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足跡 ——在玄奘法師逝世一千三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趙樸初

光輝的足跡——在玄奘法師逝世一千三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趙樸初　　今天，我們中國佛教界和文化界在北京共同集會，隆重紀念玄奘法師逝世一千三百週年。我們認為這個紀念會是有重要意義的。首先，玄奘法師在古代那樣困難的條件下西行求法，以十七年的艱苦旅行，為我國和中亞西亞以及印度次大陸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建起了一座文化友誼的橋梁；其後又以十九年的辛勤勞動，為我國留下了一份巨大的文化遺產——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教經典的譯本。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充實飽滿的一生中，他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他那種一往直前、決不後退的頑強意志，刻苦鑽研、求深求透的治學精神，認真嚴肅、不棄寸陰的工作態度，對於祖國學術的無限責任感，對於各國友好的真摯熱情，都是永遠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的。一千多年來，在我國思想界人士中間，不論是在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中間，他的品格和學識，一直受著尊重，起著影響。他的名字，廣泛流傳在我國群眾中間，也流傳在中亞細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乃至越南、朝鮮、日本各國人民中間。在今天，當我國人民正在走上一個空前偉大的經濟文化建設高潮的時候，當東方各國人民普遍覺醒、要求友好團結的時候，我們紀念玄奘法師，回顧一下他的極不平凡的經歷和成就，是很有意義的。 　　我國古代佛教僧人西行求法，開始於第三世紀，到唐初已經進行了三百多年，在五世紀法顯時代還曾經形成過一次高潮。這裡邊當然有各種歷史的和社會的因素，但就這些求法僧人的本身而論，他們大都具有不怕困難的精神。他們備歷艱苦，忍受飢寒，越沙漠，度雪嶺，飄海洋，九死一生，纔到達目的地，往往是幾十個人出去，三五個人回來。一切艱難險阻都不能阻擋他們的勇氣，削弱他們的信心。他們前仆後繼，求師求友，學習外國語言，做翻譯，寫遊記，不斷努力，大大開拓了我國人民的眼界，豐富了我國學術文化的內容。在整個中世紀中，我國人民能夠突破地理上的壁障，和世界上不同地區的高級文化體系發生真正的交流，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建立感情上的聯係，有很大一部分不能不說是他們的功勞。他們這種追求理想、不惜身命的精神，魯迅稱之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是非常可寶貴的。在這數以百計的求法僧人中，玄奘法師的行跡之廣闊和成績之豐富，都超過了他的前人和後繼。他是歷史上我國佛教優良傳統最典型、最圓滿的體現者。 　　玄奘的生年，現在還有不同的說法，不過出入不大，大致在六、七世紀之交。幼年時期，他經歷了隋王朝的崩潰和唐王朝的建立。那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經過人民數百年的艱苦奮鬥之後重新開始向上發展的重要時代。國家的統一已經鞏固下來，社會經濟呈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我國人民，一方面在原有的傳統基礎上勇敢地進行創造，一方面滿懷自信，向一切可以接觸得到的世界廣泛吸收營養。不久之後，終於出現了足以代表古代東方世界智慧結晶的盛唐文明。在這一黃金時代的形成過程中，玄奘法師作為一個佛教徒，是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的。 　　我國佛教，自從齊梁以後，逐漸擺脫了方術和玄談的誤解而獨立起來，教理的研究已經進入了深入理解和融會發揮的階段。同時，譯本愈來愈多，隊伍愈來愈大，由於師資不同，傳承各別，因而解釋主張也就不能一致。這種情況，在隋代完成國家統一、南北學風匯合之後，日益趨於尖銳。慧立在《慈恩傳》裡說，當時『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就有一百多條之多。這些問題，有一些是從印度佛教界本身的分歧反映過來的，有一些是中國佛教界掌握的資料不足或見解不同所引起的。具體內容，這裡暫且不必多談。總之，當時我國佛教界義理上的問題是存在著的，是迫切需要解決的。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這樣一件歷史事實，在隋唐時期佛教的學說，以其特有的思維方法和精密的學術體系，在我國思想界佔有特大的比重。玄奘西行的主觀願望是為佛教界解決問題，而其客觀的效果則對當時思想界起了不小的影響。 　　這一偉大的志願，在玄奘的一生中，可以說是始終一貫的。出國的時候，他孤身孑影，突破重重關隘，橫渡渺無人煙的沙漠，攀越號稱世界屋脊的蔥嶺，忍受了現代人所不能想像的困難，經行數萬里，歷時四五年，纔到達目的地。在印度，他用了十年時間，周諮博訪，刻苦鑽研，掌握了他心目中認為是祖國所迫切需要的知識。