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順：普世價值與中國故事

　　普世價值論

　　現實表現：2013年，微博上流傳一些觀點，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說成是「普世價值」，一方面又把中國一切不好的東西都歸咎於制度和體制，鼓吹中國只有接受「普世價值」才有前途。2013年，西方界定的「普世價值」在國際上面對多重困境，不僅在概念上越來越難以形成共識，而且埃及變局也再一次表明，當普世價值變成一種西方模式，那麼「水土不服」是註定的結局。

　　核心觀點：「普世價值」論從抽象的人性出發，主張民主、自由、平等是對所有人都普遍適用的價值，否認人的現實階級性、社會性及歷史性。「普世價值」的思潮鼓吹社會主義改革應該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接軌，融入西方文明。

　　新動向：在2013年，國內關於「普世價值」的激烈爭論似漸平息，這可能意味著兩個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各種觀點和辯駁的充分展開，使問題的性質已經明朗化，人們對概念話語的某種迷信已被破除了；另一方面，大家已經感覺到，就「價值」發生的爭論，話語本身遠不如實際更重要。

　　普世價值問題上的本本主義，並非出自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迷信，而是出自對某種「洋本本」的迷信。於是成為我們「有好的中國故事卻缺少有力的中國話語」的又一寫照

　　在2013年，關於「普世價值」的激烈爭論似漸平息。這可能意味著兩個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各種觀點和辯駁的充分展開，使問題的性質已經明朗化，人們對概念話語的某種迷信已被破除了；另一方面，大家已經感覺到，就「價值」發生的爭論，話語本身遠不如實際更重要，因為在這類問題上還涉及了話語權的問題。當然，這兩點可以說明爭論本身所達到的效果，但並不是一個最佳的結果。表面上的偃旗息鼓未必一定是問題的解決，更未必是徹底解決。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引發爭論的思想方法根源，其實是來自一種陳舊的兩極對立思維，那麼我們從這場爭論中收穫的啟示，就還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時下有不少說法的毛病，不僅在於其話語和觀點有誤，更在於其思維方式有問題。這種思維方式的誤區，就是總以某種偏執的先入之見為主，把一個具有公共性、普遍性的概念和問題，偷偷地變成了只與某種意識形態取向掛鉤的話語和結論，然後閃爍其詞地加以推崇或反對。這表現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所強調的不是問題本身和對問題的理性回答，而是一種未經反省的強迫性話語和「非此即彼」的戰鬥口號。「普世價值」等概念目前所處的境遇就大體如此。例如在人們的爭執中，「普世價值」首先就僅被當成一個由西方某些人（並非所有嚴肅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及其追隨者所定義的概念，即：

　　普世價值=西方普世價值觀=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美國式資本主義價值觀=西式（美式）的政治原則和社會規範=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西式（美式）政治標準……

　　一場「渾水裡的戰鬥」

　　當我們局限在這樣的框子里加以爭論時，實際就放棄了自己獨立思考和批判反思的權利，僅僅把對人家某個現成結論的認同或反對當成了核心，甚至當成了衡量「政治上正確與否」的標誌。之所以陷入這樣的話語圈套，是因為一些人並不懂得怎樣才是在具有公共性、普遍性的理論層面上面對問題。

　　達不到概念本質的普遍性高度，便不可能有對問題本身的獨立觀察和思考：人類究竟有無普世價值？它是什麼，在實踐中怎樣發生和表現出來？全世界是否只有一種唯一合理的普世價值模式？在多元化的現實世界上，普世價值起什麼作用？它會怎樣影響我們的生活和實踐？什麼是我們自己的既符合中華文化傳統、又具有時代先進性的對待方式？等等。

