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

　　在中國學術界,對於何炳棣先生在史學研究諸方面的貢獻,有著頗多評價和讚譽。就清朝史的研究來說,他的治學給予我有兩點啟示:一是他在選題上對研究第一等題目的強調。他援引數學大師林家翹的話說:「要緊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做第二等的題目。」(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104 頁) 一是他對清朝歷史具有的既宏大又精深的眼光。這些既體現在他1965 年發表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中對清朝歷史地位所作的高屋建瓴的評價,以及此前一年(1964 年) 有關八旗制度的精闢論斷,也反映在1998 年他為回應羅友枝( Evelyn Rawski) 教授而寫的《有關漢化問題的再思考:對羅斯基「再觀清代」一文的回應》(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Qing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98 , Vol. 57 , No. 1 , pp. 123 155) 長文中。在這篇文章中,何先生對歷代少數民族政權進入中原後必爭「正統」的做法,有著系統而雄辯的論述。　　何先生這篇雄文是針對羅友枝教授1996 年在全美亞洲年會的講演《再觀清代: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Reenvisioning the Qi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96 ,Vol. 55 , No. 4 , pp. 829 850) 而作的。這兩篇文章在美國的中國學界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辯。這場論辯,激起清史學家對清朝統治中究竟是否存在滿洲因素,以及滿洲因素的存在有何意義等一系列議題的興趣,其直接結果,是在中國史研究領域中出現了所謂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並成為近年來美國中國學最重要的研究趨勢之一。這倒真應了何先生強調要研究第一等題目的宗旨。　　一場爭辯,最終的誰是誰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引起的思考和對學術的推動。這場爭辯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開拓出如此廣闊的一片學術天地,亦可見其非同尋常的意義了。十年前這場爭辯開始時我正在美國加州訪學,從那時起,我對從這場爭辯引起的討論和研究的進展便一直在密切地關注。這裡我想談的是多年來我對這個問題因關注而產生的一些感想。須說明的是,我的感想既不代表爭辯雙方的任何觀點,我的論述也無關爭辯雙方的任何是非。　　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大功績之一,是國家的統一和疆域的鞏固,這早為學界公認,事實上當然也毫無疑義。但問題在於,僅僅停留在闡述和反覆強調這個事實存在的層面上,還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學術研究。我國的清史學界多年來卻竟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是美國學界通過何先生與羅友枝的這場辯論及其以後的不斷探索,才使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較前深入了相當大的一步。　　實現了「大一統」的清王朝,疆域已不僅限於傳統概念上的中原,既然納入清朝版圖的,還有原屬於喀爾喀、厄魯特、青海等蒙古諸部以及西藏和回部等各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區,這就意味著,以往那種以漢族統治區域為圓心、其他地區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邊遠」(或謂「邊緣」) 的傳統觀念,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我們通常所稱的中原,以及生活在中原的漢族居民,此時已經不過是清朝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如果承認這個大前提,那麼進一步的問題便是,清朝統治者是否仍然遵循以往封建王朝的統治模式,是站在「中原」這個中心向外,亦即向著那些「邊遠地區」行使權力的呢? 抑或是中原漢地本身,也不過是他們行使統治權力的領地之一? 這二者當然具有本質的不同。如果是前者,中原與邊疆這樣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就可以看作是主從關係,如果是後者,那就無所謂哪個是邊緣,哪個是中心,也就是變成並列關係了。這還可以再進一步說,那就是如果站在蒙古諸部或者西藏和回部(以今天的維吾爾族為主) 的角度,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將自己視為中心,而將中原漢地視為「邊遠」呢? (為了不引起歧義,我還要說明的是,我這裡所謂的「中心」是與「邊緣」相對而言的學術概念,而不是指一個政權的統治中心,因為在這諸多「中心」之上還有一個確實的統治中心,那就是清朝中央政權) 他們既然與漢族一樣,也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在他們居住的特定地區,他們為什麼就不可以是中心呢? 而位於這眾多並列的民族之上的清朝統治者,又是以什麼方式對它們實行統治和管理的呢?　　