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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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周作人 · 劉養元· 一 關於魯迅，人人知曉；對於周作人，人們知之甚少。魯迅與周作人本是親兄弟，他們兄弟倆從幼年到青年到壯年，從在紹興共讀到南京同學，後來同時留學日本，從一同跟章太炎學習到同辦《新生》雜誌，和共譯《域外小說集》，從五四運動中共同戰鬥到「三·一八」事件中同站在一條陣線，且兩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闖將。為何毛澤東在兩兄弟間卻只選擇魯迅，並為魯迅包裝為「 民族魂 」，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魯聖人」，成了惟一能與馬恩列斯毛並列而絕對碰不得的人物。誰要是與魯迅有過爭論或被魯迅批評過的人，一律視為十惡不赦的壞人或罪人。而對周作人呢？早在 1942 年，毛澤東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點名周作人是文化漢奸.何謂文化漢奸？文化漢奸是出賣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人。魯迅掃除「傳統」，引進了西方文化，使中華民族成了一個靈魂飄泊的民族，蔣慶先生在《政治儒學》中說：「依中國人的歷史觀，亡國不可怕，亡國可以復國，社會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復天下，社會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國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著亡價值，亡價值則使人類社會生活不可能，是人類萬劫不復的災難。」亨廷頓在中國文明的形態和性質上，畫了一個「 ？」說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被魯迅掃除了。中國已成了沒有傳統文化的民族了。這對於泱泱大國的中國來說，是何等的悲哀！所以，在掃除「傳統」文化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是非常反對的。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竟然在地球上消失了，這是天崩地裂的事情，怎能不激起民憤呢？當時首先起來反對的是胡適，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又說：「被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受魯迅讚賞的劉半農出國了，「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在四川，躺倒在鴉片煙燈之下了，魯迅的親弟弟周作人，也分道揚鑣了。「道不同，不相與謀」，周作人與魯迅分道揚鑣，說明周作人是個不主張掃除「傳統」並反對引進西方文化的人。他在淪陷區並沒有反對中國，也並沒有出賣中華民族文化，怎麼能是文化漢奸呢？這確實是一個謎。二為了要解開這個謎，我一直在尋找有關周作人的資料，近來，我終於找到了《周作人的最後22年》一書，《周作人的最後22年》告訴我們，魯迅和周作人雖是兄弟，但兩人性格差異很大。據其母親魯老太太說：魯迅排行老大，所以責任心重，父母對他的要求也嚴格，期望也高。周作人是老二，身體弱，父母對他要求較松，對他的培養也不象老大那樣重視。兩兄弟在一塊的時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所以周作人依賴性較強，不太喜歡拋頭露面。兄弟倆到三味書屋讀書、到南京求學、到日本留學等，都是魯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後面跟著就行了。連到北京大學任教，也是魯迅通過他與蔡元培的關係給周作人聯繫的。當時周家人都說，老二是周家的一個「福人」。魯老太太對周作人的長處有公允的評價，她說，老二很愛整齊，他的抽屜，總是整理得整整齊齊的，他包的東西，稜角分明，捆紮細緻。他的性格和順，遇事很好商量，對人謙和。魯老太太對周作人的短處也有評說，她說，周作人因為排行老二，依賴性強，事事要依賴家裡人，特別是依賴老大。