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爭議（下）

接《中國模式的爭議（上）》。

4中國模式鐵三角，一頭重來二頭輕

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一書中也從對「華盛頓共識」和所謂「北京共識」待討論開始，試圖超越這兩個具體的政策層面，而在政治經濟學層面構建一個「中國模式」，考察政府與經濟、官僚界與工商界、國家政權與民間社會之間互動的關係。丁學良的劃分實際上與潘維的劃分區別不大，也是從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子模式來劃分，但其中的關係和側重不同。丁認為中國模式的三個子系統是「核心的列寧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受政府支配的市場經濟」。這種獨特的三角模式也表明了中國模式無法被複制和輸出。事實上，任何一種模式可能在複製和輸出上都存在類似的問題，即該模式長成的環境是獨一無二的，例如亨廷頓對美國民主模式的論證。

但從丁學良的「鐵三角」中國模式來看，其實最為側重的是列寧主義，因為社會控制和政府支配市場不過是列寧主義在社會和經濟兩個方面的表現罷了。丁學良這書比較出彩的地方在於用數據來評價中國模式的績效。丁列舉了衡量「中國模式」的物質性和非物質性兩類指標，每類又含兩種評價指標，共計四種：對相對弱勢群體、相對弱勢地區和相對弱勢領域的持續不斷的相對剝奪乃至於掠奪的程度；環境生態的破壞程度；體制性腐敗程度；以及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儘管丁學良也提到如果從政權穩定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的頭等功勞是保證了政治上無競爭的狀態。但其後的論述中，丁著墨最多的卻是經濟方面的表現。這從丁對其中國模式得了慢性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來，丁認為中國模式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出口隨著金融風暴下滑，長期堪憂；政府投資饑渴，會對財政構成巨大負擔，最終變成納稅人的負擔，尤其是最近地方債務危機加重了這種擔憂；另外內需長期不振，尤其是農民工收入一直無法提高；維穩開支居高不下，主要是為了維持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體系，這將會在未來成為阻礙；最後環境問題上的巨大壓力，尤其是碳排放方面的國際壓力巨大。不得不說，這些的確是中國面臨的困境，但卻不一定是專屬於中國模式的困境。尤其是出口下降、政府投資隱患、內需不振、環保壓力等，幾乎是全球同此涼熱，並無多大不同。尤為重要的是，當丁學良將論述重心放在經濟面的時候，實際上將中國模式的鐵三角傾斜到了其中的一頭，也更加註重政策層面的討論，這與其開篇提出的「作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中國模式」似有不一致之處。

丁為中國模式的深層阻礙開出藥方非常普適，那就是民主化改革。其從馬來西亞的例子入手解釋對付腐敗要靠司法獨立和媒體透明，也就是美式民主中常提的第三方監督和第四方監督。但顯而易見對於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而言，政大於法和控制媒體是常態，沒有激勵去進行改變。丁學良也認為不管是憲政民主的司法制度、選舉制度、還是自由媒體制度都不足以促成改變，而較有可能的是國際壓力，因此推動中國進一步開放，融入國際化是相對而言比較現實的選擇，使得公共政策避免被特殊利益集團全面綁架，至少留一點餘地和縫隙。但有意思的是，丁學良並沒有全面堅持這一外部衝擊的觀點，而是回到中國改革派政治家那裡尋找支持，例如「向老百姓還債」的道德政治觀，但這種觀點並沒有實際的證據來支撐。在我看來，還不如強調老百姓自身的權利意識，如同歐博文和李連江等論述的農民以法抗爭，這或能帶動現有改革朝深度轉化。或者繼續如丁之前提到的，外部衝擊造成制度變革。

丁學良強調模式轉型的第一步是在價值理念上，第二步才是政策工具上的推陳出新。但這個價值理念卻並不是很清晰，到底是期待來自向老百姓還債的政治家，還是老百姓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抑或是外部衝擊導致變革，還是幾者共同起作用。丁學良並沒有明確回答價值理念從何而來，向何處去的問題。但丁提到如果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模式是頭一遭政府在非戰爭期間主導的走向市場經濟的，並有廣泛社會支持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按照這一說法，政府主導又在中間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這個與價值理念轉換的關係又是什麼呢？至少我沒有看到答案。

5模式要從兩面看，西方不是發展中

不管是潘維，還是張維為實際上都未能提供關於中國模式的令人信服的論證，但卻隱含了一種挑戰西方的傾向，用一個自身都說不清楚的東西去挑戰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這是非常不合適的。因此比較穩妥一些的做法是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和甄別，例如至少應該說明對不同的對象而言，中國模式的含義可能是極為不同的。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中的這個努力因而是很重要的。

