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與文人》

上世紀60年代是中國文藝界的多事之秋，剛剛制定了「文藝十條」，周總理、陳毅元帥在廣州會議上發表了貫徹雙百方針、糾正「左」的錯誤的重要講話，讓文藝界歡欣鼓舞。突然形勢驟變，毛澤東發表了兩個批示，康生點名批判了一批優秀電影，隨即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在江青的策划下出籠，《二月提綱》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等等，中國處在了「文革」爆發之前的風雨飄搖之中。作為「文革」前主管文藝的領導者之一，林默涵親歷了這幾場風波，他的回憶對我們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和細節。1、總理對扣發「文藝十條」很不滿意第三次文代會召開的時候，國家已經發生了困難。1961年，中宣部著手調整，召開一系列的座談會，聽取文學、音樂、美術等各方面的意見，感到文藝工作管得太死、太亂，存在簡單粗暴的現象，雙百方針貫徹得不好。當時各方面都在制定條例，例如，科學界搞了十四條，於是，我們也起草了文藝工作十條，作為克服文藝工作「左」的錯誤的一個重要文件。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僑飯店召開文藝工作會議討論文藝十條。幾百人參加了會議，包括部分黨外人士。周總理在會上作了報告，講到文藝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藝術規律。文藝十條指出，為工農兵服務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文藝形式。在文藝單位，要發揮藝術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藝術委員會，不要黨支部包辦一切。文藝工作者熱烈歡迎「十條」，有人說，要把「十條」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傳下去。後來又反覆修改成為八條。但是，這個文藝工作條例遲遲沒有發下去。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它右了。陸定一同志對這個文件就表示懷疑，多次說「拿不準」，怕文件發下去後，文藝工作又走向另一極端。後來是在周總理、陳毅同志的催促下才發出去的。有一次在西花廳，周總理問，為什麼還不發出去。我回答說，還有分歧。總理很不滿意。1962年，從廣州會議歸來，周揚要我拿出八條最後修改一遍。當時陸定一不在北京，交給陳毅同志看過，陳毅說，這個文件是成熟的。終於在1962年4月發出。文件是以文化部黨組和文聯黨組名義發出的，中央加了批語。2、廣州會議上，我點了姚文元的名1962年1月，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在七千人大會的氣氛中，3月，在廣州召開了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會前，總理在紫光閣召集了一個小會做準備。2月17日，總理在紫光閣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康生最善於投機，他利用糾「左」的時機大肆宣揚什麼戲都可以演。紫光閣會議，他參加了，他提倡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戲，完全是一些黃色的、情調低級的戲。他提倡演「十八扯」，特別提倡演鬼戲。他讓趙燕俠演《李慧娘》，說沒有鬼他就不看。廣州會議是由劇協、文聯出面召集的。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段是齊燕銘同志主持的，第二段是我主持的。原來的想法，會議要引導大家談創作，不去發牢騷。但是，會一開起來，情況就不同了。當時在廣州舉行的還有一個科學工作會議。兩個會，周總理和陳毅同志都參加了。他們的意見，還是要讓大家講話。因此，會議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出氣」。把一些沒有與會的人，如海默等也請來了。陳毅同志在會上講話，批評了文藝領導中的簡單粗暴現象，澄清了許多是非。他針對文藝批評中的粗暴現象說：洞簫為什麼不能橫吹！還說他的報告錄音可以拿回去放。對《洞簫橫吹》和《布谷鳥又叫了》的批評，是大家議論很多的一個問題。為了參加會議，我讀了《布谷鳥又叫了》，並看了一些批評文章。劇本是有缺點的，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完全不講道理，強詞奪理，羅織罪名。我最後講了話，作為會議的總結。我在總結中點名批評了姚文元的文章，並請葉以群把我的上述意見帶回去轉告姚。也許，從此我就得罪了姚文元。在創作方面，會議提倡多樣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寫，但強調話劇應該多反映現實生活，成為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會議開得不錯，對戲劇創作起了促進作用。會後出現了許多好劇本。1962年5月，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在周揚領導下，由張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論，主要觀點是周揚的。社論的題目是：「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文革」中，這篇社論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藝的毒草」。對於周總理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這件事，黨內是有分歧的。陸定一是不同意的。在1963年召開的一次省市自治區宣傳部長會議上，對這個問題也有很大的爭論。負責這次會議簡報工作的同志，思想也比較「左」，同陸定一的觀點相一致。在這次會議的一期簡報中這樣寫道：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赫魯曉夫的觀點。很明顯，這個簡報的矛頭是指向總理的。總理是黨中央副主席，陳毅是政治局委員，他們在廣州會議上為知識分子摘帽子，當然不是個人隨便說說的。