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中國語文教育大討論的三篇文章

引發中國語文教育大討論的三篇文章

始於1997年的語文教育大討論，有著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它不但引發了語文學科的討論，還促使人們對整個中國教育的深層次地思考，直接推動了教育思想、教學理念、新課程標準、新教材、教學方法的變革和出台。

現在，這場大討論已經結束，新課程已經實施多年，站在歷史的高度，再回首看這次討論，特別是再看看直接引發這次討論的《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上的三篇文章：著名劇作家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中學語文教師王麗的〈〈中國語文教學手記〉〉，大學中文系教師薛毅<<文學教育的悲哀＞＞，對如何更好地在教育教學中實施新課程標準，完善學生的人格，處理好三維目標之間的關係會有好處。當然，他們的觀點也並不是十全十美，但可以引起我們的思考，促使我們的實踐。

（一）女兒的作業

　　鄒靜之

過元旦時女兒的語文作業，有一項是把綜合練習作業本重抄一遍，從題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萬來字。此為三項作業中的一項，女兒學會了熬夜，元旦那天寫到凌晨3點。女兒六年級。

昨日看到一幅畫，題目是《陪讀》。兒子深夜在寫作業，父親在疊高的椅子上，發懸於梁，滿地煙蒂，苦熬等孩子作業寫完，是個好父親。現在一些教師的能力已經深入到了家庭。聽一朋友說，家中電視從不敢看，曾遭到孩子老師批評，說孩子苦學，家長看電視，不是為父之道。這樣的老師大概能使整個家庭都籠罩在苦讀的氛圍中。

我不是個好父親，我先是沒有頭懸樑，陪女兒深夜寫作業的精神；再有，她的作業，我也大多不會，陪也幫不上忙。我沒想到語文的教法已經深入細緻到字典詞典內部去了。女兒的作業要花很多時間來分析字，如：「翁」是什麼部首，它的第七劃是點還是折，它的聲母是什麼，它的韻母是什麼，它有多少義項……我不知道學得好的同學是否已經是半個文字學家了。我曾對女兒說這沒用，你學會查字典就夠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為工具，女兒不聽，她尊師敬道。

有一天，她問我「灰溜溜」怎麼解釋。我想了一會兒，問幹嗎解釋這個詞。她說是作業。我說這個詞你會用嗎？她說會，很快造了句子。我說這就可以了，關鍵是會用。解釋「灰溜溜」這種詞毫無必要，就像解釋「饅頭」這個詞沒有必要一樣。女兒不屑，她認為我從沒有學好過語文，連小學的問題都答不出來。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的每個詞是否都有再用語言來解釋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該放孩子們出去玩玩。我想小到「灰溜溜」這類詞，也要用書面語去說它一遍了，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學的東西就太多了，我們確實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臨考試，回家的作業，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長，女兒她們稱其為「哈達卷」，挺準確，像一條長長的哈達，從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飯就俯在上邊寫，一條「哈達」寫完了還有—條。有時我路過她的房間，她的影子借檯燈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沒有什麼光彩。我從沒有借這個影子想像出過什麼傑出的人物來，沒有愛因斯坦，也沒有惠特曼。我的感覺是—個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厭煩的活。我曾看過她的數學作業，對格式和步驟要求十分嚴格，不厭其煩，明明可以綜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部：一個式子之後還要有語言闡述（幹嗎非要把簡單的複雜化，他會做就證明他是明白，清楚的）。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把聰明的孩子們當成白痴來教。他們其實非常靈動．他們比我們想像的機敏得多，但我覺得那種教學好像就是非要壓制住他們的活躍。很多時候這樣的教學像是想驗證一下誰更按部就班，誰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次經我檢查過的語文卷子錯了很多，不僅是家人，我也開始對我的語文程度懷疑起來。有兩條錯誤是這樣的：題目要求，根據句子意思寫成語。有一條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兒填「齊心協力」。老師判錯；還有一條「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兒填「栩栩如生」，老師也判錯。我仔細看了，不知錯在哪裡。女兒說第一條應是「同心協力」、第二條應是「惟妙惟肖」。這真讓人吃驚，我不知道「齊」與「同」在這兒有什麼區別。按新華字典「齊」宇第三個義項就是同時、同樣、一起的意思，並舉例用了「同心」一詞。該用「同心協力」時，用「齊心協力」誰能說這是錯了。女兒說；標準答案是「同心協力」其它當然就錯。真可怕，語文什麼時候變得比數學還要精確了。中國語言之豐富，辭彙之多，所謂同義詞．近義詞，相應的不止一條，怎麼就會有一個答案呢。那第二條，我覺得題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為準確，「妙」和「肖」與「如生」比，哪一個更與「逼真」這個詞接近呢。關鍵爭執還不在此，把對的說成錯的，就不僅是誤人了實是害人了。還不止害一個人，而是害了一代人。實際也這樣，我反覆怎麼說這兩條都沒有錯，女兒也不信，她視老師為絕對權威，老師以標準答案為聖旨。女兒把她原來活躍、靈動的心收起來子。從她心裡把那兩個詞趕出去了，她將接受別人給她的標準，來謹慎地使用辭彙，她以後可能會像收音機一樣的說話。那天，她按老師的要求把那錯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裡只有一個詞--殘酷。

這樣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擠眉弄眼」為什麼只能算神態類的詞，而就不能算是動作類的詞，神態和動作清楚的界線在哪兒。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災禍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長兩短」。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學生這個有什麼意義。把一個詞歸於神態，或把一個詞歸於動作，對她應用這個詞有什麼作用。除限制別人的想像外沒一點兒好處；古語說「文無定法」，如果真有那麼死的標準，誰學會為「推敲」而推敲呢，詩人大概也不會再說「疑是銀河落九天」這話了。最奇怪的是，語文到這程度，女兒的作文反而越來越差。她的作文幾乎成了一些兒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寫過「圓珠筆在紙上快樂地蹭癢」這樣句子的女兒，開始為作文編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揚稿，和思想彙報那類的文體。她的作文幾乎是假話，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學幾乎都寫過，扶老婆婆過街，給老師送傘，借同學橡皮那類的故事。她們快樂地共同編著一樣的故事，然後套上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這樣的格式，去到老師那兒領一個好分。她們老師說「天下文章一大抄，誰不抄準是傻子」(我在書店看到過《兒童作文經典》這類的書，擺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經典這詞現在已經變得這麼隨便。這些書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提高你的寫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應付考試的、可以改頭換面的模本。女兒說她們班的同學，寫作文常找來相應的一篇．改個名字抄上去)。這類的書在我家附近的一間新華書店佔了有幾張櫃檯，買者踴躍。那些父母並不知道真寫好作文的人，並不是看這些書看的。那天，我同時看到一個小女孩在櫃檯上認真地讀《高老頭》，問她為什麼不買回家去讀。她奇怪地看著我，說這樣的書怎麼可以買回家呢。我曾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他們看過的經典比我在文革當知青時還要少，他們不看巴爾扎克，也不看馮夢龍，他們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談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幾歲的人能寫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樣的句子來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學的兒童很多了，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模子里走出來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為了救助那些失學兒童的，而我發現很多上學的兒童他們極想失學，女兒說一想到作業就要發瘋，他們厭惡把他們當做傻子來教。他們不想學那種一時有用(考試一時)，一輩子沒用的東西，他們討厭那個把簡單複雜化的教法。他們討厭作業，討厭考試，他們討厭評分不公正和狹隘。他們厭學。