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在他的心裡，家裡的事都應該由長兄負責，與他無關。他比較自私，這種情況從他由日本留學回來，表現得尤其明顯。 魯迅和周作人的朋友們，都很佩服周作人「入定」的功夫。不管妻子、兒女如何在旁吵鬧、煩心，他都能視若無睹，不管不問，照常讀書、寫他的文章。這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周作人有一個特性，那就是迴避激情、崇高以及戲劇化。他在寫於20世紀60年代的《知堂回想錄》中，就挑出了不少魯迅回憶中所謂「詩化的成分」。他說，魯迅的回憶是詩與真融合之後的再創造；而他自己寫「回憶錄」的原則，則是將「詩」的成分完全拋開，只寫真的成分，不加一點文學的虛構和渲染。再如他對魯迅《風箏》中對於弟弟懺悔，也看作是詩的加工，實際上並無其事，所以對兄長的懺悔並不領情。而對魯迅所講的他們父親去世後，族中長輩逼魯迅在契約上簽字，周作人也認為似乎並無其事。至於魯迅寫范愛農的那篇文章中，寫到范愛農在秋瑾、徐錫麟遇害後，反對發電報斥責清政府的事情，據周作人講，也被魯迅加以「詩化」了，是魯迅為了行文的曲折和戲劇性，做了改動。周作人又對曹聚仁的《魯迅平傳》，提出了關於魯迅的一些「事實」和看法。他說：①、世無聖人，所以人總難免有缺點。魯迅寫文態度本是嚴肅、緊張有時戲劇性的，所說不免有小說化之處；即是失實—多有哥德自傳「詩與真實」中之詩的成分。例如《新青年》會議好像是參加過的樣子，其實只有某一年中由六個人分編，每人擔任一期，我們不在內，會議可能是有的，但我們是「客師」的地位向不參加的。②、孫伏園所說魯迅的白鞘短刀是實有的，但所述的事當然得之於魯迅，我卻是不知道，親族中那麼深刻的仇人我也不曾聽說，個人可能有他的秘密，但魯迅的關於仇人與短刀的事我不會不知道的，正如他的加入光復會一節，無論別人怎麼論說（除非有物證），我記得陶煥卿、「票布」的笑話，相信決未加入。後來，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談到魯迅。他說，魯迅平常言動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難怪），如伏園所記那匕首的一篇在我卻並未聽見他說起這事過。據我所知，他不曾有什麼仇人，他小時候雖曾有族人輕視卻並無什麼那樣的仇人，所以那無疑是急就的即興，用以娛賓者。伏園乃新聞記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的假造的。又魯迅著作中，有些雖是他生前編訂考，其中夾雜有不少我的文章，當時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多有魯迅的名字（唐俟），其實卻是我做的。只是在文筆上略有不同，不過旁人一時覺察不出來。我曾經說明《熱風》里有我文混雜，後聞許廣平大為不悅，其實毫無權利問題，但求實在而已。在周作人的回憶中，魯迅具有一種小說家、詩人的天性，即使生活中並無其事，也會根據創作的需要進行虛構，使事情戲劇化、激烈化；他周作人自己呢？則純是散文家天性，追求的是平淡之自然，即使是會激起激烈的情感反應的事，在他那裡也會被淡化處理，不願陷進情感的旋渦中，喜歡冷然旁觀。現在我們不但對周作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更重要的通過周作人的述說，對魯迅有了一個不同的看法。三周作人既然是在家依賴性強，沒有責任感，性格又軟弱，平時只讀書、寫文章，為什麼又成為「文化漢奸」呢？事情是這樣的：本來早在1926年左右，周作人發表過不少激烈的「排日言論」。如1926年3月16日，周作人在《京報副刊》發表《排日—日本是中國之仇敵》的排日文章。說明周作人當時也是一個抗日的熱血青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大南遷。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為由，留在北平。北大讓未走的4個人負責保護校產，每月寄津貼50元。1938年2月9日，抗戰爆發後一直苦居北平的周作人，居然參加了日方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消息傳開之後，在大後方引起了激烈的反應。聲討周作人等人的附逆行為，這對周作人的迅速下滑，起了更大的作用。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剌，事態激化。