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 | 作為儒家的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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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個思想相當解放的時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支持，思想界呈現百花齊放的繁紛局面。盛唐詩人的思想既複雜，又活躍，王維信佛，李白好道，皆為顯例。杜甫則與眾不同。杜甫在青年時代一度醉心於道教，對仙丹靈芝及長生仙界頗感興趣，那只是世界觀尚未確立時的浪漫幻想。杜甫壯年以後對佛教產生了好感，是由於頻遭挫折心生苦悶，想從佛教得到一點慰藉，並非真想遁入空門。就其主要思想傾向而言，清人劉熙載《藝概》卷二中的論斷非常準確：「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

杜甫出生在一個以儒學為傳統的家庭里。他從小接受了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終生服膺儒學。杜甫經常經常自稱「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杜甫偶然也發發牢騷，說什麼「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甚至說：「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但那只是在極端悲憤的情境中的牢騷話而已。事實上杜甫對儒家思想的遵循已達到孔子所說的「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的程度，終生不渝，死而後已。

儒家關注的對象是人生與社會，他們的人生態度必然是積極入世的。杜甫對於人生抱有堅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國視為自己的使命。青年時代的杜甫早已胸懷大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但當時他對自己的人生道路還沒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壯志還缺乏具體、確定的內涵。待到長安十年，杜甫一面體驗著人生的艱辛，一面觀察著人民的疾苦，終於確立了堅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歲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五年之後，杜甫再述其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前者著眼於君主，後者關注的重點轉到自身。寫前一首詩的時候，杜甫還是一介布衣。寫後一首詩的時候，杜甫剛剛得到一個從八品下的微職。然而他的口氣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遠。

什麼叫「致君堯舜上」？就是希望君主變得像堯、舜一樣賢明。在帝制時代，實行仁政的首要條件是君主賢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堯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觀念塑造出來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堯舜，其實質就是希望他們實行仁政。這是杜甫實現遠大政治抱負的必要步驟。什麼叫「竊比稷與契」？稷，又稱后稷，是舜時的大臣，相傳稷從小就善於稼穡，所以舜讓他主管農業。契，是協助大禹治水的大臣。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許太高？對此，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讀：「人多疑自許稷、契之語，不知稷、契元無他奇，只是己飢己溺之念而已。」「己飢己溺」，語出《孟子·離婁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這是一種高度的責任感，一種偉大的胸懷，一種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們身居高位，本來就承擔著國家的重任，他們有這樣的責任感是理所當然的。杜甫則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只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的常理來說，杜甫本來是不必懷有此種責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許稷、契，竟然以「己飢己溺之念」為人生目標，這是崇高、偉大的人生信念。

杜甫一生困窘，屢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頓境遇中產生並逐漸充實的。「致君堯舜上」的志向，是在「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境遇中提出來的。「竊比稷與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對於淺薄浮躁的人，艱難困苦會使之放棄理想的抱負。對於沉穩堅毅的人，艱難困苦反而會激發其志氣，堅定其決心。杜甫顯然是後一種人。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慘，常常陷於饑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種時刻，杜甫難免會啼飢號寒，把謀求溫飽視為當務之急：「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發秦州》）他甚至說過「但使殘年喫飽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病後過王倚飲醉歌》）之類的喪氣話。但杜甫對理想僅是暫時的擱置，而不是永久的拋棄，理想的火熖依然在他心頭燃燒，一有機會仍會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對友人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一個快要走到人生終點的人還把「致君堯舜」的理想諄諄託付給友人，說明他對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視和堅持。

在儒學的發展史上，曾出現兩個高潮，它們分別在漢代和宋代，所以儒學的兩大流派分別被稱為「漢學」與「宋學」。儒學史上的唐代夾在這兩個高潮之間，實際上處於一個低潮階段。那麼唐代有沒有值得注意的儒學代表人物？當然有，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錢穆在《中國史學發微》中稱杜甫為唐代的「醇儒」，非常準確。杜甫不是儒學經典的註疏者，他對儒學的服膺主要體現於實踐，他身體力行地將儒學原則付諸行動，從而在儒學發展史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不但如此，杜甫還用他一生的實踐、行為，用他的整個生命，來豐富、充實儒學的內涵。

