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決於上:秦朝發明的國家方式

 秦始皇總成其先輩所開始的地方(郡縣)與中央(朝廷)結構,並在其上建立了國家元首(皇帝),一統天下的國家制度。為秦始皇尋仙藥未果,並導致「坑儒」事件發生的侯生與盧生,議論秦始皇及其制度關鍵,為後人留下了對秦國家方式最為經典的觀察:「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

秦陵兵馬俑作者:李鴻谷  九鼎之力  東周歷史,在司馬遷看來,只有一樣器具值得注意:九鼎。《史記·周本紀》記周最後的赧王之亡,寥寥數語:「秦昭王怒,使將軍攻周。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  與春秋戰國並行515年的東周,自此(前256年)消亡。此時,距秦始皇一統天下,還剩35年。  取周九鼎的秦昭王,也是急性子,早就想把自己頭上的「王」變成「帝」。林劍鳴先生的《秦史稿》敘述這段歷史八卦:「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王在宜陽自稱西帝,並派相魏冉到齊,尊齊王為東帝。這樣,秦、齊兩國就洋洋自得地稱起『帝』來了。縱橫家蘇秦由燕到齊,勸說齊王取消帝號,以便拉攏各國反秦……秦昭王從稱帝到取消帝號,前後只有兩個月。」稱帝不成,滅了東周,取天子的象徵物九鼎,秦昭王果能「一言九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郝本性的答案是,「象徵物轉移而已」。  那段既斷裂(春秋戰國)又連續(東周)的歷史,按司馬遷的視角,唯有九鼎能將其串聯。  九鼎,還引司馬遷所敘,「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由夏後氏所鑄之鼎,遺留到商代,再轉到周人手裡,連綿夏商周三代,成為王權符號。九鼎之神奇,唐蘭先生引用墨子言:「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在《周本紀》最後,司馬遷仍不忘記解釋,說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居九鼎焉」——專門為九鼎而築城。  春秋起點,歷史學家選擇的事件是西周王朝周幽王之死(前770年),爾後,「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好玩的是,那段歷史恩怨中的傳奇是,因勤王有功,秦襄公被後繼的周平王封為諸侯,秦由此「始國」。後來滅周亦為秦國。曾經「天下公主」的周王室,按司馬遷提供的材料,周平王之後的東周,能存續500餘年,極而言之,甚至是九鼎之助。當時周室之衰,出乎意表,北大教授葉自成羅列史料:「公元前717年,周境內發生災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魯國『求糴(要糧)』,魯國自己也沒有多少餘糧,於是又向宋、衛、齊、鄭等國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周王室又向魯國『求賻(喪葬費)』。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向魯國『求車』,而按過去慣例,都是周王室給諸侯國以車服。如果說前三例都還可以原諒的話,那麼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開向魯國『求金』,就有些不像話,以至於《穀梁傳》評論說:『求車,尚可;求金,甚矣!』」  以諸侯實力論,春秋戰國時期,滅周不是一件太費周折的事情。而事有轉機,周竟存續至戰國末年——這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九鼎。唐蘭先生描述:「楚國對於周王朝,本來就是敵對的,他們早就自稱為王,對所謂尊王,楚國是不買賬的。因此對九鼎,既持蔑視態度,又想掠奪過來。楚莊王問鼎時說,『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但楚國真實的意圖,楚靈王說,『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強大如楚國尚如此,九鼎於周之運用,自然有了機巧。「《戰國策·東周》載『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顏率說齊王偽稱要把九鼎歸齊國,讓齊國出救兵。到齊國去求九鼎時,又提出很多難題,說梁國、楚國都在謀九鼎,無路可通。更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段理由,『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之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九鼎因此種種說詞,而終留置於周,直至周亡。  九鼎之價值,或者不僅是歷史悠久的青銅器,它與周的國家構建方式相關。  