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人文歷史

洛陽人文文化概論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頭。洛陽人文文化長期作為中央文化、國家文化、國都文化、統治文化，一直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佔據主導、主流地位。研究洛陽人文文化，對於追溯中華民族的起源，彰顯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洛陽人文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對洛陽人文文化的敘述，在1990年代以來諸多洛陽地方專著中已有不同層面的呈現。對其綜合概括，可知洛陽人文文化有八大要點：洛陽是「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思想與五帝和夏商時期人類對宇宙秩序的認識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在中國先民看來，作為空間之宇宙是規範而有序的，中央高於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軸心。這樣的觀念延伸到社會領域時，在部落或酋邦時代，人們就會以自我為中心去構想世界秩序。相傳黃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這種以「土」居中央，以黃帝為統領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則。夏代據《禹貢》記載，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綏、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為中心，四方環繞中央。商朝以五方觀念將全國政治疆域劃分為五方，商王直接統治區居中，號稱「中商」。五帝和夏商時期形成的「尚中」觀念，成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點，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河圖洛書是中華文化以及陰陽五行術之源。被後世儒者尊為五經之首的《周易》就起源於八卦，八卦則起源於河圖、洛書。《周易》中「中」的出現頻率高達119次，六十四卦中過半數的「傳」之內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圖洛書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洛陽地處「天下之中」。 「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是指洛陽一帶。「中國」一詞，曾見於《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據考證，「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1965年陝西寶雞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里。銘文中的「中國」，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區，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陽一帶。由此，洛陽一帶稱為「中土」或「土中」，後來河南省也被稱為「中州」或「中原」。《史記·貨殖列傳》說：「 唐人（堯）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都國諸侯所聚會」。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陽地帶。據考證，洛陽被視作「天下之中」的觀念，應該說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來洛陽地區先後發掘出的夏、商都城遺址皆去成周遺址不遠，這決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襲先朝觀念的明證。洛陽為「天下之中」，是周公營建洛邑時明確提出的。《史記·周本紀》記載，他在陳述選擇洛陽地區興建成周時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逸周書·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以為天下之大湊。」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湊是說這裡是八方輻輳之地，是朝會、貢賦、交通和商業的中心。這裡周公強調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對於王權和國家具有特殊意義。都城的空間位置代表了社會空間秩序，並凝結為一種都城的象徵形式，構成王朝體系的核心觀念。都城居於國土中心，既有利於發揮都城的聚集和擴散作用，也易於形成周邊對中央王朝的依附和歸順，是推行王權統治和實行「王化」措施的國家根本之地。周公營建洛邑提出並闡發了「天下之中」理論，遂使其成為一種建都選址的重要標準，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間概念上升到倫理範疇和方法論的高度。《周禮·司徒》說：「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這裡，「天下之中」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種政治文化思想。「天下之中」是漢唐之間列朝都洛的一個重要因素。周公營洛為「天下之中」建都理論籠罩上一層神聖的光環，西周以來，「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引導眾多王朝都城選址的洛陽取向，構成列朝建都洛陽的獨特理路的基礎和神聖性、合理性的依據。西漢開國，因為「雒陽東有成皋，西有崤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劉邦最初以洛陽為都。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建立新朝，決定遷都洛陽，「即於土中居雒陽之都」。東漢劉秀「復帝祚，遷都雒陽，以服土中」，他不僅是看中了洛陽「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陽「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優勢，既繼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節儉，實行德政，也便於利用洛陽本身所積澱的政治文化，推行國策。洛陽「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義，不僅得到漢族統治者的認可，也得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認同，其建都洛陽的行為，實際上也成為其漢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北魏遷都於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孝文帝「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以此爭取在華夏歷史順序和現實格局中的位置，確立北魏政權在華夏的正統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長安，隋煬帝即位後，決定營建新都，其詔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陽，就看中了「此都中茲宇宙，通賦貢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的「天下之中」地位，將洛陽宮改稱東都，並定東西都所在官員階品相等。武后執政，改唐為周，以洛陽為「神都」，其所發布的召誥表明她對「天下之中」理論的認同。自西晉至隋的300年間，戰亂不絕，東西、南北之間文化形態差異日漸顯現。無論東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質均高於關中。文化上的東西差異、南北隔閡對建立和鞏固統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陽向為東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蘊深厚，又地靠關中，處在東西、南北文化交匯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優勢。隋唐建都洛陽，在地理形勢上是向東擴展、轉移，在文化形態上則是力圖利用洛陽「天下之中」的文化優勢，縮小東西、南北文化的差異，這與當年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構建統一的周文化體系有著相同旨趣。「天下之中」是洛陽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名片。因為「天地之中」的理念，對於華夏民族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它不僅以中間、中心對稱為美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審美傾向，而且封建社會更是長期藉助人們對「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證明與鞏固「君權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時期，中國歷史的發展對「天下之中」更情有獨鍾。「中」，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間上，中代表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相對完整的聚落環境的幾何中心。在氣象上，中則象徵寒暑、乾濕適宜的氣候環境。在社會、政治意義上，中則象徵終極的權力。」「中」成為一個神聖地帶，而尋求這個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於確立和證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優越地位，同時剝奪任何邊緣地區擁有高峰權力的機會。「天下之中」建都理論所表現出的空間意識和文化觀念，還頑強地深入到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之中。關於「中」的思想還發展為一種中和、中庸的哲學與倫理思想，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一種凝固的空間意識、民族意識、歷史意識，在一定意義上是中華民族之偉大凝聚力與向心力的表現，是中華民族中和主體文化意識的體現。「天下之中」是洛陽人文的制高點。