我也討厭這樣的學習法，我一直把家裡深夜了還有一個在寫作業的學生，當成是這個家庭的災難(聽朋友說，她高中的兒子，從沒有12點前睡過覺，想想真可怕)。我真是對她的那些毫無意義的作業深惡痛絕。我已經多次地慫恿她不寫那些東西，就是不寫，那實在是對人的智力的污辱。

這是我在二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現在女兒已經上初二了。她的作業量沒有任何改變。我家住在六樓，她每天回家的腳步聲非常沉重，我知道那聲音一大部分來自那個書包，我曾經幻想過把一個快樂輕鬆的女兒放進家門，而把那個書包關在門外，但那樣的日子從來沒有一天來到過。很多有兒女還在上學的家長跟我說過，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但就是這樣，別的科目我不敢說，就文學而言，我相信這些苦難的孩子們並沒有學到什麼。我的一個考上清華大學的外甥女，就基本沒有寫作能力，她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重點學校，她寫作文就是為了應付考試，在她的文章中，我幾乎沒有看到過真正的心裡話。很多人已經把文學看成是一個附屬的令人厭倦的東西了。這與使人生厭的語文教育是分不開的，我堅信如果按教科書中的方法來寫作或欣賞文學作品，那將離文學越來越遠。

（二）　中學語文教學手記

王麗

前年夏初，當我收拾起我的教科書、我的備課本和我平時在學校用的一應物件，走出H中學那帶著十九世紀歐洲風格的鑄鐵縷花大門時，我對這份職業的熱忱、靈感和驕傲將永遠留在H，再也找不回來了。我無法想像我還能在另一所學校，面對著另一群孩子，重新開始我的講台生涯……

我是經一位長者的引薦來H中學當代課教師的。那時我剛從文藝學碩士研究生班畢業，在浙江老家曾當過12年中學和師範語文教師的我，最後還是選擇了重操舊業。這不光是因為我喜歡這個職業--喜歡它帶給我的尊嚴感和年輕感，也不光是因為它對我來說是輕車熟路，更重要的是，我想體驗一下在北京當教師的滋味。

說起來，我的運氣還真不錯。我所任教的中學不僅是北京市的重點中學，而且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名牌中學。其前身是一所教會學校，創辦於1871年，在中國教育史上曾一度與燕京、金陵、聖約翰這些名牌學校齊名。一百多年來，它雖歷經滄桑變遷，但至今仍然保持著歷史名校所特有的雍容大度和既古老又青春永在的風範，一如校門口花壇中央那口被芊芊芳草圍繞著古老的校鍾。

我教的是高一兩個班的語文課。

上過幾堂課之後，我開始覺察出H中學的學生與我以前教過的學生的差異來。也許是從小生長在我們這泱泱大國的京都，「早充觀國賓」之故，H中學的學生顯得視野開闊、思維活躍敏銳、內心更豐富也更有激情，且特別富於幽默感和善於言詞。總之，在他們身上，有一股京都長大的孩子特有的氣質，--當然，這與他們大都來自文化層次較高的家庭和從小學到初中受過較好的教育有關。

這一切身加快了我與他們的溝通。在課堂上，我鼓勵他們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積極展開討論。我們的討論常常從課文內容出發聯繫各種社會現象：從學雷鋒運動到當前社會上屢見不鮮的見死不救的不道德行為，從日本政府大臣參拜靖國神社到中國政府放棄日本戰爭賠款，從金庸小說到流行歌曲……在討論中，我和學生們似乎達成一種共識：語文課本身就像生活一樣豐富多彩，不關心廣闊的社會生活就很難學好語文。

然而我很快深深地感到苦惱。

首先是教材的陳舊、落後。在高一第一學期的語文課本中，真正從語文的角度來編選的篇目大約只佔一半，其餘一半則大體上是從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來考慮的，而且還是五六十年代那種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即便是寫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如第一單元選的三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長江三峽》、《難老泉》，均作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其思想意蘊都明顯打上那些年代的印記。另外，像報告文學這種注重新聞性、現實性的文體，課本中選的仍然是《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篇五十年代的作品，真令人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感。

記敘文是如此，議論文的情形也許更糟。除了領袖講話和魯迅作品之外，其餘幾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無新意的平庸之作。而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總共28篇課文中，竟沒有一篇是反映當代社會生活、議論精闢、文字精彩的作品。彷彿使用這本教材的老師和學生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紀末，而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後來，我還找了高中其他年級的語文教材來看，情形也大同小異。

面對著這樣的教材，我常暗自發問，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積累深厚，從古到今，名篇傑作舉不勝舉，挑出幾十篇上百篇適合中學生讀的，絕非難事，為什麼偏要選一些如此陳舊、平庸的作品塞給學生們呢？

但我別無選擇。我只好採取折衷的辦法：一方面要考慮到學生應付考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教學生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名篇傑作，哪些只不過是平平之作。如教第一篇《雨中登泰山》，我沒有按「教參」的講法一味說好，而是在肯定了文章的可取之處後，又談了自己的看法：寫景有堆砌羅列之嫌，太「死」、太實，缺乏意境和神韻；文章意蘊不深化、不豐富，缺乏讓人回味的東西，且全篇找不出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精彩之筆，更談不上有鮮明的特色。

學生們愕然了。他們從小學到初中，從沒聽過一位語文教師如此評論一篇課文。在他們的印象中，凡選進課本里的文章都是無可挑剔的，儘管他們自己並無這種體會，甚至沒興趣去體會。但我這種講法卻使他們覺得十分新鮮，他們的興趣反而被激發起來。時間一長，他們也漸漸領悟到如何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別一篇作品的高低優劣。

