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政治挑戰

北京大學 唐士其 教授 原創一、「中國模式」與西方因素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但是，除官方意識形態和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中國特色」不僅面目不清，而且日漸稀薄。[①]相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制度與觀念正在越來越多地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一方面，雖然中國在核心制度層面一直對西方影響保持警惕，但在微觀層面，中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西方化。從上個世紀50年代的「超英趕美」，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國際化」和「與國際接軌」，西方化的過程在中國始終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內涵得到發展。除各種生產、技術與服務標準的「國際化」之外，西方社會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評測指標也被廣泛引入中國，使中國人能夠明確地了解自己與西方之間的差距，也明確未來發展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觀念正在對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產生似乎無法抗拒的吸引力，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正成為眾多中國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人們一心追求的目標。《人民日報》國際部高級記者丁剛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西方國家能像現在的美國這樣，對中國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美國成了許多人用來衡量我們周圍事物的最方便的"標尺』。」他舉出的一個例子足以說明美國文化對中國人的吸引力：「"第五大道』、"麥迪遜大道』、"陽光曼哈頓』、"曼哈頓后街風情』……地產商們毫不掩飾他們要在中國創造曼哈頓的雄心壯志。」[②]這種吸引力，恐怕是美國「軟實力」最典型的體現。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則被人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予以拋棄。比如，2008年以前，中國法定的節假日共十個，其中只有春節一個是傳統節日。[③]總的來說，可以認為在有意無意之間，西方、特別是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目標和超越的對象，即便是官方對「和諧社會」或者「小康社會」的構想中，大量充斥的也是西方文明的內容。但是，中國在制度與文化價值觀念兩個方面的西方化，已經導致了諸多日益明顯的矛盾。首先，由於中國宏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和文化體系與西方社會仍然存在著極大差異，所以對西方制度和測評標準的盲目引進導致了微觀制度與宏觀制度之間的矛盾、制度之間的矛盾、以及制度與傳統之間的矛盾（比如市場經濟與戶籍制度的矛盾、普遍國民待遇與屬地就學制度的矛盾、醫療保健制度的市場化與醫療服務機構的短缺以及基本國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缺乏之間的矛盾等等）。由於這些矛盾短期之內無法解決，因而它們的產生和存在就有可能成為社會張力的來源。其次，不顧中國具體的文化與制度環境對西方標準的引入，不僅導致橘生淮北而為枳，即導致這些制度的變形與無效，而且催生了各種新的矛盾，使事態朝西方制度引進者的初衷相反的方向發展。至於那些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可能具有世界性價值的文化因素，則因為西方制度與標準（在某種意義上仍有相當一部分是他方性的制度與標準）的引入而幾乎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間。前一個方面可以通過在大學和科研體系中對西方制度的引入為例說明。近幾年，各種流行的大學排名的結果、特別是SCIS的論文引用率排名，已經給國內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造成巨大壓力，而且也造成了大量負面影響。眾所周知，除開其他因素不論，僅英語的地位這一點，就使中國學者的工作成果幾乎不可能得到漢語世界之外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盲目追求「引用率」，只能使研究者們投其所好，挖空心思發表論文，而忽略了中國真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儘管國內也有不同的聲音，比如人民大學副校長馮惠玲說曾經在一次大學校長論壇上表示：「一味趨同不可能在競爭中取勝。高等教育只有堅持自身的特色和優勢，服務於自己的國家和民眾，才能真正贏得世界的認同。」「現有大學評價體系有其合理性和價值。但是，我們不能完全被這些規則牽著走，不能放棄中國大學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語言。」[④]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對國外製度與標準亦步亦趨的現象不僅沒有絲毫改變，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跡象。後一個方面可以舉中醫在二十世紀的遭遇為例。自20世紀初開始，受到日本的影響，中國就出現了廢除中醫的要求，中醫因此而元氣大傷。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堅持中西醫相結合的方針，為中醫保持了一席生存之地，但「西體中用」似乎漸成定局。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與世界接軌」的大潮，中醫再一次面臨生死考驗。那些視中醫為「偽科學」，力圖置之於死地者對中醫的攻擊自不待言，[⑤]即使中醫的支持者們，也在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摧殘著中醫，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試圖把西醫的概念、方法和標準加於中醫之上，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從中藥中提取「有效成分」的做法。從傳統中醫理論的角度來看，這類試圖以「形而下」的途徑「保護」和「發展」基本上屬於「形而上」的中醫的方法顯然荒唐之極。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把擁有與西醫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念、理論基礎、概念體系、病理學理論與治療原則的中醫「西醫化」，其結果只能徹底葬送中醫的生命力。在中國的各項制度與標準西方化的過程中一個更不足取的現象是，雖然官方從來未曾在任何時候提倡西方化，而是反覆強調「中國特色」，但在實踐中，在很多場合，西方化甚至已經成為某種在中國式的「政治正確」標準。