中華民族對「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遠流長，對洛陽的「天下之中」有一種持續性認同和崇拜，這不僅給洛陽籠罩上一種神奇的向心力，而且還具體化為對洛陽空間特質所具有的經濟交通地位和文化內涵的認知與認定，無論是強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陽雖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環境，但洛陽的崛起和發展，實際上主要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帶來的深厚文化積澱。洛陽作為「天下之中」，正是由於地理優越與人文優越的獨特結合，使其逐漸形成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中心、經貿中心和文化中心。洛陽是華夏文明原點河洛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是人類重要的活動地帶。1957年，在三門峽、陝縣、澠池等地，發掘出土了相當於北京人時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盧氏發現了距今約十萬年的原始人頭骨化石；1978年還在洛陽市凱旋東路南側，發現了距今約五六萬年前的舊石器40件，並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黃河小浪底庫區發現了距今4000萬年的世紀曙猿化石。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證明了河洛地區曾是我國早期人類的發祥地之一，是黃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驅。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都在河洛地區有典型的遺存。裴李崗文化，為距今約8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初期。孟津縣寨根遺址、澠池班村遺址、偃師西高崖遺址、新安縣西沃鄉黃河對岸的長泉遺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發現。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陽地區澠池縣仰韶村遺址命名的。近年來發現的王灣遺址、孫旗屯遺址、銼李遺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時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證明在距今約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澗沿岸和澗西的周山腳下，已經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區，河洛人在這裡過著相對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龍山文化相當於我國傳說中的五帝時代，五帝活動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帶。到了龍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餘年前時，河洛文化發展為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或稱為煤山類型。從考古發現來看，此時，河洛地區的生產力有了一次巨大發展，出現了青銅禮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國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並從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河圖洛書是華夏文明的源頭，也是中華先民對人類文明的傑出貢獻，《易·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洛地區是河圖洛書的發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鄉。相傳，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時代，有個馬頭龍身的神物從黃河裡躍出，它身上的旋毛變成一塊玉板獻給伏羲，玉版上的黑白點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這就是河圖。伏羲依照河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而畫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於黃河岸邊的負圖寺（亦名伏羲廟），據說就是當年龍馬負圖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時，有個神龜從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點數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的圖形，這就是洛書。大禹依照洛書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後成為《尚書》中的《洪範篇》。今洛寧縣洛河岸邊的西長水村旁有「洛出書處」古碑兩通，相傳這裡就是當年「神龜貢書」的地方。撩開河圖洛書的神秘面紗，就可發現它並非天書，也不是陳摶偽造出來的，而是華夏文明史上淵源有之的兩部傑作。它不僅在《尚書·顧命》和《洪範篇》中有明確記錄，就連從不言怪力亂神的孔子也曾發出「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的感嘆！河圖洛書是以天地之數的奇妙組合來構建的原始宇宙圖式。河圖之數的思想內涵，在《管子·幼宮》、《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素問經·金匱真言論》和《太玄圖》等先秦兩漢的文獻中均有記載，反映的是以太陽為中心的五星體系，側重於自然天道；洛書反映的是北辰為中心的二十八宿體系，側重於社會人事。河圖洛書通過十個自然數字的奇妙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間的萬事萬物有機地聯繫起來，是原始先民樸素的天人合一觀念的深刻反映。河圖洛書的出現是洛陽原始文明與文化的界限，它凝結著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僅是我國文字產生的標誌，而且也是一部哲學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東方哲學的精髓，對中華民族心智的啟迪意義深遠。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母體。炎黃二帝生於洛陽。《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氏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戰，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可見，炎黃二族是由少典、有蟜兩大氏族部落裂變而來的。有蟜氏是以蜜蜂為圖騰的部落，他們活動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經·中次六經》說：「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轂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蟲，是為螫蟲，實惟蜂蜜之廬」。據此，平逢山地望應在洛陽西北，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陽平逢山，那麼與之通婚的少典氏不應該離此太遠，也應在洛陽地區。《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戰勝蚩尤、炎帝，「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黃帝建都在洛陽。《呂氏春秋》、《淮南子》、《魏書》等不少典籍都有記載。《山海經·中次三經》曰：「青要山，實惟帝之密都。」密即蜜也，有蟜氏以蜜蜂為圖騰，黃帝族作為其後裔也應以蜜蜂為圖騰，故稱其都為密都。青要山在今新安縣北部的黃河邊，又稱南石山，與荊山相鄰。荊山為黃帝鑄鼎處，《史記·封禪書》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是國家重器，是王權和國家法律的象徵，而鑄鼎必於王畿，定鼎必於都城，列鼎必於宗廟。黃帝在洛陽鑄鼎，標誌著天下的統一。其後，黃帝傳位於其孫昌意之子高陽，即為帝顓頊。顓頊傳位於黃帝之玄孫高辛，即帝嚳。帝嚳傳位於其子帝摯。帝摯傳位於其弟放勛，即帝堯。帝堯傳位於顓頊的後代重華，即帝舜。帝舜傳位於顓頊的後代文命，即帝禹。顓頊、帝嚳、帝摯、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嫡系子孫，他們締造了酋邦王國時代的華夏文明。酋邦時代，「天子」為天下共主，而各方國則需要向天子進貢，在軍事行動中需要派軍隊聽從天子的調遣，要定期參加天子舉行的盟會及其大型祭祀活動。《水經注·洛水下》載：「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垣、沉壁，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竹書紀年》曰：「黃帝祭於洛水」，帝堯「祭於洛」，「率群眾臣沉壁於洛」。《後漢書·五行志》說禹治洪水，得賜「洛書，法而陳之」。由是觀之，河洛地帶自古是我國先民、帝王們主要的活動中心。炎黃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部落活動在洛陽周圍，洛陽在華夏文明中居於領先地位。20世紀以來，考古發現中國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發展的基本特點。在黃河流域，有以洮河為中心的馬家窯文化，以渭河為中心的老官台文化，以冀中、豫北為中心的磁山文化，以山東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在長江流域，有寧紹平原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還有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四川地域的三星堆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面對如此繁複的史前文化譜系，需要特別指明的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還是有著先後主次之分的。當其他地區還處在銅石並用時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時，河洛地域的夏人已經率先跨入青銅時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隸制國家。雖然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實中國文明發生的「滿天星斗」，但這並不能削弱與動搖炎黃文明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佔據主導地位的事實。