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決於上：秦朝發明的國家方式

秦陵兵馬俑作者：李鴻谷　　九鼎之力　　東周歷史，在司馬遷看來，只有一樣器具值得注意：九鼎。《史記·周本紀》記周最後的赧王之亡，寥寥數語：「秦昭王怒，使將軍攻周。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　　與春秋戰國並行515年的東周，自此(前256年)消亡。此時，距秦始皇一統天下，還剩35年。　　取周九鼎的秦昭王，也是急性子，早就想把自己頭上的「王」變成「帝」。林劍鳴先生的《秦史稿》敘述這段歷史八卦：「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王在宜陽自稱西帝，並派相魏冉到齊，尊齊王為東帝。這樣，秦、齊兩國就洋洋自得地稱起『帝』來了。縱橫家蘇秦由燕到齊，勸說齊王取消帝號，以便拉攏各國反秦……秦昭王從稱帝到取消帝號，前後只有兩個月。」稱帝不成，滅了東周，取天子的象徵物九鼎，秦昭王果能「一言九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郝本性的答案是，「象徵物轉移而已」。　　那段既斷裂(春秋戰國)又連續(東周)的歷史，按司馬遷的視角，唯有九鼎能將其串聯。　　九鼎，還引司馬遷所敘，「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由夏後氏所鑄之鼎，遺留到商代，再轉到周人手裡，連綿夏商周三代，成為王權符號。九鼎之神奇，唐蘭先生引用墨子言：「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在《周本紀》最後，司馬遷仍不忘記解釋，說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居九鼎焉」——專門為九鼎而築城。　　春秋起點，歷史學家選擇的事件是西周王朝周幽王之死(前770年)，爾後，「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好玩的是，那段歷史恩怨中的傳奇是，因勤王有功，秦襄公被後繼的周平王封為諸侯，秦由此「始國」。後來滅周亦為秦國。曾經「天下公主」的周王室，按司馬遷提供的材料，周平王之後的東周，能存續500餘年，極而言之，甚至是九鼎之助。當時周室之衰，出乎意表，北大教授葉自成羅列史料：「公元前717年，周境內發生災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魯國『求糴(要糧)』，魯國自己也沒有多少餘糧，於是又向宋、衛、齊、鄭等國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周王室又向魯國『求賻(喪葬費)』。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向魯國『求車』，而按過去慣例，都是周王室給諸侯國以車服。如果說前三例都還可以原諒的話，那麼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開向魯國『求金』，就有些不像話，以至於《穀梁傳》評論說：『求車，尚可；求金，甚矣！』」　　以諸侯實力論，春秋戰國時期，滅周不是一件太費周折的事情。而事有轉機，周竟存續至戰國末年——這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九鼎。唐蘭先生描述：「楚國對於周王朝，本來就是敵對的，他們早就自稱為王，對所謂尊王，楚國是不買賬的。因此對九鼎，既持蔑視態度，又想掠奪過來。楚莊王問鼎時說，『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但楚國真實的意圖，楚靈王說，『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強大如楚國尚如此，九鼎於周之運用，自然有了機巧。「《戰國策·東周》載『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顏率說齊王偽稱要把九鼎歸齊國，讓齊國出救兵。到齊國去求九鼎時，又提出很多難題，說梁國、楚國都在謀九鼎，無路可通。更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段理由，『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之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九鼎因此種種說詞，而終留置於周，直至周亡。　　九鼎之價值，或者不僅是歷史悠久的青銅器，它與周的國家構建方式相關。　　分封與郡縣　　一般史家論及周朝的國家構建，分封制與宗法制而已。這一制度設計的核心是，「以親屏周」。因而須用宗法制輔之，研究者張元城論及，「古代社會，尊祖敬宗祭祀祖先是生活中的兩件大事之一，不敬祖先是極可恥可怕的。