沒想到教材給我帶來的更大的煩惱還在後頭。那就是課後練習的編排設計。為了省事，還是舉《雨中登泰山》一課的練習為例吧。其中有這樣一道思考題：

課文處處於一個「雨」字，創造了「人朝上走，水朝下流」的詩一般的意境。作者下筆是怎樣點雨的？收筆又是怎樣點雨的？這樣寫有什麼作用？

姑不論「人朝上走」云云天曉得會是什麼「詩一般的意境」，我敢斷言此文作者李健吾先生是肯定答不上來的。而且，任何一個作家在寫作時都絕不會考慮到這樣的問題，換言之，只有自己毫無寫作經驗的人才會想得出這樣荒唐可笑的問題；而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教材中比比皆是！每次遇到這樣的題目，我都是儘力克制住內心的反感，將「教參」上的所謂「標準答案」抄給學生，以便他們將來應付考試。

相比之下，上述這類題目還不算是最離譜的，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時下流行的單項選擇和多項選擇題，以《雨中登泰山》一課為例，請看題目如下：

四、下面是課文中的一段話。後面列出四種分析。把最能確切反映作者意圖和表達方法的一種選出來。

課文：略

1．作者運用借代、擬人等修辭方法，表現了松樹在逆境中奮鬥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2．作者運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方法，表現了松樹的千姿百態、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3．作者運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方法，表現了松樹在逆境中奮鬥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4．作者運用借代、擬人等修辭方法，表現了松樹的千姿百態、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這種繞來繞去的習題，讓人一見腦袋立刻發脹，哪裡是語文練習？分明在挖空心思捉弄人！我忍住氣耐著性子才把題目看明白。按照課文的意思，我想選第（2）項不會錯吧！但翻開「教參」一看答案，卻是第（3）項。我冥思苦索，最後總算琢磨出編者的玄機：在編者眼裡，這些泰山上的松樹原來都是政治生物，都在「逆境」中「奮鬥」、「自豪」！這豈不是分明在教人牽強附會，甚至投機取巧嗎？我的年齡使我有幸未曾經歷過反右，文革時也沒資格成為紅衛兵，可我從這道練習題中完全能想像政治上的牽強附會多麼荒唐而可怕！……

但我卻不能擅自改動答案，我又只能將自己的見解連同「標準答案」一併端給學生。

解答這類題目仍不算是最苦惱人的。要你自己來編寫這種形式的題目，那才是痛苦不堪的事。每每期中考試由各校自行出卷。這個任務自然落到各科任課老師頭上。由於我常為此「叫苦」，其他老師體諒我，特意將最簡單的一部分題目分給我出，但我還是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折磨。我的思維怎麼也不能構想這樣一種題型：即必須做到供選擇的四項答案中只有一項是「正確」的，其餘三項都是似是實非的，而且在意思表達上只許有一點點細微的區別，存心讓學生乍一看一頭霧水，須經過一番全神貫注的仔細斟酌比較之後才可能判別出來———當然，結果「正確」與否，只有天知道！這種任務對我的智力和文字表達能力真是空前的挑戰，我每次都須絞盡腦汁，寫了又改，改了又寫，一直弄得頭脹如斗，才算勉強完成任務。但別的老師一看，總還能挑出不少漏洞。

後來聽說，這種題型是在使用計算機改卷之後出現的，目的是追求判分的「準確性」、「科學性」，避免人工改卷難以避免的「隨意性」。但似乎沒人想到一個常識性的事實：語文不同於理科。理科考試用計算機改卷也許確有好處，而語文課則不然。語文課的內容不是抽象的公式、定理、定義、概念，而是凝聚著作家（廣義的）的思想、情感和才華的有血有肉的作品。由此可見語文課本身就帶有很多模糊性、多義性的東西，大至課文主旨，小至一句話、一個字，都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根本不能用非此即彼這種最簡單的判斷方式。

在語文教學中，迷信計算機式「判分」的「準確性」、「科學性」，付出的代價是無數少年的生機和靈氣！

我的這些苦惱和想法當然不能無保留地向學生們傾訴，我怕的是孩子們若完全按我的想法去學語文，將很難對付那些逼人就範的種種考試。但千慮難免一疏，有次也鬧出個小小的「亂子」來。 在高一語文課本中，有朱自清的兩篇抒情散文———《綠》和《荷塘月色》。我對朱自清的作品本來比較熟，對他的一些學術著作和有關傳記也多讀過，備課時又查閱了近年有關朱自清散文的評論文章。當然，我也翻閱了「教參」，但我覺得那上面講的實在太「死」、太陳腐。我寧願按自己的意思來講。

那幾節課是我一個學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盡量深入淺出地給學生們講這兩篇作品的意境美、神韻美、語言美，也講朱自清的人品道德學問與他的作品的關係。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而對我來說，這樣的講課徹底打破「教參」的桎梏，從中也體會到一種找回「自我」的美妙感覺。

正是在這種氛圍下，我講到《綠》的寓意時，引用一位評論家的見解並稍加發揮說：在當時正值青春韶華的作者心目中，梅雨潭的「綠」，其實已幻化成、或者說已升華為一種至真至純至美的象徵，它帶有鮮明的女性色彩，所以作者稱它為「女兒綠」，並連用幾個女性的「她」字來稱呼它；因此，這篇作品的寓意也可以看成是對理想中的女性美的深情熱烈的謳歌。這個見解雖然與教材上講的大相徑庭，但學生們覺得十分新鮮、有意思，於是便牢牢記住了。

偏巧到了期末考試時，區教研室統一出的卷子中就有這樣一道題：

這一段文字（指有關「綠」的那段描寫）表達了作者什麼樣的感情？請用簡明的語言加以概括。

標準答案是：「表達了作者熱愛生命熱愛大自然的感情。」

而我的學生中有好幾個都答是：「表達了作者對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謳歌。」結果被扣了分。

這件事使我哭笑不得。當然，我不是說「標準答案」的就是錯的，但這樣的答案就像是一頂帽子，拿來安在隨便哪篇寫景抒情散文的頭上都差不離，因此，這不是濫調又是什麼？

不過，還有比濫調更誤人子弟的判斷題，如：

A、描寫梅雨潭的綠，觀察點是梅雨潭。（）

「標準答案」是「梅雨潭邊」，因此，這道題是「錯」的。

D、最後通過想像把梅雨潭的美提高到了神妙的高度。（）

「標準答案」是「把梅雨潭的綠的美……」，因此上題也是「錯」的。

我不知道這樣的題目，除了出題者，還有沒有第二個人能做「正確」？有人說：現在中學的語文考卷，連大學教授都做不出來。其實，越是大學教授越做不出來，因為它太荒謬了，荒謬得令人匪夷所思。只是苦了當學生的，除了絞盡腦汁，努力去捉摸出題者的思路和死記硬背之外，似乎別無他法。