「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南宋著名詩人陸遊的詩句，很好地表達了視洛陽為華夏文明根源的社會共識。因此，洛陽是華夏文明的原點、中心和根基。洛陽是千年帝都「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三代，即夏、商、周，它們先後建都於洛陽地區，形成璀璨奪目的三代文明。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夏禹建都陽城，今登封王城崗遺址，即「禹都陽城」之所在。洛陽是夏王朝的統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書·度邑》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夏本紀·正義》說：「《商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於洛汭』」。《史記·吳起列傳》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這些文獻都表明，洛陽地區是夏人的活動中心，地望與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相合。二里頭遺址在今偃師西南伊洛夾河二里頭、圪壋頭和四角樓三個自然村，內有大型宮殿建築，大型鑄銅遺址，制陶遺迹，出土大量銅器、陶器，文化層堆積豐厚，時間測定約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這與文獻記載斟鄩的方位基本相吻合。《竹書紀年》載：「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鄩作為夏朝國都，在夏朝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朝在成湯滅掉夏桀以後，把國都由亳（今河南商丘一帶）遷到夏都斟鄩所在的河洛地區——西亳，即今偃師縣城西的屍鄉溝一帶。史載：「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下》），班固自註：「屍鄉，殷湯所都。」又據《括地誌》載：「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在偃師縣西十四里。」並云：「屍鄉亭在洛陽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師縣城西屍鄉溝發現了這座遺址。商代的成湯、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諸王，皆都西亳，直到仲丁時才遷到「隞」（今河南滎陽北）。此後，商都不斷遷移，至盤庚又「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總計偃師商城共歷十三王，時間長達200餘年。洛陽城的興建是從周武王滅殷後營建洛邑開始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在陝西的鎬京。周武王滅紂凱旋歸來，夜不能寐，因為天下形勢尚不穩定，殷商遺民三百六十個氏族並未心悅誠服，使其無法高枕無憂。為更好地控制東方，決心營建洛邑。《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對周公所語：「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杜預說三塗在陸渾縣南），北望岳鄙（按即黃河北面太行山邊都邑之地），顧詹（同瞻）有河，奧詹洛伊（即可以望見黃河，洛河與伊河），毋遠天室」。《逸周書·作雒》、《尚書·雒誥》詳細記載了周公營建洛邑的經過，並遷九鼎於此。洛邑北依邙山，南系洛水，西至澗河，東逾瀍河，其中心在洛河北瀍河下游兩岸。城內有太廟、宗廟、考宮、路寢、明堂等五宮，還有「內階、玄階、堤唐」等不同通道。洛邑是一都二城，即成周和王城。洛邑作為周朝的國都，歷經成王、康王、召王、穆王四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東遷洛邑。從平王東遷到赧王五十九年被秦昭襄王滅亡，風雨飄搖的東周在這515年的時間裡，就是在洛陽度過的。東漢都洛。西漢王朝建立，劉邦曾初都洛陽三個月，後在婁敬的勸說下，由於政治與軍事的原因，遷往長安，改洛陽為河南郡郡治。西漢未年，王莽篡權，劉秀反擊成功，在成周城遺址之上建立了東漢都城。因為歷史上的漢王朝是以火德而王的，故忌水，因而將「洛」字的偏旁水去掉，而改為「雒」。東漢洛陽城南宮為一個布局龐大的宮殿建築群，有卻非殿、崇德殿、九龍殿、嘉德殿、宣德殿、陽明殿等。北宮為漢明帝造，有德陽殿、宣明殿、章台殿、迎春殿等。宮殿台閣之壯觀，班固《東都賦》、張衡《東京賦》均用奇美的文字作了記錄。東漢王朝從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漢獻帝於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脅迫遷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止，時間172年，歷13帝，其中12帝都是以雒陽為都城的。東漢末年，洛陽城為董卓之亂所焚毀。魏晉都洛。東漢未年，軍閥混戰，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曹操勢力強大。公元220年，曹操死後，其子曹丕篡漢稱帝，國號魏，改「雒陽」為洛陽，都洛陽。魏文帝廣修宮室，有建始殿、玄武館、嘉福殿、崇華殿等，築造了九華台。魏明帝太和三年又「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曹魏時期比較大的建造活動還有在洛陽城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百尺樓、凌雲台也是此時的標誌性建築。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滅魏，統一全國，國號晉，歷史上稱西晉，亦在洛陽建都。西晉沿用了曹魏時的主要建築，在洛陽宮門前樹立有銅駝、翁仲等雕刻以及日晷之類設施。城內還建有國子聖堂，《晉書》稱其為「禮樂之本」，說明它可能是國子監中祀孔的場所。曹魏自文帝曹丕至元帝曹奐，先後5代，以洛陽為都共46年。西晉自武帝司馬炎至愍帝司馬鄴，先後4帝，以洛陽為都52年。魏晉洛陽在永嘉之亂後化為廢墟。北魏都洛。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統一了北方，以南伐為名，帶領三十萬騎兵浩浩蕩蕩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出發，行至洛陽就駐兵不走了，下詔將國都遷到洛陽。495年，「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並規定「遷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還」。孝文帝對魏晉洛陽城進行了擴建，分為外郭、內郭和宮城3部分。內郭城即魏晉舊城。宮城改變了前期南北宮的分散格局，都城內經緯通達，從宮城南出，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廟分布於大道兩旁。魏孝文帝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大力推行漢化政策，規定鮮卑人一律改籍為洛陽人，說漢話，穿漢服，改稱漢姓，提倡儒術。這些措施，穩定了北魏的統治，也促進了我國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從孝文帝至孝武帝逃奔長安，孝靜帝遷都鄴城，先後歷8帝共40年。這一時代雖然短暫，卻成就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宏偉的一座偉大城市，也成就了佛教史上最為宏偉的寺塔建築。一部由其同時代人楊衒之撰寫的《洛陽伽藍記》盡現了北魏洛陽城作為帝王之都與佛教中心的雙重繁榮與興盛。然而，這座盛極一時的偉大都城，在北魏末年屢遭兵毀，漸趨衰落。隋都洛陽。隋代最初建都於漢長安之東、龍首原之南的六岡之地，稱為大興城。604年，隋煬帝繼位，當年的十一月，他行幸洛陽，並下達了建造新洛陽城的詔書。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座經過縝密規劃與建設的世界級的中古大都市。都城位於漢魏故城西邊十餘里的地方，東逾瀍水，南跨洛河，西濱澗河，北依邙山，城周27公里，分為宮城、皇城、外廓城等。內有輝煌壯觀的宮殿，城東北角建有大型官倉，名為「含嘉倉」。隋東都洛陽城，是我國中古時期規模宏大、氣勢壯觀、名聞中外的一座大都會。然而，由於隋煬帝的暴虐而國祚短暫，所以，若以大業元年新洛陽已建成來計算，至隋末戰亂隋煬帝被弒於揚州，洛陽作為隋代都城的時間至多不過15年。隋末戰亂，洛陽再遭劫難。唐都洛陽。唐代初稱洛陽為洛陽宮。高宗顯慶二年（657年），高宗「手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品階並准雍州」。自此洛陽就一直是唐王朝的東都。唐洛陽城，作為一座都城，雖然在地位上略低於西京長安城，但是，在有唐一代，因其與江左富庶之地位置近便和便利的漕運體系，成為唐代帝王經常的駐留之地。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洛陽度過的，甚至在她登基的光宅元年（684年），將洛陽城改為「神都城」，將洛陽的皇家禁苑西苑改為「神都苑」。洛陽神都的這一名號，沿用到唐顯宗神龍元年（705年），在這前後20餘年的時間中，洛陽幾乎成為了事實上的京師之城。這一時期洛陽城中演繹的建築大戲，如武則天明堂、天堂的營造，都成為古代中國建築史上頗有影響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亂將洛陽拖進深重災難之中，其後唐代皇帝就很少駐蹕洛陽了。直至唐昭宗在朱溫的裹挾下東遷洛陽。儘管唐王朝主要的活動舞台是在長安，但以高宗於顯慶二年將洛陽作為東都算起，至唐天佑四年（907年）徹底滅亡，前後也有251年的歷史。後梁、後唐、後晉都洛。後梁開平三年（909年），朱晃遷太廟四室的神主赴洛陽，而稱開封為「東都」。這一年後梁對遭到戰爭重創的洛陽加以修葺，使久經磨難的洛陽恢復了一點元氣。後梁自開平元年始，至末帝龍德三年（923年），先後歷2帝，洛陽作為帝都時間大約有15年。後唐庄宗李存勖於923年即帝位，定都洛陽，下詔書曰：「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這可能是後唐時期洛陽城在久經摧殘後的一次復甦。後唐自庄宗至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歷4帝，洛陽為帝都14年。後晉石敬瑭以洛陽為短暫帝都，於天福二年（937年）遷都開封，至此後晉都洛陽一年又十一個月。北宋時期，雖然京師在東京汴梁，洛陽仍稱為西京，但這時的洛陽實質上已經不具備都城的地位與功能了。宋以後的洛陽，先是遭金人的戰火蹂躪，後來又落入元人手中，日趨沒落，到明清時期已經淪落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了。「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以洛陽為中心，夏、商、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後晉等13個朝代，先後1500餘年在這裡建都。洛陽是我國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時間最長的歷史古都。如果從中國歷史獨特的首都、陪都的雙都制看，洛陽之為陪都始於西周，終於北宋，其間除作為首都之外，幾乎都是陪都的歷史。