「西方（或者乾脆美國）都……」，成為官員們推行「新政」最常用的論證方式。更有甚者，一些當政者往往是在對「西方」一知半解的情況下便強行引入某種制度或者標準，比如幾年前北京實行的在交通事故中一概追究機動車駕駛員一方責任的「新交規」就是這樣。就此而言，甚至也可以說中國在制度與標準的西方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更多時候乃是來自於當政者對西方本身的不了解——這個世界上存在所謂「西方」這樣的實體嗎？至於在文化與價值觀念的西方化方面，中國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人們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有的「選擇性」。具體來說，西方的消費主義文化、自由價值觀念、人格獨立的觀念受到一邊倒的追求；而群體的觀念、義務的觀念與宗教和責任的意識則幾乎得不到任何重視。這意味著，人們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但又不希望受到西方式的道德和宗教的約束，或者說沒有看到西方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時又推崇道德與信奉宗教的一面。在傳統日益失去對人們思想與行為的約束力的情況下，對西方觀念選擇性的、片面的接受就成為中國人在價值領域「失范」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使當代中國的價值觀念體系表現出極大的內部張力。[⑥]不過，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而言，這種價值的失范與價值之間的張力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問題的另一部分是，價值觀念的西方化導致了人們生活目標的西方化，即對於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來說，西方的或者具體說就是美國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他們自覺追求的目標。二、中國發展內外約束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就似乎使中國人對未來越來越充滿信心，憧憬在不遠的將來能夠與西方（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後來居上。當然，相當多的西方人也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持同樣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估計更是強化了特別在意西方評價的中國人對未來的信心。所謂的「崛起」論，正是這種傾向的反映。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進一步增長，中國已經面臨日益嚴重的資源、環境、勞動力、以及生產方式本身的約束，而世界也已經日益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經濟增長為整個世界帶來的資源和環境壓力。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自然資源儲量並不算豐富。事實上，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甚至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資源佔有量和環境容量水平相當低的國家之一。比如，中國的人均淡水資源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值的1 /4，人均耕地佔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 , 45種礦產資源的人均佔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 /2，石油、天然氣人均佔有儲量僅是世界平均值的7%和4. 5%，鐵礦石、銅和鋁土礦的人均佔有儲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1 /6、1 /6 和1 /9。[⑦]然而，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方面的特點卻使其異常迅速地消耗著本來就存量有限的資源，表現出某種「涸澤而漁」的特點，因而也反過來嚴重地受制於自然資源的狀態。首先，中國經濟在總體上仍然是粗放型的，這表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能耗比非常之高。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每創造1美元產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 5倍。2003年，中國GDP增長9. 1%，全年實現的GDP總量約佔世界GDP總量的4%，但所消耗的資源量佔全世界消耗資源總量的比重都成倍高於其所實現的GDP量佔全世界GDP總量的比重。其中，原油消耗2.5億噸，佔世界總消耗量的比重為7. 4%，原煤（消耗15 億噸）佔31%，鋼鐵（消耗2. 6億噸）佔27%，水泥（消耗8. 2億噸）佔40%，氧化鋁為25%。[⑧]其次，中國的經濟增長對製造業具有極高的依賴程度。統計表明，製造業在我國以超過GDP增速的速度增長，已經成為最大的產業部門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上交稅金、從業人口佔全部工業的90%，出口佔全國外貿出口的91.2%，是出口的重要力量。中國已有100 多種製造業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⑨]製造來的這一「輝煌業績」固然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也進一步使中國的資源、能源與環境不堪重負。[⑩]可見，中國經濟的發展對能源與原材料的依賴程度非常高，而恰恰是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已經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了明顯的約束。根據國土資源部的數據，由於近年來我國部分礦產開採強度不斷加大，找礦難度逐年增加，原有礦山儲量消耗過快，儲采比不增反降，因此一些重要礦產資源國內供需缺口加大，資源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已經日益加重。據估計，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礦產資源供需矛盾將更為突出，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可以保證或基本可以保證需求的只有26種，不能保證的有19種。特別是石油、鐵、錳、鉛、鉀鹽等大宗礦產，後備儲量嚴重不足，已無法滿足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供需缺口將持續加大。因此，「"十一五』期間資源約束替代資本約束上升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已成定局。」[11]另外，另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即土地，在中國也表現出越來越緊缺的態勢。