語文教學的重要環節———作文教學中，也有些令人不可思議的怪招。至於議論文的作文教學，則完全是公式化、教條化的。課文分析是本著「教參」上說的「提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條「著名」公式來教的（教材中選的課文幾乎都可以納入這個套子），初中這樣教，高中也這樣教，一以貫之。我戲稱為「三股文」，比科舉時代的「八股文」更厲害。

應該說，議論文是針對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有感而發的。而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嗎？恰恰相反，生活中許許多多問題在一定的時間、空間中，一定的條件下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越是重大的問題越無法解決。因此，很多議論文名篇傑作並不打算解決什麼問題。只以其議論的精闢、精警引起讀者的關注和思考，並以其審美價值給人以美的感受。如果按「三股文」的要求，魯迅的很多雜文都是不合格的！

這裡，我還不能不提到，近年高考作文的題目設計走的也是「三股文」的路子，題目的繁瑣、怪異、刁鑽，也是挖空心思才想得出來的，彷彿存心要將學生考「焦」、考「像」。然而高考一過，報上卻是一片叫好聲，稱讚題目如何新穎呀，訓練如何全面呀，等等。不過，就我見聞所及，叫好的都是某些重點中學的特級或高級語文教師，未見有語文專家學者出來認真講幾句話，實令人感慨系之。

幸而也有例外，上海的高考作文題就出得高明得多，如前年的《責任》、今年的《我看課外閱讀》，端端正正，大大方方，且貼近學生生活。可惜未能在全國推廣，讓那些歪點子一意孤行。

我常常想，如果使這些素質很好的北京孩子自覺地多接觸、多關心校園外的廣闊生活，憑他們敏感的心靈、活躍的思維、「早充觀國賓」的眼光，他們的寫作興趣和能力一定會有明顯的提高。在高一語文課本第二單元後面有一項寫作訓練，內容要求學生分小組選擇一個合適的問題，制訂採訪提綱，採訪校領導、團幹部或教師。我想，何必規定得這麼死呢？何不把採訪範圍擴大到校外，讓學生自己選擇對象，作一次社會採訪。

我的設想立即得到學生們的熱烈響應。他們投入了空前的熱情，在短短兩周的課餘時間裡，兩個班八十多名學生分組或單獨採訪了不同社會層面、十餘種職業、近百人次對象。在這些採訪對象中，有國有大廠廠長、銀行經理、國家體操隊教練、球星、大款，也有下崗女工、外來打工仔、小保姆、賣報老人、殘疾人、甚至還有地鐵乞丐、癌症病人、吸毒者的親屬、離異家庭的孩子……。這些十五六歲的少年人第一次以一個自覺的社會觀察者的眼睛來窺視這個充滿悲歡哀樂的大千世界。從他們寫的採訪記中可以看出，他們大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關心社會，為一些陌生人的生活和命運而思考、而歡樂或擔憂……。

一個採訪報攤老人的女孩在採訪中寫道：「在我的心目中，賣報是最簡單不過的活兒，誰都會幹。可是，當我陪老人守了一下午的攤子以後，我才體會到這活兒的艱辛，明白掙錢的不容易。那天是星期六，老人一直守到傍晚，眼看天都擦黑了，買報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可老人還沒有收攤的意思。我一問，才知道原來還有一個長期在老人這兒訂報的顧客今兒不知為什麼還沒下班來取報。老人說，既然答應人家了，怎麼也得等他，要不一會兒人家來了，一看攤子沒了，多窩心呀！這平平淡淡一句話教我尋思良久，我明白了什麼叫『敬業精神』，什麼叫『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什麼叫『平凡中的偉大』！」

我真忍不住要對孩子們說：這才叫作文！學作文原就與學作人分不開的。

最別出心裁的是一幫採訪北京名剎---法源寺的學生。他們七人結成一小組，組長是一位挺能幹的女生。他們與一位遠來中國佛學院深造的年輕僧人展開一場十分生動有趣、富於人生哲理的對話。在八十多篇採訪記中，他們的採訪記別具一格，讓我這當老師的想起來就覺得高興、有趣，文長不錄。不過，我曾給《中國校園文學》雜誌寫過一篇綜合報導，其中摘錄了他們的妙文。據編輯部的朋友說，那篇報導發表後，反響挺好，有讀者再次給我來信，但我那陣子正忙得焦頭爛額，沒寫回信。不過我自知我的這些做法都有頭無尾，愧對學生和讀者！

我雖然教了多年的中學和師範語文，但從我走上講台的第一天起，便時時想著不要當「教書匠」。也因此，多年來，我一直讀書寫作不輟，使自己的頭腦和心靈始終保持在一種敏銳、活躍的狀態，讀書、教書、寫作三者構成我生活的等邊三角形。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暫從「教書」這口「井」里跳出來，開闊視野，更新和充實自己。我在H中學所做的這種教學試驗，完全是出於對我國長期以來語文教學的荒唐謬誤的痛切感受，也出於對學生的責任感。使我高興的是，在這我種教法的影響下，學生們學習語文的興趣越來越濃，隨著他們讀、寫、聽、說諸項能力的提高，他們也漸漸摸到了對付那些「歪題」的竅門。在高一學年末的語文考試中，我教的其中一個班的語文平均分甚至超過了號稱「天之驕子」的級段重點班，名列全年級第一。當然我也知道，我只是一個代課教師，不可能有一個系統的、完整的、長欺的教學實驗計劃。但我深深感到，中國的中學語文教育實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不知還要禍害多少代人。我曾在96年的《中華讀書報》上見到一則資料：1995年上海華中理工大學對該校3511名新入學的專科、本科、碩士和博士生做了一次中國語文水平測試。測試結果，總平均僅為63.9分；其中，碩士生和博士生均不及格。這樣的事實難道還不夠發人深省嗎？記得王蒙先生曾在一次座談會上說：「現在優秀的人都不當教師了。」若果如此，中國教育還有什麼希望？

由於學校的人事變動，我不得不離開H中學了。在離去的最後一堂課上，我對學生們說：「感謝你們給我這愉快的一年，雖然我也有苦惱，但這是我教師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一年。我會永遠記住你們的，因為你們是我教過的最優秀的學生。」

