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對國父論、大陸新儒家及五四啟蒙運動的批評 | 白彤東

對國父論、大陸新儒家及五四啟蒙運動的批評

——在「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的政教之運」學術論壇上的發言

作者：白彤東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首發

孔子2566歲次乙未六月十五丁未

耶穌2015年7月30日

編者按：此為復旦大學哲學院白彤東教授於2015年7月30日在「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的政教之運」學術論壇上的發言整理，內容涉及：1）劉小楓之流的國父論；2）歷史主義在中西的不同理解；3）錢穆先生的史學/「古文經學」/政治哲學特色及其之於康有為乃至今文經學的優勢；4）對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啟蒙」的批評；5）錢穆先生拒絕傳統中國專制說的意義；6）儒家對肅清土改與文革遺毒的呼籲，不是要革命，而恰恰是為了對得起先烈，強化當前執政黨的合法性，復古更化，重建正統。下面對原發言順序按主題略作調整。

我先接著剛才提到的兩個話題講一下：首先，任鋒兄批評國父論的這種說法，我很認同。我的一個看法是，劉小楓他們這些人講國父論，間接地是受了施特勞斯派的影響。施特勞斯覺得國家要有一個象徵，這個象徵不能隨意挑戰。我想，施特勞斯說的這個話是對的，一個國家要有一個精神凝聚起來。於是，中國的施派就有人說，因為美國人從來不把華盛頓三七開，所以毛澤東也不能三七開。但是，我覺得，劉小楓等中國施派的問題，就是東施效顰。他們沒有理解要有的是一個國家精神，但各國的國家精神是不一樣的。台灣一位叫詹康的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他是施特勞斯的一個弟子Mansfield的弟子，他跟我說過一個很好的說法。美國一個電影裡面，當總統要給他的孩子展示美國的國家精神的時候，拿出來的是美國的《憲法》，因為《憲法》是國家精神的象徵。在美國，國家精神的表現可能是《憲法》、可能是華盛頓；但在中國來說，孫中山、毛澤東根本排不上，非要排的話，孔子或者《四書五經》，類似這樣的東西才是中國的國家象徵，才是中國的「國父」。所以，我想國父論的說法，沒有理解西方思想中到底在講什麼東西，而是一比附式的做法。剛才聽到任鋒兄講這個事，我很有感觸。

（在網上貼出後，回應朋友對甘劉通三統、儒家革命論之說的評論：儒家的革命，是通三統式的革命，是保守的革命。這跟毛的顛覆天命與道統的亡天下的革命不同。從當今來看，儒家的通三統是對不同傳統有所損益地繼承。但是，這裡要繼承的，是尊重傳統的傳統，而不是徹底革命的「傳統」。所以現在通三統，也不能通毛那一統。要通，就成了通姦。毛影響的存在是現實。但不用去通，也不是非要激進地砸，只要允許土改與文革的真相呈現，慢慢淡化就可以了。現在一些真真假假的左派，在黨國很多門派都不想通毛的情況下，還打著保守、反革命的旗號為不斷革命的毛站台，這在智識和道德上，都有點可疑。）

其實，剛才任鋒兄講「錢黨」的說法，其實本來是個玩笑，因為有人說曾亦他們這些是「康黨」，後來是人民大學的張旭教授說，我們跟康黨不一樣，於是就把我們歸為梁黨（梁啟超那個黨）。這個說法有點用心「險惡」，因為梁啟超是康的學生，這有降低我們的輩份的嫌疑。後來我開玩笑說：「非要歸個黨，我歸錢黨。」後來，康黨和錢黨又被別人貼了另外一個標籤，「大陸新儒家」。「大陸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差別，「大陸新儒家」比較強調政治、強調儒家的政治層面、甚至認為政治層面是儒家的首要層面。我想，這個是「康黨」和「錢黨」讓人分不清楚的一個原因。很多「大陸新儒家」確實是間接地受了康有為的影響，並且直接受了蔣慶的影響，開始關心儒學的政治向度。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樣的影響，因為蔣慶產生影響的時候我還在海外，書不好買，我自己的書都寫出來以後還沒讀過蔣慶的。並且，我的書寫出來之前，錢穆先生的書讀過一些，但沒有那麼系統地讀過。後來寫完以後發現，非要去找的話，我自己想法跟錢先生的很多想法都接近。包括上午提到「士人政府」，它跟我自己書裡面講的「混合政府」有呼應，並且也都是試圖應對民主，而不是為民主做簡單的背書。所以，我想這是為什麼認可錢穆的原因。

