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不是捍衛普世價值的公共知識分子

有些人認為士大夫就是中國古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所謂清流、清議之士是他們的傑出代表；另外一些人認為士大夫根本不能與西方的知識分子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是依附於政治權力而得以生存的，後者則是獨立於政治權力的批評者和敢於「向權力說真話」的人。不論何種觀點，背後有一個共同的邏輯：西方的知識分子是好的。兩種觀點的分歧無非是我們有沒有這種好東西。然而仔細考察古代的士人階層，會發現他們既非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也不是捍衛普世價值的公共知識分子，士志於道的「道」是旨在協調和穩定社會秩序的德、禮、仁、孝等主流價值觀念。

如果根據西方的標準，"士"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這是余英時在考察了中國古代的知識人與文化的關係之後得出的結論。自此之後，將士大夫等同於現代西方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說法就開始層出不窮。同時關於士大夫與知識分子是不是一回事的爭論也開始升溫：一種聲音認為士大夫就是中國古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所謂清流、清議之士是他們的傑出代表；另外一種聲音認為士大夫根本不能與西方的知識分子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是依附於政治權力而得以生存的，後者則是獨立於政治權力的批評者和敢於「向權力說真話」的人。

不論何種觀點，背後有一個共同的邏輯：西方的知識分子是好的。兩種觀點的分歧無非是我們有沒有這種好東西。問題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傳統一定是好的，而我們就一定得有這種好東西才能算得上「文明」「現代」的國家么？難道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士就一定得依附於西方的價值邏輯才有存在的理由么？

首先來看一下士在中國古代到底指的是哪一類人。西周時期，士指的是掌刑獄的官職，後來指有士這一爵號的人，也就是說士在當時指的是在官者，也就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員。春秋中期以降，士的官職爵位不能世襲，原來的統治階級成員面臨著失業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為自己尋找出路成了士的當務之急。

一般來說，失去了官爵祿位的士可以分為二途：其一是與庶民為伍成為俠客或者食客，司馬遷筆下的豫讓、荊軻是俠客的代表，而孟嘗君門下被譏為雞鳴狗盜的異能之士則是食客的代表，其二是無官可做轉而治學的讀書人，孔門弟子三千，多數屬於這種喪失了世卿世祿的舊士人。這一類人一般被一些人視為所謂的獨立的知識階層，然而即便是這樣的知書達理之人也需要解決自己和家人的吃飯問題，孔子教書也不能不考慮學生的就業和出路問題，而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入朝做官是解決這批高學歷知識分子就業的最優途徑。於是，孔子不僅提倡學而優則仕而且對學生們說「學也，祿在其中也」，也就是說只有好好學習將來才能有口飯吃。戰國時期的蘇秦、張儀、韓非、李斯等人都屬於這樣的士人，他們實際上仍然屬於官而非民，更不是所謂的獨立知識階層。

春秋時期這批失業的士再就業的方式仍然是想方設法在各國做官或者成為統治者的幕僚。所謂的士、農、工、商四民便是指做官的、種田的、做工的和經商的。四民的劃分乃是基於他們各自從事的社會職業不同，而不是說士就一定都是如現在所說的「自由職業者」或者「自由撰稿人」之類。

既然士不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而是屬於「治人」的「勞心者」，那麼他們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就需要有一個大致的道德和價值規範，來約束他們的政治行為，否則作為掌握規則制定權和闡釋權的智識人，一定會人言人殊，從而使天下莫知所從。為了約束這些士人的政治行為，孔子在倡導學而優則仕的同時也為他們戴上了「志於道」的緊箍咒。於是，有一些人就開始鼓吹說這裡的「道」便是與西方的人權、自由、民主一樣的「普世價值」一樣的東西，從而士就成了中國古代為普世價值搖旗吶喊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

孔子所說的道乃是天下之道，實則是商周至春秋戰國之際形成的基本道德價值觀念，如德、孝、禮、忠、仁等，這些價值觀念被儒家吸取並發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幾千年來一直起著穩定社會。德的初義是正見於心，端正心性、加強修養。德觀念產生於西周韌年，正值商周政權主替。

德觀念的提出旨在調和周朝統治階級宗族內部因政權更替而導致的利益再分配的矛盾衝突，指導人們善處人際關係，安定社會。周代孝與德還發生了聯繫，引申發展出了孝敬長輩的孝道觀念，與忠成為道德規範的總則。忠在古代最初是在內心確立中正的意思，後來引申出秉公忘私盡心效力的忠君觀念。禮最初是指祭拜祖先和神靈的儀式，後來成為指導和規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典禮的統稱。

這些價值觀指導著中國人自律、忍讓、服從和尊長，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所謂的「士志於道」，也是說士如果學而優則仕，就應當以這些價值規範來立君牧民、協調社會秩序，而不是自詡為敢於向權力說真話的異見人士，以此來博取大眾的眼球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來撈取政治資本，或者僅僅憑藉自己的一腔熱血，就覺得自己代表了所謂的正義公理等等「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