如今在沿洛河東西20多公里內分布的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與王城、漢魏故城、隋唐故城遺址，以其「五都貫洛」的宏偉氣魄見證著洛陽千年帝都的興衰更替。洛陽是中華文化根脈洛陽是中華文化根脈，因為其是三教祖庭，儒教起源於洛陽，道教創始於洛陽，佛教首傳於洛陽，還有玄學興盛於洛陽，理學光大於洛陽。這五大思想流派，對中華民族人文思想和品格的形成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儒教起源於洛陽。禮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周公是在洛陽制禮作樂，進一步完善了周王朝的統治制度，並使其思想成為西周以來的正統思想。《尚書大傳》謂：「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禮記·明堂》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統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不僅制禮，而且作樂，把《大韶》及《雲門》《大章》《大夏》《大武》等加工整理，訂為「六代樂舞」。周公制禮作樂，意在「敬德保民」。這是夏商以來中國思想從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轉變，對儒家仁義學說產生巨大影響。由於周公對儒家學說的貢獻，故被後世稱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並被譽為「元聖」。孔子是儒家的「至聖」。他雖居於周公的封地魯國，又因傾慕西周盛世，於周景王二十四年到東周王都洛陽考查「禮樂之原」。在洛陽，他「問禮於老子，訪樂於萇弘」，以考「禮樂之極」。又參觀考查了周的郊社、廟堂等文物制度。他對夏、殷、商三代的禮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後，認為周禮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經驗和長處，是比較完備的，所以「吾從周」。從西漢代開始，河洛地區儒學大家輩出，如賈誼、侯霸、杜子春、孟光、韓愈等，不斷對儒學作出新發展。道教創始於洛陽。老子是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即老聃，春秋時任周的守藏史，熟悉夏、商、周以來的各種典章制度，加之其對當時社會各方面矛盾的深切觀察（洛陽應是當時社會矛盾最集中的地區），在洛陽創立了他的道家學說。其《道德經》是老子因王子朝之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免而歸居」之前，在京都洛陽寫下的，被後世道教奉為經典。黃老道在洛陽地區廣泛流傳，漢明帝和漢章帝時，朝廷上下以崇信黃老為風氣。漢桓帝時，獨尊「黃老道」，在洛陽濯龍宮中，專祭黃帝、老子。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出現時，標誌著道教的正式產生。五斗米教創始人張道陵，曾在洛陽北邙山和嵩山傳道，與洛陽有著密切關係。其後，道教在北魏時期經過嵩山道士寇謙之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唐代洛陽北邙上清宮進入鼎盛。宋代道教全真派在洛陽傳道。佛教首傳於洛陽。釋教佛學傳入中國，記載見於永平八年（65年），漢明帝劉庄「夢見神人，神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日空，神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漢明帝遣蔡愔等12人往天竺取經，尋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使臣返回洛陽，帶回天竺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同時，用白馬馱回《四十二章經》。漢明帝禮重二僧，讓他們住在鴻臚寺傳教譯經。次年，敕令在西雍門外三里御道北修造僧院，因白馬馱經來，初至鴻臚寺，遂取名白馬寺。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入駐白馬寺，西域佛教學者相繼來到中國，洛陽成為當時外國佛學大師的雲集之地，譯經和法事日漸興盛。從漢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在洛陽譯出佛經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陽人朱士行在白馬寺受戒出家，成為中國的第一個正式僧人，並西行取經，在今新疆和田取得了《大品般若》，於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陽。這時佛教也開始由中原地區向江南發展。北魏遷洛後，佛教的發展盛極一時，僅京都洛陽內外佛寺即達1367所。石窟藝術開始發展，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兩大藝術寶庫。佛教傳入中國後，基本是以洛陽為中心發展起來並傳播開來，洛陽的白馬寺因此被稱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玄學興盛於洛陽。玄學是魏晉時代的主要哲學思潮，它的產生、形成、發展和衰落主要是在魏晉時期，因此人們又稱其為魏晉玄學。玄學的命名來源於《老子》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深遠的意思。玄學崇尚老莊，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之為「三玄」。最先倡導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魏正始年間的何晏和王弼。何晏好老莊之言，倡導玄學，競事清淡，開一時風氣。他著有《周易私記》、《周易講說》、《無名論》、《道德二論》及《論語集解》等書，宣稱「天地萬物以無為本」，主張君主無為而治。王弼認為：「道者無之稱也」，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無」是宇宙萬物的本體。何晏王弼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即援老子的思想、觀點入儒學，完全改變了漢儒以象數之學講《周易》的性質，從根本上衝破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源。竹林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嵇康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為「竹林七賢」之一。因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氏集團，遭鍾會構陷，為司馬氏所殺。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主張人應自然而為，強調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反對儒教的束縛。阮籍蔑視禮教，常以「白眼」看待「禮俗之士」；後期則變為「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的方法，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全自己。他認為「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主張把「自然」和封建等級制度相結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他又作《大人先生論》以老莊思想批判禮法，斥禮法之士是「褲中群虱」。西晉玄學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主張自然與明教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遙」；但君臣上下亦皆出自於「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遙」而違反「名教」。郭象認為「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這就是說無不能生有，萬物都是自己生出來的，獨立的自身變化，即他所謂的「獨化」。玄學思潮的興起，探討、反思人自身的價值和文化價值，對兩漢以來以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為特徵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懷疑和動搖，而轉向對自己生命、命運、生活、意義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與追求，也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與否定，才產生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所以說玄學思潮實質上標誌著一種人的覺醒。何、王、阮、稽、向、郭等大師，在洛陽興起發展了玄學，這是洛陽對華夏人文文化的又一貢獻。理學光大於洛陽。宋朝建立之前，儒學的發展逐漸停滯，佛教、道教則日益興盛，動搖了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到北宋時期，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新儒學——理學，面對佛老思想的挑戰，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緻的思辨哲學，創建了「洛學」或「伊洛理學」。前人提到這一時期，常說「五星聚奎，伊洛鍾秀」。朱熹《伊洛淵源錄》認為，道學起於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等「五星」學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學。邵雍創立了先天象數學，認為「心為太極」，「萬物皆生於心」，即心為萬物之源，沒有心便沒有一切。二程一生以聚徒講學為己任，伊洛河流域踏遍了他們的足跡。二程理學繼承了周敦頤和邵雍的思想，強調「理」或「天理」。他們認為「理」是自然界遵循的普遍原則，是永恆不變的。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違背「天理」這個最高準則，而「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都是天理的表現。同時，他們又把「理」說成了先於「氣」（事物）而存在的，「氣」是由於「理」而產生的。程顥說「天者，理也。」又說：「只心便是在。」這是對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觀點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還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道德修養方法。理學後經南宋朱熹的進一步完善，成為宋、元、明、清五代800多年間封建社會的思想統治基礎。程顥和程頤被後世帝王尊稱為「夫子」。 