儒學千頭萬緒，其核心內容就是仁愛思想，主張在天下推行以仁愛之心為出發點的仁政。儒家認為一切的愛心都是從人們的內心自然生髮出來的，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是一種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動。由這樣的程序生髮出來的仁愛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實可行。杜甫對儒家的這個核心精神心領神會，他的詩篇，他的行為，時時刻刻都在闡釋這種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誠篤，被近人梁啟超譽為「情聖」（《情聖杜甫》）。他深深地愛著他的妻子、兒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終與妻兒不離不棄，相依為命。他與楊氏夫人伉儷情深，白頭偕老。當他陷賊長安時，曾對著月亮懷念遠在鄜州的妻子：「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月夜》）當他與家人隔絕時，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杜甫對友人情同兄弟，時時見於吟詠。他四十八歲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計瀕於絕境，卻在短短三個月內寫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至性至情，感人肺腑。杜甫還將仁愛之心推廣到素不相識的天下蒼生。當杜甫到奉先縣去探親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餓而夭折了。他當然悲痛萬分，但馬上聯想到了普天下還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一個秋風秋雨之夜，杜甫屋漏床濕，徹夜不得安眠，此時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的思考過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體闡發。

儒家仁愛之心的最高體現形式是實行仁政，杜甫對此完全贊同，他用詩歌表示了這樣的希望：「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蠶谷行》）他滿心希望朝廷薄賦輕徭，讓人民休養生息：「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提封》）他譴責急征暴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國家統一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杜甫堅決主張息兵罷戰。他作《兵車行》揭露朝廷的窮兵黷武，以及無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慘命運：「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儒家總是對危害仁政的現象憂心忡忡，杜甫的憂患感與孔、孟一脈相承，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他「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謁先主廟》）。時時刻刻都在憂國憂民的人必然會對社會的黑暗面懷有最強的敏感，必然會對國家的隱患保持最強的警惕。杜甫最為憂心忡忡的是社會的貧富懸殊。他寫出了驚心動魄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是杜甫深沉憂患意識的生動體現，是杜甫向千秋萬代發出的嚴重警告。

杜甫對儒家的仁愛思想有所發展、補充。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愛之心，其思考對象是人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孟子則舉例說明人們的仁愛之心的來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愛人之心也好，惻隱之心也好，它的關注對象都是人，沒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則將愛人之心延伸出去，推廣開來，用更加廣博的仁愛精神去擁抱整個世界。杜詩寫到天地間的一切生靈都出以充滿愛撫的筆觸：「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暫住白帝復還東屯》）「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間的動物、植物都與人一樣，應該沐浴在仁愛的氛圍中。杜甫尤其關心那些處境欠佳的動植物：「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杜詩中寫到動物、植物，往往有比興寄託的意味，但是也有許多並無寄託，例如《舟前小鵝兒》:「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充溢在字裡行間的只是對弱小生命的由衷愛憐和關切。杜甫關愛一切生命的情懷是對儒家仁愛思想的重要發展，因為把仁愛之心從人推廣到普通的生物，本來是儒學內在的一種發展方向。「民胞物與」的命題，在理論上要等到宋人張載才闡發出來，但是在文學上，它早在杜詩中就得到生動的弘揚，這是杜甫對於儒學思想的一大貢獻。

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哪位文學家的作品擁有像杜詩那麼多的注本。自從南宋出現《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等注本後，「千家注杜」的說法便廣為流傳了。雖說黃氏往本中實收注家僅有151人，但自宋迄今，杜詩的注家、選家及研究者確已超過千人，成為文學史上罕見的壯觀。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當然不需要讀那麼多的注本。但如果您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關杜甫的著作的話，也不妨去翻檢周采泉《杜集書錄》和鄭慶篤《杜集書目提要》這兩種有關杜詩的目錄學著作，它們對自宋迄今有關杜詩的著作有相當詳盡的介紹。

如果讀者朋友想要比較全面地了解杜甫，當然應該閱讀杜甫全集。對杜詩的整理與註解都是從宋代開始的，如果你想了解杜詩注釋和研究的歷史過程，那麼可以讀幾種重要的宋代注本，例如趙次公的《杜詩先後解》、郭知達的《九家集注杜詩》、蔡夢弼的《杜工部草堂詩箋》、黃希、黃鶴的《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劉辰翁評點的《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等，它們為杜詩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是後代所有杜詩注本的學術源頭。

然而學術總是後來居上的，杜詩學也是如此。從總體上看，清代杜詩注釋的水平已經超越宋注。如果限於時間和精力，您暫時只能閱讀一種杜詩全集注本，那麼我們建議您從下列清代注本上選擇其一。

一是楊倫的《杜詩鏡銓》。這是最為晚出的杜詩清注本，初刻於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它的特點一是參酌眾本之長，又出之以簡明扼要，一立論則平正通達，一是最適於一般讀者的杜詩全注本。如果你只想用較少的時間來通讀一遍杜詩，這是最合宜的一種。

