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樂教

　　演講人:彭林

　　簡介: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史等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尤其注重對儒家經典《三禮》以及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研究。

　　引言: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但是這「禮」包含著「樂」，講得周備一點，中國文化是禮樂文化。《禮記·樂記》說:「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只有把「禮」和「樂」的真諦都得到了，才是有德之人。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我今天就來談一談。

　　全世界無論哪個地區、哪個民族，它的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認識音樂，用音樂自娛、互娛或者娛神。但是，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這樣，把音樂作為教化的工具。《禮記·經解》提到孔子的六經之教，其中，以禮為教稱為「禮教」，以樂為教稱為「樂教」。在中國文化中，「樂」不僅是娛樂的手段，而且是社會教化的重要工具。

　　上古音樂成就及儒家音樂理論

　　中國是音樂發端非常早的國度，根據文獻記載，中國音樂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黃帝。相傳黃帝時有許多創造，其中之一就是發明了十二律。音樂中有1(哆)、2(來)、3(咪)、4(發)、5(嗦)、6(拉)、7(西)等七聲音階，它們之間的音高是不平均的，有兩個半音，在一個複雜的演奏當中，需要把這個七聲音階平均起來，才可以旋宮轉調，它的基礎就是把七聲音階分割成十二律。

　　《尚書·堯典》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當時舜帝任命了一批官員，其中一位名叫「夔」，職責是「典樂」。夔掌管音樂，主要是教育「胄子」，使他們通過學習音樂，正直而溫和，寬厚而懂得敬畏，剛毅而不暴虐，行事簡而無敖。「八音克諧」，就是用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等八種材料製作的樂器在一起奏響也能和諧。

　　中國人懂得和諧的道理是從音樂開始的。整個社會由不同的人組成，不同特長、不同思想的人在一起，能做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好比「笙」的七根管子，高低、粗細、大小不同，但能圍繞著主旋律吹奏出和諧的曲子。這就是中國人的思想，不要求同一，但能在大主題下追求和諧。既保留個性，又能找到共性。夔說，啊！我很高興，我重重地敲編磬(石)，一奏起樂，鳳凰來儀，鳥獸皆舞，天下一片和諧景象。

　　上述關於堯舜時代音樂生活的記載，長期以來被人們所懷疑，四千多年前的中國，音樂水平有這麼高嗎？然而，考古學提供了大量可以佐證的材料，僅舉幾例。比如河南舞陽賈湖出土的骨笛。賈湖文化大約距今七千到九千年，比仰韶文化還要早。賈湖遺址發現了16支用鶴類的肢骨製作的笛子，先民將鶴的腿骨兩端截掉，在一側鑽6~8個孔，但沒有吹孔，也沒有貼膜的孔。實驗演奏證明，需要直著吹，吹時口與管壁形成一個角度，把氣吹到內壁上，使笛子內部產生氣流震蕩而發聲。經過儀器測音，其中的20號骨笛，音準相當精確。這些笛子手工製作，孔與孔之間距離不等，說明已經懂得某種數理關係，知道距離和音高是有聯繫的，且每個孔位都做有記號，不斷調整，以求最佳音準。有的小孔只比針眼大一點，很難想像它是用什麼工具鑽的。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樂器之一。再如殷墟出土的一件五孔陶塤，已經具備十一個半音，離十二律只有一步之遙。

　　更有讓人嘆為觀止的是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曾，是古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諸侯國，國君的名字叫「乙」。這套編鐘共64枚，分3層懸掛在銅木結構的鐘架上，編鐘與銅構件的總重量達4400公斤。編鐘是合瓦型的，敲擊鐘的中間和兩側會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稱為「雙音鍾」。鐘體多有銘文，註明該鐘的音高以及與有關國家音律的對應關係。編鐘的音域寬廣，跨五個八度(現代鋼琴為七個八度)，中心區域可以旋宮轉調。兩千多年前，小小的曾國的樂器就已發達到這種程度，當時諸侯、天子的樂器，水平又將是如何，簡直令人不敢想像。

