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的惡招

朱元璋做了明朝開國皇帝後，朝中有些人曾在元朝做過官。歷代新王朝對亡國之臣一般都採取「優禮」的態度，以顯示本朝的寬大和「忠恕之道」。朱元璋沒有這個雅量，他讓禮部作出一項規定：凡歸順明朝的元朝官員，都沒有資格參加明軍的慶典活動。這是一件極其傷害降臣面子和心理的事情。有危素其人，是個大知識分子，在元朝編修過宋、遼、金三朝國史和注釋過《爾雅》，從經筵檢討、國子助教、翰林編修一直升到大司農丞、禮部尚書。朱元璋也曾一度禮待過他，賜宴勸酒，詢問元朝興亡緣由，並讓他當翰林侍講兼弘文館學士。一天，朱元璋到了弘文館東閣，聽見門外有步履聲，問：「來人是誰？」對方答：「老臣危素」，朱元璋不知怎地突然陰陽怪氣地說：「原來是你呀，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搞得危素十分狼狽。朱元璋進一步得意洋洋地挖苦：「你是元朝的老臣，幹嗎不到和州看守余闕（元臣，為元朝戰死）廟去呢？」不久危素就給發配到和州並很快鬱郁死去。 危素當然比不上文天祥，但危素還不是一個苟且偷生之人。元朝覆亡後，危素曾準備跳井自殺，被報恩寺的主持大梓勸止，「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危素長嘆流淚，只好作罷，一部《元實錄》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朱元璋雖然覺得危素忠義並給他官做，但心眼裡對他們這些降臣相當蔑視，時常有事沒事拿他們撮弄一番。 別看朱皇帝草莽出身，卻深諳心理的巨大作用：要使這些人徹底馴服，俯首貼耳為大明朝盡忠，就必先摧毀他們的人性尊嚴，瓦解他們的精神意志，使他們終身蒙受羞辱，抬不起頭做人。朱元璋整人的手法十分奇特，其思路的歪怪出人意表。他可能不當場降你的官、罷你的職，或者判你死罪，立即付之誅戮，而是慢慢地折磨，而折磨人的最佳手段就是剝奪其羞恥之心，有人稱之為「精神凌遲」，再恰當不過。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陳事，稿子只是寫得長了些，朱元璋讀了一半就讀不下去了，叫人將茹太素傳來當庭痛打了一頓。一次，朱元璋與茹太素喝酒，突然殺氣騰騰地冒出一句：「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驚得茹老先生慌忙爬在地上磕頭，口裡續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茹老先生為人剛直，不阿權貴，曾被朱元璋表為「忠臣」。後來老先生被人構陷，朱元璋命他帶著腳鐐處理事務，使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受盡侮辱，雖活著卻跟死屍沒什麼兩樣。而對朱元璋來說，這並不新奇，在茹太素之前，就有帶著腳鐐坐堂審案的「戴死罪」的御史，也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門復職的官吏。朱元璋的這些惡招，被他的嫡傳子孫完整地繼承了下來，朱棣的某些腳氣手法跟他老子就十分相像，並且有所「創新」。刑科給事中陳諤性直敢諫，說話嗓門大，聲如洪鐘。一次惹翻了朱棣，朱棣命人在奉天門外挖一個大坑，把陳諤埋在坑裡，只露出頭部，過了七天才給挖了出來，仍官復原職。陳諤的這條命撿得真是不易！朱元璋特別陰鷙，他對劉基等人的手法可謂整人的絕版，從中也可以看出他毒辣的一面。劉基是朱元璋的智囊人物，對明朝的建立有「定策之功」，「帝每恭已以聽，常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把劉基看作是漢代的張良，可是劉基的命運比張良差多了。才洪武元年，朱元璋先是找茬逼得劉基「致仕」。不久，又寫信將他召回，「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勛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著鞭一來，朕心悅矣」（朱元璋《御寶詔書》），言辭切切，似乎要報答劉基。可真正到了封公、封侯的時候，卻沒有劉基的份。後來勉強地封他為伯，但俸祿卻比其他封伯的人的底。劉基明白這是皇帝在逼他走人，只好再次「致仕」。第二年，又有人打小報告，說劉基會看風水，把祖墳安置在有王氣的地方，「帝不聽，惟奪基祿而已」。從此，堂堂開國元勛不但丟掉了俸祿，連家鄉也不敢再呆下去，只好誠惶誠恐地搬到京城來住，以免引起皇帝的猜疑。不想惡運再次找上他門來。一次搞祭祀活動，朱元璋突然變臉變色地問劉基：「你沒有參加祭祀，憑什麼分胙肉啊！」劉基被羞辱得當場下不了台。