　　不經過這些追問，當然也就不能懂得怎樣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怎樣用自己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並與西方「論友」進行平等的對話和研討。而在這樣的理論和思維水平上所得出的結論，無論是推崇還是反對「普世價值」，無論在爭論中表現出怎樣的政治激情和義憤，其實都只是在別人預設的話語圈子中盲目表態，在某個狹小的籠子中自發表演；即便是強烈的反對和批判，也無非是「跪著造反」，進行一場「渾水裡的戰鬥」而已。這樣的論戰並不具有真正的理論自信和邏輯力量，更不能給政治改革和意識形態建設帶來富有建設性的「正能量」。這顯然也不是當代中國思想文化所應該具有的風格和氣派。

　　嚴格說來，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源，在於我們的學風、文風甚至黨風中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痼疾未除，從而使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照搬教條的思維方式成了一種「路徑依賴」。不過，這種普世價值問題上的本本主義，卻並非出自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迷信，而是出自對某種「洋本本」（也許還有當下的某種「官本本」）的迷信。於是成為我們「有好的中國故事卻缺少有力的中國話語」的又一寫照。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說有力的中國話語

　　只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和嚴謹的科學分析，才能化解話語的障礙，形成自己的有力話語。那麼，蓬勃興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普世價值」方面是不是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收穫和貢獻，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獨立話語呢？當然不是。且不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本身，就理所當然地包含、並且實際上也確實包含著我們的「普世價值」思想資源和話語形式（如「人類解放」、「和諧共贏」等）；僅就筆者的所知和親身經歷而言，如下事實也足以表明，我國學術界、特別是價值研究界，也已經在十幾年前就形成並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而且在國際上也產生了有力的影響。

　　不妨回顧一下1990年代後期的情景：蘇聯東歐解體之後，國際上一度興起了一股探討「全球倫理」和「全人類普遍價值」體系的熱潮。各國人士把「存在著地球上全體人類共同的普遍價值和倫理準則」當作一個不言而喻的共識和前提，開始致力於尋找和制定相應的規範體系。在這個熱潮中，繼多國神學界學者共同發布《全球倫理宣言》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也發起一個起草《全人類普遍價值宣言》的行動。UNESCO為起草這一宣言舉辦了多場國際學術討論會，以徵求各國專家的意見。但由於各國學者的觀點分歧很多，其間爭議很大。例如有人主張把出自中國古代、被稱作「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列為普遍價值原則，另一些人卻給予深刻的批判和否定，所以這一宣言非常難產。在1998年6月於北京召開亞洲地區專家會議上，正是中國學者發表的意見澄清了問題的關鍵，從而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UNESCO下決心中止了起草《全人類普遍價值宣言》行動，並轉而於2000年發表了一份《人類文化多樣性宣言》。

　　UNESCO為何下決心中止《宣言》？這得緣於劉奔、萬俊人和筆者本人等中國學者與會發言，運用中國哲學的價值論研究成果分析和說明了個中道理。我們首先區分了價值和價值觀念，然後指出：客觀上存在著全人類的普遍價值，它是以人類共同的生存方式和實踐條件為根基的必然現象；但是，這些普遍價值只能通過全球人類的普遍交往和共同實踐來形成和表達，而不是先由少數人認定之後，再通過推廣普及來造就的。用萬俊人的說法，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方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用筆者的說法，是在共同的實踐中「內生」出來的，不是靠什麼人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外推」給大家的。因此，若是急於通過主觀認同來為全人類提供普遍規範，這種做法必然脫離實際，是難以成立的。當時筆者還將這種做法比喻為「意在打造倫理政治方面的『世界語』」，並以已有的「世界語」為例，指出它產生一百多年來，實際上從未被普遍接受。也不可能被普遍接受。這足以說明，如果忽視多元文化主體的權利和責任，無論其起因和動機如何善良，任何「普遍規則」的制定都不可能普遍地生效。

　　國際性的學術對話，是對我國理論研究能力和水平的一個檢驗，也是顯示中國話語魅力的一個場所。這次國際學術討論證明了我國在價值理論研究和話語表達方面，已經具備了自己的理論個性和話語權，能夠在平等的國際對話中有所貢獻。