主祭權牢牢地不可分割地掌握在大宗手裡，大宗的地位因主祭權被突出了。通過宗法系統，血緣關係政治化等級化了」。這一制度的細目，其精細程度或許也超過想像，比如天子祭器「九鼎八簋」——九鼎所盛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這種種亦稱「大牢」；而諸侯祭器則只能七鼎六簋，大夫、士則依次遞減。　　周的分封——「分土而治」，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細細剖析，「周朝分封的諸侯，他們與周天子的關係也不是後代的行政管轄及歸屬性質。天子直接統治區——王畿的面積很有限，而諸侯同樣如此，他們也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分給本國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統治國都；卿大夫也可以把封地再分給子弟與家臣，自上而下層層『分土而治』，結果，從天子到每一個最小受封人都沒有多少直接統治的地方」。　　分封的衰敗，與之相伴生的，蘭州大學教授楊恕稱，「宗法制卻逐漸內化為意識形態並持續地對社會發生作用」。被鄭重記錄的孔子「適周問禮」，其時周衰已久，其禮制，仍被孔夫子希望「克己復禮」，可見它對那個時代影響的深度。宗法制最重要的器具九鼎八簋，因此而被尊崇。饒有趣味的是，在河南省博物館，存放著從新鄭考古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祭器，也是九鼎八簋；同樣湖北隨州也出土戰國時期的九鼎八簋。這意味著，秦昭王渴望稱帝並非孤例，諸侯各國早就希望自己如周天子一般，可以行天子禮祭祀了。但這些九鼎八簋畢竟沒有夏商周三代「歷史傳統」，最多僅供諸侯自慰而已。宗法制，甚至它的象徵性價值，也能幫助懦弱東周生存500多年，直至秦昭王奪之——這同樣是一個象徵，即使從象徵意義上講，周也無可挽回地消亡了。　　由周入秦的九鼎，最後的下落……流傳最廣，各類歷史筆記傳抄的是，「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這一傳說，仍本自《史記》。或者推想秦始皇對九鼎尚有好奇與稍稍的敬意，但他對周朝國家構建的最重要方式——分封制，卻斷然棄之。秦的國家制度方式，由此而別開新面。　　秦立國之初，似乎分封制仍可能是秦的選擇可能，《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丞相綰等言：「諸侯被破，燕、齊、荊地遠，不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制度結構，郡縣制由此開始。《劍橋中國秦漢史》稱，「這個制度成了後世王的典範(但又稍加修改)，最後演變成現在仍在實行的省縣制」。　　時空被壓縮的歷史敘述，構成了閱讀所體會的戲劇感——秦始皇果真一言九鼎垂萬世。但以郡縣制而論，其來有自。郝本性認定郡縣制始自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以馬非百先生所集史料看，楚、魏、趙、燕、韓、晉、齊、吳等國先後置郡與縣，對周分封制的檢討與改轍更張早已開始。而秦國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即開始在新闢地區設縣。這種制度的更新，葛劍雄論述說，「新設置的郡、縣，都是國君直接的統治區，與此前的大小封國或封邑完全不同。隨著郡縣制的建立，『分土而治』過渡到了『分民而治』」。而各諸侯國先後採取這一制度，「統一首先在七國內部完成了」，「一個國家有可能真正成為一個統一體」。比較之下，秦更徹底，北大教授閻步克研究發現，「秦之封建制、宗法制，也未曾發展到山東列國的那種程度，秦國國君和王族貴戚，皆無尺土之封。」元人馬端臨曾論道，「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回到歷史現場，秦始皇選擇郡縣制真正的挑戰，「這意味著必須對原來各國的統治者及其依附的貴族和官員做出處理」，《史記》所載的解決之道是，「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據此，《劍橋中國秦漢史》推測說，「在咸陽為他們建造了新的宮殿，把他們置於中央政府的監視之下。這些人可能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貼以代替他們原來的收入」。當然，為《劍橋中國秦漢史》寫作這一章節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榮譽教授卜德，不是沒有困惑，他說，「唯一的疑點是12萬戶這一可疑的巨大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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