鄭永年在前言部分就明確指出「中國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這一界定比「文明源頭思鄉症」下的各種說法要清楚有力得多。只是鄭又緩和承認必須考慮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影響，認為這為後三十年奠定了改革基礎。所以中國模式要涵蓋六十年。這一說法與潘維有類似之處，同樣類似的是不太成功的敘事邏輯，實際上前後三十年意識形態上終結文革，而經濟政策上逐漸轉向市場經濟，其實並沒有什麼繼承和延續性。但鄭進一步指出要區分中國模式對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同含義，這是有意義的。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有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更多意味著經濟發展方面的榜樣，而這個榜樣的意識形態又不同「西方」，或者說冷戰結束後的美國模式，再具體一點來說是不同於「華盛頓共識」。

不過鄭永年提到的最有價值部分當屬對新加坡模式的分析以及與中國模式的對照。新加坡模式的最大特徵是政治上集權但經濟發展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如果說對亞洲四小龍之間的新儒家精神論述是個美麗的誤會，其實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也遵循了普遍的經濟模式的話，那麼在政治上新加坡的確和發達國家有差別。鄭永年認為由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雖然一黨獨大，但黨執政後的高薪養廉實際上不僅僅是防止腐敗，更重要的是與外界競爭優秀人才，因為只有薪資夠高才能對人才有吸引力。這與中國共產黨從內部培養人才的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黨內精英目前的培養模式有可能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而如果能與社會競爭優秀人才，這就會變相促成政黨的轉型。也就是說社會精英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執政黨組織的政務活動，這就朝「多元參與」的方向邁進了一步。這也是鄭永年認為中國可以學習新加坡模式的地方。

事實上，還有一個區分也很重要，就是對外和對內的區分。大部分研究似乎比較注重國際視角下的「中國模式」，而對於中國內部的看法不太重視，這也容易造成片面論述。鄭的另外一點重要提醒是多數論述中忽略的，即中國緩慢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不是「民主化」改革，但卻是國家制度建設，在鄭永年關於「政治改革和中國國家建設」一章中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這裡的關鍵問題是鄭認為民主化本身很難充當建設國家制度的力量，而要實現民主化卻需要最基本的制度條件，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中國是否已經具備了民主化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條件。例如為了促進市場經濟發展，而從制度上對產權的保護等，這種制度建設本身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而允許私人企業家入黨更是政治改革的一種體現。鄭永年沒有給出問題的答案，但我認為他對民主化和國家制度建設之間關係的討論和區分也是有益的。只是說應該將民主化看作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還是將民主化看成一個比例投票制穩定的狀態，這是有爭議的。如果民主化是一個過程，那麼和國家制度建設過程之間又是什麼關係，是不是一定要具備某些制度條件才能開始民主化進程，這也是鄭沒有回答的。

不過我同意鄭永年關於政黨轉型的大部分看法，關於中國模式的核心研究就應該聚焦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從革命黨到行政治國黨要轉變成政治治國黨，面臨多重困難，最重要的就是由於行政治國黨條件下黨政不分的問題，行政利益集團逐漸使得黨成為了擁有自身利益而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這就使得政黨的合法性產生了危機。如此就需要黨從行政方法轉而使用政治方法，而將黨政分開來。但鄭永年認為黨政完全分開的政治目標過於理想化，在實現的可能性上微乎其微，而「黨通過參與政治而影響政治」則相對可行，主要是國家主席制度和地方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制度。這裡的問題在於，鄭永年的設想完全可能在強化黨的力量的同時，弱化行政和人大。這裡的終極問題和潘維模式中的致命傷一樣，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選舉，到底用什麼才能保證對黨的最終制衡呢？鄭永年沒有答案，但提出了「民主化」本身在中國的可能路徑，那就是黨內民主。不太激進，也符合一貫漸進改革的氛圍。這種現實的折中案依舊存在太多的疑惑。民主不僅是一種價值，而且是一種技藝，參與和問責是其兩大特性。黨內民主對參與和問責實際上都設了巨大的限制，即便能夠實行，也未必能達致所設想的效果。當然相比於目前的體制，這種政黨制度的轉型依舊不失為一種改進。