這就是「新清史」探討清朝統治問題的出發點。他們認為清朝能夠成功地將如此眾多的民族、文化統一在一個政權之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滿族統治者的「非漢因素」,是他們與東北、西北諸族在血緣、文化上的聯繫,以及這些民族對滿洲而非漢族存在的那種認同。因此,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洲因素,便成為形成「新清史」的兩個主要特徵之一。而多年來已經習慣將漢族視為中國歷史中心的學者,對此則提出強烈質疑。他們認為滿族之所以能夠統治中國長達近300 年,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接受了漢族的統治方式。何炳棣先生所持的就是這一觀點,他準確地以「儒化」來代替通常使用的「漢化」一詞,認為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就是要爭「正統」,亦即爭奪統治的合法性,滿族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也正因為他們具有了這種統治的合法性,才能夠在漢地立足,並為進一步的開疆拓土打下基礎。　　再沒有人能把爭「正統」這一問題,闡述得比何炳棣先生更清晰、更透徹也更雄辯的了,但上面提到的問題卻仍然存在著,那就是無論清朝統治者在中原地區被「儒化」到了何種程度,他們以「儒化」的方式統治中原達到了如何的成功,但是,他們是否把這種「儒化」帶到了西北、東北以至於西藏等廣大非漢地區呢?他們在那些地區是否就是以一個漢族中央王朝君主的形象出現的? 他們是否是以儒家的那一套政治理念、統治方式來對少數民族地區實現了所謂的「大一統」,或者他們對那些地區採取的確實是另一種統治方式? 我相信沒有哪個學者,敢於輕易地對此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論斷。說到底,漢地有漢地的「正統」,少數民族地區也有少數民族地區的「正統」,統治合法性的問題在漢地存在,在其他地區也同樣存在。所以,清王朝在征服諸少數民族地區時並不以「儒化」的形象出現,反而更便於贏得漢地之外的統治合法性,而這才是清朝能夠統治中國達近300 年之久的關鍵。　　這裡便涉及清朝統治的一個根本性的、也是所有治清史的學者都不能不關心的問題,即究竟什麼是讓清朝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統治如此長久的原因。問題還不止於此,正如Waley2Cohen 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將滿洲以及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性,予以比以往更多更嚴肅的關注。應該將此作為新清史研究的中心目標。因為它的意義不僅作用到中國和其他橫跨中亞和中亞以外各帝國的形成,而且也影響到我們對皇權、帝國語境,以及向現代轉化等更普遍的諸多難題的理解。(轉引自Mark.Elliott : Manchu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rontie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 Gakushuin University , To Kyo , 未刊稿)　　如此重大的、具根本性的問題,憑藉一朝一夕之功,靠一兩個學者的努力,當然是無法得到完滿答案的。而「新清史」學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對於這些清朝新征服的少數民族地區,對於這些被「大一統」統進中國的新臣民,他們如何記錄、如何看待清朝的統治,僅僅憑藉由漢人記載的漢文史實是遠遠不夠的,非要從他們用自己的文獻中才能得到較為真實和客觀的答案,而他們的文獻大多數採用的是他們自己的文字。何況清朝統治者與他們來往的官方檔案文書,直到清朝中葉甚至以後,也多用滿文書寫,所以「新清史」的學者特彆強調對於滿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數民族史料的運用,這構成「新清史」的第二個主要特徵。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熱衷於談論「大一統」的很多學者,迄今仍未自覺到這一點,更遑論使用這些文獻並使研究有所突破了。有關「大一統」的討論流於表面,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國學界提出的「新清史」,從開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們提出的問題不可謂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謂無意義。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這個在美國學界備受關注的議題,在本應更切身、更受重視的中國清史學界,雖然也有過幾篇報道問世,卻幾乎未引起任何認真的探討與回應。其突出表現,就是清史學界對於「大一統」的闡述數量越來越多、口氣越來越硬、調子越來越高,在實質性的問題上卻難以深入、難有突破。　　如果說對美國學界的這些說法持不同意見,卻未見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樣嚴肅認真的、高水平的反駁,如果對美國學界的討論不屑一顧,那麼,對於如此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尚且不屑一顧,還有什麼是更值得關注的呢?　　作此小文,以待方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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