二是浦起龍的《讀杜心解》。此本初刻於清雍正三年(1725)。它的特點是注釋比較簡明，不作繁瑣的徵引和考證，其長處在於解說，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頗能提綱挈領，有時還對杜甫的寫作意旨有所發明。但是評說章法時染有八股陋習，編次也不夠完善。

三是仇兆鰲的《杜詩詳註》。這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杜詩注本，初刻於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它的特點就是一個「詳」字，幾乎可以視作對康熙以前各種注本的集注，對唐宋以來的各種筆記、詩話也收羅甚豐。仇注的篇幅很大，讀它需要較多時間。但讀此一本等於讀了許多注本，所以還是值得一讀的。他的缺點是繁瑣，一字一句皆求出處，分析也嫌瑣碎。讀此書時可以參閱清末施鴻保的《讀杜詩說》，它是專門糾正仇注之失的。

四是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此本初刻於清康熙六年（1667），它的特點是注重以史證詩，對杜詩的時代背景有比較確鑿的闡明。它的注釋以簡潔為尚，僅錄杜詩白文不加註釋的達五百多首。此本的學術價值較高，但對初學者用處不大，如果你想較深入地了解杜詩與唐代史實的關係，則可以參閱。

五是王嗣奭的《杜臆》。此書不錄杜詩原文，也不對杜詩逐句作注，它的特點是用「以意逆志」之法對杜詩的思想內涵進行評說，頗有精到的見解。王嗣奭是明代遺民，入清後拒不降清，對杜甫的人格意義有很深的理解。如果你想側重理解杜甫的為人和杜詩的思想內涵，可以參閱此書。

有史以來最稱完備的杜詩注本當然是蕭滌非先生主編、張忠綱先生終審統稿的《杜甫全集校注》。此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堪稱杜詩注釋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的校注工作始於1978年，終於2012年，前後經歷三十五個春秋，待到全書殺青付梓，主編蕭先生已不在人世。《杜甫全集校注》帶有集校、集注、集評的性質，其參考資料包括存世的所有杜詩注本以及有價值的杜詩研究論著，代表著杜詩注釋的最高水平，也是當代杜詩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可惜該書卷帙浩繁，篇幅達660萬字，恐非一般讀者所能通讀。如果讀者朋友對某首杜詩有所疑難要想深入探究，則此書是最合適的查閱對象。

當我們接受商務印書館的約請，重新編選一本《杜甫詩選》時，有多種杜詩選本早已問世。其中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選注的《杜甫詩選》和鄧魁英、聶石樵選注的《杜甫選集》，所選篇目數量適中，注釋則簡明扼要，對一般的讀者很有幫助，也是我們常置案頭的杜詩讀本。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要編選一本新的杜詩選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熱愛杜甫，我們希望通過編選本書向杜甫獻上一瓣心香。一座廟宇可以接納眾多的香客，無論他們是先來還是後到，也無論他們貢獻的香火是多是少，都有資格在神像前頂禮膜拜。同理，無論別人已經編選了多麼優秀的杜詩選本，都不會妨礙我們的重新編選，況且我們對杜甫和杜詩持有自己的觀點，我們的編選工作不是跟在前輩後面的亦步亦趨。比如選目，本書與上述兩種杜詩選本有較大的差異。但我們的選目是直接從杜甫全集中選擇的，並未參照或刻意迴避其他杜詩選本。全書完稿後，我們對三種杜詩選本的選目進行統計比較，發現山東大學選本所選的144詩題中，有37題未選入本書，差異率達四分之一強。鄧魁英、聶石樵選本所選的226題中，有67題未選入本書，差異率達十分之三。反過來，在本書所選的190題中，有55題未曾選入上述二書的任何一種，新增率達十分之三弱。總之，本書所選的190題、255首杜詩，就是我們心目中的杜詩代表作。其中有些作品或因思想傾向的因素長期不被現代選家重視，例如《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哀王孫》；有些作品或因詩體、風格的因素而被忽視，例如七排《題鄭十八著作丈》、五古《火》，現在一併選入本書，我們希望它們能得到讀者的重視。至於本書的注釋和評析，則力求簡潔，不求詳盡。其中引用的前人之言，概據《杜甫全集校注》，不再註明出處。

衷心希望讀者朋友喜愛這本《杜甫詩選》，衷心希望大家對本書的錯誤和缺點進行指正。

（本文為《杜甫詩選》導言節選，原文一萬一千餘字。《杜甫詩選》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