　　古代群眾性的歌唱活動也非常普及，著名歌手史不絕書。《列子·湯問》提到，薛譚到秦青門下學習唱歌，一段時間之後，自我感覺特好，故不想再學，欲辭別老師。老師很傷感，在郊外為他餞行。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連白雲都停下來聽他唱。薛譚非常慚愧，自知淺薄，便留下來繼續跟老師學習。

　　《列子·湯問》還提到民間女歌手韓娥，她遊歷到齊國，最後斷糧了，就在臨淄城下唱歌求食，她美妙婉轉的歌聲吸引來很多民眾，人們紛紛贈以食糧。她離開之後三天，當地人們發現，家裡樑上還回蕩著她的歌聲，這就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典故的來歷。

　　《昭明文選》里《宋玉對楚王問》記載，有客在郢中唱歌，一開始唱《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達數千人；接著唱《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猶有數百人之多；最後唱《陽春白雪》，音調高亢，國中屬而和者依然有數十人。當時群眾性歌詠活動之盛，於此可見一斑。

　　尤其可貴的是，春秋戰國之際，在器樂、聲樂都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以後，學術界開始研究音樂理論，包括音樂的起源、分類、功用、社會價值等，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堪與古希臘音樂思想媲美的音樂理論，它的代表作便是儒家經典《禮記》中的《樂記》篇。

　　提到音樂，人們往往會聯想到「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之類的道具，《樂記》說，這些不過是音樂的外在形式，屬於「樂之末節」，不是音樂的本質，所以，「童者舞之」，讓舞童去操演便是。音樂的本質究竟何在？儒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中「聲、音、樂三分」的理論，是儒家音樂思想的核心。

　　音樂的起源與人的心理、情感活動密切相關。《樂記》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人是有著豐富情感的動物，人心被外物打動後，情感隨之而起，並且會「形於聲」。《毛詩序》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動於中而後會形於言，如果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表達內心的情感，就會「嗟嘆之」；如果覺得還不足，就會「永歌之」，甚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人的情感一層一層地漸次高漲，就形成了各種表達情感的方式。

　　「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用「聲」表達情感，是音樂的最低層次，想要吼一嗓子，把心聲喊出來。「聲」，是最低的層次，單調，直白，沒有審美情趣，連動物都能感知。

　　古人通過長期的探索，發現了七聲音階。藉由七聲音階，以及調門和旋律等技術手段創作的樂曲，表達的情感更加豐富、生動，具有審美價值，更容易打動人心。「聲成文，謂之音」，「文」是文采，是藝術規律，由此形成的「音」，是高於「聲」的第二個層次，相當於今天所說的音樂。

　　音樂的種類很多，或者莊嚴，或者典雅，或者頹廢，或者放蕩。不同的音樂，給人以不同的感受，好的音樂催人向上，讓人的心智、理想沿著正確的方向走；也有的音樂讓人沉溺不起。因此，喜歡聽什麼樣的音樂，人的氣質也會隨之改變。

　　儒家認為，「音」的範圍太過寬泛，良莠不齊，理應有所區別，再作細分，把那些內容健康純正，風格典雅，能體現道德教化的「音」單獨提出來，這一層次格調最高，稱為「樂」。《樂記》說「德音之謂樂」。「音」和「樂」很相近，都是七聲音階，都是根據一定的旋律、調門創作出來的，但是兩者在本質上不同，有優劣、高下、精粗之別，這正是《樂記》中子夏說的「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所體現的思想。

　　《樂記》還講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人不能沒有快樂，人一快樂就自然而然地想跳舞或唱歌。君子關注的是，如何把握住娛樂活動中的道。一味追求感官的刺激與情緒的發泄，心性由此失去理性的把握，迷離惑亂，泛濫不歸，就不會有真正的快樂。如果用道來制約，就能達到樂而不亂的境界。所以，要懂得「以道制欲」，倡導健康、高雅的歌曲，那麼，社會風氣才會端正。