張子意同志發現這個簡報後，當即扣下，沒有發下去。這次會議的簡報還反映了一種錯誤意見，說什麼中宣部有三條線：一條是周總理、陳毅，抓文藝；一條是康生，抓理論工作；一條是陸定一，沒有什麼可抓。總理知道後很生氣。總理一般不參加書記處的會，可在1963年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中，總理突然到會，很激動地講了一番話。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我首先講的，列寧早就講了，少奇同志也講過，我講了為什麼就不對呢！3、兩個批示讓文藝界措手不及經過調整，局面正在向好的方面轉化。但是，到1963年又發生了逆轉。也正是從1963年開始，江青插手文藝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當過半年文藝處長，以後就生病了，長期沒有做事。毛主席曾對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什麼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但是，後來主席改變看法了，曾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江青到了中宣部，就發號施令。她召開會議，部長、副部長都要到會，定一同志也不好頂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擴張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藝）、北京、上海，然後抓全國。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順當。柯慶施投了這個機，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於靠上主席。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聯繫人就是張春橋。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見江青很不容易。1963年4月，中宣部召開文藝工作會議，主要是為了批判「蘇修」。參加會議的人控制得很嚴，同蘇聯有絲毫聯繫的人都不能參加。在這個會上，爭論了關於「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問題。這個口號是柯慶施提出的。柯慶施、張春橋主張只能寫關於建國後十三年的題材，不能寫別的。他們搞的華東戲劇會演，就只能演十三年的戲，不許演別的。北京一些人不同意這個口號。邵荃麟等同志在會上發表不同意只寫十三年的意見。張春橋本來沒有準備發言，為了反駁，便發言大講大寫十三年的好處。周揚要我總結，我在總結中說，提出寫十三年就是寫社會主義時期，這沒有錯誤，也應該寫，但是不能說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寫。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幾千年的優秀文化遺產都不能反映么？那就太狹窄了。按照柯慶施、張春橋的邏輯，反映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文藝作品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作品，連《白毛女》也不算，那麼國際歌、毛主席的詩詞算是什麼呢？毛主席第一個文藝批示（即說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國死人部」的批示）的由來是：當時中宣部文藝處搞了一份關於上海舉辦故事會有成效的簡訊，給了江青。江青又交給毛主席。1963年12月，主席在這個簡訊上寫了批示，這就是第一個文藝批示。主席的批示不是批給中宣部，而是批給彭真、劉仁同志的。彭真看到批示後很緊張，打電話給周揚和我，要我們到他那裡看批示。彭真說，這個問題要認真處理，要向政治局寫報告，請少奇同志來抓。因此，1964年元旦，少奇同志召開文藝座談會，貫徹這個批示。實際上，1963年以來，各地都在抓現代戲。當時，總理也抓這個工作。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視。江青搞極端，說什麼只准演現代戲，不準演古代戲。京劇《紅燈記》劇本是她推薦的。江青看了滬劇劇本以後，向中國京劇院推薦，經過阿甲、翁偶虹等大幅度修改成為京劇劇本。《沙家浜》，也是江青推薦劇本《蘆盪火種》，經作家汪曾祺改編而成的。至於《紅色娘子軍》，同江青毫無關係，是我們定下來，排練好請她來看的。我曾帶京劇團到上海滬劇團學習過。周總理親自抓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編導和排練。正當全國京劇現代戲在北京舉行觀摩演出的時候（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6月27日，毛主席的第二個批示（即說文聯各協會有可能「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的批示）下來了。這個批示的由來是：第一個批示下達後，文聯各協會都整風檢查工作。整風告一段落時，寫了一個報告交給我，我看後修改了一下，送周揚看。他不滿意，認為寫得不深刻，沒有提出改進工作的具體措施，因而把報告壓下了。後來，江青問我，主席批示（指第一個批示）以後為什麼沒有行動？我說，已經進行了學習和檢查，並寫了一個總結（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從周揚那裡取來給她。江青轉給主席，主席就在這個報告草稿上批了那麼一大段話。批示下達後，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打了一悶棍，震動很大。就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結束時，周揚在會上已經作完總結，康生登台講話了。他亂加批評，點了電影《北國江南》、《林家鋪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說都是毒草，應該批判。顯然，康生又在搞投機。康生講了，只能照辦。