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曾國藩做人,學胡雪岩做事——曾國藩的用人之律 1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 　　曾國藩認為：天下人才"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眾人拾柴火焰高，曾國藩手下人才輩出，這為他成就豐功偉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這些都離不開曾國藩的用人之律。他在求才、選才、育才、用才、馭才方面有一套獨特的方法，這仍然值得我們今天在進行管理時學習和借鑒。 　　有才方可謀事 　　曾國藩語錄：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之外，無一事可恃也。 　　譯文：我的閱歷雖然不斷變化，但是覺得求得人才之外，再也沒有其它事物可以依靠了。 　　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到伯樂和千里馬的故事，"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句千古名言來自戰國時期的一則故事。當時沉埋於民間的賢能之士汗明問春申君說："君聽說過千里馬的故事嗎?千里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齡，拉著載鹽的車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著尾巴，皮膚一塊一塊地潰爛，嘴和鼻子噴著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動，駕著車轅，不能向山頂爬。這時，正好碰上伯樂。伯樂一見，就從車上下來，拉著馬絡頭哭了。伯樂脫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蓋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動了，就低下頭噴著鼻子，抬起頭髮出長鳴。它的聲音響徹高高的天空，就像從金鐘石磐里發出的樂音。為什麼這匹馬會這樣呢?因為它認出伯樂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1) 　　1849年，曾國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兩樣東西，一是書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書籍是曾國藩一生的嗜好。就是這兩樣東西，曾國藩也表示，將來罷官以後，除了適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與兄弟五人抓鬮平分。所有的書籍，則一律收藏於"利見齋"中，無論兄弟還是後輩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這兩樣東西，皆國藩說他絕不保留任何東西。 　　據曾國藩自己說因為經濟緊張，他在北京做官，雖然對家庭有些接濟，可是欠了一千兩銀子的債，回家又需要幾百兩的路費，"甚難措辦"。 　　曾國藩勸誡曾國荃：身居高位，不可驕傲。但曾國荃總是聽不進去，曾國藩不得不又給他寫一封信："你對我的勸戒，總是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辯論一番，這最不可取。我們身居高位，萬眾矚目，不可不慎。大凡總督巡撫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自滿自足。君子過人之處，只在虛心而已。不但我的話你要細心尋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應該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認為，居上位不驕極難。"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驕傲，二容易奢侈，有時不一定自己想這樣，而往往是別人迫使自己這樣。曾國藩就遇到過這樣的事。 　　一天，曾國藩的屬下李翥漢說，他依照李希帥的樣式打了一把銀壺，可以燉人蔘，可以煮燕窩，花費了八兩多的白銀。曾國藩聽說後深深感到愧悔。他說："現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員也多屬貧困；而我身居高位，驕奢如此，並且還竊取廉潔節儉的虛名，真是令人慚愧得無地自容啊!以後應當在這些方面痛下針砭的工夫！" 　　還有一天，魁時若將軍與曾國藩談心，說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婦女並沒有穿戴綢緞軟料。這給他很大震動，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儉"字教人，而近來在飲食起居卻"殊太豐厚"；自家的婦女在穿戴上也過於講究了。他"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決心，曾國藩還說："在幾個弟弟中，我對待溫弟(曾國華)似乎過於嚴厲，但捫心自問，覺得還沒有對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開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對妻子兒女特別照顧，對兄弟則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對親戚同族則失之刻薄。我從三十歲以來，就一直把升官發財當成一件可恥的事情，把官囊積金留給子孫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發誓，決不靠做官發財，決不把做官得到的錢財留給後人。蒼天在上，神明鑒臨，我決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決不憑做官發財，決不留錢給後人。如果俸祿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來用濟貧窮的親戚，這是我一向的願望。" 　　俗語說，人情是筆債。你佔了別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別人半分人情，而這人情是必須要有所回報的，而這回報就有可能破壞自己的原則，危害自己的大的利益，得而不償失也！因此，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為，與人交際時就不能占人半點便宜，寧肯人負我，不肯我負人，這樣才能做到無欲則剛，拒絕誘惑，故頭腦時刻清醒，保持住很好的名聲，而不會輕易失足。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2) 　　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麼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捻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陳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廠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他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曾經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曾國藩求才若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人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人幕的。凌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人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 的。向師棣是嚴仙肪推薦的。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友朋，以文會友，他除了師事理學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 　　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畲、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 　　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培養，是他的"事業"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 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屑不遺餘力。"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3)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於咸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 　　曾國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佧幕僚中，就籍貫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人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畫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于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贊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制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人唱不了一台戲，眾人拾柴火焰才會高，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組成智囊團為其出謀劃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須要團結一批有才幹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濟，共赴目標。 　　