僅以浙江溫州為例，目前溫州市可用於建設的土地只有55 萬畝左右，而全市1999 年至2003年五年間就共批准建設用地27 萬畝。按這樣的速度，10 年就會把可用於建設的土地全部消耗完。[12]制約著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勞動力成本，按照2003年的平均匯率計算，中國製造業人工成本不到1200 美元，不足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相當於日本的2.1%，美國的2.2%，德國的2.8%，馬來西亞的22.7%，泰國的44.2%。[13]相對較低的工資水平是中國的製造業能夠迅速積累資本得以快速發展、同時也是中國製造業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以及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充滿誘惑的一項關鍵因素。但是，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工權益保障的不斷完善，以及當前在中國已經開始表現出來的勞動力相對短缺，這種低勞動力成本不可能再長期維持下去，那麼中國經濟的相對優勢又將受到進一步的削弱。除資源約束之外，環境約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影響也已經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2003年，中國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 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類水質佔40. 9%，75%的湖泊水體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14]事實上，中國的粗放式經濟發展已經嚴重損害了大氣層、水體和土壤等生態環境。環境污染不僅成為一個日益受到國內和國際高度關切的重大問題，而且已經開始直接增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2008年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中國政府在環境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足以表明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15]問題是，這些措施不能僅僅是為了舉辦奧運會的「應景之作」，還必須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策略長期堅持下去。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資源和環境約束不僅意味著未來需要應對的巨大挑戰，而且從根本上表明，如果不去想像「爭奪生存空間」一類的政策、而西方（美國）也不陷入災難性的經濟或者社會動蕩，或者說出現大的衰退，中國事實上並沒有可能以與美國相同的指標達到美國當前或者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除非地球上憑空多出三個美國那麼大和那麼資源豐富的大陸供中國殖民，或者允許一小部分人把他們的西方式生活建立在大多數人極端貧困的生活基礎之上。[16]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但其確實性根本無可置疑，與中國的發展道路或者政策選擇沒有任何關係。當前學者們的研究大多數都集中在如何在生產中降低能耗、提升產品技術含量等方面，但有一個基本事實似乎被人們所忽視了，那就是，即使的中國工業生產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能耗水平和技術含量，甚至中國經濟的規模超過所有單個的西方國家，也無法保證全體中國人享有像今天的美國人一樣富裕的物質生活。一個非常可以理解的對比是，中國有13億人，美國有3億人，兩國的領土面積類似，這就決定了絕大多數中國人不可能如美國人一樣擁有一所帶草坪的小屋，或者像美國人一樣平均每兩個人擁有一輛汽車。因此，如果中國人不放棄自己的「美國夢」，或者說少數已經富裕或者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國人不放棄在現有增長模式下對物質財富沒有止境的追求，那麼其結果不僅必將急劇惡化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也將迅速惡化國內的社會關係，引發各種社會矛盾、衝突和動蕩。從中國的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來看，如果說美國的利益遍及全球，那麼中國的利益也正在向全球擴展。目前國際關係學者們尚未找到一條能夠在資源約束的前提下使一個實力迅速擴展的新興大國與舊有的世界體系相安無事的道路。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維持現有的增長方式（當然其前提是能夠維持）的話，那麼中國因資源和環境問題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緊張與惡化也似乎難以避免，畢竟近代以來的國際衝突絕大多數都是因對資源的爭奪而起，相信當前的「全球化」時代並未改變這一規律。就此而言，「中國威脅論」並非空穴來風。或許可以這麼說，蘇聯在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過程中拖垮了自己的經濟；中國如果陷入與美國的經濟競賽，則有可能拖垮自己的社會。因此，中國必然尋找一種自己的、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而且必需滿足於這種生活方式，亦即對這種生活方式達成全社會的共識和認同。三、能否實現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方面存在著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在剛性的"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欲保護有限而緊缺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就應當適度降低GDP增長率，轉變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另一方面，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內需增長是主要動力。因此，若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轉型過猛，導致內需下降，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又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這就使國家消費模式選擇陷入了"兩難困境』。」[17]應該說，在當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邏輯框架之內，這種困境是無可避免的。但是，這一思考邏輯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它把中國社會視為一個高度同質的整體，從而把「消費方式」也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其實上，「此需求非彼需求」，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民眾的大多數，特別是廣大農民，並且考慮到使他們的需求得到滿足，那麼即使轉變了生產與消費方式，中國的整體需求水平仍然應該有上升的空間，特別是就業本身也可以被視為需求的一種。