我不知道我將來會不會再去當教師，但我想，我應當將我這一年的感受和思考寫下來，倘能引起人們的關注，那便是對我這一年工作的最好的報償。

　 我深深感到，中國的中學語文教育實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不知還要禍害多少代人。我曾在《中華讀書報》上見到：1995年上海華中理工大學對該校3511名新入學的專科、本科、碩士和博士生做了一次中國語文水平測試。測試結果，總平均僅為63．9分；其中，碩士生和博士生均不及格。這樣的事實難道還不夠發人深省嗎？

（三）文學教育的悲哀（講演）

薛毅

　 作為一個中文系的教師，我總在想我的工作有什麼意義，我上的課，我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話語能給在座的各位帶來什麼。這也應該是諸位要考慮的問題，諸位以後要畢業，師範大學的學生按道理說是要做中學教師的，你們以後在課堂上的滔滔不絕能給中學生帶來什麼呢?當然，我完全知道．諸位中大多數是不願當教書匠的(笑)，這就使我的工作的意義失去了一大半，我今天的演講也沒有多少作用(笑)。但我不想為此而譴責諸位，不當中學教師有很多理由，除了工資收入問題外．有一個理由不可忽視：在這個崗位上，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餘地，也不需要什麼文學感悟力、想像力，一本教科書，一本教學參考書，就是一切，你必須按照上面的要求來講，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領導不願意，學生和家長也不會放心，以後會考、高考出問題了怎麼辦?你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你自己的才能還有機會發揮嗎?以前，我總對學生把當中學教師這件事看得太容易而不滿，現在看來，他們說得有道理，書上什麼都有，碰到生詞可以查詞典，學生詢問課外問題你回答不出也無傷大雅，那還不容易?只要刻板地照搬照抄就行了。但這裡面沒有趣味，沒有生命，沒有任何文學所應該具備的豐富的意昧。(台下：大學裡不也這樣嗎？)我完全同意。有一個詩人李亞偉寫了一首詩《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條灑滿釣餌的大河／淺灘邊，一個教授和一群講師正在撒網／網住的魚兒／上岸就當助教，然後／當屈原的秘書，當李白的隨從／然後再去撤網……」我就算是被網住的魚兒。魚兒離開了水，沒有什麼活力了(笑)。客觀地說，大學稍好一點，你們的自由度比中學要大，有些魚兒比較靈活，沒有被網住(笑)，但整體上沒有大的變化。昨天，我聽說一件事，一個學生頂撞了一位領導，她說：「為什麼只給我們壓力，不給我們魁力?」這話我聽了非常難受，我們，包括我目已，在大學課堂上所講的文字，還有多少文學魅力呢?幾十年來，文學教育變成了這麼一種東西，它在使人的心靈變得超來越簡單、狹窄，越來越教條、刻板。而我們大家已經非常習慣了，簡直就是牢不可破的傳統了，大家都自覺不自覺地使它延續下去。本人同樣是這種文學教育的產物，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儘管時時在反抗，但個人的力量無法與一種龐大的傳統相較量。諸位也在反抗，比如，逃課就是一種反抗，看武俠小說，看言情小說，就不看老師指定的作品．也是一種反抗(笑)。但反抗的效果總不理想。

依照李亞偉的說法，本人就是魯迅的「隨從」和「秘書」，是把「魯迅存進銀行，吃他的利息」的人，但有一些人連當秘書和隨從的力氣也不願花，對魯迅作品的解釋簡直荒唐透頂。比如對(葯》的解釋，你們每一位都知道，說它的主題是反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這帖「葯』失效了，因為它脫離群眾，所以革命應該另求新葯。我在中學裡都相信了這種說法。我們還能感受那些細節所包含的震憾力嗎?那黑夜中觀看殺頭的場面，那演著血的人血饅頭，那陰冷的墳場……本來我們能夠感知這一切的，但那種解釋卻破壞了我們的感覺系統．使我們都患上神經官能症，都變得麻木了，我們的皮膚成了一層厚厚的圍牆鐵壁，喪失感知力了。崔健有一首歌唱道，「我光著膀子我迎著風／跑在那逃出醫院的路/ 別攔著我我也不要衣裳／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快讓我在這雪地里撒點野…」注意，沒有感覺是幾代人的大病：對《孔乙己》我們彷彿有感覺。老師強調他是科舉制度的受害者，一面津津有味地講述他的可笑行為，課堂氣氛很活躍。我們在課堂上與老師一起笑，笑他的「多乎哉，不多也」笑他又窮又酸，像酒店裡的吃客們一樣地笑他。但是，魯迅在這篇小說中．要揭示的就是那些吃客和我們這種人是如何對待一個苦人的。我們沒有能力感覺到他人精神上的痛苦，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我們實在冷漠得可以，這篇揭示社會冷漠的小說也無法喚醒我們，反而在小說中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我們和吃客們一起在嘲諷他，挖苦他，欺負他。本來，文學的一種偉大意義就是要使人與人的心靠近一點，一個要飯婆子在雪地里的死亡，某個角落裡的嬰孩的眼淚，都不應該漠視，「外面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不能將他人的生死攔在窗外，不能將一個人的孤苦無援當作笑話……這是文學的大精神。但是，我們的文學教育往往走在與此相反的道路上，它並不希望我們擁有這種大精神。

我們的文學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讓我們回到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在19O2年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這篇文章確立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教育目的，文學，是用於「新民」的，也就是後來所謂培養「新人」的意思。文學承擔著這麼一個巨大的任務。文學的教育目的一旦確立，用這個標準來看文學，就會發現，有許多文學作品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相反，它們還會添亂。在梁啟超看來，小說的力量實在太大了，「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入」，「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只有能用於「新民」的，才是好的、善的文學，才可以被廣泛提倡，那些可能會導致亡國滅種的文學，則必須被棄絕。「新民」的目的是什麼?是使中國擺脫落後挨打的局面，使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急務」。「新民」必須做到哪些?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排列了許多要求，要有公德，有國家思想．能進取冒險，合群，自尊，等等。請注意，梁啟超沒有為精神自由提供任何空間，在他的「新民」框架中，體驗、想像、心靈的豐富性是沒有位置的。這和世紀初的王國維、蔡元培的思路完全不同。在他們看來，文學藝術之所以重要，在於能給予國民以心靈的慰藉，陶冶人的情感，使人與人能建立起一種非功利的精神聯繫，拓展人的精神空間。但是，二十世紀中國沒有選擇王國維、蔡元培的思想，那些好像與中國的「第一急務」無關，梁啟超的想法卻影響了整整一個世紀，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一直到現在，把文學與培養「新人」聯繫在一起，這個思路沒有變化，把文學的作用抬得很高，但對文學的要求中又不包含文學性，相反，根本漠視它存在的意義，這一點也沒有變化。「第一急務』並不要求人有文學素質，那東西似乎太次要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是雕蟲小技，是吃飽飯沒事幹的人做的，但它又不想放棄文學，而要把它緊緊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因為意識形態認為可以通過文學來教育人，所以我們的文學教育不是文學的教育，而是以文學為手段的教育，就是所謂「寓教於樂」。但總是樂不起來(笑)。

