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日本」讓世界感慨

「秩序日本」讓世界感慨

摘自2011年3月17日《環球時報》

　●本報駐外記者 林夢葉 紀雙城 青木 陶短房●本報記者王海峰

　　在世界對日本地震海嘯災情和核泄漏擔憂的海量報道中，許多媒體選用了一些看上去似乎與慘重災情「不相配」的圖片——在超市、加油站和學校等避難場所，數十名甚至數百名日本市民耐心、平靜、整齊地排隊等待，有的地方劃有排隊線，但絕大多數地方什麼也沒有劃，也沒人出面維持秩序。加拿大《多倫多星報》將這種秩序社會稱為「令人震驚的優雅」，一些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出類似「我們離優雅社會有多遠」的感慨。而就在此前不久，世界還在哀嘆日本是一個「迷路國家」，其中只知一味遵從秩序的日本國民性被認為是日本日漸內向、閉塞的重要原因。日本一直是最讓外人感到費解的民族，美國學者就用《菊與刀》來形容日本人「對內有序尚禮、對外逞強好鬥」的矛盾性格。對於世界特別是日本的近鄰來說，許多人在對坦然面對災難的日本表示敬佩的同時，也在猜測，地震後將變成「被給予一方」的日本未來對外交往中會表現出性格的哪一面。

　　秩序來自「不給人添麻煩」

　　「排隊、等待、有序的日本人。」曾經靠全民捐獻抵抗1997年金融危機的韓國人，用這樣幾個詞來評價大地震中的日本。韓國《朝鮮日報》稱，目前日本處處是等待和排隊。在限量供油的加油站、在限量供應飲用水的學校、限量出售礦泉水的超市、限時開放的公共廁所等各個地方，隨處可見排起數百米長隊的人群。從千葉到仙台和宮城的400公里區間，汽車排起了長龍，他們是為了回鄉尋找消息斷絕的家人或看望受災的家人。他們的心情會是多麼的焦慮，但沒有一輛車插隊或超速行駛。他們依然保持沉著和順序，生怕汽車一旦扎堆，整個道路就會癱瘓。

　　「在面對如此大的災難時，日本竟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驚慌場面，這太奇怪了。從西方的視角來看，失去了親人的日本人仍然平靜地排隊，真是難以理解。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悲痛場面呢？」英國《蘇格蘭人報》的這段話表現出世界對「秩序日本」的共同驚奇。《蘇格蘭人報》稱，「這種自動遵守紀律和秩序的精神在令人難以置信的災難面前得以彰顯。對日本人來說，違反這種秩序是受人鄙視的。」文章稱，雖然日本人在很多方面也受到指責，比如壓抑和民族主義，但在現在這段日子裡，人們會更多看到日本社會好的一面。

　　台灣《聯合報》稱，日本人這種秩序感是他們從小就接受「不給人添麻煩」教育的一個表現。日本小學生的《社會生活教育》第一章第一節就有「不給人添麻煩」這句話。日本都道府縣中有47個制定了「防止打擾條例」，用法律禁止「給別人添麻煩的行為」；地鐵廣播整天都在播放請不要伸腿以免妨礙別人的內容；甚至於日本葬禮也很安靜，因為大聲痛哭會讓人擔心，也是「給別人添麻煩」。

　　日本社會的平靜和秩序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媒體上大受讚揚，一些在「雁陣發展模式」中曾緊跟日本的亞洲國家和地區也很羨慕。新加坡《聯合早報》15日一篇評論標題就說，「我們離優雅社會有多遠？」文章稱，新加坡實龍崗圖書館開幕時，公眾為了搶書而發生推擠踩踏的現象。與日本震災面前「處處人潮擁擠但秩序井然」相比，「新加坡人的『怕輸』心理，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自私的行為，不免讓人懷疑，新加坡政府一直提倡的優雅社會是否已徹底失敗。」台灣一位知名學者則以「普世性」來稱呼「災難中日本性格」。

　　中國人民大學學者黃大慧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高度危機的情況下，確實是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國民性的時機。像日本這次在面對地震、海嘯的災難時表現出的良好秩序，就是日本國民性中很重要的一個特點。黃大慧認為，這種國民性主要是由日本的地理環境決定的，日本國土狹小、社會擁擠，人們的生存空間有限，為了保證社會的有序運行，日本人從小就被培養守紀律等觀念。

　　「冷靜的秩序」和「熱情的救援」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在巨大的悲劇面前，日本人表現出其國民性中令人尊敬的一面，他們以平靜的心態和良好的舉止面對災情，這有助於提升日本的軟實力。但也有觀點認為這很大程度上並非純粹出於所謂國民性，而是客觀上日本地震頻發，主觀上有關方面注重地震常識普及，地震避險演習定期組織的結果。《蘇格蘭先驅報》稱，地震、海嘯、颱風這些災害深刻影響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審美一直到保險產業的行為，並深植於日本人的內心。從幼兒園開始，日本人時常組織防災演練和檢查逃生裝備。在日本這次地震和海嘯中，很多人能夠生存下來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平時這些訓練所養成的「第二本能」。這樣的秩序感根源於在防災和救助程序中必需的協作。