周作人一直認定暗殺是日方所為，實際上是愛國青年所為，如果此時再不「出山」，可能就有性命之憂，加以此時生活頗窘，連孩子上大學的學費都湊不齊了，所以在1939年1月12日，接受了第一個偽職，即敵偽控制下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接著，又在1939年3月18日，出任敵偽控制下的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後改為文學院院長。1941年12月19日，汪精衛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1次會議，通過一項議案：「特派周作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這個職位屬於汪偽政府任命的「特任」官，也是周作人後來被定為「特任級」漢奸的由來。1943年1月，周作人被華北漢奸頭子朱深排擠下台，經過周作人的學生沈啟無、江紹原的奔走，汪偽中央政府又補償性地任命周作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後很快又被重新任命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緊接著又任命他擔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最後一個職位是日本人控制的情報機構，周作人只是掛名，但也有薪水。這一連串的職位使他的收入每月都在4000元以上，比當時督辦時收入還高。不用做事又能拿錢，周作人倒也安心於這種安排。周作人在任偽職期間，與國共雙方人員都有接觸。國民黨方面主要是沈兼士。沈的公開身份是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是周作人的老朋友。據李霽野回憶，周作人「出山」之前，曾三次找沈兼士，都是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就匆匆離去，令沈士兼莫名其妙。最後一次周作人拿著一把扇子，上面還寫著一首詩，但沈士兼還是不明他的來意。顯然周作人大概是在向沈士兼打招呼、「要飯吃」，希望沈士兼能聘請他到輔仁上課，但又不願明說。最後一次去，顯然有告別之意：既然國民政府不能解決他的生活問題，「我也要吃飯」，所以就要出山，靠日本人「吃飯」了。但據後來周作人在法庭上辯說：他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是得到當時教育部駐平聯絡員牟謨的同意的，但牟謨後來不知去向，無法為他作證。實際上，在周作人附逆前後，周作人與其他進步政治團體的關係，甚至與共產黨方面的關係更為密切。據傳，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張群等人上書請求特赦周作人等人的時候說：「別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為他親共。」這主要是周作人掩護過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多次幫助過李大釗的女兒李炎華和她的丈夫侯輔廷。1940年，已是「親日反共」的汪偽政府的特任級高官的周作人，得知李大釗的兩個孩子李星華、李光華要去延安，給他們預支了兩個月的薪金做路費，並辦了出北平必須有的「良民證」，才把他們送出北平。臨別之時，周作人還讓李星華代他給五四時期曾專門到他家登門拜訪的「毛潤之」帶好。不管怎麼說，從客觀事實來看，他確實是做了幾件好事。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改組，周作人被免去了偽教育督辦的職務。從1941年1月到1943年1月，周作人當了整兩年的偽華北督辦，也是他在日偽時期權力最大、影響最為惡劣的時期，他曾以撰文、發表講話等方式，表示對日本「大東亞主義」侵略行徑的擁護和支持。按他自己的說法則是「演戲兩年」，身不由己。之後的日子裡，周作人擔任的都是虛職，雖然收入不減，但心有怨氣，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開始忙他自己的事情，讀書、作文，倡導一種「生存第一」的「儒家」人生哲學。但就在這個時候，周作人與日本「大東亞主義文學」的積極倡導者發生了衝突，這就是所謂「文壇反動老作家」事件。這是 1943 年 8 月 25 日，第二屆「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東京帝國劇場開會，中國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的學生沈啟無等人，參加大會的還有日本、「滿洲國」、朝鮮、台灣的代表。