此後，劉基的身體每況愈下，朱元璋見他已是油枯燈盡之像，於是乾脆打發他回老家去了。臨行前，特意送給劉基一份「禮物」——一封《絕交書》，信中寫道：「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朱元璋《賜歸老青田詔書》。聽聽這話，你還會相信朱元璋真把劉基當作劉邦的張良了嗎？經受如此三番五次地打擊，劉基終於沉痾不起，回家不到兩月就病逝了。朱元璋不露聲色地除掉劉基，接著把手又伸向徐達。徐是朱的同鄉，與劉基等人同為朱皇帝拉杆子時親如手足的患難之交，朱元璋甚至衝動得幾次想把自己的住宅讓給徐達。後來這種朋友關係不復存在，相反，徐達成為朱元璋整的第一批人物。據說，徐達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派人送去一碗鵝肉，並命令送肉的宦官在旁監督著他吃掉。徐達接到鵝肉，自知死期已知，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病逝。朱元璋在位三十年，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乾淨。朱元璋的特務政治也搞得相當出色，他安插在京城各個角落的檢校、僉事，「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大臣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探知，甚至市井打鬥，鄰里長短，也「無不奏聞」。錢宰被指派編寫《孟子節文》，晚上回家無意中吟了一首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遂得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早上，朱元璋對他說：「你作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聽了嚇得冷汗直冒，忙叩頭認罪。《明史》也有類似的記載，大學者宋濂在家請客，隔日，朱元璋問他昨天喝酒沒有，請了那些客，上了什麼菜，可見宋濂身邊也有密探。後來，朱元璋乾脆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把特務政治擴大到全國。一時，「緹騎」四齣，山搖地動，天下人為之變色。凡是被錦衣衛偵探、緝捕下進「詔獄」的人，休想活著出去，不是被挑筋、剁指，就是被剝皮楦草。當時全國各府、州、縣的土地廟，就是專門用作剝皮行刑的場所，又稱「皮場廟」。到洪武末年，大臣上朝就跟赴刑場一樣，出門前先與家人訣別，安排後事，等到天暮歸來，則舉家慶賀，算是又多活了一天。當然，朱元璋最大的發明還數「廷杖」，「廷杖」就是打屁股，柏楊先生在其《中國人史綱》對這種打屁股藝術作過精彩描述。廷杖，即在大庭廣眾之下，用木棍對罪犯拷掠。對高級官員執行廷杖時，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監刑，其他政府官員陪坐兩旁，左邊站小宦官三十人，右邊站錦繡衣衛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獄吏百餘人，都穿短短褲，手執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布皇帝的詔書後，『犯罪』大臣即被行刑獄吏撲上來，捽伏到地，用麻布把他從肩膀以下綁住，使他不能轉動，再把他雙足用繩索綁住，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滿口中，鬍鬚全被磨脫……強壯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過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不死時，也要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有人說，明朝當官的未挨過廷杖同唐朝當官的不會寫詩一樣稀罕。朱元璋以打屁股來達到整人的目的，可謂獨出心裁。他要通過最低級、最下作的手法摧毀一個人最高貴的人格尊嚴。試想，一個人從肉體到精神的隱私都暴露給外人，還有什麼尊嚴體面可言？朱皇帝正是深諳打屁股的巨大的心理作用，所以在編纂《奸黨錄》、《逆臣錄》、設立錦衣衛同時，特別喜歡打人的屁股，無論是「衣冠」，還是平民，只要當眾扒去衣褲，捆伏在地，即使棍子不落下，那個人差不多丟了大半條命。自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將工部尚書薛祥斃於杖下，以後他的孝子賢孫們將這一惡招個個學得精通，動輒對數十、上百人施以廷杖，光嘉靖皇帝一次就杖死五品以下官員16人，「血濺玉階，肉飛金陛」，場面甚為壯觀。