洛陽人文文化概論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頭。洛陽人文文化長期作為中央文化、國家文化、國都文化、統治文化，一直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佔據主導、主流地位。研究洛陽人文文化，對於追溯中華民族的起源，彰顯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洛陽人文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對洛陽人文文化的敘述，在1990年代以來諸多洛陽地方專著中已有不同層面的呈現。對其綜合概括，可知洛陽人文文化有八大要點：洛陽是「天下之中」「天下之中」思想與五帝和夏商時期人類對宇宙秩序的認識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在中國先民看來，作為空間之宇宙是規範而有序的，中央高於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軸心。這樣的觀念延伸到社會領域時，在部落或酋邦時代，人們就會以自我為中心去構想世界秩序。相傳黃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這種以「土」居中央，以黃帝為統領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則。夏代據《禹貢》記載，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綏、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為中心，四方環繞中央。商朝以五方觀念將全國政治疆域劃分為五方，商王直接統治區居中，號稱「中商」。五帝和夏商時期形成的「尚中」觀念，成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點，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河圖洛書是中華文化以及陰陽五行術之源。被後世儒者尊為五經之首的《周易》就起源於八卦，八卦則起源於河圖、洛書。《周易》中「中」的出現頻率高達119次，六十四卦中過半數的「傳」之內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圖洛書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洛陽地處「天下之中」。 「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是指洛陽一帶。「中國」一詞，曾見於《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據考證，「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1965年陝西寶雞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里。銘文中的「中國」，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區，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陽一帶。由此，洛陽一帶稱為「中土」或「土中」，後來河南省也被稱為「中州」或「中原」。《史記·貨殖列傳》說：「 唐人（堯）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都國諸侯所聚會」。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陽地帶。據考證，洛陽被視作「天下之中」的觀念，應該說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來洛陽地區先後發掘出的夏、商都城遺址皆去成周遺址不遠，這決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襲先朝觀念的明證。洛陽為「天下之中」，是周公營建洛邑時明確提出的。《史記·周本紀》記載，他在陳述選擇洛陽地區興建成周時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逸周書·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以為天下之大湊。」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湊是說這裡是八方輻輳之地，是朝會、貢賦、交通和商業的中心。這裡周公強調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對於王權和國家具有特殊意義。都城的空間位置代表了社會空間秩序，並凝結為一種都城的象徵形式，構成王朝體系的核心觀念。都城居於國土中心，既有利於發揮都城的聚集和擴散作用，也易於形成周邊對中央王朝的依附和歸順，是推行王權統治和實行「王化」措施的國家根本之地。周公營建洛邑提出並闡發了「天下之中」理論，遂使其成為一種建都選址的重要標準，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間概念上升到倫理範疇和方法論的高度。《周禮·司徒》說：「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這裡，「天下之中」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種政治文化思想。「天下之中」是漢唐之間列朝都洛的一個重要因素。周公營洛為「天下之中」建都理論籠罩上一層神聖的光環，西周以來，「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引導眾多王朝都城選址的洛陽取向，構成列朝建都洛陽的獨特理路的基礎和神聖性、合理性的依據。西漢開國，因為「雒陽東有成皋，西有崤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劉邦最初以洛陽為都。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建立新朝，決定遷都洛陽，「即於土中居雒陽之都」。東漢劉秀「復帝祚，遷都雒陽，以服土中」，他不僅是看中了洛陽「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陽「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優勢，既繼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節儉，實行德政，也便於利用洛陽本身所積澱的政治文化，推行國策。洛陽「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義，不僅得到漢族統治者的認可，也得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認同，其建都洛陽的行為，實際上也成為其漢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北魏遷都於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孝文帝「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以此爭取在華夏歷史順序和現實格局中的位置，確立北魏政權在華夏的正統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長安，隋煬帝即位後，決定營建新都，其詔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陽，就看中了「此都中茲宇宙，通賦貢於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於萬國」的「天下之中」地位，將洛陽宮改稱東都，並定東西都所在官員階品相等。武后執政，改唐為周，以洛陽為「神都」，其所發布的召誥表明她對「天下之中」理論的認同。自西晉至隋的300年間，戰亂不絕，東西、南北之間文化形態差異日漸顯現。無論東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質均高於關中。文化上的東西差異、南北隔閡對建立和鞏固統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陽向為東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蘊深厚，又地靠關中，處在東西、南北文化交匯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優勢。隋唐建都洛陽，在地理形勢上是向東擴展、轉移，在文化形態上則是力圖利用洛陽「天下之中」的文化優勢，縮小東西、南北文化的差異，這與當年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構建統一的周文化體系有著相同旨趣。「天下之中」是洛陽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名片。因為「天地之中」的理念，對於華夏民族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它不僅以中間、中心對稱為美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審美傾向，而且封建社會更是長期藉助人們對「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證明與鞏固「君權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時期，中國歷史的發展對「天下之中」更情有獨鍾。「中」，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間上，中代表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相對完整的聚落環境的幾何中心。在氣象上，中則象徵寒暑、乾濕適宜的氣候環境。在社會、政治意義上，中則象徵終極的權力。」「中」成為一個神聖地帶，而尋求這個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於確立和證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優越地位，同時剝奪任何邊緣地區擁有高峰權力的機會。「天下之中」建都理論所表現出的空間意識和文化觀念，還頑強地深入到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之中。關於「中」的思想還發展為一種中和、中庸的哲學與倫理思想，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一種凝固的空間意識、民族意識、歷史意識，在一定意義上是中華民族之偉大凝聚力與向心力的表現，是中華民族中和主體文化意識的體現。「天下之中」是洛陽人文的制高點。中華民族對「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遠流長，對洛陽的「天下之中」有一種持續性認同和崇拜，這不僅給洛陽籠罩上一種神奇的向心力，而且還具體化為對洛陽空間特質所具有的經濟交通地位和文化內涵的認知與認定，無論是強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陽雖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環境，但洛陽的崛起和發展，實際上主要得益於其得天獨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帶來的深厚文化積澱。