　　不可只要求「政治挂帥」，而不要求「實事求是」

　　當時所謂的「全人類普遍價值」，其實也就是如今的「普世價值」。可見面對「普世價值」的理論挑戰，我們原本無需表現得恐慌和脆弱。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相隔10年（1998—2008）以後，國內重提普世價值問題，卻絲毫未見上述理論成果和經驗積累的影子。如今無論贊成還是反對普世價值的人，仍多半是以某些西方政客圈定的涵義為依據，並不顧及中外學術研究、尤其是中國價值研究對它的界定。這就難免導致整個討論停留在低於10年前的水平上。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當然不能說是我們缺少相應的理論和話語準備，而只能說，我們在理論整合和話語凝聚方面存在著機制性的缺陷，是由於某種路徑依賴的慣性，導致了對歷史的經驗視而不見或避而不談，結果表現出各式各樣的思想倒退和話語貧乏！

　　不難看出，這種路徑依賴的一個思想根源，是在理論上只要求「政治挂帥」，而不要求「實事求是」，忽視甚至拒絕科學的理論研究對於建立正確政治理念的積極意義。例如，首先認定了西方鼓吹普世價值「是一個有特定含義和企圖的思想陷阱」，因此就只能針鋒相對地拒斥，而不能將它視作一個普通的學術話題，言外之意是這裡不需要進行基礎理論的批判思考。否則就斷定是「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作為一種關於理論言說路徑和範式的限定，這種主張顯然是把「政治挂帥」、「階級分析」與「結論在先」和「對人論證」（即對人不對理的論證方式）混為一談了。若按這種主張來看普世價值，當然就只能一味地拒斥和反對，而不能有更加深入的分析，更不能進行建設性的思考了。

　　在批判抵制某些人普世主義的話語霸權時，不是迴避或轉移問題，而是有理有據地確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念，才是我們應有的見識和胸懷。

　　以往我們正是跳出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偏見，對價值和普世價值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科學化理解。我們指出：普世價值意味著人的生命普遍性和人類的共同利益，不意味著某種人的個性和特殊利益的絕對統治；意味著人們對自己普遍權利和責任的自覺擔當，不意味著取消多元主體和剝奪人的個性；意味著它是人們相互尊重、理解、交流和合作的基礎，不意味著它可以成為任何人製造霸權、專制、迷信、強迫和恐懼的借口等等。總之，我們認同普世價值，本質上是認同自己作為人類成員的普遍權利和責任；認同某一具體的普世價值，是自覺地擔當起自己在追求某一共同目標方面的權利和責任。進而我們就能夠提出，在當前形勢下，中華民族對於當代普世價值的積極認同和自覺擔當，應該並能夠表現為思想和行動中的三個要點：一是保持「和而不同」的立場，二是追求「普遍共贏」的效果，三是舉起「公平正義」的旗幟。這樣理論思考，難道不是必要和合理的嗎？

　　超越狹隘的路徑依賴

　　由此可見，能否超越狹隘的路徑依賴，走向實事求是的思維天地，在此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層次和學術水平的問題，更是一個政治思維能力和政治戰略水平的問題。實際上，即便如人們所說的「陰謀論」那樣，在「普世價值」概念里確有西方政客的某種政治策略和意圖，那麼只會對它說「不」也並非一種高明的應對。打個比方：在鬥牛場上，鬥牛士拿出紅布來一晃，牛就會衝上去。牛越是衝動，鬥牛士就越是揮舞他的紅布。如果西方政客想把普世價值當作手裡的紅布，難道我們就要扮演那牛么？清醒的政治思考當然不會如此。因為我們不是牛而是人，所以我們的正常對策是：奪下紅布，讓對方丟下這一套，坐下來，和我們用人對人的方式平等地對話。也就是說，必須旗幟鮮明地保持我們自己對待普世價值問題的話語權，而不是在別人設置的籠子里造反。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導） (責任編輯：楊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