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雜誌：探尋美國對外行為根源和中美相處之道——專訪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張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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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記者?安?剛

2016年2月18日下午，北京長安街邊，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大樓15層一間沐浴著陽光的辦公室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教授正在接受《世界知識》雜誌的專訪。

茶几上擺放著張宇燕教授與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高程博士合作寫就的《美國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一書。銀灰色的封皮上印著美國國會大廈的剪影，大面積的留白似乎在提示讀者追隨著述人的思路去探尋表象背後的本質。

《美國行為的根源》出版時，正值中美關係麻煩連連，兩國在南海、朝鮮半島核、網路、人權、經貿等問題上的爭議與分歧暴露於世並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猜測、擔憂的情緒瀰漫在兩國學術界。因此，《美國行為的根源》一經出版，立刻受到學界關注。

這本書的書名很容易使人聯想到70年前美蘇冷戰揭幕時的一件事。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六個月，美國駐前蘇聯大使館的參贊喬治·凱南把一份8000字的長篇電報報回華盛頓，一年後又經修改以《蘇聯行為的根源》為題發表在《外交》雜誌上。這篇署名為「X先生」的文章詳盡分析了蘇聯的戰略行為模式和思想文化根源，向美國最高決策當局系統提出抵制蘇聯擴張的戰略建議，最終作為美國確立對蘇遏制戰略的核心文件留在歷史上。

尋找美國對外行為的規律

正是聯想到７0年前的史實，記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有些尖銳：「在撰寫《美國行為的根源》過程中，您是否存在一種擔心，即這本書推出後，會至少在形式存在上成為兩國相互誤解氛圍的一部分？」

張宇燕聽後笑了起來，坦言此書創作期間和出版後還很少有人當面向他提這樣的問題。接著，張宇燕作了胸有成竹的回答，顯然早有思考。

張宇燕說，《美國行為的根源》成書於八年之前，在思維架構、立論方法上的確受到《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的影響。新世紀開端的七八年間，中美關係處在一個合作面與競爭面不斷擴大、全球意義逐漸凸顯的拐點。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快速上升、美國實力仍盛，對中美關係的再探討、再認識的熱潮逐漸興起。這就要求中國的研究者，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美國有更為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萌生了寫一部書的念頭，不談政策問題，而是突出主要變數之間的邏輯關係，做些方法論上的研究，通過對美國國內、國際行為方式的分析，從現象背後拎出一些基礎性、根源性的東西，挖掘美國處理全球事務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模式，從中尋找規律，為中國的美國研究增磚添瓦。

張宇燕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美兩國國內形勢、中美關係和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現在，中國綜合國力繼續上升，外交更加積極主動，美國則步入相對實力逐漸下降的歷史通道。如果說當年冷戰爆發時，美國與蘇聯處在一個實力相對均等的狀態，美國必須平視而非俯視蘇聯，對蘇聯的行為模式和戰略意圖充滿疑慮，從而催生了「X先生」的長篇電報，那麼現在，中美兩國的實力處在一個差距快速縮小但仍舊明顯的狀態。今天的中國有可能以比大家預想得要快的速度追平甚至趕超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以一個相對平視的角度觀察美國，因此，像一個全球性大國該做的那樣更為深入地探究博弈對手的所思所想也就更為必要。

張宇燕說，《美國行為的根源》成稿後，他自覺理論分析方法仍有調整改進的空間，甚至一度想過推倒重來，但最終決定不再等待。如果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情緒因這本書的出版而有所加深，自然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特意強調，無論從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還是所面臨的問題等角度看，今天的中國既不是當年的蘇聯，中美關係的性質亦迥異於當年的美蘇關係和當前的美俄關係。然而，差別的存在並不意味著今天與70年前的世界沒有共同點。這裡說的共同點，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主要博弈者之間要精準了解對方，並在此基礎上防止或減少誤判。如果說凱南的電報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遏制」戰略，那麼《美國行為的根源》一書的目標，則是要增進對美國的了解或理解。但我們至少有一點同當年的喬治·凱南及與他類似思考著全球戰略問題的美國精英們類似，那就是更有必要聚焦自己在當今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國際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為根源及邏輯，並以此作為中國在全球戰略棋局中進行博弈的戰略依據。

記者就勢提出第二問：「您在《美國行為的根源》中確認，美國對外政策中一直存在兩條看似相互獨立、時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線：理想主義與功效主義，進而提出了『價值訴求—現實利益』的二元模型作為討論美國行為的框架，這可以被視為對當代美國研究的重要理論貢獻。那麼您認為，具體到現實中，在奧巴馬執政期間，這個『二元結構』當中的哪條線得到了更多的反映？展望2016年總統大選後的美國，哪條線又會相對突出起來？」