對「新人」的設計，聚集了意識形態對人的要求，也主宰著文學教育如何進行。它不是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而是一帖「救亡圖存」的藥方。在新文化運動中，這兩個方面曾經被統一起來，魯迅就認為「人立而後凡事舉」。但後來，意識形態發現人的全面發展會妨礙「救亡圖存」目標的實現，「新人」必須是直接為這個目標服務的人，隨著歷史的發展，對「新人」的構想越來越單一化，漸漸地，性質發生了大變，自由、愛情、個性、獨立意志、「特立獨行」，這一些都成了「新人」的敵人。你不能我行我素，你不能有慾望，因為這與那個偉大目標無關。你必須努力學習，為那個目標而學習，你必須努力勞動，創造財富，你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你要把一切奉獻出來，你的精神和肉體，都不屬於你自已，而要由那個目標來支配。最後，對「新人」的要求走向極端，一言以蔽之！聽話：你要聽我的話，跟著我走，做我的好孩子。我從小學開始，接受的是這樣一種「新人」形象：一手拿著語錄，表示聽話，一手拿著紅纓槍、斧子、鐮刀，那是勞動和鬥爭的象徵。眼睛警覺地觀察四方有沒有敵情，凡是賊眉鼠眼的都一定是敵人．亡我之心不死，凡是有靡靡之音、男男女女的地方都是要提高瞥惕的。男的沒有老婆，女的沒有丈夫，這些都可能腐化人的心靈。嘴裡吃的是憶苦飯，腳上穿的是草鞋。晚上最好不睡覺，節假日最好不休息。家裡有病人最好不要管，工作要緊。洪流中飄來一段爛木頭一定得跳河去撈，因為那是國家財產(笑)。這時候的「新人」已經沒有任何靈魂和肉體可言了，它是一架機器．一隻螺絲釘，一塊任什麼人搬來搬去的磚頭。時間早巳證明，這種「新人」的設計和培養是完全失效了的，所培養出來的人根本無法「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看幾代知識分子的學養和能力就可以知道，未受或少受這種教育的人比「新人」們不知道高出多少。你們接受的「新人」形象與我的不一樣了，不過，聽話的要求不會變，只是適度放開而已。我讀過一篇童話，叫做《誰是木偶人》，在木偶劇團里，一個小木偶逃跑了，導演非常氣惱，發動人們到處尋找，結果把一個孩子抓來了，因為這孩子非常聽話，路口的信號燈壞了，總亮著紅燈，他站在路口等了半天，就是不走。導演試一下，果然，他比真的木偶還聽話，於是，他加入劇團，成了一個非常受觀眾歡迎的木偶明星。--我很重視這個童話，我覺得，這個孩子是繼潘冬子之後的又一個「典型」。聽說也有人想把這童話改編成電影，但有關方面感到，這種片子出來，會引起思想混亂，所以制止了。再怎麼著，聽話還是要的。聽話的具體內容么可以變通一下。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文學，合格的，就是思想性好的，就可以用來教育我們。文學教育感興趣的就是這種思想性，文學性只是傳遞它的手段，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師在分析完思想主題之後，才會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藝術特徵--那是陳年老調，千人一面的東西，什麼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語言流暢、結構嚴謹、刻畫細膩、以情動人，還有夾敘夾議(笑)，比喻啦，排比啦，象徵啦……文學教育教給我們的文學性就是這些，我相信，受過文學教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人還是這樣理解文學的。那麼，思想性就會分析得很好嗎？更糟！有一個全國通用的句式，通用於每一篇作品：本文通過什麼什麼，敘述了什麼什麼，表達了什麼什麼，反映了什麼什麼，揭示了什麼什麼，讚美了什麼什麼，抨擊了什麼什麼，完了(笑)。諸位不要笑，請回憶一下諸位在大學裡的作業，有的很可能還這樣寫。反正我總是讀到這樣的大作(笑)。請不要小看它，文學教育就是採用了這種闡釋方式，它非常簡單，一學就會，不用費多少腦子，所以它流傳得很快，而且戰無不勝，不管多麼複雜的作品，都可以這樣對付，把一切都可以搞得簡簡單單，明明白白，沒有任何問題。你一旦習慣了這種方式，就會發現其他的闡釋都是胡扯蛋，都是不知所云的。前幾年，北大的錢理群教授在《語文學習》上引用曹禹最初寫的文章重新闡釋了《雷雨》，不算複雜，馬上，一位中學教師出來反駁，我記得很清楚，他的第一句話是：「這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因錢理群教授提出『新看法』而又成了問題』。是阿，《雷雨》中階級鬥爭這麼明顯，還談「蠻性的遺留」，「宇宙像一口殘酷的井」幹什麼?即便是曹禹說的也不能算。如果要投票表決，我估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教師會贊同對錢理群的反駁意見。

文學教育在文學之上，建立了一套頑固、強大的闡釋體系。它刻板、教條、貧乏、單一，它把我們與文學的聯繫隔開了，它取代了文學，在我們這個精神已經極度匱乏的社會裡發揮著使其更為匱乏的作用。與它相匹配的是在同一時期創作出的所謂文學作品，那是文學教育的首選作品，我們都很熟悉的所謂當代散文幾大家的作品，幾首歌頌聖人聖地的詩，幾篇憶往昔的小說．這些是文學教育的寶貝。它們的主要意思是，少吃飯，少睡覺，多聽話，多幹活，遊玩時別忘了憶苦思甜，困難時要記住英雄偉人，看看過去，想想現在，展望未來，頻繁地叩頭表示感謝，天天讚美壯麗偉大。有一篇讚美松樹的散文，說松樹的根可以派什麼用場，松樹的枝可以派什麼用場，葉可以派什麼用場，然後號召我們大家要向松樹學習，不如在座的各位學得如何?(笑)也不知那些編教材的和教書的學得如何，沒聽說他們集體捐獻心臟肝臟。(笑)也許自己沒學好，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笑)奉獻難道不好嗎?奉獻是一種很好的行為，但不是唯一的，否則，人就不完整了，人和牛就沒有區別了。但文學教育就是要求人們做一頭老黃牛，還說那是魯迅精神。