1943年8月27日，大會進行分組討論，日本作家片岡鐵兵在分組會上，作了題為 《中國文學的確立》的發言。出人意料地開始猛烈攻擊所謂中國「反動的文壇老作家」。周作人一開始並不知道片岡鐵兵的這個發言，後來由胡蘭成的一篇文章才知道此事。周作人找來原文一看，認為所謂的「反動老作家」，說的就是他。於是，在1944年3月20日，周作人懷著委屈和憤怒的心情，給「日本文學報國會」的久米局長寫了封信。將這封信寄出後，並將此信公開發表，此外又寫了《關於老作家》、「文壇之分化」等文章，將片岡鐵兵的攻擊公之於眾，並一再表示，如日本「文學報國會」和片岡鐵兵不做答覆，他將退出「中國文學協會」，與「文學報國會」斷絕聯繫，退出一切文學活動。這件事在日本與淪陷區文壇頗引起了一番震動，傾向於周作人的輿論反而佔了上風。4月末，片岡終於給周作人寫了封長信，承認他所攻擊的「老作家」就是周作人。片岡最後還是為自己「偏激之詞……深表歉意」。顯然在這場爭執中，周作人佔了上風。《周作人的最後22年》的作者說：「論說，周作人與他一塊共事的華北群奸在思想上、文化上，並無多少共同語言，而且他也不太符合日本人選『漢奸』的標準。顯然，日本人只是看重了他在知識界、教育界的『清譽』，因此加以利用而已。周作人當『教育督辦』期間，華北淪陷區大、中、小學的畢業文憑上都蓋的是周作人的大印，這就是說，以他過去的『清望』，周作人的確為日偽統治起到了『安定人心』、粉飾太平的作用。」四我們認為周作人的文學水平與傳統觀念遠在魯迅之上。如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中認為，要多讀西方書，少看中國書，他說：「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 ，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其實，魯迅很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統治方法，對青年進行奴化教育，主張盲從。要青年「少讀中國書」，顯然是要青年脫離中華傳統文化。古人已經死了，人們只有從古人之所「言」，即書面語言（魯迅謂之「作文」）來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不多讀中國書，就無從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看來，魯迅是很少讀中國書的，致使他對中國古文化知之甚少，是西方文化蒙住了他的眼睛，以為封建制度、專制、獨裁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中華民族文化究竟是什麼，他根本就不知道。魯迅主張「行」，反對「言」，請問他拚命寫那麼多的「文章」幹什麼？難道他的「文章」就不是「言」嗎？其實，他自己就是一個只講「言」，不講「行」的腳色。他罵國民黨只敢在「文章」中罵，就沒有一次敢在蔣介石面前罵。謝泳在《魯迅研究之謎》中提到：「就做文章這一點來說，胡適是明白的，他講道理明白如話，相比之下，魯迅是晦澀的。也就是說，胡適的那些話沒有再闡釋的可能，而魯迅的話卻可以被某種政治勢力加以利用，因為魯迅的許多話是可以另有所釋的」。這足以說明魯迅的中國書讀得少，沒有做好「作文」的緣故吧。特別是魯迅寫文章，根據周作人的說法，他喜歡以「詩化」來突出行文的曲折性和戲劇性，以強化他的所謂「戰鬥」效果。有時為了火藥味濃厚，竟不惜「假造」事實，如胡適作為《新青年》的編輯之一，對「雙簧信」的內幕自然是清楚的，很不以為然地視之為「輕簿」之舉，並以為「憑空閉產造出一個王敬軒」，並不值得辯論。但魯迅的態度則相反，魯迅認為此舉無可非議，因為「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可見魯迅寫的文章是不負責任的，由於失真，自然也是不可信的。而周作人卻大不相同，他寫的文章是以真實為主的，在行文中一定要剔出「詩化」成分，更不容許自己憑空假造，所以周作文寫的文章是真實可信的。跟魯迅對比，周作人還有一個特點，和胡適一樣，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寬容精神。他心胸寬廣，不像魯迅那樣心胸狹窄，「一個都不寬恕」。所以魯迅的弟子大多如曇花一現；而胡適的弟子卻不少。說明胡適可以為人師表，而魯迅卻不可。顯然，周作人的思想與胡適很接近。所以鄭振鐸先生在《惜周作人 》一文中感嘆地說 ：「 在抗戰的整整 14 個年頭裡，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說明周作人在中國文藝界的威望有多大！