學成以後，仍然以堅定不移的意志，不顧個人得失，毅然決然，捆載起幾百部梵本經卷，走上漫長艱險的旅途，回轉長安。此後十九年間，他孜孜不倦，夜以繼日，把取來的經論，有計劃、有系統、儘量多、儘量快、儘量好地翻譯出來，貢獻給祖國。直到臨終，纔停止他的工作。過去有人把他比為始終堅持在陣地上的武士，不是沒有道理的。 　　玄奘法師西行求法，不僅是為了滿足個人信仰上的願望，如巡禮一番聖跡之類，而是有非常明確的目的。他行動上極為勇敢，而學習上又非常虛心。自從出家之後，他就一直跟隨師長，勤苦誦讀，至忘寢食，二十歲時，已經『究通諸部』。此後幾年中間，他又遍游南北，參訪不同宗派的名師，請益受教。特別是對於當時普遍流行的新興學問，如《涅槃》、《攝論》、《俱舍》、《成實》等等，他都是學了又學，問了又問。這樣，他就掌握了當時佛教義理方面的全部內容。適逢印度學者波頗密多羅東來，介紹了印度佛教學府那爛陀寺和當時佛教權威學者戒賢法師盛講《瑜伽師地論》的情況。玄奘得到啟發，認為須要到印度去求見戒賢，學習《師地論》。於是一面從外國客人學習梵文，打好語言基礎，一面邀約同伴，申請出國。那時國內統一不久，他們的申請遭到駁回，同伴們都見難而退，只有玄奘一人堅持下來。他冒著生命的危險，單身偷出玉門，走進沙漠，開始了他的長途旅行。在旅途中，不管怎樣辛苦，一遇到有專長的學者，他都要停留下來，殷殷請教，有的幾個月，有的甚至一兩年之久。這樣不斷充實，不斷磨練，在到達那爛陀寺時，他已經是一個有深厚根底的學人。在那爛陀，他受到了特別隆重的歡迎。高年碩望的戒賢法師見他時，感動得流下淚來。這些都為他此後進一步的學習準備了極為良好的條件。 　　到達了目的地，玄奘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艱苦的學習。戒賢法師對於這個極其勤懇的遠地學生，顯然傾注了全副精力。五年之間，他為玄奘把卷帙浩繁的《瑜伽師地論》講了三遍；其他許多重要經論，講了三遍、兩遍、一遍不等。五年之後，玄奘不僅是精通三藏、五明的佛教學者，並且是造詣極高的梵文大家。他還並不自滿，又以幾年工夫，遍游印度南北各地，同各地各宗的學者廣泛接觸。單是從勝軍居士學習《唯識》諸論就用了兩年的時間。由於他對於印度當時的佛教學術做到了全面瞭解，備悉底蘊，對於語文工具又能充分掌握，一空障礙，這纔使他能夠負起溝通中印兩國學術文化的使命。他後來在我國翻譯界的空前成就，就是從這樣艱苦學習中得來的結果。 　　玄奘法師不怕困難的精神是眾人皆知的。在數萬里的途程中，在沙漠、冰山、風暴、急流的威脅面前，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他的事跡甚至衍為神話，流傳於婦孺之口，不是沒有原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個人的名、利、地位、享受等等面前，玄奘法師也是極可欽佩的。玄奘出國後，路過高昌，國王麴文泰一定要他留在高昌，表示願意終身供養，令一國人都為弟子，最後甚至以送他回國來威脅。在這樣重要關頭，玄奘表現了非常堅決的意志。他以絕食為抗議，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終於使麴文泰屈服下來，和他約為兄弟，幫助他繼續西行。更重要的一次，是他在印度學成之後，力拒那爛陀僧眾及戒日王、童子王的挽留而堅持回國。他那時留居印度已逾十年，和當地的風土人民已經有了深厚的情感。他又是五印聞名的大學者，受著印度學術界的禮遇。何況旅途的艱險還歷歷在目，要回國，就得把來時的辛苦一步一步重走一遍。可是玄奘西行的目的志願，自始就是為了『歸還翻譯』。在戒賢面前，他說：『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向戒日王，他說：『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不敢須臾而忘……若留玄奘，則令彼無量行人失知法之利。』一時一刻，不敢忘記自己對祖國的責任，這是何等動人的忘我精神！ 　　翻譯是玄奘一生活動的突出方面，也是他對我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他在這方面的成績，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大大超越了所有他的前人。從他開始，我國古代的翻譯史就進入了所謂『新譯』時期，而以他為整個時期的最高典範。尤其重要的是，他對待翻譯的極其嚴肅的工作態度，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玄奘法師於貞觀十九年(645)舊曆正月底回到長安，幾乎毫不休息，立即著手進行工作。他到洛陽謁見唐太宗，取得了支持，從全國範圍內選拔了一批優秀的助手，在長安弘福寺佈置譯場。五月初二日，距離他結束萬里行程只有三個月，他已經打開梵本，正式開始翻譯了。可以想見他對於工作，對於實現自己的理想，是如何地不肯輕易放過一時一刻。從那一天起，整整十九年，他一直全神貫注地堅持在這個崗位上。《慈恩傳》對他每日的工作情況有一段總的描述。他每天都有事先定好的進度。白天有事不能完成時，夜裡也要補足。每天都要撥出一定時間為弟子們講解新譯的經論，和為遠來請教的學僧解答問題。《慈恩傳》說他『眾務輻湊，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這固然是由於他學力充分、安排得當，而主要的還是由於他對工作有真正的熱情。這種熱情，愈到後來，愈益高漲。據前人的統計，十九年中間，他平均年譯七十卷，而最後四年間乃增高到年譯一百七十卷之多。很顯然，隨著年事的增加，他愈益感到來日的短促，就愈益加緊努力，儘量爭取能多做一分就多做一分。