其二，更根本的，是它沒有考慮到社會公正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換言之，在轉變生活與消費方式之後，中國新的社會需求仍然可以通過社會公正與政府的支付轉移創造出來。[18]當然，這只是純經濟的分析，尚不包括價值選擇或者政治取向方面的問題。孔子言：「不患貧患不均，不患寡患不安。」人們以此為根據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小農意識」，但孔子道出的，其實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種普遍心理。否則西方就不會把平等的大旗舉得那麼高了。這樣，中國的經濟問題就轉變為一個政治問題。還有人提出：世界上有兩種可供中國借鑒和參照的國家消費模式。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以個人消費為主體的自由放任型國家消費模式。此種消費模式的主要弊病是：人均資源消耗量高，消費資料利用率低。根據一項統計，2006年美國擁有汽車2.3億輛，其中轎車1. 7億輛，每年人均消耗石油3.17噸，全國汽油消耗量約佔全世界汽油總消耗量的1 /3。另一種有代表性的國家消費模式，是北歐幾個國家以公共消費為主體的資源節約型消費模式。以瑞典為例。該國優先發展公共交通，鼓勵居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節能交通工具。瑞典每千人擁有轎車450 輛（美國為586 輛）,每輛轎車年消耗汽油1. 3噸，大大低於美國。北歐各國實行「緊湊型」城市發展模式，集中建造節能型住宅，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19]因此，從邏輯上和事實上看，並非不存在對當前中國經濟的替代性模式。中國政府當然也明顯意識到必須實現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因而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主張、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問題則在於如何踐行這種不同的生產與生活模式。以下以「新農村建設」中所面臨的問題，說明要改變中國現有的生產與消費方式的關鍵所在。眾所周知，「新農村建設」在實施中遇到了諸多困難。這些困難歸結起來大致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財政投入不足；第二，作為其結果，新農村吸引力不足。就財政缺乏的情況來看，有人就黑龍江和安徽兩省的情況指出：黑龍江「縣鄉政拮据同農村投入需求大的矛盾，集中表現為縣鄉財政十分困難。近年來，全國百強縣經濟均保持兩位數增長速度，而黑龍江縣域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僅相當於全國百強縣平均增幅的二分之一左右。全省13個市（地）中有5個市，65個縣市中有48個縣市靠財政轉移支付維持運轉，是典型的"吃飯型』財政，甚至是"要飯型』財政，根本拿不出資金反哺農業和農民。國家用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一些投資項目，往往由於縣市財政無力匹配而失之交臂或因資金不足而擱置。另外，安徽省鄉村債務總額達100 多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400 多萬元，全省絕大多數縣鄉村無財力可用於新農村建設的投入。」[20]由於新農村建設涉及到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生活、就業、教育、娛樂等等，是一種整體性的工程，必定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否則就只能成為一些示範性的、或者表露「政績」的修橋補路的工程，既不能從整體上改善農民的生活，更不能為大規模的城市化提供一種替代性的方案，從而既失去了它對農民的吸引力，更失去了它作為一種當代中國替代性的生產與消費模式的意義。也正因此，所以很多農民把新農村建設理解為「政府投資，幫助農村修新路、建新房」。[21]由此產生了新農村建設中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即主體的缺失。因為新農村與大城市相繼比，仍然對農民缺乏吸引力，所以即使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農村建設」，大批農民仍然像以往一樣，選擇外出打工而非留下來建設家園。按照國家統計局農村司對全國31個省（區、市） 618 萬個農村住戶和近7100個行政村的抽樣調查，2006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繼續呈增加趨勢。2006 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為13212萬人，比上年增加634 萬人，增長5 %。其中，農村常住戶中外出務工的勞動力10568萬人，增加530萬人，增長5.3 %；舉家外出務工的勞動力2644萬人，增加104萬人，增長4.1 %。[22]還有研究者對江西、河南、陝西、四川四省20個鄉鎮及其所屬的鄉鎮中學進行了比較細緻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地區勞動力的「存量」和「增量」都存在較大問題。存量上，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總量在減少，這些鄉鎮中外出打工人數平均占該地勞動力總數的55 %以上，有的地方高達61%，一個共有勞動力532人的自然村，目前甚至僅剩村民67名；另一方面富有開拓精神和創造力的青壯年勞動力在減少，外出務工人員中，25歲以下的佔29.1 %，年齡在26—45歲之間的佔40 %—50 %；第三個方面是剩餘勞動力中男性青壯年的比例在不斷減少，外出務工人員中，男性佔到72 %，農村留守勞動力中女性佔到70 %左右，而且以「上有老下有小」的中老年女性居多。[23]大量青壯年的移出必然導致農村人口迅速老化，據同一批研究者對上海松江區的調研，該區現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的年齡平均竟達63 歲。[24]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合乎邏輯地推斷，越是貧困落後，需要「新農村建設」的地區，其勞動力流失越嚴重。學者們的調查結果完全證實了這一點。有研究者指出：「新農村建設任務最繁重、最需要人才智力支持的中西部地區，正是鄉村人才流失的"重災區』。主要表現為：第一，中、西部地區外出務工勞動力增速較快。與2005年相比，2006年的情況是：在農村常住戶中，東部地區外出務工勞動力3484萬人，增加91萬人，增長2.7%；中部地區外出務工勞動力4251萬人，增加257萬人，增長6.4%；西部地區外出務工勞動力2833萬人，增加182萬人，增長6.9%。第二，外出務工勞動力70%在東部地區就業。農村常住戶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勞動力7404萬人，增加339萬人，增長4.8%，占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比重為70. 