其實，周作人之所以成為所謂「文化漢奸」，應該說是國、共兩黨黨派之爭造成的。理由如下：①、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參加了日方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在大後方立即就出現了聲討周作人的附逆行為，這又不是到漢奸政權做官，為什麼要這樣小題大作！。應該拉他一把，幫他解決家庭貧困，為什麼反而推波助浪促其下水呢？②、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剌，他一直認定暗殺是日方對他採取的極端手段，實際上是愛國青年「鋤奸團」所為。周作人此時並沒有「下水」當漢奸，也沒有變成「十惡不赦」的壞人，為什麼要進行剌殺？「鋤奸團」以「周乃著名文人，素享盛名，影響所及，危害極大」，故「決定將周鋤掉」。這樣一來，更加速了周作人「下水」。③、朱光潛曾轉述過北大友人信中提到的周作人的生活情形。說是這個時期，周作人「月入僅中基會之二百，故每日譯書極勤，然生活似頗窘。聞渠二公子因不能繳費，業已被『中法』除名」。連孩子上大學的學費都湊不齊了，可見生活上的確遇到了困難。特別是「遇剌」後，他感到再出城到燕京大學教書更加危險，恐懼日軍再對他採取極端手段，周作人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不得不「下水」接下了第一個偽職。④、據李霽野回憶，周作人「下水」之前，曾三次找國民黨方面的沈兼士，都是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就匆匆離去，令沈士兼莫名其妙。這顯然是周作人是在向沈士兼打招呼「要飯吃」，但他又不願明說。沈士兼也太蠢了，致使他對此未做出任何反應。周作人認為，既然國民政府不能解決他的生活問題，但他要吃飯，就只有「下水」靠日本人「吃飯」了。⑤、周作人說他自己，「雖任偽職，並無罪行，既非通謀敵國，亦未反抗本國。」抗戰勝利後，在蔣介石的任命下，一批漢奸偽職還未解卸，又成了蔣家政權的鷹犬、「曲線救國」的英雄，如巨奸周佛海、羅君強成了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按理，周作人應該屬特赦範圍，可是當張群等人上書求蔣介石特赦周作人的時候，蔣介石卻說出了「莫須有」的罪名：「別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為他親共」。說明國民黨給周作人戴上「漢奸」的帽子，是因為他「親共。」難道不是黨派之爭毀了周作人嗎？⑥、1940年，已是「親日反共」的汪偽政府的特任級高官的周作人，得知李大釗的兩個孩子李星華、李光華要去延安，給他們預支了兩個月的薪金做路費，並辦了出北平必須有的「良民證」，才把他們送出北平。國民黨說周作人「親共」，可是共產黨方面卻不買這個賬，說是周作人是在「腳踏兩隻船」，為自己找退路。但從客觀事實來看，他確實是做了好事，否認也是否定不了的，何必要否定呢？總之，周作人與魯迅分道揚鑣，魯迅是革命的，那麼周作人必定是反革命的。所以毛澤東在1940年就高度評價魯迅是「最有骨氣」的英雄，是「民族魂」；立即就在1942年就點周作人的名為「文化漢奸」。毛澤東點了名的，就是鐵板蓋定了，誰也不能推翻。這也只怪周作人自己，為什麼要背叛魯迅呢？如果他不背叛魯迅，就不會點他的名了。⑦、在周作人案件審判過程中，以胡適為校長的北京大學出函證明：北大複核後查點校產書箱，尚無損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時為行政院秘書長）也出函證明，華北淪陷時，確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學校產。沈兼士以片岡鐵兵攻擊周作人的話為「證據」，證明周「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之實績。」國民黨北平市教育督導主任劉書琴，也為周作人出具了證明，稱周作人「任偽教育總署辦期間，對教育主權尚多爭持」。輔仁大學教授顧隨、燕京大學教授郭紹虞，及私立孔德學校等，也為周作人出具了證明。最有利的，是周作人曾營救過因抗日被捕的輔仁大學教授英千里、董洗凡、張懷等人出具了證明。特別是周作人的律師王龍對周作人頗具同情，為其做義務辯護：1、被告之在淪陷區是受命保持北京大學校產，被告在任偽職時是虛與敵人委蛇，實在是想保護國家文化教育。2、被告推行教育，而教育並未奴化，這是因學說之中心思想沒有改變，並不因受敵人壓迫而奴化，更由朱教育部長之談話稱「華北教育並未奴化」一語，足為被告有利之證據。