　　《樂記》說:「德者，性之端也。」人心顯露在外的，是德。人心的仁、義、理、智四端都是德的體現。「樂」是「德之華」。「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真正的樂，猶如道德之花，而道德是人性的開端。金、石、絲、竹，只是表達這種情感的器具。

　　《樂記》又說:「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知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音」是人的心聲，從「音」區別出來的「樂」，可以通倫理。禽獸只能感知「聲」，人能創作「音」，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眾庶由於受教育的機會不足，所以只懂得「音」而沒法懂得更高層次的「樂」。君子真正懂得「樂」的精義與妙用。

　　有個典故，譏諷魏文侯知音而不知樂。魏文侯喜好附庸風雅，有一天，他和孔子的學生子夏討論音樂。他問子夏，「吾端冕而聽古樂」，總是擔心會睡著；而「聽鄭魏之音」，就不知疲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就說，古樂「進旅退旅」，進退齊一，「和正以廣」，表達的是平和中正之道。「弦匏笙簧，會守拊鼓，」用的都是非常正的樂器，互相配合，沒有奸聲。君子聆聽到此，可以說出古樂的義理，然後想到文武之道，想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新樂不然，行伍雜亂尊卑不別，一曲終了，君子不知所云。「此新樂之發也」，非常之膚淺。最後子夏譏笑魏文侯，「今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你不懂什麼叫樂，所以聽了會睡覺。《樂記》說，如果你連「聲」都不懂，那怎麼討論「音」？如果連「音」都不懂，又怎麼討論「樂」？懂得「樂」的人，就一定懂得「禮」。在先秦文獻中，「德」與「得」可以互訓，得到事物真諦的人，才是有德之人，所以說「德者，得也」。禮使人的行為合於道德理性，樂使人的心性中正平和。按照「禮樂」的要求來生活，便能內外兼修，成為德性高尚的君子，所以《樂記》說:「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音樂通乎政

　　古代君子特別注重音樂的社會教化作用。

　　音樂與為政得失、社會風氣好壞緊密相關。街上流行什麼樣的音樂，就可以知道民風如何。如蘇州人說話，吳儂軟語，評彈從內容到唱腔都是纏綿悱惻，所以當地民風柔弱，多出才子佳人，鮮出武將。西北則完全不同，秦腔激越高亢，人們每每在田間吼著嗓子唱，所以民風就比較剛烈。民風與音樂有關，這是不爭的事實。人在唱歌之時，內心必然受到熏陶，天長日久，就會隨之轉移，所謂「潤物細無聲」，就是這個道理。

　　《呂氏春秋·音初》說「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聽聽當地流行的民歌，可以知道民眾的志向，他們崇尚什麼，道德水準如何。所以一個社會的盛衰，一個人是賢還是不肖，是君子還是小人，只要看他喜歡什麼樣的音樂，就不難洞悉，通過音樂可以觀察到非常深的問題，所以《呂氏春秋》又說「音樂通乎政」。

　　《禮記·王制》記載，上古君王要定期巡守四方，了解風俗人情。所到之處，地方官員要述職，內容之一，是展示當地的民歌。音樂能夠反映民情。《樂記》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有道之君，上下和樂，民聲一定安詳愉悅，清正典雅。反之，昏君當道，其政乖違，民生困頓，民聲必定怨而怒之。至於行將滅亡的國家，民生困頓，民聲必然怨恨。

　　歷史上聖明時代，必定有時代頌歌，有史詩般的歌曲出現。相傳黃帝時代的樂章叫《咸池》，顓頊的樂章叫《承雲》，帝嚳的樂章叫《唐歌》，堯的樂章叫《大章》。這種標誌性的時代樂章，稱之為「聖樂」。

　　除了堯舜這些傳說中的聖賢之外，但凡有功於天下百姓的，也會留下歌頌他們的樂章。如大禹治水，萬民歡欣，留下的樂章叫《夏迭》；湯商伐桀，除暴安良，留下的樂章叫《大護》、《晨露》；武王克商後，周公作的樂章叫《大武》。王國維先生曾有論文專門考證《大武》樂章。成王時，殷民叛亂，周人曾用大象衝鋒陷陣，所作的樂章叫《三象》。