文學教育還得選擇一些其他時代其他地方寫的作品，當然，還是用其原來的標準。你我都明白，這一些，比剛才所說的要好得多，更像文學作品。但色彩並不豐富，因為有許多作品，離標準太遠，不應該接觸，要讀一些所謂「健康」、「向上」的作品，不然會引起思想混亂。在他們所選的作品中，哪怕有一點點異樣的聲音，也得提示一下。我學《荷塘月色》的時侯，老師就說明，這裡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悶情緒，然後分析道，那是當時當地的問題，我們要正確對待，換言之，我們不能有苦悶。學蘇拭的《赤壁懷古》，老師就著重批判「人間如夢」一句，調子低沉，過分悲觀。人面對時間的流逝、歷史的變遷而感慨生命的短暫、江月的永恆，也不行，他們可能在想，要是學生都有「人間如夢」的想法，那我們的建設事業靠誰?(笑)朱自清《溫州的蹤跡》裡面的《綠》一文，那幾句把潭水比作姑娘的文字，我們那時是刪掉的，可能怕我們浮想聯翩，心存邪念，於我們成長不利吧，現在倒是補回來了，可見大有進步。我猜想是刪是補，專家們大概要討論一番。有時怕人家心存邪念，主要是由於自己已有了邪念，周作人把這叫做「老流氓的變態心理」，(笑)這種心理最好不要存在。問題更嚴重的是，那套闡釋體系也能把經典作品講偏，講歪，講得味同嚼蠟、刻板無趣。彷彿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對封建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同情人民大眾諸如此類的大詞來概括，再加上階級局限、消極面，就完事大吉，天衣無縫了。裡面就是沒有人，沒有人的豐富感情，沒有對人的處境的體驗、同情、理解、悲憫。教師教學生們高高在上，指手畫腳，像上帝一樣審判芸芸眾生。他們說，《項鏈》是批判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是批判享樂主義腐朽思想。這樣一來，那個女主人簡直活該倒霉。這樣—來，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大概也都是自作自受；我們無法體會小人物的辛酸處境，無法理解小人物的掙扎和被命運作弄的悲哀，我們連起碼的同情心也沒有得到培養，那套闡釋體系反而摧殘了我們本來可能有的同情心。

(台下遞上來一張紙條)這裡有一張紙條：「您的意思是不是說，對新人的設計和文學闡釋體系中都缺乏人道主義?」--很對!我們反了幾十年的人道主義，反得連起碼的人情味都沒有了。沒有人情還怎麼能理解文學?文學本來能夠使人的心靈得到溝通，使我們體會到他人有不幸，有苦惱，有無奈，有希望和絕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奮進和退縮，有歡喜和惆悵，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氣息。這些，卻被我們的文學教育擠壓得蹤影全無。在大學講壇上，說到魯迅的《在酒樓上》，最可能講的是呂緯甫如何背叛自己，向封建主義投降。說到《傷逝》，準是批判小資產階級的戀愛觀，彷彿主人公不參加革命就不能談戀愛。說到老舍的《駱駝樣子》，那就是個人奮鬥沒出路。你看，所有不符合他們「新人」標準的人，都是倒霉蛋。你聽信了這種說教，還能被文學作品所打動嗎?你還能有豐富的人生感受嗎？……(台下遞上紙條)這一張紙條說：「在後現代的語境里談論人道主義，你不感覺到可笑嗎？人道主義是一種死亡了的思想。」這樣說來是有點可笑，人道主義也從來沒活過。很有趣，我們這個社會從前現代一下子變為後現代，人道主義時代被跳過了。以前只要聽話，奉獻就可以，不要人道，現在據說只要慾望，就怎麼都行，也不要人道，所以它還沒活，就又死了(笑)。人道主義有兩種意思，一種其實是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宣稱人類是宇宙萬物的主人，有權改造一切，征服一切，結果把地球改造了，征服了，也就破壞得差不多了，把人也控制和征服得如此這般，20世紀哲人們對這種思想反思得很厲害。另一種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它不是一種具體系統的思想，我認為它首先是思想的前提，它強調要關懷每個具體的人的命運，人與人應該相愛，不應該互相殘殺，一部分人不應該奴役另一部分人，不能把人當做手段、工具、畜生。9O年代中國的「後現代」將士們善於利用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資源來圍剿人道主義。所以他們一個勁地宣布死亡的消息，人道主義死了，啟蒙主義死了。知識分子死了……當然，惟獨他們還活著(笑)。有人說他們的「後現代」不符合中國的實際，這話說錯了，他們太符合實際了，由於他們的努力，前現代終於與後現代接軌了。(台下有人舉手，問：「請問，人道主義能解決一切問題嗎？為什麼說它是思想的前提？」)不，人道主義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它非常脆弱，自身還困境重重，不是連活的權利都還沒有嗎?(笑)它絕對不可能包打天下。有人可能要問，它這麼沒用，還要它幹什麼?是啊，有了它不能解決問題，它好像反而在製造問題，使得人們顧慮重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是沒有它，會出大問題，我聽說一個事件，6O年代初不是反人道主義嗎，批人情論、人性論，老師在課堂上也批，結果，造反開始後，一個學校里，學生把一個老師扔進游泳池裡，大批學生圍在游泳池邊上，老師想上岸，學生用腳把他踢回去，老師在水裡來回掙扎，半天過後，慢慢地，他沉入水底。沒有人救他，甚至也沒有嘆息，學生們高高興興，神采飛揚地觀賞著一個活生生的人如何死去，這一天成了革命的盛大節日。（持久沉默）人道主義不是一種思想，它也不是靠思想的灌輸可以建立起來的，它是一種情懷，是長久積累起來的一種情懷。思想家有了這種情懷，他的思想才可能對人類有益處。社會有了這種情懷，一種好的思想的實踐才有可能不致於走向反面。本來，文學教育是有助於培養這種情懷的。但我們這裡好像總對這種情懷不放心，不怕沒它會出什麼問題．總怕有了它會造成混亂。