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唐高宗龍朔三年，公元663年)的冬天，他完成了我國佛教經典中卷帙最大的《大般若經》六百卷。第二年(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他生病倒床的前幾天，他還著手開譯另外一部非常巨大的經典《大寶積經》。寫了幾行，氣力實在不能支持，纔最後輟筆。在我國翻譯史上，玄奘是一個真正做到『死而後已』的工作者。 　　玄奘法師不僅使我國古代譯場制度分工協作的優良傳統得到充分的發揮，取得極高的效率，並且還把我國古代翻譯文學的水平推到了當時所能達到的高度。這是被他同時代的學者們所一致稱許的。他的譯文，在今天讀起來，還是明淨條達而又不失原文的風格。在翻譯的佛典中，的確沒有人超過他。他的全部翻譯工作，從翻譯的次序上看，和從選擇的經論上看，都具有井然的計劃性和系統性。他每一個階段的翻譯，都隱然有一個中心，重點介紹印度佛教理論的某一個方面，並且注意到所譯經論重要性的大小。對於一些重要學派的著述，他還特別注意到它們的體系的完整性。如大乘瑜伽學系的『一本十支』和小乘毗曇學系的『一身六足』，他都用了極大力量，儘量把它們成套地翻譯過來，並且儘量不刪不略，保持它們的完整面貌。他還酌譯了一些持不同意見的撰述，使學者們能瞭解反對者的論點。這些都是符合學術研究的要求的。 　　玄奘法師懷著解決教理問題的目的而游學西方，回國後又大力傳譯論藏，所以由他帶來的佛教，理性思維的成份特別豐富，後來發展為我國佛教中哲學色彩最濃的法相宗，並由他的新羅弟子們傳入朝鮮，日本弟子們傳入日本，至今還是大乘佛教中一個重要的學派。通過數十年的辛勤工作，他的確給我國古代思想界注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開啟了寬廣的活動領域，尤其是輸入了當時印度的邏輯體系(因明學)，更是我國古代哲學方法論上所需要的東西。大家都承認，我國唐宋以後的哲學思想，無論是內容和形式，都受著相當大的佛教影響。這裡所說的佛教影響，指的是佛教特有的思維概念和思維方法。這種影響，不能盡歸之於玄奘一人，但玄奘的翻譯起了不小作用，則是無庸置疑的。 　　玄奘法師在我國與當時中亞細亞特別是印度次大陸各國間所起的國際文化使者和友誼使者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唐代是中古時期我國和亞洲國家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代。玄奘法師就是首先為這個時代在各國關係上開闢道路最有成績的一人。他從東到西，從北到南，穿越了當時的中亞細亞，走遍了印度次大陸的全境，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在旅途中，他隨處采風問俗，尊師求友，參訪他們的勝地，傾聽他們的傳說。他以平等心尊重當地人民，也得到當地人民的尊重。從他身上，他們對於過去得自傳聞的、遠在東方的支那大國，得到了進一步的親切認識，彼此的感情自然就親密起來。他學習的誠懇和理解的敏銳，受到了師友們普遍的讚揚。正是這個原因，所以戒日王聽到他講述『秦王破陣樂』的來源後，纔會發出甚深的讚美，決定派遣使臣，和我國締結正式的中印邦交。 　　玄奘學成之後，在戒賢法師的鼓勵下，還積極投入印度學術界的活動。他就自己的心得，為那爛陀的學人們講說經論，並用梵文撰寫了《會宗論》三千頌，以解決印度佛學『性相』二宗的爭執。他參加種種學術論辯的集會，取得很高的聲譽，而以曲女城的萬人大會為其頂峰。這種增進各國友誼的工作，玄奘於回國後全力從事翻譯的期間，也並沒有停止。自從戒日王和唐廷建交以來，中印使節往還逐漸增多。中國朝廷信任玄奘，關於中印來往的文件，都是委託給他。玄奘對於中印國交可以說是始終其事。此後一百多年中間，唐朝和印度的關係一直未斷，這裡邊是有玄奘的功績在內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個人和那爛陀一直保持著聯係。《慈恩傳》載有他和印度智光、慧天兩位大德的來回通信，在信裡，我們看到他們互相關懷、互相勉勵、互相主動提出工作上的幫助。這是中印人民友誼史上非常可珍貴的文獻。玄奘還把我國哲學古典《老子道德經》和印度已經失傳的《大乘起信論》翻譯為梵文，贈與印度。這是前人所不曾做過的工作，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極不容易的。 　　為了把西域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情況介紹給我國人民，玄奘還為我們留下了一部輝煌的巨著《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十幾萬字。這部書雖然是應唐太宗的囑託並由他的弟子辯機執筆寫成，但其中的內容則顯然是玄奘在旅行中有意識地隨時采訪搜集而來的。寫遊記是我國求法僧人的老傳統，所以我們相信，即使沒有唐太宗的囑託，他也一定會寫出來的。這本書對於當時非常廣大而又極端複雜的西域和五印各國的道裡、山川、氣候、物產、人情、風俗，以及古跡傳說等等，做了儘可能忠實而詳盡的記載。它的出現，使當時我國知識界驚為奇制，對於西方史地的興趣，頓時濃厚起來。直到今天，它還是世界上研究古代中亞和印度史地的一部重要典據。它已經譯為許多種文字在國際學術界廣泛流通。它的正確性也已經由許多考古家的發掘和發現得到實證。埋沒了幾百年的那爛陀寺就是根據它作線索而發掘出來的。玄奘在這方面的功績，就不僅限於中國而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了。 　　玄奘法師以畢生的精力，從西方把印度大乘佛教的最高成果移植到我國，又通過翻譯和講授把它們輸送到朝鮮和日本。