從中國內部來看中國模式的問題，有一個越來越被主流學界認識到的問題，即在中國集權模式下不同的地方卻擁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鄉村民主及農民抗爭、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地方和中央叫板等都是其體現。「選擇性集權」似乎較為符合目前的現狀。自從財政分權之後形成的財政聯邦主義也是討論較多的特徵，但財政聯邦主義的真實性這幾年已經受到質疑，因為地方分割造成的成本和浪費可能代價極大，已經超過地方間競爭帶來的正面效應。這種中央對地方的放權未能完全觸及國家對企業和社會的放權，而鄭永年認為下一步的放權應該是像向企業放權那樣向社會組織比如說NGO放權，從而釋放社會力量的效力。只能說願望是豐滿的，但現實是很骨感的。

6中國邏輯西洋鏡，制度外包是實情

謝德華（EdwardSteinfeld）提出了一個國際戰略中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威脅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地位。這問題背後其實要展開來說，中國崛起主要是指經濟增長上的表現，而威脅西方卻主要是說一個政治地位上的挑戰，兩個表述之間的落差被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掩蓋了。所以要細分出來加以論述。

謝德華把中國真正改革的起點定在80年代末，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後。他認為其後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外包」（outsourcing）過程，外包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其他國家的企業，例如中國和印度的企業，從而達到降低運行成本提高運行績效的目的。而中國的外包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外包」（institutionaloutsourcing），而整個制度外包必須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來理解。

整個外包過程的第一步是在全球化過程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以及國際貿易的發展，使得中國的企業開始專註於跟外貿相關的產業，從鞋帽服飾的加工貿易到科技軟體的全球研發，中國的工業結構調整是隨著國際貿易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工業通過受外貿影響而逐漸將結構調整外包給了外資企業。

工業結構如此調整就自然而然導向了外包的第二步，那就是一系列與此相關的關稅、匯率、質檢等規制問題的外包。簡而言之，中國要出口產品到美國，那麼就要遵循一系列由美國設定的規則，因為在外貿初期中國缺乏相關的專業人才，所以規則制定也是外包給了西方，中國所作無非是參與西方已經設定好的規則。而為了更快更好的適應這個規則下的遊戲，尤其是WTO規制下的運作，中國不僅花大力氣引進人才，而且也將不少黨政幹部送到國外進行培訓，而人才在國外的學習經歷，進一步強化了西方的規則。

在產業結構外包和貿易規制外包之後，第三步企業管理外包也就順利成章了。謝德華提到企業管理外包的一個重要形式是海外上市，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海外上市。通過在紐約、倫敦和香港證交所上市，必須接受當地交易所的規制，尤其是信息披露機制對傳統國企的黑箱化操作而言，更是需要國企做出一個大的變革，使得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加入到這個過程中來，最終導致企業自身的管理制度實現外包，並且按照西方規則參與遊戲。

這個制度外包過程也和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過程是一致的。但在政治學的含義上討論現代化或者發展理論，其實最關鍵的還是要關心政治現代化的問題，而不單純是經濟增長。當然謝德華也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產業領域中，中國都不主張「自主」而一味照搬西方。例如中國提出了自主創新的口號，這導致在科技研發方面投資的情形要稍微複雜一些，但在實際上也沒能脫離參與西方遊戲規則的範圍，因為跨國公司在研發領域也已經深入觸及中國本土的人力資源。

但在能源領域，中國似乎展現了很強的國家控制力，這是否就與西方遊戲規則格格不入了呢？謝德華認為也需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中深入來看。以中海油併購優尼科案為例，中海油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美國的商業規則，尤其是來自美國監管機構的審查等。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即便在中國國家控制的能源領域，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參與西方的遊戲」。

參與西方規則下的遊戲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謝德華認為這意味著全球化使中國接軌世界的同時處於西方規則下，因此不會對西方世界構成威脅。接軌西方玩一樣的遊戲，與是否構成對西方的威脅，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正如我在前頭提到的，經濟增長上的問題和政治地位上的問題需要分開論述，儘管經濟增長與政治地位兩者之間存在聯繫。謝德華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他進一步論證到由於將制度設計「外包」給企業，政府控制力減弱為改革提供了空間，因為國有企業及其他國有傳統單位的改制，使得「單位」逐步消失而其中的人大量被企業僱傭，這使得政府的控制力度減弱了。同時由於這種政府控制力弱化的過程結合全球化背景，使得共產黨員中也有大量的企業家和海歸知識分子。這相較於傳統中國，也開始接近西方民主制度國家。