1%；在中部地區務工的勞動力1569萬人，增加121萬人，增長8.3%；在西部地區務工的勞動力1572萬人，增加68萬人，增長4.5%；在其他地區務工的勞動力23萬人，增加2萬人，增長8.1%。第三，外出務工勞動力素質有所提高。農村外出勞動者中，文化程度為文盲的佔1.8%，小學文化程度的佔14.3%，初中文化程度的佔67%，高中程度的佔11.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佔5.8%。2006 年，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出務工勞動力合計佔16.9%，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外出務工勞動力中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佔35.2%，比上年提高0. 8個百分點。」[25]還有研究者在貴州的調查發現:「在息峰, 地理位置越偏遠、經濟發展越落後的鄉村, 出門打工的人越多, 其中大多數人是背井離鄉到較遠的大城市打工, 如青山村、大林村、冗壩村等貧困村; 與之相反, 地理位置越靠近公路和城市的鄉村, 出門打工的人少, 即使打工也是在附近城市打工, 如石碑村等。在冗壩村, 幾乎90%的青壯年人口都出門打工, 而留守家園的是一些孤、老、幼成員, 他們成為了建設家鄉的主力軍。然而，這些孤、老、幼人員觀念較為陳舊、知識結構難以更新, 適應新事物的能力較差, 無法適應新農村建設對農村留守人力資源的需求。」[26]這就是說，如果僅僅從人們的生活景觀來看，那麼中國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的不平衡進一步加劇了。離鄉背井進城打工者如過江之鯽，呈燎原之勢而不可阻擋，其根本原因在於，農民們的生活目標，也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念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變化。儘管有不少學者認為保守、愚昧、安土重遷仍然是中國當代農民典型的文化特徵，但不可否認，他們已經發現了一種比當農民更好的生活，而且義無反顧地去追求這種生活，同時置「新農村建設」於不顧。根據有關調查，在20 世紀80年代中期，中西部農村和城市外出到東南沿海城鎮打工的人中間，有70%的人願意在打工地長期居住，而在新到來的人中願意長期居住者更達到80 %。[27]另據研究者對四省20個鄉鎮300 多名中學生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95%的學生畢業後不願當農民，僅有不足5 %的學生因為種種原因而無奈地表示會留在農村。在將來的擇業意向上，有82%的學生希望升入高中或技校繼續學習，13 %的學生表示一畢業就到城裡或外地打工掙錢，僅有不足5 %的學生表示願意幫助父母種地。[28]看來，尋找或者設計一種與現代西方、特別是與美國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許並不是最困難的事情，困難的是這種生活方式必須找到其自覺自愿的踐行者。蘇聯曾經把創造和發展「社會主義生活方式」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之下，「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卻連同社會主義制度一同一敗塗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不僅在於與後者相比，前者似乎更切合「人性」，更能夠滿足人類最本原的慾望；更在於在蘇聯的體制內部出現了大量因享有特權而能夠追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人。就此而言，恰恰是這些特權階層的成員，他們為民眾所不容，但又為民眾所羨慕和模仿，是他們分裂了社會，葬送了「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因此，無論是「新農村建設」，還是生產與消費方式的總體轉變，其根本前提是一種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不僅必須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可持續性、與現有生活方式相比更具有吸引力、更充滿活力並且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性，更重要的是，必須讓所有人感覺到，這種生活生活方式並不是專門針對他們而設的，而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一種社會理想的體現。否則，那些開汽車、位別墅的公民們，如何勸說他們在鄉間的同胞，留在當地安居樂業、建設新農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雖然從解決中國的資源與環境壓力來看，「新農村建設」不失為一項可行之策，但如果青年農民都因為嚮往城市生活而進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殘，誰來建設「新農村」？在這裡，社會公正體現出了它真正的政治意義。四、民主與集權的兩難看來，要真正實現生產與消費方式，或者說廣義的生活方式的轉變，關鍵在於政府而不在民眾，因為這裡涉及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對民眾的基本慾望的「解放」，而在於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引導與約束，對全體國民的率先垂範。為此，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特別是享有高度權威的政府。它必須向國人證明，享有一種生活方式並不完全取決於每個人的主觀願望，也就是說，即便我們每一個人都真心誠意地願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為我們所擁有。與此同時，它還必須說服那些從未品嘗過這種生活方式的滋味的人們，比如說仍留在農村或者已經出來打工的農民徹底放棄這種追求；更必須說服，甚至強迫那些已經享有這種生活方式的人改弦更張，實現其生活方式從西式向「中式」的轉變，當然同時也許還需要強迫他們放棄自己已經獲得的相當一部分財富；最後，還必須堅決阻止那些通過向人們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而獲得巨大利益的階層繼續挖掘足以分裂中國社會的巨大鴻溝。這個政府必須做到：第一，準確把握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不為國內外的各種壓力所動；第二，為新的中國式生活方式掃除各種障礙，特別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障礙；第三，在各種利益與要求之間進行有效的協調，而不能為任何利益所「綁架」即成為某種特殊利益的代理人；第四，通過教育和示範逐步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使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式發展模式」內在化於人們的價值追求；第五，能夠自我約束，避免類似蘇聯那種被政體內部的特權者顛覆的命運；最後，為自己的國家保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考慮到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最後一個方面對政府來說意味著雙重的挑戰：中國如果希望尋求一種內生型的、內部和諧的生活方式的話，對外就必須放棄與其他國家的軍備競賽；但與時同時，一個沒有足夠的國防力量在軍事上保衛自己、又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與西方不同從而必然使之充滿疑慮的國家，又依靠什麼樣的手段享有充分和平與安全？