中國經濟資源豐厚，菲美聯手取得的「成果」在杜特爾特當政後便一風吹了，美國在南海實際上「不戰而退」。
特朗普意識到在經濟領域加強美國的對華競爭力才是根本之道，將會進一步集中精力推動美國自身的經濟復甦和改革，全方位「拼經濟」，與中國在世界上爭市場、爭資源、爭話語權的一面將會更加突出。反映到中美雙邊關係當中，就是經貿爭端的壓力進一步加大。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已經會同歐盟、日本否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單方面啟動了301條款對華調查，很可能從2018年初開始就採取貿易限制的實際措施，但發動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其次是台灣問題。特朗普在候任期內曾接聽蔡英文的電話，甚至揚言拋棄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經過我們的堅決鬥爭，事態平息下去，加深了特朗普對台灣問題重要性、敏感性和複雜性的認識。然而他執政後更多是把這個問題交給國會和行政部門去處理，而政府部門內的共和黨人有「親台」的傳統，這種在微觀層面上的放任態度會不會助長棘手事端的出現？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的《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國防部長評估美台軍艦互停可行性的條款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第三是朝核問題。目前的朝核問題形勢，事實上處在戰與和的十字路口，但重新談起來的「機會窗口」並沒有徹底關閉。儘管特朗普本人對朝鮮核導威懾能力的發展表現出「不能容忍」，但美國戰略界仍有不少人覺得形勢還可以繼續拖下去，對是否應該對朝動武存在分歧，或者模稜兩可。對特朗普政府軍事安全決策有至關重要影響力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就是這樣一個在極端和溫和意見之間擺平衡的人。下步形勢的發展能否打破僵局其實取決於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決策——是繼續往前走，還是暫時停下來，亦或退一步放低身段？
不管怎麼樣，只要形勢繼續拖延著，既不談也不打，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政府就不大可能停止以貿易問題乃至整體雙邊關係為籌碼向中國施壓，將繼續要求中方持續不斷地收緊對朝制裁和限制措施。這就意味著朝核問題仍將是中美之間一個持續緊繃的難點問題。
第四是美國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的醞釀。2017年11月特朗普出訪亞洲前，美國戰略界和軍方放出制定「印太戰略」的風聲，迄今為止雖仍未明確出台，但特朗普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了「印太地區」「印太國家」的概念，聲稱「該地區正在發生自由和壓迫性的世界秩序觀點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稱「中國的主導地位可能會使許多印太國家的主權受到損害。整個地區的國家都呼籲美國持續地領導集體反應，維護尊重主權和獨立的地區秩序。」
可以預計，特朗普政府將繼續完善「印太戰略」並尋找適當時機正式包裝推出。這將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強化版、升級版，其將印度洋、太平洋戰略部署統籌起來安排的構想甚至連那些反感特朗普的美國戰略界人士也覺得「高明」。並且，美國將著重爭取印度、澳大利亞、日本這三個次級大國的戰略配合，不斷加強四邊軍事安全合作，同時利用四邊經濟合作實現自己對亞歐大陸南緣地帶互聯互通工程的參與，對未來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和「一帶一路」建設將構成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我們密切關注和認真應對。
第五是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特朗普上台後，反對他的人始終在想方設法削弱他的執政地位，甚至要把他提前「拉下馬」，華盛頓的政治內鬥十分激烈，「通俄門」等醜聞還沒有平息，2018年又是美國中期選舉年。如果執政的共和黨在國會參眾兩院當中失去其中一個的控制權——這在眾院不可能，但在參院不是不可能，特朗普的執政處境將大為不同，不排除他在第一個任期的後半段為了轉移國內視線對外逞強的可能，屆時的中美關係將呈現什麼局面？我們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還有一點就是，目前在特朗普執政團隊內部，經過過去數月的洗牌，呈現「另類右翼」靠邊站、戰略穩健派影響上升、特朗普家庭成員影響下降的局面，這也要求我們做出相應調整。
當然，也不能因為特朗普政府出台了把中國當作「戰略競爭者」的報告就大驚小怪。經過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美關係的成熟度已經顯著提高了，雙方支持這一關係穩定發展的人都很多，各領域的對話合作機制也越來越完善，制約消極因素滋長的力量總體是增長的，因而總體來講中美關係還是經得起折騰的。
在特朗普最關心的經貿領域，儘管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佔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的一半左右，但兩國做增量的空間在美國與所有貿易夥伴當中也是最大的。只要我們抓緊推動落實已達成的協議，積極尋求新的合作增長點，中美經濟關係的互利共贏本質將會越來越突出，貿易戰是可以避免的。
美國在世界上也還有很多麻煩要去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與中東國家的關係、與北約的關係，等等，很多事情不是其想抽身就能抽身的，總體考慮也需要中美關係保持相對平穩的發展。