這個結論導致謝德華提出中國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威權主義（self-obsolescingauthoritarianism）」，為了維持自身的權力，共產黨開始接納過去反對的制度、概念和人才。謝德華認為中國的道路也會像其他已經推倒獨裁建立民主的亞洲國家一樣，並以台灣地區民主實踐的經驗來闡釋「獨裁消失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時刻」，表達了他對「歷史終結」的樂觀之情。

不過謝德華的論述中存在幾處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是經濟上是否僅存在擁抱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規則的問題。實際上儘管存在接軌西方企業管理制度以及政府監管制度，但不同的領域情況並不一致。除了能源領域之外，中國的金融體系也並沒有玩西方的遊戲，反倒是相當有中國特色，在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問題上，開放的步伐非常緩慢。雙邊結算而非全面自由化這一改革路徑現在越來越明顯，這顯然並不玩西方遊戲。

其次，謝德華關注較多與全球化接軌的層面，這樣能看到的改革多少帶有西方的特徵，或者至少是中西融合的特徵。但中國經濟的成長並不完全是全球化的功勞，內部改革也佔有重要的位置。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在實踐中與試點改革相契合，而這種試點改革的路徑和規則與西方哪一家都不太像。這種有管理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模式儘管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扭曲的競爭環境和形式各異的官商勾結與其說是西方的遊戲，不如說更具有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色彩。

最後，謝德華關於經濟增長的論述和政治地位的論述之間存在落差。如果經濟增長遵循一套普適規則而與東西差異無關，那麼經濟實力的增強並不確保強者之間就不相互威脅，有可能在全球化中互利合作，也有可能展開互相威脅的「競爭」。政治地位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可能會隨著全球化走向緩和的「求同存異」從而降低對抗性威脅，甚至也可能擱置在政治上的爭議而在經濟領域內趨向更多的合作，這些條件下中國的崛起也不會威脅西方，但卻不是出於參與西方遊戲規則這一理由。

7中國模式不例外，金融救國是王道

陳志武在《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一書中同樣意識到應該在全球化的視角下來看待中國模式的問題，但和「文明源頭思鄉症」一樣，陳試圖總結出一套橫跨長時段的中國模式，而不是將模式限定在共和國六十年或者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論述。所有關注「中國模式」的爭辯是圍繞這一時段進行的，並不清晰的「北京共識」也是針對這個時段而展開的，因此探討中國古代的模式在中國模式這個話題上，是走了岔路了。

實際上60年也足以構成經濟學意義上的長時段了，這一點上陳志武說的沒錯，中國的發展與全球化進程同步，並沒有特別的模式，只不過遵循了幾條經濟學的基本原則，而且恰好改革開放與世界市場接軌，從而造成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的興盛與世界同步，從工業化和金融化而言，中國歷史上的發展表明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1978年之後的改革更是表明了這一進程。改革開放解放了人的手腳，給了老百姓經濟活動的自由，這是一種普適模式，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中國經驗可以挖掘。陳志武花了很長的篇幅以金融學來解釋儒家文化和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歷史，在我看來這與對中國模式的論證沒有關係。因為陳所論述的中國模式實際上是指古代中國的模式。借鑒西方金融立國的模式可能是對的，但這個獨特的金融學解釋視角同樣也忽略了很多東西。陳的背景限制了其對中國模式問題的討論，而將所有變數解釋為金融一支獨重，我認為也是不恰當的。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陳書沒什麼價值，從人類進程尤其是全球化歷史而言，將中國最近三十年的發展當成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據歷史經驗對比也可以知道除了相對短暫的偏離外，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成長是同步的。這樣的話，就可以論證沒有什麼中國模式，而不過是普適模式的表現而已。而自由的人性成為了陳志武理論分析的基礎，正因為自由的人性是普適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釋放了這種人追求自由的本性，隨之而來的經濟增長與大政府主導的所謂「中國模式」是沒有關係的。這一論證是成立的，但卻說明了陳志武在「中國模式」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因為這裡被陳批評的中國模式是指大政府主導的模式，而在之前關於歷史進程一部分的論述中，中國模式是指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與儒家文化，這兩種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陳認為不存在大政府主導的模式，只不過是順應了歷史潮流這一論述也過度簡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複雜性。因為這不僅只是搭上全球化「便車」，也的確有中國自己的貢獻。其實不難理解全球貿易的擴展，必然是惠及了參與貿易的各方才得以實現。陳書儘管真正論及中國模式的部分很少，其核心的觀點是一來中國發展是借了全球化的東風，二來最重要的是金融化促成了大發展。陳最後提出的問題倒是有點意思，就是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中，中國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謝德華說中國是玩西方遊戲，不會危及西方。而陳志武卻提出中國應該韜光養晦，更多關注到貿易國的需求，做好貿易上的服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而要達成目標，中國的未來還要依靠發展金融。