　　《呂氏春秋·適音》說，「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是把音樂與政治、與為政得失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只有中國。

　　孔子所處的春秋晚期，社會風氣非常之衰敗，表現在音樂上，則是流行音樂的泛濫，其中鄭國的鄭聲尤其糜爛淫蕩。孔子對此非常生氣。他反對這些格調低下的、不健康的音樂，他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硃色是正色，紫色不是，但是人們不喜歡正色，反而喜歡不正的顏色，紫色把硃色的地位、影響都掩奪了。鄭聲就好比是紫色，把雅樂搞亂了。另外還有所謂「利口」，即能言善辯、巧言令色之徒，他們足以把國家給顛覆了。所以，孔子極其厭惡這不正的紫色、令人頹廢的鄭聲，以及佞巧的「利口」。

　　需要指出的是，後史書上所說的「禮崩樂壞」，並不是說那個時候沒有音樂、沒有樂器，而是說音樂的格調低下，樂手的樂器雖好、技巧雖高，但演奏的已經不是德音雅樂，而是靡靡之音，鄭衛之聲。儒家在分辨這些音樂的時候，有一個背景，那就是流行音樂的產生。在歷史上，雅樂和流行音樂的較量都沒停止過，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治理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問題是治民，民風民情淳樸敦厚，則社會安定，百業興旺。但是人心難測，不易措手。此外，中國幅員遼闊，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古文明都無法相比的，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風俗歧異，難以統一。所以，古時曾有學者用「如朽索之馭六馬」來比喻治理百姓的艱難。

　　在儒家文化的體系中，音樂的功用，從根本上講是要解決人心的問題。《郭店楚簡》講:「凡學者，求其心為難。」要變化人的心最難，與人相交要得到彼此的心也最難。「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一個人雖然能把一件事做好，或者儘管做的是好事，但如果動機不正確，沒有把心放正，就並不可貴。《郭店楚簡》有兩句話講人心與音樂。一句是「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信」是真實的意思，心聲是真實的感情，最能打動人，撥動人的心弦。另一句「樂之動心也，濬深鬱陶」，樂能直接打動人心，深入人心。這是音樂的重要特點。孔子聽了歌頌舜的樂曲《韶》，居然「三月不知肉味」，感慨說「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想不到聽好音樂能達到如此境界。

　　儒家認為，治民並不困難。《詩經》說「誘民孔易」，「誘」是誘導、教育，「孔」是非常的意思，誘導民眾向上，其實很容易，因為人心本善，性情相同，經常聽德音雅樂，是教化民眾，敦厚社會風俗的最佳途徑。教化，不是生硬地強迫百姓去認同，而是用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在愉悅的氛圍中涵養德性，化民成俗，做到「民不教而自化」。

　　古人深諳此中奧妙，所以想方設法利用各種場合推廣樂教。例如周代每隔三年，各鄉就要選舉賢能之士，推薦給國君任用。在向國君舉賢之前，要在鄉學中舉行「鄉飲酒禮」。在整場禮儀活動中，一鄉之人按照禮儀規定依序喝酒，而樂工在堂上堂下奏樂助興，這些音樂經過精心選擇。首先，樂工歌唱《詩經》中的《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說的都是君臣之間的平和忠信之道。接著，笙奏《南陔》、《白華》、《華黍》，說的都是孝子奉養父母之道。然後，堂上、堂下輪奏，堂上鼓瑟唱《魚麗》之歌，堂下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魚》之歌，堂下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台》之歌，堂下笙奏《由儀》之曲。最後器樂與聲樂合起，奏唱《周南》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鵲巢》、《采蘩》、《采蘋》，說的都是人倫之道。一鄉之人揖讓升降，觥籌交錯，涵詠於笙歌雅樂之中，潤物細無聲，為德音雅樂所化。