[29]轉型期的中國政府必須承擔的上述可以說非常艱巨的任務表明，它不僅必須集中足夠的權力，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必須能夠追求其獨立於各社會集團、甚至整個社會的基本目標，也就是說，它不僅必須具備足夠的權威性（authority），而且必須具備足夠的自主性（autonomy）；不僅僅作為社會各集團的利益得以體現與協調的政治平台，而且必須具有引導社會利益、創造新的社會共識的能力。就此而言，也可以說這是某種具有家長式特性（paternalistic）的政府模式。但與此同時，這個國家又不能退回到「全能主義」的軌道上去。也就是說，中國在集中政府權力、保障政府權威的同時還必須逐步民主化，必須為公民們提供相當的自由。基本的自由與民主不僅是公民的政治權利與人格尊嚴的制度性體現與保障，同時也是保障一個擁有高度的權威性與自主性的政府能夠健康運行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現有體制已經嚴重腐化、而且面臨著「制度失效」的威脅，即為解決任何問題而設計出來的制度都有可能在實踐中被扭曲變形而發揮不了預期的作用。民主是使當權者能夠眼睛向下、對民眾負責的唯一的方式，也是使政府能夠廉潔自律、真正為社會服務的唯一保證，而基本的自由則是民主的必備前提。當然，無論其實現程度如何，民主自由與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始終存在著相互矛盾的方面。民主意味著公眾對政府、而非政府對社會的支配；自由則意味著人們在多種價值之間的自主選擇，而非政府對某種生活方式的強制性灌輸。因此，政府對社會的引導與協調與社會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之間、政府對社會總體利益的保障和增進與各種不同利益要求得到政治認可和保護的要求之間、政府對公民生活方式的塑造與公民的自由價值追求之間，就會出現持續不斷的緊張關係。這是採取基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任何政府都必須付出的代價，它客觀上要求政府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與對社會的駕馭能力，能夠在以上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間達成某種積極的妥協。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以及廉潔有效的政府，都必須在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與社會對政府的控制這兩者之間達成某種動態的平衡。正如麥迪遜所說，在公共事務方面，「只有公眾的理智應該控制和管理政府，情感應該由政府控制和調節。」[30]他進一步明確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必須首先使政府能夠管理被統治者，然後再讓政府管理自身。」[31]因此，在任何體制下，政府都不僅僅是公眾表達意志與利益的渠道，同時也是作為理性、道德與智慧的代表對公眾進行管理的形式。達成兩者之間的平衡，是「混合政體」理論的核心所在。「一陰一陽之謂道」，這種「陰陽相濟，相生相剋」的平衡關係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由於革命時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西」的對抗邏輯的影響，現代中國人似乎已經不再習慣於在平衡中、在動態中對事物加以把握。這需要一個重新學習與適應的過程。在當前的中國，民主與集權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具體的兩難困境：一般意義上提倡國家權力的集中，多半只會為現有體制的支持者和受益者所利用，為其拒絕改革提供正當化的依據；而民主化和自由化導致國家能力的衰落則有可能導致魏瑪困局在中國的重現，它將表現為經濟停滯、社會動蕩、各種極端主義盛行，對中國來說，這是必須盡一切可能予以避免的最壞的結局。因此，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不僅需要穩定、有序，而且需要政治領導人高度的政治智慧與決斷能力。他們必須在動與靜、破與立之間拿捏分寸，既深謀遠慮，又機敏果敢。這幾乎類似於盧梭對他的立法者的要求。中國的民眾有良好的集體觀念、大局意識，無論是在2008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中，還是在2008年8月的奧運會中，這一點都充分地體現出來。與此同時，政府所獲得的支持與理解表明，它在普通民眾中依然具有充分的權威性與合法性。政府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果斷地推行相關的改革，並由此使其自身，也使整個中國社會獲得新的生命力。 五、關於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從哲學意義上說，在現代社會要創造與踐行一種與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其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是超出人們想像之外的。古人設想的烏托邦之所以都處於與世隔絕的孤島之上、「桃花源」中，為的就是不受外部世界奢靡風習的影響。但是，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文明藉助其強大的經濟力量（表現為物質生活的吸引力和軍事力量的威懾力）迅速席捲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各種傳統的、本土的制度與文化無不望風披靡。與此同時，西方的自我理解和對外宣傳則給人們造成一種普遍的印象，只要你願意，任何人都可以一步邁進人間天堂，攔路虎只是各國那些與西方不同的制度與傳統。專制統治下的人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在這種背景下，現代化還是西方化的爭論本身就是打著現代化旗號的西方化的產物，而蘇聯東歐劇變之後，甚至連這種爭論也幾乎銷聲匿跡。嚴格地說，西方文明在當今世界範圍內只剩下了一個破壞性的挑戰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就此而言，蘇聯模式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歸結為「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只要失去強制力的支撐，便無法被普通民眾（其實首先是特權階層）所踐行。畢竟所有人都想擁有自己的汽車洋房（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都想聽搖滾樂吃漢堡包。所謂「人心向背」，這是比制度和意識形態更根本的層面。由此才可以理解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各種制度設計：不僅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和家庭，而且還要編造一整套「高貴的謊言」誘使愚夫愚婦就範。但是，蘇聯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尚不足以證明非西方世界只有「西方化」這唯一一種選擇。