分封與郡縣  一般史家論及周朝的國家構建,分封制與宗法制而已。這一制度設計的核心是,「以親屏周」。因而須用宗法制輔之,研究者張元城論及,「古代社會,尊祖敬宗祭祀祖先是生活中的兩件大事之一,不敬祖先是極可恥可怕的。主祭權牢牢地不可分割地掌握在大宗手裡,大宗的地位因主祭權被突出了。通過宗法系統,血緣關係政治化等級化了」。這一制度的細目,其精細程度或許也超過想像,比如天子祭器「九鼎八簋」——九鼎所盛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這種種亦稱「大牢」;而諸侯祭器則只能七鼎六簋,大夫、士則依次遞減。  周的分封——「分土而治」,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細細剖析,「周朝分封的諸侯,他們與周天子的關係也不是後代的行政管轄及歸屬性質。天子直接統治區——王畿的面積很有限,而諸侯同樣如此,他們也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分給本國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統治國都;卿大夫也可以把封地再分給子弟與家臣,自上而下層層『分土而治』,結果,從天子到每一個最小受封人都沒有多少直接統治的地方」。  分封的衰敗,與之相伴生的,蘭州大學教授楊恕稱,「宗法制卻逐漸內化為意識形態並持續地對社會發生作用」。被鄭重記錄的孔子「適周問禮」,其時周衰已久,其禮制,仍被孔夫子希望「克己復禮」,可見它對那個時代影響的深度。宗法制最重要的器具九鼎八簋,因此而被尊崇。饒有趣味的是,在河南省博物館,存放著從新鄭考古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祭器,也是九鼎八簋;同樣湖北隨州也出土戰國時期的九鼎八簋。這意味著,秦昭王渴望稱帝並非孤例,諸侯各國早就希望自己如周天子一般,可以行天子禮祭祀了。但這些九鼎八簋畢竟沒有夏商周三代「歷史傳統」,最多僅供諸侯自慰而已。宗法制,甚至它的象徵性價值,也能幫助懦弱東周生存500多年,直至秦昭王奪之——這同樣是一個象徵,即使從象徵意義上講,周也無可挽回地消亡了。  由周入秦的九鼎,最後的下落……流傳最廣,各類歷史筆記傳抄的是,「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這一傳說,仍本自《史記》。或者推想秦始皇對九鼎尚有好奇與稍稍的敬意,但他對周朝國家構建的最重要方式——分封制,卻斷然棄之。秦的國家制度方式,由此而別開新面。  秦立國之初,似乎分封制仍可能是秦的選擇可能,《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丞相綰等言:「諸侯被破,燕、齊、荊地遠,不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制度結構,郡縣制由此開始。《劍橋中國秦漢史》稱,「這個制度成了後世王的典範(但又稍加修改),最後演變成現在仍在實行的省縣制」。  時空被壓縮的歷史敘述,構成了閱讀所體會的戲劇感——秦始皇果真一言九鼎垂萬世。但以郡縣制而論,其來有自。郝本性認定郡縣制始自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國,以馬非百先生所集史料看,楚、魏、趙、燕、韓、晉、齊、吳等國先後置郡與縣,對周分封制的檢討與改轍更張早已開始。而秦國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即開始在新闢地區設縣。這種制度的更新,葛劍雄論述說,「新設置的郡、縣,都是國君直接的統治區,與此前的大小封國或封邑完全不同。隨著郡縣制的建立,『分土而治』過渡到了『分民而治』」。而各諸侯國先後採取這一制度,「統一首先在七國內部完成了」,「一個國家有可能真正成為一個統一體」。比較之下,秦更徹底,北大教授閻步克研究發現,「秦之封建制、宗法制,也未曾發展到山東列國的那種程度,秦國國君和王族貴戚,皆無尺土之封。」元人馬端臨曾論道,「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回到歷史現場,秦始皇選擇郡縣制真正的挑戰,「這意味著必須對原來各國的統治者及其依附的貴族和官員做出處理」,《史記》所載的解決之道是,「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據此,《劍橋中國秦漢史》推測說,「在咸陽為他們建造了新的宮殿,把他們置於中央政府的監視之下。這些人可能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貼以代替他們原來的收入」。當然,為《劍橋中國秦漢史》寫作這一章節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榮譽教授卜德,不是沒有困惑,他說,「唯一的疑點是12萬戶這一可疑的巨大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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