洛陽作為「天下之中」，正是由於地理優越與人文優越的獨特結合，使其逐漸形成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中心、經貿中心和文化中心。洛陽是華夏文明原點河洛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是人類重要的活動地帶。1957年，在三門峽、陝縣、澠池等地，發掘出土了相當於北京人時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盧氏發現了距今約十萬年的原始人頭骨化石；1978年還在洛陽市凱旋東路南側，發現了距今約五六萬年前的舊石器40件，並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黃河小浪底庫區發現了距今4000萬年的世紀曙猿化石。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證明了河洛地區曾是我國早期人類的發祥地之一，是黃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驅。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都在河洛地區有典型的遺存。裴李崗文化，為距今約8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初期。孟津縣寨根遺址、澠池班村遺址、偃師西高崖遺址、新安縣西沃鄉黃河對岸的長泉遺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發現。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陽地區澠池縣仰韶村遺址命名的。近年來發現的王灣遺址、孫旗屯遺址、銼李遺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時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證明在距今約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澗沿岸和澗西的周山腳下，已經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區，河洛人在這裡過著相對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龍山文化相當於我國傳說中的五帝時代，五帝活動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帶。到了龍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餘年前時，河洛文化發展為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或稱為煤山類型。從考古發現來看，此時，河洛地區的生產力有了一次巨大發展，出現了青銅禮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國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並從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河圖洛書是華夏文明的源頭，也是中華先民對人類文明的傑出貢獻，《易·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洛地區是河圖洛書的發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鄉。相傳，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時代，有個馬頭龍身的神物從黃河裡躍出，它身上的旋毛變成一塊玉板獻給伏羲，玉版上的黑白點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這就是河圖。伏羲依照河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而畫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於黃河岸邊的負圖寺（亦名伏羲廟），據說就是當年龍馬負圖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時，有個神龜從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點數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的圖形，這就是洛書。大禹依照洛書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後成為《尚書》中的《洪範篇》。今洛寧縣洛河岸邊的西長水村旁有「洛出書處」古碑兩通，相傳這裡就是當年「神龜貢書」的地方。撩開河圖洛書的神秘面紗，就可發現它並非天書，也不是陳摶偽造出來的，而是華夏文明史上淵源有之的兩部傑作。它不僅在《尚書·顧命》和《洪範篇》中有明確記錄，就連從不言怪力亂神的孔子也曾發出「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的感嘆！河圖洛書是以天地之數的奇妙組合來構建的原始宇宙圖式。河圖之數的思想內涵，在《管子·幼宮》、《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素問經·金匱真言論》和《太玄圖》等先秦兩漢的文獻中均有記載，反映的是以太陽為中心的五星體系，側重於自然天道；洛書反映的是北辰為中心的二十八宿體系，側重於社會人事。河圖洛書通過十個自然數字的奇妙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間的萬事萬物有機地聯繫起來，是原始先民樸素的天人合一觀念的深刻反映。河圖洛書的出現是洛陽原始文明與文化的界限，它凝結著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僅是我國文字產生的標誌，而且也是一部哲學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東方哲學的精髓，對中華民族心智的啟迪意義深遠。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母體。炎黃二帝生於洛陽。《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氏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戰，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可見，炎黃二族是由少典、有蟜兩大氏族部落裂變而來的。有蟜氏是以蜜蜂為圖騰的部落，他們活動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經·中次六經》說：「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轂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蟲，是為螫蟲，實惟蜂蜜之廬」。據此，平逢山地望應在洛陽西北，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陽平逢山，那麼與之通婚的少典氏不應該離此太遠，也應在洛陽地區。《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戰勝蚩尤、炎帝，「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黃帝建都在洛陽。《呂氏春秋》、《淮南子》、《魏書》等不少典籍都有記載。《山海經·中次三經》曰：「青要山，實惟帝之密都。」密即蜜也，有蟜氏以蜜蜂為圖騰，黃帝族作為其後裔也應以蜜蜂為圖騰，故稱其都為密都。青要山在今新安縣北部的黃河邊，又稱南石山，與荊山相鄰。荊山為黃帝鑄鼎處，《史記·封禪書》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是國家重器，是王權和國家法律的象徵，而鑄鼎必於王畿，定鼎必於都城，列鼎必於宗廟。黃帝在洛陽鑄鼎，標誌著天下的統一。其後，黃帝傳位於其孫昌意之子高陽，即為帝顓頊。顓頊傳位於黃帝之玄孫高辛，即帝嚳。帝嚳傳位於其子帝摯。帝摯傳位於其弟放勛，即帝堯。帝堯傳位於顓頊的後代重華，即帝舜。帝舜傳位於顓頊的後代文命，即帝禹。顓頊、帝嚳、帝摯、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嫡系子孫，他們締造了酋邦王國時代的華夏文明。酋邦時代，「天子」為天下共主，而各方國則需要向天子進貢，在軍事行動中需要派軍隊聽從天子的調遣，要定期參加天子舉行的盟會及其大型祭祀活動。《水經注·洛水下》載：「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垣、沉壁，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竹書紀年》曰：「黃帝祭於洛水」，帝堯「祭於洛」，「率群眾臣沉壁於洛」。《後漢書·五行志》說禹治洪水，得賜「洛書，法而陳之」。由是觀之，河洛地帶自古是我國先民、帝王們主要的活動中心。炎黃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部落活動在洛陽周圍，洛陽在華夏文明中居於領先地位。20世紀以來，考古發現中國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發展的基本特點。在黃河流域，有以洮河為中心的馬家窯文化，以渭河為中心的老官台文化，以冀中、豫北為中心的磁山文化，以山東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在長江流域，有寧紹平原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還有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四川地域的三星堆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面對如此繁複的史前文化譜系，需要特別指明的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還是有著先後主次之分的。當其他地區還處在銅石並用時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時，河洛地域的夏人已經率先跨入青銅時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隸制國家。雖然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實中國文明發生的「滿天星斗」，但這並不能削弱與動搖炎黃文明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佔據主導地位的事實。「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南宋著名詩人陸遊的詩句，很好地表達了視洛陽為華夏文明根源的社會共識。因此，洛陽是華夏文明的原點、中心和根基。