中宣部給中央寫了請示報告，提出公開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毛主席在報告上作了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別的，都需要批判。4、江青一手策劃批《海瑞罷官》文章出籠1963年以後，我同江青的接觸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來應該是周揚的事，但他不願意管，要我同她聯繫。江青說，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她來管文藝。江青曾對我說，她認為《海瑞罷官》這個劇本很壞，主張分田，同單幹風有聯繫。當時還沒有提出罷官問題。有一次，她又對我說：最近，我把關於劇本的意見對主席說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見。可見不是主席先看了劇本，是江青看了以後告訴主席的。但是，她沒有說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中宣部會議上，周揚說：在《海瑞罷官》問題上，我們欠了一筆債，怎麼辦？因為江青也對周揚講過這個劇本的問題。但是，中宣部始終沒有組織對它的批判。1965年冬，上海突然發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文章發表之前，張春橋曾來北京一次。他打電話給康生，想見面。當時，康生不把張春橋放在眼裡，回答說沒有時間。後來，康生突然讓秘書通知張春橋，要見。張回答說，飛機票已買好，不去了。當時，各地報紙都轉載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惱火。這時，江青從上海打電話給我，問：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我說看到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來的。過了幾天，北京報紙仍未轉載。彭真找周揚、許立群和我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商量是否轉載的問題。我說，江青已打電話來，不轉載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轉載，但要加一個按語，說明是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彭真很慎重，把按語草稿送給總理看。總理很穩，在按語里加了兩句主席的話：「即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這時，江青已在上海把姚的文章印成小冊子送往北京。5、毛澤東同意的《二月提綱》變為「反革命」姚文元點名批判吳晗這件事發生後，彭真同志覺得需要制定一個學術批評的方針（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點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經中央批准），以免發生混亂。因此，便有《二月提綱》的制訂。在負責制定《二月提綱》的五人小組向主席彙報後第二天，許立群在中宣部給我們傳達說，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綱》的方針。主席說，還要寬一些。主席還說：能說他（指吳晗）是反社會主義的嗎？大家當時都很高興，因為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就不至於搞亂了。在1966年5月通過《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講話時說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狀，說彭真壓制她，欺負她。主席回答江青說：彭真算什麼，我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說，他當時在場。康生還說，主席曾對他說：告訴江青、張春橋不要著急，沒有什麼了不起。此後，《二月提綱》就變成「反革命」的東西了。1966年4月發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誣衊文藝界是「黑線專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那時，作協正在召開青年作家座談會，讓我去講講。我在講話中說：對30年代的文藝運動要作具體分析，有革命力量，魯迅就是代表，不少進步作家、青年後來到了延安；也有犯錯誤的，但後來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團結。陳亞丁聽了以後，給江青打小報告，說我為30年代文藝工作辯護，抵制《紀要》。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林彪得勢，張春橋參加了，還當了分組的組長。江青沒有參加。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充滿一股殺氣，他說：他們要砍我們的腦袋，我要看看誰砍誰的腦袋！林彪為了反駁嚴慰冰的匿名信對葉群的所謂「誣衊」，竟不知羞恥地親筆寫了一個條子，印發給每個到會者。條子上寫道：我同葉群結婚三十年，我證明她同我結婚的時候是個處女。會上，林彪大罵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陳伯達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說，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會上，少奇同志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則身著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開會一個多月一直沒有換過。陳毅同志風格豪爽，他在會上說：我過去反對過毛主席，不反對才怪呢！當時我的地位比他高。還說：林彪，這個事情你不知道，當時你沒有資格參加那個會。（林默涵/文）摘自《文壇與文人》 楊天石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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