3、通謀敵國而敵謀不通，被告之在北平是因蔣夢麟秘書長即前任北京大學校長命令保管校產而不離開，更可於胡適校長發函中得知該校校產並無損失，且小有增加，是被告之使命可謂完成。被告之在偽組織是想報效國家、民族，其愛國思想可予被告所發表之文章見之。其餘有臨時大學之教授、學生等為之證明。在辯護書《知堂之獄》中，王龍更把周作人說成是一個難得的忠臣、義僕。然而這些所出示的證明和王龍的辯護，對於洗清周作人的「漢奸」二字，毫無作用，只是將判十五年徒刑減輕為十年。顯然，在證據面前，黨派的偏見（周作人「親共」）可駕在法律之上。說明法律只是一種擺設，而是權大於法。⑧、1949年8月周作人啟程回到了北京，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向毛主席做了請示。毛主席說：周作人應該公開檢討他的錯誤。又說，只要不亂說亂動，人民政府對他就寬大了。這無疑就是結果了。但要公開摘掉「漢奸」帽子，則不太可能，因當年毛主席點過名的，這與以往欽定的「罪犯」已沒有兩樣。所以儘管周作人一直以寫稿、翻譯為生。在那年月，寫別的文章發表可能有困難，但關於魯迅的文章總是能順利發表，而且報紙雜誌的態度是多多益善。周作人生活清苦，為了謀生，從1949年11月22是在《亦報》上發表《說書人》開始，到1952年3月15日《九斤老太》為止，在兩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發表了908篇文章，其間，還在《大報》上發表了43篇文章，共計951篇，平均每天一篇多，共計70萬字。周作人在此時的寫作，竟有點不是人在寫稿而是「稿在寫人」了。這對於一個接近70的老人來說，其勞動確實相當繁重。以後周作人根據社會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發現靠魯迅過日子，還是可靠些、安全些，也就是寫關於魯迅的文章。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寫文章，老老實實，一直到死，他的「漢奸」帽子還是沒有摘掉。真夠慘的了。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中，也就是1967年5月6日下午兩點多鐘，不明不白地死了。在當時的情形下，周作人雖然死得有點突然，但他的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是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們也沒敢拿回來。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文學領域風雲一時，獨樹一幟的周作人，就這樣「銷聲匿跡」了。難道這不是黨派偏見造成的嗎？蔣介石對於周佛海那樣的巨奸，不但不以漢奸論處，居然還委以大任，可是對周作人這個文人，只因「親共」卻以漢奸論處絕不寬容。毛澤東對周作人也是偏見很大，如周作人從1941年1月到1943年1月，當了整整兩年的偽華北督辦，在此時間，他曾以撰文、發表講話等方式表示對日本「大東亞主義」侵略行徑的擁護和支持。周作人說是身不由己，「演戲兩年」，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根本問題上，華北地區沒有「奴化」。所以周作人在任教育總署督辦期間，對學生沒有停止過中國文化的教育，應該說，周作人在淪陷區能繼續保持中國文化的教育是有功的，關於這一點，朱教育部長談話，「華北教育並未奴化」一語，就是有力的證據。1964年7月6日，鮑耀明給周作人轉去蔣夢麟談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段文章，文中提到了周作人：「周作人平平穩穩，是一種溫和的寫實主義。他談起天來也總是慢條斯理，從不性急。有個日本人來大學講中日文化的合作，他對日本人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卻看見你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哪裡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沒有法子駁他。」說明周作人隨時隨地都在維護中華文化。看來，毛澤東1942年點名周作人是文化漢奸是不符合事實的。 2005 . 10 . 15 .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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