洛陽是千年帝都「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三代，即夏、商、周，它們先後建都於洛陽地區，形成璀璨奪目的三代文明。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夏禹建都陽城，今登封王城崗遺址，即「禹都陽城」之所在。洛陽是夏王朝的統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書·度邑》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夏本紀·正義》說：「《商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於洛汭』」。《史記·吳起列傳》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這些文獻都表明，洛陽地區是夏人的活動中心，地望與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相合。二里頭遺址在今偃師西南伊洛夾河二里頭、圪壋頭和四角樓三個自然村，內有大型宮殿建築，大型鑄銅遺址，制陶遺迹，出土大量銅器、陶器，文化層堆積豐厚，時間測定約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這與文獻記載斟鄩的方位基本相吻合。《竹書紀年》載：「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鄩作為夏朝國都，在夏朝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朝在成湯滅掉夏桀以後，把國都由亳（今河南商丘一帶）遷到夏都斟鄩所在的河洛地區——西亳，即今偃師縣城西的屍鄉溝一帶。史載：「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下》），班固自註：「屍鄉，殷湯所都。」又據《括地誌》載：「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在偃師縣西十四里。」並云：「屍鄉亭在洛陽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師縣城西屍鄉溝發現了這座遺址。商代的成湯、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諸王，皆都西亳，直到仲丁時才遷到「隞」（今河南滎陽北）。此後，商都不斷遷移，至盤庚又「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總計偃師商城共歷十三王，時間長達200餘年。洛陽城的興建是從周武王滅殷後營建洛邑開始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在陝西的鎬京。周武王滅紂凱旋歸來，夜不能寐，因為天下形勢尚不穩定，殷商遺民三百六十個氏族並未心悅誠服，使其無法高枕無憂。為更好地控制東方，決心營建洛邑。《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對周公所語：「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杜預說三塗在陸渾縣南），北望岳鄙（按即黃河北面太行山邊都邑之地），顧詹（同瞻）有河，奧詹洛伊（即可以望見黃河，洛河與伊河），毋遠天室」。《逸周書·作雒》、《尚書·雒誥》詳細記載了周公營建洛邑的經過，並遷九鼎於此。洛邑北依邙山，南系洛水，西至澗河，東逾瀍河，其中心在洛河北瀍河下游兩岸。城內有太廟、宗廟、考宮、路寢、明堂等五宮，還有「內階、玄階、堤唐」等不同通道。洛邑是一都二城，即成周和王城。洛邑作為周朝的國都，歷經成王、康王、召王、穆王四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東遷洛邑。從平王東遷到赧王五十九年被秦昭襄王滅亡，風雨飄搖的東周在這515年的時間裡，就是在洛陽度過的。東漢都洛。西漢王朝建立，劉邦曾初都洛陽三個月，後在婁敬的勸說下，由於政治與軍事的原因，遷往長安，改洛陽為河南郡郡治。西漢未年，王莽篡權，劉秀反擊成功，在成周城遺址之上建立了東漢都城。因為歷史上的漢王朝是以火德而王的，故忌水，因而將「洛」字的偏旁水去掉，而改為「雒」。東漢洛陽城南宮為一個布局龐大的宮殿建築群，有卻非殿、崇德殿、九龍殿、嘉德殿、宣德殿、陽明殿等。北宮為漢明帝造，有德陽殿、宣明殿、章台殿、迎春殿等。宮殿台閣之壯觀，班固《東都賦》、張衡《東京賦》均用奇美的文字作了記錄。東漢王朝從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漢獻帝於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脅迫遷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止，時間172年，歷13帝，其中12帝都是以雒陽為都城的。東漢末年，洛陽城為董卓之亂所焚毀。魏晉都洛。東漢未年，軍閥混戰，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曹操勢力強大。公元220年，曹操死後，其子曹丕篡漢稱帝，國號魏，改「雒陽」為洛陽，都洛陽。魏文帝廣修宮室，有建始殿、玄武館、嘉福殿、崇華殿等，築造了九華台。魏明帝太和三年又「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曹魏時期比較大的建造活動還有在洛陽城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百尺樓、凌雲台也是此時的標誌性建築。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滅魏，統一全國，國號晉，歷史上稱西晉，亦在洛陽建都。西晉沿用了曹魏時的主要建築，在洛陽宮門前樹立有銅駝、翁仲等雕刻以及日晷之類設施。城內還建有國子聖堂，《晉書》稱其為「禮樂之本」，說明它可能是國子監中祀孔的場所。曹魏自文帝曹丕至元帝曹奐，先後5代，以洛陽為都共46年。西晉自武帝司馬炎至愍帝司馬鄴，先後4帝，以洛陽為都52年。魏晉洛陽在永嘉之亂後化為廢墟。北魏都洛。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統一了北方，以南伐為名，帶領三十萬騎兵浩浩蕩蕩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出發，行至洛陽就駐兵不走了，下詔將國都遷到洛陽。495年，「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並規定「遷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還」。孝文帝對魏晉洛陽城進行了擴建，分為外郭、內郭和宮城3部分。內郭城即魏晉舊城。宮城改變了前期南北宮的分散格局，都城內經緯通達，從宮城南出，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廟分布於大道兩旁。魏孝文帝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大力推行漢化政策，規定鮮卑人一律改籍為洛陽人，說漢話，穿漢服，改稱漢姓，提倡儒術。這些措施，穩定了北魏的統治，也促進了我國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從孝文帝至孝武帝逃奔長安，孝靜帝遷都鄴城，先後歷8帝共40年。這一時代雖然短暫，卻成就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宏偉的一座偉大城市，也成就了佛教史上最為宏偉的寺塔建築。一部由其同時代人楊衒之撰寫的《洛陽伽藍記》盡現了北魏洛陽城作為帝王之都與佛教中心的雙重繁榮與興盛。然而，這座盛極一時的偉大都城，在北魏末年屢遭兵毀，漸趨衰落。隋都洛陽。隋代最初建都於漢長安之東、龍首原之南的六岡之地，稱為大興城。604年，隋煬帝繼位，當年的十一月，他行幸洛陽，並下達了建造新洛陽城的詔書。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座經過縝密規劃與建設的世界級的中古大都市。都城位於漢魏故城西邊十餘里的地方，東逾瀍水，南跨洛河，西濱澗河，北依邙山，城周27公里，分為宮城、皇城、外廓城等。內有輝煌壯觀的宮殿，城東北角建有大型官倉，名為「含嘉倉」。隋東都洛陽城，是我國中古時期規模宏大、氣勢壯觀、名聞中外的一座大都會。然而，由於隋煬帝的暴虐而國祚短暫，所以，若以大業元年新洛陽已建成來計算，至隋末戰亂隋煬帝被弒於揚州，洛陽作為隋代都城的時間至多不過15年。隋末戰亂，洛陽再遭劫難。唐都洛陽。唐代初稱洛陽為洛陽宮。高宗顯慶二年（657年），高宗「手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品階並准雍州」。自此洛陽就一直是唐王朝的東都。唐洛陽城，作為一座都城，雖然在地位上略低於西京長安城，但是，在有唐一代，因其與江左富庶之地位置近便和便利的漕運體系，成為唐代帝王經常的駐留之地。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洛陽度過的，甚至在她登基的光宅元年（684年），將洛陽城改為「神都城」，將洛陽的皇家禁苑西苑改為「神都苑」。洛陽神都的這一名號，沿用到唐顯宗神龍元年（705年），在這前後20餘年的時間中，洛陽幾乎成為了事實上的京師之城。這一時期洛陽城中演繹的建築大戲，如武則天明堂、天堂的營造，都成為古代中國建築史上頗有影響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亂將洛陽拖進深重災難之中，其後唐代皇帝就很少駐蹕洛陽了。直至唐昭宗在朱溫的裹挾下東遷洛陽。儘管唐王朝主要的活動舞台是在長安，但以高宗於顯慶二年將洛陽作為東都算起，至唐天佑四年（907年）徹底滅亡，前後也有251年的歷史。後梁、後唐、後晉都洛。後梁開平三年（909年），朱晃遷太廟四室的神主赴洛陽，而稱開封為「東都」。這一年後梁對遭到戰爭重創的洛陽加以修葺，使久經磨難的洛陽恢復了一點元氣。後梁自開平元年始，至末帝龍德三年（923年），先後歷2帝，洛陽作為帝都時間大約有15年。後唐庄宗李存勖於923年即帝位，定都洛陽，下詔書曰：「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這可能是後唐時期洛陽城在久經摧殘後的一次復甦。後唐自庄宗至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歷4帝，洛陽為帝都14年。後晉石敬瑭以洛陽為短暫帝都，於天福二年（937年）遷都開封，至此後晉都洛陽一年又十一個月。北宋時期，雖然京師在東京汴梁，洛陽仍稱為西京，但這時的洛陽實質上已經不具備都城的地位與功能了。宋以後的洛陽，先是遭金人的戰火蹂躪，後來又落入元人手中，日趨沒落，到明清時期已經淪落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了。「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以洛陽為中心，夏、商、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後梁、後唐、後晉等13個朝代，先後1500餘年在這裡建都。洛陽是我國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時間最長的歷史古都。如果從中國歷史獨特的首都、陪都的雙都制看，洛陽之為陪都始於西周，終於北宋，其間除作為首都之外，幾乎都是陪都的歷史。如今在沿洛河東西20多公里內分布的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與王城、漢魏故城、隋唐故城遺址，以其「五都貫洛」的宏偉氣魄見證著洛陽千年帝都的興衰更替。