我們打開地圖一看，就會發現，他的耳目所經和影響所及，是何等的廣闊，幾乎包括了裏海以東整個東方大陸。作為一個佛教徒，他的確為生長他的時代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一千多年來，他所播下的友誼種子，深深植根於東方各個民族之中。我們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蘭、越南、朝鮮、日本等國的人民提到玄奘，都有親切之感。今天有這麼多國家的佛教代表參加我們的紀念會，就是一個例證。日本佛教界、文化界今年還準備隆重紀念玄奘，中國人民對此表示非常感謝。 　　玄奘法師留給我們的遺產是很豐富的，可惜過去散失了不少。我們非常感謝日本朋友，通過他們的幫助，在本世紀初年，我國熱心的佛教學者從日本得到了很多玄奘學系的著述，回國流通，對我國研究佛教學術起了不小的作用。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以來，對於玄奘的學術遺產，陸續作了一些工作，我們印行了一套比較好的《玄奘全集》，並出版了《慈恩傳》的英文譯本。今年為了紀念玄奘法師逝世一千三百週年，我們計劃為玄奘研究做一系列的工作：組織學者，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礎上，編寫一本比較滿意的《玄奘年譜》，對《大唐西域記》作一番比較精細的校訂，還準備對《因明入正理論》進行梵、藏、漢三種文字的對勘。目前我們正在編印一本《玄奘法師紀念集》，作為紀念獻禮。同時，我們計劃在西安成立一座玄奘紀念堂，設計一幅玄奘法師造像，將來制為雕像，作為永久紀念。 　　我們紀念玄奘法師，最重要的還在於繼承和發揚玄奘在事業上的勇猛堅強的精神。關於他在歷史上為亞洲各國人民建立起來的友誼傳統，則尤其具有重大的意義。十幾億的亞洲人民已經普遍覺醒。我們發現了我們光榮的過去，也看見了我們美好的將來。目前我們一致要求的正是彼此間的平等、互助、友好、團結。儘管邪惡勢力還正在千方百計企圖進行其欺騙、破壞、挑撥離間，但是命運已經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亞洲人民被宰割和被隔離的時代肯定是一去不復返了。在這一個關係到整個亞洲人民乃至整個人類前途的偉大事業中，玄奘法師一千多年前在萬分艱難的情況下所作出來的成績，無疑地是一個鼓舞我們的巨大力量。玄奘法師這一方面的事業是一定會繼續下去，而發揚光大起來的。 　　(原載《現代佛學》1964年第4期) 法 音 2000年第12期 (總第196期)第8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論玄奘精神黃心川　　玄奘是舉世聞名的佛學家、思想家、翻譯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今天我們集合在這裡共慶玄奘三藏院的落成、玄奘頂骨舍利安奉、增勤法師方丈陞座儀式暨『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感到無比的興奮。在此祝賀大會成功，並向到會的高僧大德、專家教授致以衷心的敬禮！ 　　玄奘畢生追求的事業和奉獻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為我國各族人民和亞洲各地的民眾所珍視，顯現出萬丈的光芒。近年來很多國家的學術界、出版界和新聞媒體都發表了不少有關玄奘生平事跡的著作、影視作品。印度和中國召開了一系列紀念玄奘的學術討論會，日本的電視臺還開展了關於玄奘西行路線的熱烈討論，種種現象說明玄奘還活在我們的心中，他的精神正在激勵著我們前進。 　　玄奘及其業績無疑是初唐時期國內外社會環境的產物。他是時代的弄潮兒，也是歷史的推動者。玄奘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被歷史學家稱之為『貞觀之治』的黃金時代。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據的局面後，很注意社會的改革，首先是改善了農民的處境，在很多地區把小塊農耕地分配給農民，從而社會生產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隨著農業的發展，商業、手工業也都活躍起來，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因而為著名的租、庸、調的稅收制度奠定了基礎。初唐時期社會經濟的繁榮，為佛教及其文化事業的大規模開展提供了物質保證。 　　『貞觀之治』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個原因，是唐初的統治者採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和鼓勵多民族寬容、平等相處的精神。9世紀是我國外交和疆域拓展的時期，位於我國東北地區的高麗、百濟和日本，東部地區的渤海國，西北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諸族和西域三十六國乃至波斯、大食等國都和唐朝有著政治、外交、商業和文化的關係。當時來華的外國人主要是外交使節、僧侶和商人，他們大多集中居住在廣州、洛陽和長安等地。外國人不僅帶來了異國的精神文明，也帶來了奇珍異寶，因而激勵了中國某些居民崇尚和學習外國的風氣和心理。在對外交流中值得注意的是，6世紀是印度文化大量湧入漢地的時期，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醫學、語言文字和手工藝等知識的傳入，印度的佛教哲學及其相關文化也日益滲透到唐朝的上流社會之中。 　　