這幾年我們與美國打交道的自信在不斷增強，這種自信應包括對中美關係前途的自信，不要因為美國說了什麼不好聽的話就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只要戰略戰術拿捏得好，時間在我們一邊。
競爭不一定等於衝突
劉卿：我們仍然不能因一份報告就認定美國的對華政策就將發生從建設性接觸和全面圍堵的根本性轉折。2017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意味著特朗普政府的安全觀念成型了，但它對中美關係到底將產生多大影響，我們還需要耐心觀察。
首先，一個國家的安全報告當然主要談挑戰，特別是防務安全領域的挑戰，危機意識深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並不代表這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全部。美國的對華戰略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長期過程，質變會不會發生，不僅取決於中美關係的性質，也取決於中美都在其中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會不會逆轉，還要看美國自身的經濟、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的恢復與發展前景，並不是一份報告就能決定的。
其次，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向國會呈交的。根據美國國會1986年正式通過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第603款，美國總統應當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既然是行政當局面向國會的報告，就存在刻意渲染外部威脅與挑戰、從而為自己的財政預算案爭取有利條件的考慮。
再次，特朗普政府執政第一年，在外交方面拿得出手的政績並不多，一個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是其一，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對此是不願看到的，這個報告也要在基調上顯示對共和黨極端保守派的迎合，與特朗普政府已經和事實上採取的行動不能完全劃等號。
最後，就算這份報告確定了與中國競爭的基調，特朗普政府的執行力究竟如何，仍是值得懷疑的。特朗普政府各部門人員配備的滯後、部門利益的千差萬別，以及在處理具體對華關係問題上的態度差異，都影響著其政策執行力。
總之，不能因為特朗普政府出台了這樣一份報告，我們就失去了與美國打交道的戰略定力。當前的中美關係，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磨合形成的，本質特徵是「競合中的大國關係」，也就是既競爭又合作、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邊合作邊競爭的大國關係。雙方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不少「保險閥」，包括兩國領導人確立的密切的私人關係和工作聯繫，兩國各領域利益交融的不斷加深，兩國軍隊在海上近距離接觸的避碰規則，在朝核等國際、地區問題上的協調，等等，它們都會繼續發揮作用。
中國不是主動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中國在亞洲地區影響力的擴大是一個自然延伸的過程，不是美國聯合什麼國家就可以圍堵得了的。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強調尊重一個中國原則，美國不少人也已經意識到「一帶一路」的積極意義，主張以雙方都能協調得下來的方式與中國合作。
所以說，報告歸報告，政策是政策，競爭並不一定意味著衝突，不大可能有對中美接觸面的全面顛覆。將來的政策到底怎麼樣，我們不僅要觀察，還要繼續積極施加影響。畢竟，在美國應奉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問題上，當美國國內原本多元的聲音匯聚成一元、形成可以充分調動資源的共識，那個時候的中美關係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戴著鐐銬跳舞」的中美競爭
綦大鵬：對華加強戰略競爭的色彩在報告當中是十分鮮明的。從奧巴馬政府後期，美國的軍事戰略報告就將中俄列為首要挑戰者，一改過去十多年來將恐怖主義勢力列為首要挑戰的慣例。而這份報告又向前走了一步，將中國排在俄羅斯之前，這是需要關注的。至少表明，未來一個時期，中美競爭的態勢將進一步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對華戰略正處在一個轉折的關鍵時期。但中國已今非昔比，擁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應對美國的競爭壓力，應當有信心度過這個關鍵期，把中美關係穩定下來。最重要的是，形勢比人強，當今世界已經不再是冷戰剛剛結束時的那個世界，今天的中美戰略競爭與歷史上的大國戰略競爭大不相同。
經濟全球化已經將世界大多數國家融入同一個經濟體系。中美之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經濟關係是美國決策者必須面對的現實。與此同時，在全球化時代，霸權國掌控的資源與權力雖然仍在增長，但應對跨境安全威脅的能力卻相對下降。進一步講，今天的國家安全已經超越了傳統軍事範疇，具有跨域性、全球化特徵，無論是美國還是整個西方聯盟，面對恐怖主義、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網路安全、氣候變化等諸多安全挑戰，無法獨自解決。
因此，一個與中國同處一個經濟體系，內有政治分裂、外有與盟國齟齬，且與伊斯蘭世界產生所謂「文明衝突」的美國，很難與中俄展開全面的傳統地緣戰略競爭。儘管美國為切割更多的「世界經濟蛋糕」決意與中國展開競爭，但這種競爭猶如「戴著鐐銬的舞蹈」，受到諸多條件限制，很難升級為大規模的衝突。這也是新的時代條件下大國競爭的一個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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