其實，近150年來儒家講政治的，我想一個是錢先生、一個是康有為。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更認同錢穆先生。上午講到一個原因：他不天天把康德掛在嘴邊上，但是我覺得他理解到了西方的精髓，同時又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方式。這樣更有意思一些，這也是我很佩服錢先生的地方。他對政治本身強調，他對傳統是更全面的一個擁抱，這是我非常認可的。

最後，我想錢先生跟「康黨」的一個不同，首先錢先生是以歷史學家著稱的。順便提一句，上午李志超講的文章裡面，其實我不太同意一點就是對歷史主義的討論。在施特勞斯的話裡面，或者在黑格爾的話語裡面，歷史主義是反對像所謂的柏拉圖那種彼岸世界的東西。也就是說，歷史主義實際上跟相對主義是結合在一塊的。在中國就很「奇怪」，因為中國一講歷史，實際上常常是指對個人的超越。所以，中國的歷史帶有一種永恆性的東西在裡面。雖然中西都講歷史，但是歷史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尤其黑格爾、施特勞斯這個系統裡面，歷史跟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是連在一塊的。中國的歷史恰恰是相反的，跟絕對的、永恆的東西是結合到一塊的。

回到錢先生。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的史學明顯不是當初跟「康黨」對立的章太炎那套史學。章太炎的史學是把整個中華的經典給解掉，最後到了「疑古派」。當然，疑古派跟康有為自己出於不同動機的疑古也有關係。錢穆先生的史學既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經驗研究的史學，也不是疑古派那種反傳統的史學。

我想來想去，也許他的歷史更接近章學誠的那套歷史。因為，我覺得章學誠雖然把經當成史，但是這裡的「史」是凝結著古代聖賢的政治智慧的史，而不是「禹是大蟲」這樣的史。其實，這種對待經典的做法，跟古文經學的做法更接近，因為他更強調經作為一個整體所表達的政治見解，而不是通過公羊學「微言大義」的做法去找一套政治見解。甚至我們可以說錢穆先生結合了章太炎和章學誠的精髓。比如講西周的制度，他並沒有完全按經典里對周公的理想化來講，而是說西周的封建是軍事殖民制度。他把歷史的解讀跟經典的解讀結合在一塊兒。所以，這點上我非常佩服他，他既有對古典的尊重，又有對歷史現實的尊重，然後又將從中獲得的智慧應用到當下。我想，古文經學，包括章學誠式的史學，因為要綜合不同的經典，所以更容易形成一種開放態度，可以從不同的經典裡面截取資源。在《國史大綱》裡面，錢穆先生對法家、對秦始皇、對曹操都不是一味地貶低，而會講他們的正面意義。所以，我覺得這種做法更開放。在這點上，要「罵」康黨兩句，這是最後總要去做一下的。

任鋒：要表明立場。

白彤東：對，表明立場。所以，我反而不同意剛才曾亦兄的這個說法，即曾亦兄講康有為更能有所損益。我自己總覺得，今文經學經常有一種進退失據的嫌疑，就是他們所依據的經太單薄、從而太講微言大義，所以太容易被不同的人去利用、隨意地去講。所以，歷史上今文經學家，既有利用今文經學保皇的，也有利用它革命的。至少近一百多年來，康有為、蔣慶這些人，都是用今文經學去「革命」。剛才任鋒兄已經影射到了一點，就是今文經學家的構建，不太照顧現實。另外一個，我剛才提到錢先生比較開放，他能正面秦始皇，包括曹操這些人的優點，他比較開放。所以，剛才曾亦兄講了他有一種正統情懷，同時又有開放的態度。但是，我的感受是，今文經學家判教心很重，有一種喜歡說「我們的理解才是真儒家，你們都不懂」的傾向。蔣慶也經常講這種話，雖然曾亦兄自己可能是比較開放的。

我經常會聽到一些康黨說「他不懂儒家」，這種說法很讓我不屑。因為，我自己老覺得儒家兩千多年的傳統，不同的側面、不同的儒家，彼此之間可能都會有甚至是你死我活這樣的區別，我們可以固守一派儒家的解釋，稱之為正統，但是我想與其這麼做，不如去承認咱們有不同的儒家側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特長，能更寬容一些，向錢穆先生去好好學習一下。