唐代佛教也是我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後，最初只是翻譯了一些經典，在宮廷貴族之間流傳；南北朝時代逐漸在民眾中間紮根，開始繁榮起來。隋唐時期由於受到唐代帝室和貴族的尊重，玄奘、義淨等人從印度傳來很多新的佛教經典，為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當時南北佛教各自特色鮮明，正處於一個匯合時期——南學不重文字，但取玄理，清通簡要；北學蘊含深蕪，窮其枝葉。當時不少佛學家都著書立說，以述為作，用註釋、疏解、文句等形式解釋佛教經典，發揮其意蘊，從而形成了許多學派和宗派，百家爭鳴，各擅其勝，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玄奘在沒有去印度以前，雖然向中國和印度來華的僧侶學習了不少佛教經典，但由於佛教流行已有數百年，典籍較多、譯本互異，年久學殊而繁，常常發現理論之異。據《慈恩傳》說，他所遇到的『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就有一百多條。這也是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求取真經』的原因。另外，在這個時期中，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已深深滲透到人民大眾之中，終於達到了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休戚與共的地步。另外，佛教已傳播到了與我國毗鄰的亞洲各國，形成了『東亞佛教文化圈』。當然，『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也與玄奘等先賢的譯經、注經、領眾學修、創宗立派等活動是分不開的。 　　由於玄奘在行解上是一個完美無瑕的典範，具備常人罕見的素質，因此不少評論家常常從『超凡』的角度去讚譽他。然而玄奘是一個什麼樣的偉人、玄奘精神究竟是什麼，迄今仍眾說紛紜。佛教徒常常是從他的智證上去讚美他，如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稱他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尊稱他為『解脫天』。有人是從他的佛教學術成果來讚美他，如說『千部論主』或『三藏法師』等。印度的僧人和學者不僅讚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讚美他對印度佛教和歷史所作的貢獻，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會秘書長達摩帕爾說：『玄奘依然活在每一個印度人的心靈深處，倘若沒有他字字珠璣般的著作，我們印度的歷史就不會完整。』我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稱讚他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梁啟超說他是『千古之一人』。我認為，在我國歷史上對玄奘的評論莫過於他的同時代弟子道宣律師所作的概括：『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議。實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寥寥數語已將玄奘的高尚人格、學業成就和務實精神躍然紙上。我認為玄奘的精神大致可以概括為下面六個方面： 　　(一)真誠向外國學習、勇於開拓的精神。我在上面已談到玄奘所處的時代特點，在玄奘活動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識已大量湧入中國，玄奘是把它們作為先進的知識加以熱忱地學習的。玄奘早年曾輾轉各地，參訪各種不同學派的名師，向他們請益受教。從他學習的經典情況看，無疑他已掌握了當時佛教義理、語言文化各個方面的知識，但他從不滿足於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對『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進行尋根問底，渴望瞭解佛教的全面正確的知識。因此，當他從印度來華學者波頗密多羅那裡知道了戒賢法師講《瑜伽師地論》的消息後，便『杖策孤征，乘危遠邁』，去印度尋求新的知識、開闢佛學研究的新途徑。他到達印度後不辭艱難地幾乎訪問了當時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學者和婆羅門教有識之士，虛心向他們請教，即使是佛教的論敵或者外道，也如實地把他們的論點介紹給中國知識界。另外，他在學習和研究瑜伽行派的過程中，糅合了印度當時流傳的唯識十家之說，藉以貫通新舊唯識的鴻溝，獨闢蹊徑，奠定了唯識新學的理論基礎，從而建立了中國的法相宗。我覺得玄奘這種虛心向外國學習、富於創造的精神，對於我國當前西部的精神文化建設也有著借鑒意義。 　　(二)歷盡千難萬險、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玄奘在去印度的路途中歷盡了人類所能遇到的種種自然和人為的災難。