而且關鍵問題在於，即使不談價值觀念的問題，[32]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化」也根本不具可能性。因此，非西方式的發展道路對這些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無可迴避的選擇，而且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具有其可能性的。至少，甘地在印度發起、領導、並且最終取得了勝利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是這種可能性的證明。當然，這一運動也說明，非西方式的發展進程要獲得成功，必須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包括對傳統資源的合理運用、對民眾基本利益的體認與維護、以及領導者群體自身的統一、堅韌及其與民眾的高度團結等等。從以上考慮出發，對於中國來說，選擇一種非西方式的發展道路，一個基本的前提是現有體制的自我更新，或者說「脫胎換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可能性出現的概率會越來越小，最後將變得毫無可能。因此，中國並沒有多少可以繼續猶豫觀望的時間。為真正實現「脫胎換骨」，現有體制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刻不容緩的任務。第一、擴展其合法性的基礎，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等等可以算入此列，但還遠遠不夠，而且現在還多半停留在口號層面。因此，必須結合中國面臨的困境、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的合理成分進行新的價值創造，而更重要的是必須付諸實踐，必須見到實效。當然，這本身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一方面人們傾向於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些優秀成分，比如說和諧的觀念、民本的觀念、整體性的觀念、特別是儒家的道德觀念等等可以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創造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對於傳統文化在中國未來的地位，學者們之間又爭論不下，甚至某些傳統文化論者在現代化的壓力之下也認為，傳統文化只能在「文化保護區」之內維持其生存。[33]其實，傳統文化只有走出「保護區」才能真正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需要傳統的「創造性的新生」，需要在新的環境下對傳統進行新的詮釋和理解，如同西方人在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希臘羅馬文化所做的那樣。第二，必須結合中國與西方的政治制度與實踐，創造新的政治制度與政治進程的形式。必須意識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差異巨大、條件多樣、情勢複雜的國家來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夠被現成地複製過來並發揮作用。因此，中國需要進行制度上的創新。正如《詩經》中所云：「本邦雖舊，其命維新」。創新與守舊的平衡，是一切制度生命力的源泉。在當前的中國，最緊迫的是要形成一套公開透明、行之有效的官員選拔制度，以達到既能夠「選賢與能」，又能夠體現民眾的要求和利益。這應該成為中國式民主的基本特色。其實，類似香港立法會的選舉模式是一種可以考慮在全國試行和推廣的形式，因為經過完善之後，它能夠有效地把中國的政治傳統即對長者與智者的尊重，與現代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即對民意的傾聽與順應相互結合起來。第三、政府必須確立為實現生活方式的轉變而必須完成的階段性的任務，比如在社會公正方面、在環境保護方面、以及在懲治腐敗方面的基本指標，而且必須不惜代價，切實履行。在轉型時期，政府權威及其合法性最根本的保證來自於一種得到社會認可的目標確立之後，政府本身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與績效。只有切實履行這些基本任務，政府才有可能為未來拓展更為廣泛的合法性基礎。當然，不言而喻的是，這種新的政治模式必然得到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為其提供「第一推動」，沒有一批目標明確、意志堅定、策略出眾的領導人，在現有體制之下的任何「制度創新」都可能以失敗告終，都會被現有體制同化或者異化。因此所有人都必須意識到，一種新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在中國的出現並非出於必然，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仰仗天時、需要機緣巧合，正如柏拉圖曾經說過的那樣。但事實上，中國也沒有其他可能的選擇。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人不可能採納西方的生活方式，並不僅僅因為資源與環境的約束，同時也因為中國不具備西方的傳統文化因素，比如說基督教等。沒有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就會變形。中國的制度建設可以說在很多方面已經相當西方化了，但仍然面臨「制度失效」的威脅，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此。當然，從最根本的層面上說，現代西方生活方式並不能代表人類的未來，或者說如果照此生活下去人類就沒有未來。它滿足了人的物慾，卻在很大程度上貶低了人性，尤其是在公共生活中犧牲了人對道德的追求、對群體的關注、以及對自然和社會的責任。這是一種動物的，但並非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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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這是關於生活方式的那段文章的完整版本。感謝大家對作者提出的問題的關注與反響。此次把全文載出，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與批評——作者。[①] 雖然當前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比較明顯的興趣，但「傳統文化論者」內部關於什麼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未來中國能夠發揮傳統文化中的一些什麼因素、或者說傳統文化的未來等問題上的大量爭論說明，人們對中國文化當前的處境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遠未達成共識。[②] 丁剛：「脫美國化———不可迴避的問題」，《環球時報》2004年9月13日。[③] 經過相關人士的長期呼籲，2007年11月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於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才把清明節、端午節和中秋節納進了國家法定節假日。[④] 「大學校長香港熱議高等教育"國際化』」，新華網2008年7月19日。