另外，剛才聽曾亦兄講的，我沒有說中國不是現代國家。

曾亦：我沒說你說中國不是現代國家。

白彤東：剛才你說，你覺得康有為說中國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動員能力。

曾亦：對，康有為當時是這樣。

白彤東：對。但是，我的一個想法是說，（這是我最近幾年提出的一個很是找罵的觀點，比如最近香港中文大學的鄭宗義教授就說我胡說），「周秦之變」是某種現代化，作為其結果的秦朝已經具有某種現代國家的形式，具有很強的國家動員能力。但是，剛才曾亦兄也講了，清朝承平這麼多年，失去了國家動員的能力。

曾亦：一般開國的時候，動員能力是極強的。

白彤東：對。所以，不是清朝是一個前現代國家，被現代西方打敗了，而是承平太久的一個國家，失去國家動員和發展壓力的結果。當然，西方的現代化出現了傳統中國沒有的一個新事物，那就是「工業革命」。

張戩煒：黑社會老大被一個小流氓打敗了，他一直以為人家會怕他，沒想到小流氓出來身強力壯，把他打敗了。

白彤東：但是，黑社會老大以前那些事其實都干過。

張戩煒：他體力下降了，他一直靠這個聲望在維持，沒想到突然出來一個小流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一交手，你敗了。

白彤東：當然，這個「小流氓」有工業革命的積累，這是需要中國去學習的。但是，本來是應該學習工業革命以及相應的一些政治社會變化，結果他去學那些自己本來已經有的東西。

。。。。。。

白彤東：張舒講的啟蒙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恰恰是新文化跟五四的一個問題，看西方要啟蒙，我們就覺得我們也要啟蒙。中國的啟蒙經常跟個人主義、個性解放這些連在一起，打破壓抑的家庭，以孔家店為代表的那一套東西。這種啟蒙的理想，是法國的啟蒙運動。但是，法國恰恰是在歐洲政治轉型裡面比較失敗的一個典型，經過無數的革命、殺戮。英國沒有像法國的樣子搞個性解放，它有蘇格蘭啟蒙派，但是他的啟蒙派更多是強調以同情為代表的情感，這恰恰跟儒家講的是一回事。西周到春秋的封建時代，本來是以貴族所佔的位去證成他的德；但先秦儒家的道，是以基於道德情感的德去證成一個人的位。但是，新文化運動以降的知識分子之主流覺得我們落後了、要向歐洲學，歐洲是啟蒙，所以我們要啟蒙。但是，你看啟蒙的結果是什麼？中國新文化啟蒙的結果是把孔家店打倒了，把家、宗族、鄉紳打倒了，打倒了以後中國社會就變成了獨立的原子式個人組成的社會，這是自由派歌頌新文化、五四的地方。但原子式個人，恰恰是最容易形成專制的土壤，因為再沒有一個跟起來的野心家、專制政權去抗衡的一個東西。其實，歐洲自己反思過，從孟德斯鳩到伯克，他們都在反思這個東西，你把君主制裡面那些貴族，或者其他一些制衡的東西去掉了以後，制度演變的結果就是專制。而恰恰英國不這樣，現在這些封建貴族還在，但它反而是轉型最成功的一例。所以，我講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是一個迷思，是有病亂投醫。

剛才提到過的一點，我最近也一直在說的一點是，你真正去看的話，跟歐洲中世紀最接近的制度是西周的封建制，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最接近。它們之間的共同點是，在封建制下，其統治者、即王侯將相必須來源於貴族。國家通過逐層分封來管理，不是中央集權。而這樣的一個制度垮台以後，出現了貴族權力旁落甚至消失的、不再有分封的廣土眾民的大國。對這種大國，要有一套新的制度。秦以後傳統中國一直在面對這樣一個大國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歐洲1500年以後面對的問題。我想，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恰恰在講面對這樣的問題，中國歷史上實踐過什麼不同的制度，以及其優劣。

我也回答剛才沈博士問的問題，為什麼先要去反專制說。因為如果傳統中國政治不過是專制的話，中國傳統政治就沒什麼可看的，最多跟著港台新儒家講講心性就算了。所以，先要把專制說反掉，我們才能去正面看待我們的政治遺產。正面看待，不是說什麼都接受，而是至少我不預先什麼都反對，並且我看看，也許發現有好的有壞的。所以，這種情況下，你可以說錢穆先生沒有提出什麼正面的制度建設的東西，但他至少給正面制度建設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而港台新儒家連這種可能性都沒有提供，因為對他們來講，傳統政治全是黑的，是政統對道統的偏離，有什麼可看的？最多是拿儒家的心性，拿老內聖」開出人家的「新外王」（民主與科學）就完事了，最多在社會倫理上做些邊邊角角的修理工作。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批評錢穆沒有提出建設性的制度，但是我想在那個時代，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否定傳統政治的情況下，居然還有他這麼一個人為傳統政治辯護，幾乎沒有第二個人，大概蒙文通可能算；再往前是康有為這樣的。（既然「康黨」在這兒，總得說句康有為的好話。）就是說，是極少數的人，都是屬於很邊緣的人物，多數人都沒有。