他跋涉過世界上最荒涼的塔克拉瑪干炎熱沙漠(塔里木)，在流沙八百里內，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磷火飄忽，爛若繁星，但他孑然一身，望著聚骨馬糞前進；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帕米爾高原、白雪堅冰的喀喇崑崙山脈(凌山)和熱海(今吉爾吉斯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內還遇到了難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還克服了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的『三難』——即學梵文難、得經本難和文化交流難。如果沒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玄奘是無法克服這些難關的。 　　(三)不慕榮利、造福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玄奘西行後由於自己的努力和勤奮，在印度學術界獲得了至高的榮譽，成為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四大名師之一。戒日王優渥禮待，給予豐厚的供養，但他一直未忘出國的素志——『弘法利民』。當鳩摩羅王——戒日王上號『大乘天』和『解脫天』並堅留他在印度時，他答稱：『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在他回國後，唐太宗曾兩次希望他能『還俗從政，輔佐朝廷』，但他矢志譯經事業，婉言加以拒絕。玄奘這種精神正如湯用彤先生評說：『襟抱平恕，器量虛融……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玄奘人格極高，為人所敬順。』 　　(四)虔虔不懈尋求真理、攀登學術高峰的精神。玄奘畢生翻譯了印度佛教經律論75部1335卷，約1300餘萬字，佔唐代譯經的一半以上。另外，寫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他在佛教哲學、因明學、梵文翻譯、歷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他將印度的佛教知識介紹給中國，並在中國發展了唯識學的理論和因明的理論，創立了法相宗；與此同時還把中國的文化知識介紹給印度，翻譯《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為梵本。就當時的學術情況看，他確是攀登了學術高峰，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敢於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待學術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學態度。 　　(五)融匯教內外各派的寬容認同精神。這種精神集中表現在他的譯經和與外道交流之中。眾所周知，玄奘是一個大乘瑜伽行派學者，但他選擇翻譯的經論中，大小乘並舉，對佛教各主要學派的基本經典如《大毗婆沙論》、《阿毗達磨》五個足論，都沒有從他所持的立場加以排斥。玄奘並不專門弘傳中觀理論，但他翻譯了中觀派般若學的根本經典《大般若經》、《廣百論》等等。大乘中觀派的清辨論師是瑜伽行派護法論師的論敵，但他將清辨的《掌珍論》譯出了。另外，他對教外的一些經典，如婆羅門教正統派哲學——勝論的根本經典《勝宗十句義論》也如實地譯出了。我國道教的根本經典——《道德經》，玄奘應印度童子王之請把它譯成了梵文。據《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在翻譯《道德經》時，道士蔡晁、成英等出於宗派的偏見，力圖將《道德經》的思想融會佛教的《中論》、《百論》的思想，但遭到了玄奘的拒絕，玄奘說：『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又說：『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辯論大會上取得勝利後，馬上取消和寬恕了外道順世論者在辯論前所作的賣身等種種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統治的時期，正是儒釋道三教鬥爭和印度婆羅門教與佛教等沙門思潮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玄奘在激烈的鬥爭中能夠保持不偏不倚、寬容認同的精神，這是難能可貴的。 　　(六)工作作風踏實、計時分業的精神。玄奘一生始終把他的精神全力貫注到工作中去。《慈恩傳》對他回國後每天譯經的情況有所描述。他每天對當天需要完成的任務都有詳細的安排，做到『計時分業』。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晚上也要補足。由於他的勤奮，使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奘傳資料統計，玄奘從貞觀十九年(645)五月至龍朔三年(663)十月，在17年6個月中共譯出佛經1335卷，每年平均為75卷，每月約6.25卷，即5日1卷。玄奘晚年駐錫玉華宮時(659—663)，5 年中共完成14部680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這較過去增加了將近一倍。