　　有鄰國也在小心翼翼地比較自己和日本救災的不同。韓國《朝鮮日報》稱，日本應對大型災難的方式與韓國不同。在韓國，如果發生災難，大批軍人和公務人員會總動員參與救援工作，或像泰安油輪漏油事故時一樣，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擁入受災地區。而日本卻不同，雖然在主要救援現場也能看到自衛隊員和少數安靜行動的志願者，但日本的民間組織認為，沒有準備地進入受災現場反而給災民帶來「不便」，因此對於現場行動十分慎重。文章稱，這種「秩序」使日本缺少應對事故的靈活性：日本為了調查災情把災區火車站全部關閉，而且公路也全被切斷，生活用品不能及時得到供應。在日本人沒經過長期訓練的某些方面，驚慌同樣顯現出來。路透社16日稱，儘管日本政府呼籲市民冷靜，但東京市民還是擁向商店搶購生活必需品。在東京，收音機、手電筒、蠟燭和睡袋早已被搶購一空。文章稱，日本眼下的危機體現在多個方面：各地缺少水、糧食和電；擁擠的庇護所沒有什麼人來管理；精神受到損傷的倖存者無法得到安慰。

　　日本人的秩序感、驚人的學習能力等國民性一直是世界許多學者爭論的話題。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曾寫過《日本論》，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戰後出版的《菊與刀》認為，日本社會強調的秩序是一種等級秩序，這導致日本語言和家庭生活中繁複的敬語、鞠躬和跪拜等；政治、宗教、軍隊、產業等秩序也讓日本迅速發展；但日本曾為了建立國際等級新秩序而向外輸出戰爭。

　　人民大學學者黃大慧說，不僅世界其他國家對日本國民性有爭論，日本人也非常熱衷談論自己的國民性。二戰後，日本人曾對自己的文化、國民性持否定觀點，認為是國民的劣根性導致戰敗。但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重新崛起後，日本人又把經濟奇蹟歸結於國民性，滿大街都是「日本人有優秀國民性」的論點。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這種論調又沉寂下去。

　　黃大慧認為，日本人國民性中的秩序與日本人的「集團意識」及「恥感文化」有關，日本人特別在意自己在集團中的位置，以及這個集團對自身的評價，從小就被教育不要給集體抹黑，不要給集體添麻煩。但這種秩序的另一面是「罪感文化」的弱化，日本人對在集團之外的行為少了一些顧忌。實際上，日本人的秩序也不是絕對的，像這次日本也出現了搶購的恐慌。不過，相對而言，日本人的秩序、公德意識在世界各國中是較突出的，也是值得學習的，但是不應把這種特性「神化」和「絕對化」。

　　「給予」和「被給予」同樣重要

　　日本這種有些「超人的冷靜」也讓崇尚自由表達情感的西方人有些不解。德國《世界報》16日以「日本的苦難」為題稱，在災難面前，日本以鎮靜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但是這樣的鎮靜「也曾被看成漠視與情緒貧窮的代名詞」。文章稱，「66年前，裕仁天皇就告訴他的臣民『忍受難以忍受的痛苦』。現在日本甚至冷冷地看著人們的痛苦和死難過程。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無情。紀律和犧牲是度過危機的途徑，但這一切又顯得不太正常，日本人真正想要做的難道是一部『啟示錄』嗎？」韓國《朝鮮日報》的一篇報道也懷疑日本人「是不是過於平靜了」。文章稱，「電視播出的災區慘狀給全世界人帶來了衝擊，但在發生地震和海嘯的第二天，在東京隨處可見進行晨練的人，在成田機場依然有很多出國旅遊的日本人。」

　　這次大地震將給日本和亞洲未來帶來什麼改變，世界也猜測紛紛。多數媒體認為，憑著這樣的平靜和秩序，日本將會重新恢復甚至崛起，但英國《泰晤士報》則稱「日本恐再陷迷失10年」。 美國wallstreetpit網站稱，這是日本160年來面臨的第三次生存危機，日本正面臨著殘酷的抉擇：要麼以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的規模接受外來的影響，要麼滑入到全面孤立狀態。日本一直以來既不歡迎來自日本之外的人員，也不歡迎外來的資金和影響。如果日本想避免在世界舞台上被邊緣化，那麼它現在必須改變這一狀態。文章稱，日本將會從災難中恢復過來，但也可能會失去使自己從廢墟上重建起來的外來資源，「一個孤立的日本可能成為本世紀的阿根廷」。

　　黃大慧說，日本社會近代以來的幾次大變革靠的都是「外壓」，比如明治維新和二戰後的重建。近些年，日本社會也想變革，但遲遲沒有成效，就是因為日本社會缺乏外在壓力，難以喚醒民族的凝聚力。這次災難發生之後，依據日本的國民性格，可能會形成一種新的凝聚力，以往難以推進的改革，可能會變得阻力更小。但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僅是國民性格的問題，二戰後日本的發展就趕上了東西方對峙、第三次科技革命等好機遇，現在日本能否在這次大震後重新迅速發展起來，還取決於很多外在的條件以及它對外界展現的狀態。

　　在地震後，不僅是美國，中國、韓國、俄羅斯等與日本有過爭端的國家也及時伸出援助之手。美國《紐約時報》稱，在經濟繁榮時，正如日本駐紐約前總領事所說，日本一直習慣稱「我們總是給予的一方」。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當你換位思考時，你會意識到成為被給予的一方和給予的一方同樣重要。對日本人來說，意識到日本並非地球上唯一的國家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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