另外，「專制」這個詞非常有偏見，傳統中國政治裡面有專制的成分，跟它現在理解的專制是不一樣的。現在對這個詞理解的淵源，我沒有考究過。我想，現在所理解的專制的起源，傳統中國變成專制國家的起源，就是我剛才提的孟德斯鳩。本來法國啟蒙早期，中國是歐洲人理想政治的典範。中國從典範變成一個反面角色，其始作俑者，我覺得是孟德斯鳩。為什麼？伏爾泰他們那幫人還以中國為政治理想，而孟德斯鳩是個「英國粉」，他認為英國的制度是理想制度。他展示英國的制度好的同時，也要攻擊中國的制度。但是，他也聽說過中國的很多事情，跟他所描繪的專制中國不一致。為此，他給出來很多極其奇怪的說法。比如，他認為中國是個專制暴政國家，那裡的人們苦不堪言。這樣的人們，不會大規模繁衍。但中國明顯是個人口大國，怎麼辦呢？他給出的解釋，是中國的婦女有極高的生育能力！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他有一個理論構架，中國不符合他的理論構架，他要把中國塞進去。為此他就用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說法。他描述專制的時候，其實所依據的更多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組織方式。孟德斯鳩講，專制國家必須有個第一奴隸，就是去幫專制君主去管理國家。中國的相、中國的士大夫明顯不是第一奴隸這樣的。孟德斯鳩沒有理解中國的官僚制。他理解的帝國組織方式，還是前官僚時代的方式，比如包稅制這些東西。所以，缺乏對中國制度的理解（這種制度在歐洲還處在摸索階段），他只能拿現有的和他熟悉的政治制度去想像中國的制度。但很不幸，經過這麼多年以後，這種對傳統中國的理解從西方傳到中國，中國就變成一個專制國家。所以說，非說傳統中國有專制，我可以承認，但這關鍵是它與我們現在理解的專制、從西方傳過來的專制概念，有很大不同。根據這個詞來理解傳統中國，會有很大的誤導。

這種用西方的術語和歷史經驗來理解（誤解）中國，包括前面講的「獨尊儒術」。現在很多人一提這個詞，就想西方的宗教迫害。但中國的獨尊儒術跟西方歷史上排他的基督教明顯是不一樣的。

總之，拒絕專制說，為我們制度建設鋪了路。比如說士權，你怎麼在現代裡面去維護士權。貝淡寧跟我自己都在講「混合政府」，民意院跟賢士院的一個混合，就是這樣的士權的一種實現方式。錢穆先生講科舉跟察舉優劣的問題，可以為上議院的選擇提供參考。以前的謚號制度，通過謚號、通過官史，對君主的為所欲為起到了制衡作用。如果我們現在領導人的講話與討論都被官史記下來，過二十年就解密的話，我想這些人做事的時候會悠著點。如果這些領導人死了以後，將來儒家會根據他的執政表現給他一個謚號的話，我想這會對他們有警示的作用。敬天法祖，從官方到民間，我覺得都是可以恢復。這些工作的前提，恰恰在於錢穆先生做的那個工作，要否定中國兩千年政治一片黑暗的這樣一種說法。

因此，去反反傳統，對我們的政治改進，很重要。反傳統的巔峰，是毛統治的那三十年，尤其是文革。現在有些左派會說，你們儒家不是講保守嗎？但你們批判文革、批判之前的土改，就是要去除現在的政府的合法性，要去推翻它。我覺得，這種批判恰恰是給現有政府更強的合法性，讓它能「復古更化」。肅清文革的很多問題，恰恰是讓我們現在的政府能順著正確的道進一步走下去。

（白彤東，男，西曆一九七〇年生於北京。復旦大學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與教學興趣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政治哲學，著有《舊邦新命——古今中西參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學》、《實在的張力——EPR論爭中的愛因斯坦、玻爾和泡利》等。）

值班主編：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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