玄奘所譯的最重要經典如《大般若經》、《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都是在這段時期完成的。玄奘這種精厲晨昏、專思法務、虔虔不懈、死而後已的精神真使我們感動。 　　玄奘一生大半是在祖國西部度過的，他對祖國人民和土地有著無限眷戀，即使身處異國時，也『本土思渴，不敢留須臾』。在當前全國人民大力開發西部地區的進程中，我們也要學習和發揚玄奘的精神，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玄奘精神照耀著千秋萬代！ 法 音 2000年第12期 (總第196期)第11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玄奘精神與人間佛教釋惟賢　　兩千年來，以中印文化為主的東方文明，光耀世界，它是淨化人心、指導人們履行正道的燈塔。從近代開始至今，隨著西方科學的發展，物質文明日新月異，使人們眼花繚亂；各大國軍備競賽，核彈、導彈的製造，互競優勢，致戰爭潛伏，威脅和平。在此時期，人們精神空虛，前途悲觀。於是，東方佛教文化提倡的淨化心靈、明因識果、止惡行善，儒家提倡的誠意修身、維護人倫道德、實現和諧相處，作為人們提高理性，維護社會秩序及世界和平的指導思想，日益顯其重要。 　　誕生於唐代的玄奘法師，廣學多聞，深通佛教大小乘及世間各種學說，二諦圓融，智慧和品格很高，成就很大。可以說玄奘法師即是東方文化的代表，是千古第一人，其成就為世界所公認。西安大慈恩寺為玄奘法師率領門人翻譯和講學的場所，其中的大雁塔為當時藏經之地，巍峨莊嚴，象徵玄奘法師翻譯和講學的豐功偉績。千餘年來，幾經興衰，仍巍然屹立，為中外人士所嚮往。如今在西安佛協的領導下，經過慈恩寺監院增勤法師的辛勤努力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又建成規模宏偉的玄奘三藏院，對繼承和發揚玄奘精神、光大玄奘事業、裨益世道人心，都有甚深的意義。 一、玄奘法師的精神　　(一)真誠學習，勇於探索真理 　　玄奘法師自出家以後，在各地參訪學習佛教大小乘教典。由於當時傳入中國的經典有限，很不完備，眾師解說不同，深感異說紛紜、無從獲解，於是為了『一睹明法了義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決心西行求法，雖未得唐太宗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險尋求真理。 　　(二)不顧安危，受盡艱難而不退 　　在西行路上，備經艱難險阻，走過八百里大沙漠的行程，情況是『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人馬俱絕』。有時忍飢挨餓，有時盜賊威脅，但法師志向堅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東歸一步。』這種為法忘我、不怕犧牲的精神，體現了大乘菩薩『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行願。 　　(三)尋求真理，攀登學術高峰 　　法師西行，歷經50餘國，向各國佛教學者學習大小乘經典，還有因明、聲明乃至婆羅門教典籍。在那爛陀寺依止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中論》、《百論》等，被選為深通三藏的十德之一。法師通達內外、大小、空有教義，並能會通融合、登峰造極。 　　(四)建正法幢，作獅子吼 　　法師為破斥外道邪說，捍衛真理，寫出《制惡見論》；為融合般若瑜伽，建立中道觀，息滅空有之諍，寫出《會中論》。在戒日王召開的曲女城佛學辯論大會上，立『真唯識量』，無人能破，一時名震五印，萬人景仰，被大乘人尊為『大乘天』、小乘人尊為『解脫天』；又應請參加無遮大會，受到帝王、宰官、僧俗群眾的尊崇。 　　(五)熱愛祖國，在文化上作出貢獻 　　在西行的道路上，被高昌王阻留，毫不動搖，絕食三日，以死明志，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骨氣。回國以後，撰成《大唐西域記》12卷，備載唐代西北邊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產、風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跡，成為後人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民族關係等問題的珍貴文獻。還把印度的天文、曆算、醫學、因明乃至制石蜜技術等介紹傳入到中國，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其愛國精神和巨大貢獻，被魯迅先生譽為『中華民族的脊樑』。 　　(六)譯業彪炳，誨人不倦 　　法師先後在長安慈恩寺和銅川玉華宮等地譯經十九年，共譯出經論75部，總計1335卷。其數量之巨、譯文之精美、內容之完備信達，實超前代譯師，後更無與倫比。法師白晝譯經，晚上繼續，三更暫眠，五更復起。除譯經外，每天晚飯後還要抽出時間，為弟子講演新譯經論，解答提出的種種問題，並與寺中大德研討各種理論，評述諸家異同，融會貫通。其譯業彪炳、不辭勞瘁，講學論道、誨人不倦的精神，也是空前卓絕的。 二、玄奘精神與人間佛教　　(一)人間佛教思想 　　中國佛教，由於受歷史上封建制度的影響，在民間被蒙上神秘與消極的色彩，佛法真理不彰，被一部分人誣衊為迷信和保守，輕視和打擊佛教的現象時有發生。三十年代，提倡佛教革新運動的太虛大師針對此種流弊，在其《我的判攝佛法》一文中，提出『依人乘趣向菩薩乘』的『人生佛教』思想，。 　　他說：『人間世無一非佛法，無一非佛事。』