總體而言，這本文集的編撰者並沒有梳理出陳志武關於中國模式的清晰論述邏輯，這導致本書幾乎是《金融的邏輯》的重複版。事實上，除了書名與中國模式的討論或有關聯之外，並沒有真正聚焦中國模式爭議的核心議題。

8沒什麼中國模式，有一點中國特色

放在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模式一點不獨特；從中國自身出發，理解中國特色比較重要。這大概可以粗略概況黃亞生在《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中的意思。自2008年末起美國遭受罕見金融危機，經濟苦苦掙扎，到2011年中，失業率依舊居高不下，而且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另一方面是中國即使受危機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依舊驚人。加上中國擁有大量的美元儲備。所以很自然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美國是不是不行了？未來是不是屬於中國？黃通過對巴西模式的回顧，簡潔明了論證了在軍政府控制下，20世紀60-70年代巴西所走過的道路，經濟高速增長的巴西也曾被一度認為是唯一能挑戰美國的「巨人」。從1968年到1974年間，巴西的GDP年均增長達11.4%。但隨後巴西經濟崩潰，整個20世紀80年代陷入停滯，高通脹、金融危機、經濟停滯、連帶引起政治上的不穩定。而究其原因，無非是國家導向的經濟模式拔苗助長，強制性的工業化戰略產生了大量失地農民；在民生上投入匱乏，使得底層負擔加重；加上偏好資金密集型的大企業也進一步加重了失業狀況，使得犯罪率急劇上升，整個社會也陷入不穩定狀態。這一從「巴西奇蹟」到「失落之路」的歷史，可為中國借鑒。這一角度很少有人討論，即歷史上那些曾經被認為的奇蹟模式最終落敗的經驗教訓，大概好了傷疤忘了痛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這本《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中，收錄了黃教授在中文媒體發表的評論和訪談。除了對比巴西模式外，黃教授在此書中也多次提及印度的經驗，並與中國對照。第二章兩篇文章就是講印度的經驗。黃教授認為單單從基礎設施建設和外商投資來看印度落後於中國，這不僅低估了印度的實際發展，而且陷入了一個只看硬體不看「軟體」的誤區，而軟體就是指「制度」。而且印度也恰是要在硬體不足、並且內部種姓制度導致的不平等格局的條件下取得發展，因此印度的「制度」才是需要考察的重點。印度的制度至少有兩個方面比中國具有優勢，一是印度的民主制度，當然民主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有不少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認為民主與增長關係不大。但不管是弗里德曼，還是阿瑪蒂亞·森都將自由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憲政民主制度）是目前所知最不壞的保證自由的制度。如果按照森的看法「以自由來看待發展」，那麼印度就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二是與企業發展相關的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資體制，這一點實際上與陳志武的著重點是一致的。中國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而反觀印度在這方面遠勝中國。根據黃教授的調查，中國企業超過60%感到融資障礙很大，而印度只有25%左右的企業有類似感受。這種便利企業創新和個人創業的金融制度優勢，也許會比中國注重基礎設施建設的增長，更具有後勁和優勢。

事實上，回頭來看中國的增長，其實也並沒有背離基本的經濟原則。黃教授對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點也不獨特。中國的成敗得失都可以從其他國家走過的路中看到相似的情形。土地改革和私營部門的發展是東亞各國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也不例外。至於政治上高度集權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因，黃教授認為這一說法站不住腳。與通常的認識不同，黃教授認為如果我們深入去看中國改革走過的路，不難發現在政治上中國也採取了不少改革，例如80年代結束「幹部終身制」和實行「農村基層直選」，這些政治改革儘管很小，但其對促進經濟活力卻有重要的貢獻。而9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之後，儘管經濟仍舊增長，但增長的質量卻有所降低，表現在貧富差距拉大和腐敗加劇。也就是說，在黃教授看來，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的發展遵循一些普世的原則，當中國遵循這些原則時，就獲得發展；當背離這些原則時，就出現問題。這讓我想起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在《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中表達過的類似觀點。在羅德里克看來，經濟學所具有的靈活性很大，那些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包括產權保護、市場競爭、激勵兼容以及貨幣穩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是基於上述原理髮展而來的，這正是所謂「相同的經濟學」。但在這些原則下，並非只存在一個可選的政策組合，各個國家根據自己不同的特色，選擇不同的政策組合進行改革，對於改革者而言，所擁有的政策空間其實是相當大的。而成功的國家正是在政策空間里選擇了合適的政策處方，從而獲得了高質量的發展。這也意味著，普世價值和基本原則其實是跨越國界的，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