[⑤] 實際上中醫完全是一種前科學、也可以說非科學（在科學的嚴格意義上說）的思想和實踐體系，而且在其生存的上千年時間內，從來也沒有「科學化」的企圖，因而稱之為「偽」科學，實在是一種莫需有的罪名和邏輯上的混亂。[⑥] 有研究者認為，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系的內部張力表現在：一是思想家主張的價值觀念間對立特別尖銳; 二是社會主導價值觀念與非正統價值觀念嚴重衝突; 三是社會倡導的價值觀念與大眾奉行的價值觀念反差巨大。參見江暢、戴茂堂：《西方價值觀念與當代中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⑦] 馬凱：「貫徹落實節約資源基本國策，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經濟日報》2005年12月19日。[⑧] 參見謝浩然：「從資源約束看可持續發展」，《經濟日報》2004年8月9日；陳建輝：「GDP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經濟日報》2004年5月18日；且參見張宏偉等：「中國工業發展面臨資源環境瓶頸約束的原因分析」，《環境科學與管理》2006年第6期，第140頁。[⑨] 侯美文、胡利勇：「資源約束條件下中國製造業的困境與出路」，《經濟論壇》2006年第4期，第42頁。[⑩] 2003年，印度的第三產業在其GDP構成中已高達50％以上，而中國的同一比重在2004年才僅達40.7%。[11] 吳崗：「山重水複終有路——當代中國資源約束與解決路徑」，《國土資源》2006年第5期，第11頁。[12] 侯美文、胡利勇：「資源約束條件下中國製造業的困境與出路」，《經濟論壇》2006年第4期，第43頁。[13] 同上。[14]「中國今年將投入5億元保護濕地和建設自然保護區」，「新華網」2006年8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6-08/09/content_4940363.htm。[15] 北京為奧運環保提供的專項計劃撥款為1010億元人民幣。而實際總投資從1998年到2007年，已經達到了1200億元人民幣（約合157億美元）（「北京奧運演繹綠色經典投入超部分發達國家城市」，「人民網」2008年8月12日，http://env.people.com.cn/GB/7650508.html）。[16] 「僅以基礎性能源石油消費為例，中國如果選擇美國式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將擁有10. 31億輛汽車,其中轎車7. 62億輛，其汽油消耗量將是現在全世界汽油總消耗量的1. 49倍，這顯然是不可行的。」周殿昆：「中國"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國家消費模式的合理選擇」，《消費經濟》2006年第5期，第65頁。[17] 周殿昆：「中國"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國家消費模式的合理選擇」，《消費經濟》2006年第5期，第64頁。[18] 當然，有人會馬上回答，這是典型的凱恩斯經濟學的思路。但需知，目前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真正擺脫凱恩斯的這一邏輯，因為它與凱恩斯主義無關，反映的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中最具本質性的一面。[19] 央視國際網「網上座談會——樹立節約意識,倡導節約文明」，央視國際網2005年10月24日。[20] 張猛：「試析當前新農村建設中的困境及可能性」，《商業文化（學術版）》，2007年第10期，第104頁。[21] 陸益龍、王成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結構性困境———安徽鳳陽縣的經驗考察」，《江海學刊》2007年第三期，第108頁。[22]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6 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繼續增加》，參見「中國三農信息網」2007年5月10日（http://www.sannong.gov.cn/qwfb/nmsr/200705100028.htm）。[23] 趙泉民、劉靖北：「新農村建設目標與現實之間的逆向：鄉村人才智力支撐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 年第1 期，第123頁。[24] 同上，第124頁。[25]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6 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繼續增加》,參見http :PPwww. sannong. gov. cn ,2007 年3月5 日。[26] 葉毅：「新農村建設的困境——對貴州息峰縣青山鄉新農村建設的思考」，《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3卷，第12頁。[27] 趙泉民、劉靖北：「新農村建設目標與現實之間的逆向：鄉村人才智力支撐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 年第1 期，第124頁。[28] 同上，第123－124頁。[29] 施特勞斯曾經指出，為了追求一種和諧的、道德至上的生活方式，古典政治哲學一般反對技術上的創新。但任何國家在一種充滿競爭與敵意的國際環境中要維持自己的生存，至少又必須在軍事技術方面尋求某種優勢。這樣一來，由於一個具有良好風習的國家也不能免於抵抗外侮的需要，因此實際上便不得不把自己降低到那些物慾橫流的國家的水平。這似乎是一種註定使任何體制都會趨於墮落的不可迴避的邏輯（Cf.,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and London: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98-99）[30] 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0頁。[31] 同上，第264頁。[32]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非西方世界在經歷一個階段的西方化之後，一般都會出現本土化和反西方化的反彈。也就是說，現代化加強了非西方文化，並削弱了西方的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國際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頁）。他特彆強調指出，這種非西方化正以一種宗教性的、危險的方式體現出來，「非西方宗教的復興是非西方社會中反對西方化的最強有力的表現。這種復興並非拒絕現代性，而是拒絕西方，以及與西方相關的世俗的、相對主義的、頹廢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會對所謂的"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的抵制。它是對西方文化獨立的宣言，是一個驕傲的聲明："我們將是現代的，但我們不會是你們』」（同上，第100－101頁）。[33] 參見張祥龍：《思想避難：全球化中的中國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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