『盡吾人的能力，專從事利益人群，便是修習佛的因行；廢棄不幹，便是斷絕佛種。』『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寶、報酬四恩為本，隨時代方國之不同而有種種差別。』 　　太虛大師本此寫有一首詩：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具體的講，以皈依三寶、奉行五戒十善的人乘為基礎，結合報答四恩、修學四無量心、四攝六度的菩薩行，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就是『人生佛教』的思想。 　　太虛大師據此寫有《人乘佛教正法論》、《人生佛教》、《菩薩學處》等書。他的思想系統，係『教宗彌勒，學紹玄奘』，憧憬於彌勒龍華三會的人間淨土。 　　八十年代初，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老，繼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又提出『人間佛教』，其中心是『一個思想』、『三個傳統』。『一個思想』即『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思想』，佛教要順應時代，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三個傳統』即是要繼承和發揚佛教的農禪並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農禪並重做到修行與勞動並重，維持經濟獨立，達到自給自養；以學術研究做到發揚佛教真理，建立正信，履行正道，弘法利生；以國際友好交流維護世界和平，消滅戰爭，淨化世間。為實現人間佛教思想，趙樸老又提出教內的五個建設，即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材建設、組織建設。以培養僧材為中心，加強佛教的自身建設，則能順應時代，使佛教弘法利生事業得以延續和發展，這是趙樸老的悲願和苦心。 　　(二)玄奘精神與人間佛教 　　1、德行的實踐 　　根據瑜伽唯識論所講的菩薩修行的四十一位——即十住：建立正信正見，修積福德智慧資糧；十行：廣為利益眾生之行；十迴向：以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屬三賢位)；十地：修十波羅蜜之十勝行(十聖位)；妙覺：為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具三身四智微妙不可思議的佛果——說明證得佛果，必須經歷積集福德智慧資糧而勤修菩薩大行。這種行持是漸進的、現實的、為人群謀利益的，而非玄妙的、空談的、不切實際的。人間佛教正契合這一思想。 　　玄奘法師的一生，德行清高，不慕榮利；艱苦奮鬥，少欲知足，不圖享受；悲願宏深，為法為人，不惜身命；勤學實踐，不落空談，這正是超越世俗而又不捨眾生的菩薩大行，誠如唐太宗讚揚說： 　　『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2、真理的邏輯論證 　　佛法真理，非如神學家的神秘、玄學家的空洞。西方唯心論哲學偏重思辯而不求實際，而佛法是精密的、邏輯的、講求實際的。佛教的因明學，以現量證知現實，以比量推察因果道理，以宗因喻三支比量作為論證事物真理的形式。玄奘法師探索真理，精深謹嚴，對因明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印度曲女城大會上，以『真唯識量』使大小乘及外道折服。回國以後，除譯經外，還時時講學。唯識學本具有精密完整的系統，在他為弟子的講述中，更處處以因明論證唯識的道理，使法相唯識學更加完備而發揚光大，成為慈恩宗的鼻祖。 　　3、愛國愛人民的情操 　　如前曾述，法師在西行道上，眷戀祖國，在異邦宣傳祖國文化。回國以後近二十年中，翻譯講學，成績卓著，充實了祖國的文化寶庫。而其愛國愛人民的情懷，則見其所譯所寫論著中。 　　法師所譯的《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中，關於《佛為出愛王所說經》一節，借佛之口，對國王的『過失』、『功德』作了大段描述，提出做國王的十種過失、十種功德，又提出國王的五衰損門、五方便門，目的在勸誡國王力行功德而避免過失、廣行方便而對治衰損，都是為了愛護人民、淨化國土。上述內容被玄奘法師單獨提出，經翻譯後冠名《王法正理論》單獨流行，奉獻於唐太宗，供臣民閱讀。又在所著《西域記》中，借言地理、風土人情，向太宗介紹佛教。在西域時和回國以後，都曾宣講《仁王護國經》，其目的是力圖使國家最高統治者護法行善，使人民安寧，不受災難痛苦。 　　4、增進國際友誼，維護世界和平 　　玄奘法師游學印度17年，前後遊歷了一百多個國家，遍訪各地名僧大德，接觸朝野各階層人士，宣講佛法真理，使國與國間、人與人間，互相尊重，和諧相處，避免戰爭，保持和平。中印之間千餘年來，由於玄奘法師和歷代中印高僧大德的友好往來，而傳播了真理，增進了友誼，所以玄奘法師不只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真理的傳播者，又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者。 　　玄奘法師的精神和不朽功德，如高山大海，永遠為後代人所學習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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