當然黃教授也並沒有抹殺中國特色的存在。這裡要避免兩個誤區：一是陷入名詞的爭議，如果你說模式不行，我就換成特色代之。顯然，反對中國模式的時候，這裡儘管存在各種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關鍵是認為存在「政治上集權能支持經濟發展」這樣一種模式。而黃教授則明確指出了這種模式並不存在。二是否認存在中國特色，從反對中國模式的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即完全不顧中國自己的傳統和特點，所謂「全盤西化論」就是典型代表。實際上，正如羅德里克指出的，在同一經濟學原則下政策選擇的空間很大，而參照各國的特色進行政策診斷，最終選擇合適的政策處方，這樣做並沒有創造一種新的模式，但同時也沒有忽略自身的特色。

那麼所謂「中國特色」又作何解釋呢？對地域廣闊的中國而言，是不是只有一條統一的經濟增長道路，是存疑的。在上海模式存在的情況下，同時也存在情況截然不同的「浙江模式」。如果說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典型，例如有眾多大型的國有企業並對此進行補貼，同時吸收大量FDI，民企生存空間較為狹小；那麼浙江就是私營經濟唱主角的典範，尤其是溫州活躍的地下金融體系支撐了大量新創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初期發展所需要的融資。因為私營企業較難取得銀行貸款，並且也沒有政府補貼。但浙江同樣取得了令其他省市羨慕的增長。

對於中國未來的轉型之路，有多種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激進還是相對保守的觀點，都對目前的體製造成的不公平不滿，因而對體制改革的呼聲也非常高。政府干預至少造成了四重「不公平待遇」，一是國內外之間偏好外資而輕民間資本造成的不公平，二是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由於「國進民退」造成私營企業未能享受國民待遇，三是地方之間政府干預導致的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四是城鄉之間（包括同一省市內部和跨省市）戶籍制度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化。這些不公平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長遠發展的障礙。以農民工為例，這個夾層在農村的境遇變差的情況下，本希望通過在城市打工改善境遇，甚至定居城市以享受城市福利。但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農民工無法享受城市福利。事實上，根據黃教授的調查，農民工的收入沒有隨著經濟發展同步增長。也就是說，農民工並沒有獲得經濟增長的好處。而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農民工受戶籍限制，而無法融入城市獲得相應的市民身份，進而取得市民身份所附著的福利。與此同時，如果農村能為農民工在本地發展提供足夠的機會，那麼創新也可以在農村啟動，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但問題在於，為農民創業所能提供的農村金融體系極其落後，難以為農民的發展提供啟動資金。直到最近小額貸款公司才開始在各種局限下慢慢起步，但與城市的就業和人口吸納相比，農村的限制顯然更多。一面不放開戶籍，排斥農民工市民化，以及限制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另一方面在農村，農民要發展獲得的支持很小，並且沒有相應的制度改革進行配套，農村也非農民容身之處。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推行由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和聚焦基建的新農村建設，恐怕難以達成提高農民收入，進而擴大內需的政策目標；也難以舒緩擴大的城鄉差別和貧富差距，對未來的發展造成極大隱患。這是中國未來的轉型亟待解決的問題。

黃亞生教授在《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中反覆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即中國未來的改革，如果方向對，那麼具體的選擇是多樣的。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發展的模式必然遵循一些普世的價值和原則，這個對所有國家都不例外。但是中國的確可以選擇有特色的道路，前提是這些道路的選擇不與基本的普世價值和原則相互衝突。而遵循這些普世價值和原則，從體制改革上確定改革的方向，當是中國轉型的下一步。

參考文獻：*表示可不讀，**表示可讀，***表示不可不讀。

陳志武，《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2010年，台灣八旗文化。【本書不能在豆瓣上傳，但卻是與政治模式最不相關的一本。豆瓣已經變得越來越傻了，今後我會更多使用Amazon的鏈接。】*

丁學良，《辯論中國模式》，201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亞生，《「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2011年，中信出版社。**

潘維，瑪雅主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201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2011年，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201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Edward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2010, Oxford UniversityPress.**

文章已刊《啟真·2》，2012年12月刊，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