劉基在世的時候，曾委婉地告誡朱元璋：「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經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言下之意，對大臣要維護他們的人格尊嚴，而不應當惡意侮辱。朱元璋「深然之」。但從工部尚書薛祥等人「坐累杖死」看，朱元璋實際並沒有聽進去。嘉靖年間，又有人上書為士大夫遭受廷杖之辱喊冤，其中說：「昔漢光武尚名節，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其後忠義之徒爭死效節」。而今，士大夫動不動就受廷杖之辱，被廷杖後仍「冠帶立朝班」，以至於「武夫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系執之』，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致易行。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罕杖節之士也」。嘉靖照樣把這些逆耳之言當了耳旁風。但是明朝士大夫骨氣節操的喪失確是與這種摧折人性的做法有關。明人郎瑛《七修類稿》記載一則故事：新淦人鄧伯言，因為詩名被推薦。一天，朱元璋讀鄧伯言的詩，當讀到「鰲足立四極，鐘山蟠一龍」一句時，不由得拍案高聲朗讀。鄧伯言原本是驚弓之鳥，曾有「一日被蛇 咬」的間接經驗，聽到皇帝的聲音，以為是皇帝發怒，嚇得跌坐在地上，當場昏死過去。周圍的人將他扶出門，才慢慢蘇醒過來。鄧伯言的故事讀來可笑也可悲，所謂文士，在皇帝那裡，連一條蟲都不是。清代替了明，似乎並沒有從朱明那裡汲取什麼教訓，相反，把整人的惡招擴張到極致。康熙、雍正、乾隆三位都是整人高手，前後持續一百餘年的文字獄，便是這爺仨整人的傑作，而數乾隆的乃父雍正整人整得最富有匠心。錢名士因為寫詩栽在雍正手裡，被扣上「曲盡諂媚，頌揚奸惡」的罪名，但雍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革職，並御筆親書「名教罪人」四個大字，製成匾額掛到錢名世家的大門上，又下令在京大小官員每人寫一首批判詩為錢「餞行」。當時，在京官員385人奉詔作詩。雍正親自擔任評委主任，獎優罰劣。然後，將他欽定的批判詩交給錢名世，由他本人出資刊印，頒發全國學校作為大批判教材。這位英主認定死罪不如活罪，使他活著受盡比死還要難受的折磨。有清一代，文人最容易罹禍，所謂「康乾盛世」，在思想界和文學界卻是一片陰森，文人連寫詩的想像力都被醬死在恐怖當中。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遠離現實，一頭鑽進故紙堆里，去為「稻梁謀」了。他們「僅限在故紙堆中書本上，為學術而學術了。他們不想作相與作師，不在現實活人身上打主意，不關切人群大共體，他們只把興趣集中在幾本遙遠陳古的書籍上，他們遂真成為一些書生與學者。他們不注意人人可為聖人的活教材，他們只想教人能讀聖人書。而其讀聖人書，亦不重在通大義、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聲音訓詁、事物考證」（錢穆《國史新論》。司馬遷在讀到「刑不上大夫」時，曾說：「士節不可辱」，意思是，既然是朝廷的命官，就應該保持起碼的自尊，有尊嚴才能有士節，有士節才能有所不為，這是士大夫能夠與朝廷保持一心和堅持操守的保障。大大小小的皇帝們反其道而行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把人變成奴才，變成維護他們統治利益的有效工具。而把人變成奴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毀掉其人性，馴化其奴性，這比消滅他們的肉體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從明朝士大夫「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到「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孟森《明史講義》），再到清代大批知識分子「轉向故紙堆中做蠹魚」（錢穆《國史新論》看，統治者是達到了目的。可惜，大大小小的皇帝們並不懂得，毀掉人的尊嚴，則是使整個民族麻木、馴服以致死亡的要訣和必由之路。清朝取代明朝，不過才維護了二百多年就宣告壽終正寢，便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