選才應注意標準 　　曾國藩語錄：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 　　譯文：識人取人的方法，關鍵之處在於品德高尚而沒有官氣，做事條理清晰而不說大話。 　　曾國藩深知人性的優點與弱點，也深知清政府敗腐的原因，在選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標準。這些標準或許大悖於一般所謂"惟才是舉"的說法，不過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處的。 　　曾國藩的用人標準除廉明、智略才識之類標準之外，一是選用忠義血性之人。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志，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衝鋒陷陣，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疾；精神匱之，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一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功能，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4) 　　二是注意選用那些"簡默樸實"之人。 　　曾國藩對於綠營兵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很深的認識，他說："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以竅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藹然。"為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軍官，選將必須注重"純樸之人"，即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偽飾之人。這種將純樸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對提高湘軍的戰鬥力極為重要。 　　三是選用能 "堅忍耐勞"之人。 　　"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曾國藩雖為一介儒生，對於治軍最初沒有多少軍事經驗，但他清楚，行軍作戰倍加艱辛，只有"立堅忍不拔之志，卒能練成勁旅……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斷之處，持孤注以爭命。當危震撼之際，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艱苦環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氣。 　　曾國藩在其一整套的選將標準中，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方法，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在湘軍將領中，書生出身的人佔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慣例是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 　　社會地位。據統計，清末全國紳土人數約有145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15萬，閑居鄉里的紳士至少有130餘萬，兩者之間差距懸殊。當社會統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 　　他們將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封建的統治秩序，加之無官可做只好投筆從戎，一顯身子。 　　按照這些標準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係，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慾，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確實使曾國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尋常的軍隊，從而使他博得了皇 　　帝對他的重用和將士僚屬對他的擁護。 　　除這些明文規定的標準之外，曾國藩還有一套只實行、不公開的選將方法，其內容如下： 　　一是表現欲過強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 　　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後出入曾國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國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餘人。曾國藩與這些人的關係大體是很融洽的。但只有少數幾個人很不買曾國藩的賬。左宗棠就是其中之-。對於左的天才可用，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薦，但對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國藩卻十分慎重。 　　左宗棠於咸豐九年十二月結束了在湖南巡撫手下的幕客生涯，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還是採納了王柏心的建議，沿江東下投奔曾國藩去了。當樊燮京控案結案後，即涉及到了左宗棠的出路問題。此時左宗棠已有意隨同曾國藩攻打太平天國，咸豐十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但曾國藩卻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辦軍務的問題上，顧慮重重，猶豫不決；他承認，長期以來左宗棠在湘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籌建湘軍，湘軍"出征"後，為湘軍募勇、集餉，厥功甚大。咸豐四年三月，曾國藩兵敗靖港，投水自盡，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準備參劫曾國藩，"罷遣湘軍"。就在他兵敗自盡的當天，左宗棠卻從長沙趕往銅官渚，安慰、 鼓勵他整軍再戰，雪中送炭，盛情可感。但他又認為自己與左宗棠的思想基礎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個性剛強，難以駕馭，雖說謀略甚深，但缺乏實戰經驗。 　　再者，他與王閩運發生矛盾時，左宗棠是王而非曾。所以，清政府雖然於四月二十日命左宗棠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曾國藩卻遲遲沒有上奏表態。六月三日，胡林翼致書曾國藩說："左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爭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 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對此，曾國藩不能不慎重考慮胡林翼的推薦。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5) 　　就他與胡林翼的關係，與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統率的湘軍的處境而論，權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從胡林翼的請託。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僅開罪胡林翼，並將受到湖南官紳輿論的指責。經過反覆"格物窮理"後，咸豐十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藩上奏請留左宗棠襄辦軍務，這時左宗棠已經在湖南籌建新軍了。 　　三是有三種人不可舉薦陞官。 　　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的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吝舉薦，但他舉薦人是有條 　　件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的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者。 　　