洛陽是中華文化根脈洛陽是中華文化根脈，因為其是三教祖庭，儒教起源於洛陽，道教創始於洛陽，佛教首傳於洛陽，還有玄學興盛於洛陽，理學光大於洛陽。這五大思想流派，對中華民族人文思想和品格的形成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儒教起源於洛陽。禮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周公是在洛陽制禮作樂，進一步完善了周王朝的統治制度，並使其思想成為西周以來的正統思想。《尚書大傳》謂：「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禮記·明堂》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統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不僅制禮，而且作樂，把《大韶》及《雲門》《大章》《大夏》《大武》等加工整理，訂為「六代樂舞」。周公制禮作樂，意在「敬德保民」。這是夏商以來中國思想從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轉變，對儒家仁義學說產生巨大影響。由於周公對儒家學說的貢獻，故被後世稱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並被譽為「元聖」。孔子是儒家的「至聖」。他雖居於周公的封地魯國，又因傾慕西周盛世，於周景王二十四年到東周王都洛陽考查「禮樂之原」。在洛陽，他「問禮於老子，訪樂於萇弘」，以考「禮樂之極」。又參觀考查了周的郊社、廟堂等文物制度。他對夏、殷、商三代的禮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後，認為周禮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經驗和長處，是比較完備的，所以「吾從周」。從西漢代開始，河洛地區儒學大家輩出，如賈誼、侯霸、杜子春、孟光、韓愈等，不斷對儒學作出新發展。道教創始於洛陽。老子是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即老聃，春秋時任周的守藏史，熟悉夏、商、周以來的各種典章制度，加之其對當時社會各方面矛盾的深切觀察（洛陽應是當時社會矛盾最集中的地區），在洛陽創立了他的道家學說。其《道德經》是老子因王子朝之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免而歸居」之前，在京都洛陽寫下的，被後世道教奉為經典。黃老道在洛陽地區廣泛流傳，漢明帝和漢章帝時，朝廷上下以崇信黃老為風氣。漢桓帝時，獨尊「黃老道」，在洛陽濯龍宮中，專祭黃帝、老子。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出現時，標誌著道教的正式產生。五斗米教創始人張道陵，曾在洛陽北邙山和嵩山傳道，與洛陽有著密切關係。其後，道教在北魏時期經過嵩山道士寇謙之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唐代洛陽北邙上清宮進入鼎盛。宋代道教全真派在洛陽傳道。佛教首傳於洛陽。釋教佛學傳入中國，記載見於永平八年（65年），漢明帝劉庄「夢見神人，神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日空，神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漢明帝遣蔡愔等12人往天竺取經，尋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使臣返回洛陽，帶回天竺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同時，用白馬馱回《四十二章經》。漢明帝禮重二僧，讓他們住在鴻臚寺傳教譯經。次年，敕令在西雍門外三里御道北修造僧院，因白馬馱經來，初至鴻臚寺，遂取名白馬寺。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入駐白馬寺，西域佛教學者相繼來到中國，洛陽成為當時外國佛學大師的雲集之地，譯經和法事日漸興盛。從漢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在洛陽譯出佛經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陽人朱士行在白馬寺受戒出家，成為中國的第一個正式僧人，並西行取經，在今新疆和田取得了《大品般若》，於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陽。這時佛教也開始由中原地區向江南發展。北魏遷洛後，佛教的發展盛極一時，僅京都洛陽內外佛寺即達1367所。石窟藝術開始發展，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兩大藝術寶庫。佛教傳入中國後，基本是以洛陽為中心發展起來並傳播開來，洛陽的白馬寺因此被稱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玄學興盛於洛陽。玄學是魏晉時代的主要哲學思潮，它的產生、形成、發展和衰落主要是在魏晉時期，因此人們又稱其為魏晉玄學。玄學的命名來源於《老子》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深遠的意思。玄學崇尚老莊，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之為「三玄」。最先倡導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魏正始年間的何晏和王弼。何晏好老莊之言，倡導玄學，競事清淡，開一時風氣。他著有《周易私記》、《周易講說》、《無名論》、《道德二論》及《論語集解》等書，宣稱「天地萬物以無為本」，主張君主無為而治。王弼認為：「道者無之稱也」，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無」是宇宙萬物的本體。何晏王弼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即援老子的思想、觀點入儒學，完全改變了漢儒以象數之學講《周易》的性質，從根本上衝破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源。竹林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嵇康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為「竹林七賢」之一。因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氏集團，遭鍾會構陷，為司馬氏所殺。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主張人應自然而為，強調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反對儒教的束縛。阮籍蔑視禮教，常以「白眼」看待「禮俗之士」；後期則變為「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的方法，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全自己。他認為「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主張把「自然」和封建等級制度相結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他又作《大人先生論》以老莊思想批判禮法，斥禮法之士是「褲中群虱」。西晉玄學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主張自然與明教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遙」；但君臣上下亦皆出自於「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遙」而違反「名教」。郭象認為「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這就是說無不能生有，萬物都是自己生出來的，獨立的自身變化，即他所謂的「獨化」。玄學思潮的興起，探討、反思人自身的價值和文化價值，對兩漢以來以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為特徵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懷疑和動搖，而轉向對自己生命、命運、生活、意義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與追求，也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與否定，才產生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所以說玄學思潮實質上標誌著一種人的覺醒。何、王、阮、稽、向、郭等大師，在洛陽興起發展了玄學，這是洛陽對華夏人文文化的又一貢獻。理學光大於洛陽。宋朝建立之前，儒學的發展逐漸停滯，佛教、道教則日益興盛，動搖了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到北宋時期，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新儒學——理學，面對佛老思想的挑戰，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緻的思辨哲學，創建了「洛學」或「伊洛理學」。前人提到這一時期，常說「五星聚奎，伊洛鍾秀」。朱熹《伊洛淵源錄》認為，道學起於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等「五星」學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學。邵雍創立了先天象數學，認為「心為太極」，「萬物皆生於心」，即心為萬物之源，沒有心便沒有一切。二程一生以聚徒講學為己任，伊洛河流域踏遍了他們的足跡。二程理學繼承了周敦頤和邵雍的思想，強調「理」或「天理」。他們認為「理」是自然界遵循的普遍原則，是永恆不變的。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違背「天理」這個最高準則，而「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都是天理的表現。同時，他們又把「理」說成了先於「氣」（事物）而存在的，「氣」是由於「理」而產生的。程顥說「天者，理也。」又說：「只心便是在。」這是對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觀點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還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道德修養方法。理學後經南宋朱熹的進一步完善，成為宋、元、明、清五代800多年間封建社會的思想統治基礎。程顥和程頤被後世帝王尊稱為「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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