這裡還有一張紙條：「那種文學教育模式，我們很早就不相信了，教我們的老師真的相信它嗎?」這個問題問得好!我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人相信它。但是，你們儘管不相信，還得聽課，複習，參加考試。不要以為你不信就沒事了，最多浪費一點時間，千萬不要小看話語的力量，你習慣了一種話語表達方式，儘管不信，它還是會佔有你的思維。我看，可以試一試，假定現在沒有任何壓力，請你們寫出自己對《祝福》的理解，然後你們自己看看，肯定還會有許多你們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話、空話、廢話，一個學生很悲哀地對我說：「老師，我只會這樣寫，要不然，我就寫不出來。」這就是話語的力量。教師也一樣，不一定相信，但是被這套話語支配了幾十年，習慣了，要不然不知道該怎麼講。於是，不一定相信的仍然在講，不一定相信的不得不聽，這套話語就一直會傳播下去，沒完沒了。它的弊害早在十幾年前就有很多人發現了，它與思想學術界發展的差距也有將近20年，也就是說，將近20年的時間它幾乎沒有變化，卻延續至今。你們將來做了中學教師就敢不那樣講嗎？去年有一個畢業生，工作後第一次開公開課，講解魯迅的《葯》，她告訴我她準備換一套講法，我很高興，還回答了幾個問題．最後我突然想起，問她：「這會不會對你有壓力？」因為人家不習慣，會以為她在胡說八道。她略有所思，……後來，她就按照原來的教科書上的那套講了。可能她以後會習慣．雖然現在有點厭煩。可能她的學生以後也會問：『教我們的老師真的相信它嗎?」

(台下：如果您是中學教師，您怎麼做?)您是問我敢不敢與現在的文學教育體制對著干。我要說豪言壯語也沒意思，說不定到那時沒膽量了。我剛才所說可能太悲觀。實際上，在現有的體制和你個人之間，還是有一定的迴旋餘地的。如果你在許可的範圍里，講一些真正有文學意味的內容，你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師，我向你致敬，我希望孩子們都能遇到你這樣的好老師。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後不要為難孩子，課堂上不要像對付敵人那樣對付孩子，課外也不要壓制學生的自由發展。我最不能忍受他們用一些刁鑽古怪的題目來為難、作弄孩子們，這一句子有什麼深刻含義啦，為什麼用這個詞不用那個詞啦，加點的詞有什麼作用啦，那個東西象徵什麼啦…，我們每一個都受過這種折磨，你以為此中必定大有深意，冥思苦想，不得而知，其實那個答案，還是套話、空話，或者實在是不著邊際的胡話。許多學生，對文學教育所製造的那個「魯迅」煩得要命，原因就在這裡。他們真能把魯迅當槍使，特別是魯迅作品中的用詞，簡直可以把學生整得天昏地轉。一個女作家說，她的一篇文章收進了中學課本，可是裡面出的思考題，搞得她莫名其妙，她都不知該怎麼回答。幾個孩子不同意老師對巴金的文章的解釋，他們的解釋老師又不贊成，孩子們寫信給巴金，巴金支持孩子們的觀點，但老師還是堅持原來的那一套，因為教學參考書就是這樣說的。你看，我們的文學教育體制已經死板、荒唐到這種程度。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再碰到一個同樣死板的亦步亦趨的老師，孩子們不是活受罪么。教育者們還老是擔心學生的課外閱讀，擔憂學生在課外閱讀一些與他們的要求不一樣的作品。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件事：為什麼學生們這麼喜歡流行文學，喜歡瓊瑤、三毛，還有流行歌曲，等等。其中一大原因是，與文學教育控制和闡釋下的文學相比，這一些要親切得多，更有人的氣息，更有生命活力。在這種地方，他們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氣，他們從中能找回身體的感覺，懂得人的七情六慾是合理的，他們可以自由地欣賞人的風采，他們可以學會如何表達自己，用另一套話語來表達自己。你去看看他們私下來往的信件，私卜傳閱的習作，你會發現他們從流行文化中學到的，比文學教育灌輸給他們的，要有意思得多。不要輕視流行文化，雖然它為學生們提供的精神空間畢竟有限，但如果下一道聖旨，嚴禁學生接觸流行文化，學生閱讀什麼全部聽從老師的安排，那學生們恐怕會悶死的。教育者們不怕他們會悶死，而總怕他們沒有是非鑒別力，怕他們多讀書而中毒。讀一點講愛情的，會不會整天就想著男男女女的事，讀一點「悲觀」的作品，會不會跳樓自殺，讀《紅與黑》，會不會變成野心家，讀《安娜.卡列尼娜》，會不會穿著黑衣服去卧軌。(笑)現在已經管不住了，所以要「正確引導」。可是又不太會引導，因為教師們這類書看得不多(笑)--這不奇怪，教書先生是用不著看多少書的，只要認真研讀教學參考書，會翻詞典就行。在座中間肯定有不看書的大學生。有一位大學生在畢業前很坦然地告訴我，他四年里沒有認真讀過一本書，也不怎麼聽課，就考試前借人家的筆記背一背，混過四年。他現在正在做中學教師呢。據他說，他的一些同學也是如此。這大概也沒什麼，至少，他讀懂教學參考書的水平是有的。我希望這樣一些未來的老師們在未來少干一點活，幹得越多，越可怕。

如果你想做好一個文學教師，你不願完全被現有的文學教育體制所控制，你想給學生的精神發展以真正的幫助，那麼我建議你，回到王國維、蔡元培的美育思路中去，理解文學和文學教育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我想引用他們兩人的話來說明文學和文學教育的意義，來結束這次演講。王國維在《教育雜感》中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於物質，二者孰重？且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糟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王國維接著說，我國的文學，比不上西方．我國重視文學的程度，也比不上西方，那麼，我們的國人在什麼地方能得到精神慰藉呢?中國又沒有宗教，藝術又這麼匱乏，既然無法找到精神慰藉，那麼賭博吸毒就會泛濫，如果不培養國民的精神趣味而禁止賭博吸毒，必然無功而返。而精神趣味，需要千百年的培養，不比物質文明，很快可以從西方引進。王國維說，他搞不懂談教育的人為什麼不考慮這個問題。蔡元培在1930年答《時代畫報》記者問時說：「我以為現在的世界，……盲目地祟尚物質，……以至增進貪慾的劣性，從競爭而變成搶奪，我們竟可以說大戰的釀成，完全是物質的罪惡。……要知道科學與宗教是根本絕對相反的兩件東西。科學祟尚的是物質，宗教注重的是情感。科學愈昌明，宗教愈沒落，物質愈發達，情感愈衰頹，人類與人類一天天隔膜起來，而互相殘殺。根本是人類製造了機器，而自己反而成了機器的奴隸，受了機器的指揮，不借仇視同類。我們提倡美育，便是使人類能在音樂、雕塑、圖畫、文學裡又找見他們遺失了的情感。我們每每在聽了一支歌、看了一張畫、一件雕刻，或者讀了一首詩，一篇文章以後，常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四周的空氣變得更溫柔，眼前的對象會變得更甜蜜，似乎覺到自身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偉大的使命。這種使命不僅僅是使人人要有飯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時還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還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樂趣，同時更知道了人生的可愛，人與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濃厚起來。」我的演講就此結束。謝謝諸位。(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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