　　《禮記》說，「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這是發自內心的因「和」而生的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長幼之順，也是發自內心之和；「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總之，社會各層面的和諧，都是通過德音雅樂的傳唱來完成的。

　　中國傳統文人撫琴彈曲，旨在陶冶心性，凈化靈魂，追求意境是第一位的。因而在撫琴之前，要沐浴焚香，靜坐入定。輕輕撥動琴弦，腦海里出現的是靜謐的山林，有曲徑通幽，松濤與瀑布聲徐徐入耳，心靈寧靜。由琴聲導入，深深涵泳其中。一曲終了，靈魂如洗。要成為一位溫良親和、有品位的人，就要懂得這樣用樂來諧和自己的心性。

　　《禮記·樂記》說:「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樂」是內心德行的體現，「禮」是防止行為出格的規範。「禮」和「樂」令你內外兼修，盡顯君子風範。

　　改革開放之初，中央樂團首席指揮李德倫痛感大學校園瀰漫低俗音樂，嚴肅音樂幾乎沒有聽眾，作為有社會責任感的音樂家，他率領中央樂團走進北京各高校，親自講解交響樂的基本知識，並演奏西方古典樂章。每一樂章演奏完畢，全場鴉雀無聲，半分鐘後，全場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在場的一位同學感嘆地說:「心靈就像被洗過了一樣。」心靈寧靜、靈魂升華的感覺，油然而生。演出結束後，李德倫先生與筆者交談時，引用《孝經》里的兩句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足見李先生是一位懂得樂教理念，並且身體力行，將它付諸實施的音樂家。

　　古希臘著名學者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可以培養人的美德，可以治療疾病，可見儒家的音樂思想與古希臘哲人的理念是相通的。時至今日，西方人依然非常重視青少年的古典音樂教育，認為這是人生教育的基礎，所有孩子從小都接受系統的古典音樂，以此樹立學生的文化根基，涵養貴族氣質。

　　近年，關於音樂具有緩和人的情緒的功用，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認識。報載，德國某個小鎮的汽車站，等車者常常在此吵架。有人就提議，在那裡裝個喇叭放古典音樂。自那以後，吵架的現象明顯下降。候車者聽著巴赫、莫扎特的音樂，會跟著哼起來，吵架的心情隨之消失。還有一則報道，說新加坡的監獄，每到放風時，都是囚徒尋釁鬧事、打架鬥毆的好機會，這在新加坡、香港的電影里時常可以看到，警官一來馬上裝作沒事。後來，嘗試在放風時放古典音樂，結果囚犯鬧事者明顯減少。此外，台灣的東海大學，一位女教師開設一門音樂欣賞課，一開始，課上的男同學都坐不住，但幾堂課下來，這些學生都變得沉穩、安靜了。這就是音樂的妙用。

　　遺憾的是，上述古人都懂的道理，我們偏偏渾然不知了。改革開放之初，西方音樂蜂擁而至，我們不加甄別，一概歡迎，某些低俗的、不健康的音樂，在我們有意無意的幫助下流行國中。我們甚至認為，音樂的本質是娛樂，是純粹的個人行為，任何人無權干涉，因而放棄了引導大眾的責任。之後，商業加入音樂文化生活，把收視率、票房價值作為衡量作品高下的唯一標準，一些高雅的作品遭到唾棄與排斥。筆者有一位朋友，立志在民間提倡高雅音樂，把《蘭亭序》譜成曲，在小範圍演唱，極受歡迎。但卻很難進入國家媒體，原因是收視率不可能高！如今學聲樂、器樂的孩子越來越多，但孩子的氣象並沒有整體提高。其原因是，不少家長讓孩子學習音樂，純粹出於孩子高考可以加分的功利目的，從而背離了音樂教育的本質，使之淪落為純粹的「術」，令人扼腕長嘆！

　　今之於古，時代不同了，但社會面臨的問題依然沒有改變:如何讓人的身心走向完美。從這一點而言，禮樂的社會價值依然沒有過時。創作出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德音雅樂，引領社會進步，依然是我們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