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攉巡撫，復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劫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徵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他們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勛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苦難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消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因；反成讎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 　　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讎隙者。余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歷之得，經驗之談。 　　培育人才要用仁用禮 　　曾國藩語錄：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 　　譯文：天底下沒有從來沒有現成的人才，也不存在生來就具有的卓越見識，這兩者大概都是通過艱苦的磨鍊而成的。 　　曾國藩不僅重視選拔人才，而且重視培養人才。他對部屬進行教育、培養、熏陶的原則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所謂"用仁"，就是視部屬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進。幫助其成才、發跡；所謂"用禮"，則是指對部屬恪守禮法。持之以敬，臨之以庄，保持尊嚴和得體，避免言行舉止的失態。形成了獨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 　　曾國藩把各種人才招來以後，先要對人才有個或長或短的"訪察"即考察過程。以辨其賢否、真偽，然後"權其材智長短器使之。各盡其用，人無棄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以重任者外，曾國藩一般是將所羅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營內。讓他們辦理文稿、充當參謀等，使他們得到實際工作的鍛煉。增長才幹，取得辦事經驗，同時對伯們進行經常性的品德教育與熏陶。這種熏陶、教育、培養，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的無言表率來潛移默化，也有他對部屬們進行經常性的訓話、交談和約束加以陶鑄通過一段時間這樣的教育、培養和鍛煉，把他們造就成才，並伺機薦任合適之職。 　　曾國藩曾在《原才論》中，論述過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強調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則。他最恨官氣，因此就摒棄官府排場，力禁部下迎送虛文；他最恨懶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對部下僚屬，小到個人治心治身，大到治軍治餉，無不以自己的信條、經驗嚴格要求，耐心訓導。在他給部下的批牘和書札里，訓導勸勉之語甚多，曹國藩賦予他的幕府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僅是抬事之所，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曾國藩本人既是軍政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塾師約束，期共納於軌範耳。"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盲，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這既是對江南製造局的要求，也是對整個幕府的要求。可以說是他設立幕府的一項宗旨。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覺去做，還把它寫成對聯，貼在總督衙門的府縣官廳上： 曾國藩的用人之律(6) 　　雖賢哲難免過差，願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盡我心。 　　曾國藩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要求每個幕僚。曾國蕾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將當時切於實用的知識學問概括為四項內容，令每個幕僚自選一項進行習練，並將此列入條令，人人都必須遵守，他在《勸誡委員四條》之三《勤學問以廣才》中說："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 　　習餉事則講究丁渭、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則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約有三條：課讀、歷練、言傳身教。曾國藩要求所有部屬、僚友按其專業方向讀書學習，而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則抓得尤緊，要求尤嚴，既有布置，也有檢查。在環境較為安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如曾國藩大營進駐安慶之後，他就對身邊幕僚進行定期考試，每月兩次，親出題目，親閱試卷，評定等次。在曾國藩與趙烈文的日記中，都有關於曾國藩考試幕僚的記載。曾國藩通過這種辦法，既可督促幕僚讀書學習，也可了解他們各自的情況與水平。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利用茶餘飯後的閑暇，結合自己的閱歷與讀書心得談古論今，內容切合實際，形式生動活潑，使幕僚潛移默化，增長學問，擴大眼界。 　　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曾國藩則主要採取個別談話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結合實際工作進行教育。曾國藩在回顧自己對部將的教育時則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肯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於葯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土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這裡說的是帶兵將領．但對於幕僚亦與之相似。在曾國藩的"書札"與"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對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總是諄諄囑咐，既有鼓勵、鞭策，也有告誡。對一些親近幕僚的訓誡更是不勝枚舉，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帶兵期間，李鴻章在主持江西贛州 　　厘金局期間，曾國藩都連連寫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於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厭其煩，循循誘導。 　　天底下很少有現存的人才可以用，大多數人才無不是經過精心培養而成的。身為現代的領導者，培養人才也應講究仁禮兩端，一方面要努力創造出一個培育人才的環境，通過言傳身教來提升屬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禮法，嚴字當頭，通過嚴格的制度來管理人才的培養。只要這樣做了，任何一個單位就會出現人才濟濟的局面。 　　用人應揚長避短 　　曾國藩語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應用其長。 　　譯文：尺有它所短的地方，寸也有它所長的地方，用人也應該用他的長處。 　　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個人的能力再全面，也會有其所不能，一個人無論多麼平庸，也總會發現其特長。曾國藩認為只有那些善於用人之長以補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業，即使是雞鳴狗盜之徒也有利用價值。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藉助人力為我所用才能成功。對於人才，無論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於事情的順利完成，就要為我用，不論其出身，不論其所從事職業，甚至其 品德也可以不考慮。因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聽力好，啞巴的手勢打的逼真，這是常理。人有這面的缺點就要另一方面的特長。 　　曾國藩對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於他對人才的分類觀察： 　　一是節清持家。節清之人德行厚重，儀容端莊，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順暢而有救化，因此在未顯達之時，眾人樂意舉薦他。顯達之後，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濁揚清，德足以師表風範。這種人沒有禍害又能長久顯達，因此為世人所尊重。他們處理各種事物井井有條，政績與德行齊飛，聲名和形象一色，讓其他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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