張宇燕回答說，美國的「功效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表現為現實主義。《美國行為的根源》一書提煉出一個理解美國行為範式的簡化的「三位一體」模型：宗教熱情—商業理念—集團政治。這「三位一體」的國內根源決定了美國對外行為的目標是維護擴展價值體系和現實利益。事實上，在美國的外交實踐中，兩種性質不同但又高度相關的目標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側重點會有所不同。

張宇燕說，在奧巴馬任內，美國外交的現實主義一面確實更重一些。奧巴馬提出「不幹蠢事」，強調要重視「外交和協調的作用」，「決不輕易捲入戰爭」。這些都是顧及美國實力相對下滑和全球挑戰高度多元化、複雜化的一種務實調整。奧巴馬政府從來沒有把推廣美式價值觀的「宗教熱情」和強化集團政治的「戰略熱情」隱藏起來，而且還更加有所強調。我們看到，捍衛和推廣價值觀已被明確列入美國地區戰略和防務安全政策——比如「亞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我們也看到，通過處理朝鮮半島問題和介入南海、東海事務，奧巴馬政府在著力強化亞太同盟體系、增加盟友夥伴之間凝聚力；通過推進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在震懾朝鮮的同時，在一併加強針對中國、俄羅斯的防範和遏制能力。

張宇燕預計，2016年之後，無論誰入主白宮，美國對外行為當中的現實主義特點都只會進一步加強而不會有所減少。這一點已經清楚地在本次總統選舉中展現出來。雖說「宗教熱情」或「價值理念」始終是美國行為的一大支柱，但在面臨世界多極化進程加速的環境下，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研究、理解美國行為的重點，應更多地放在國內黨派或集團競爭合作與現實利益追求上。

對中美關係不存在絕對的悲觀

「那麼，在當前條件下，您對中美關係的前景究竟是仍感樂觀，還是轉向悲觀呢，抑或處在一個樂觀情緒逐漸消減的狀態？」記者追問。

張宇燕表示，在國際關係當中，本不存在絕對的樂觀與絕對的悲觀，外交決策中的絕對樂觀主義和絕對悲觀主義也都是要儘力避免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相信凡事都有相對的兩面，中美關係更是具有兩面性和複雜性。他本人不希望中美關係惡化，也不相信中美關係會惡化到爆發全面戰爭和衝突的地步。中美都是大塊頭的國家，兩國交往不斷增多，涉及領域甚眾，利益交匯面不斷拓展，摩擦分歧自然而然增多，需要協調合作的地方實際上也在增多。看問題不能只執一端，因為近期中美之間麻煩事比較多就產生過度悲觀情緒。

張宇燕認為，未來的中美關係，將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兩國之間並不存在發生當年美蘇那樣的長期冷戰的基礎。兩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存度恐怕是歷史上任何一對大國之間不曾有過的。從維護國際規則體系主導地位和「天賦使命」出發，美國不會發自內心地樂見中國綜合實力的持續上升並逼近自己。因而，在精確計算成本收益的前提下，遲滯中國發展、消解中國影響、推廣西方價值，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於自身能力、國內政治、在華利益、精英分化等方面的原因，美國對華政策陷入「兩難」，不得不尋找既可以有效遲滯中國崛起、又能容納並從中國經濟發展中獲得最大利益的兩全之策。他們傾向於運用國際或全球制度而非傳統軍事的手段把中國的崛起納入自身的歷史發展軌道中，以減少自己與中國摩擦的成本。

張宇燕說，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踏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並獲得了巨大的「得自貿易的收益」。中國進入全球體系並成為體系中日益重要的一員的進程不會改變。不僅如此，我們還要擴大開放，更深、更好地融入這個體系，向這個體系注入中國思想、中國理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推動這個體系更多地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關切，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積极參与的金磚國家首腦會議、新發展銀行和亞投行的建立等，不應被理解為「另起爐灶」，它們與當年蘇聯建立的經互會和華約式體系與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之間在性質上也是截然不同的。在一個共同的國際體系內，中美儘管在許多議題上存在分歧，但在更多問題上進行著溝通和協調。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作為世界上兩個規模最大的國家，也是有效全球治理的最大受益者。

特別值得說一句，當年美蘇的意識形態完全對立，彼此都以瓦解、消滅對方為己任、為目標。今天的中美關係與之大不相同。中國強調世界的多樣性、發展道路的多元化，認定「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們不去挑戰美國的制度模式，美國也不應來挑戰中國的制度模式。

不過，張宇燕承認，新冷戰會不會發生，不僅取決於雙方的戰略意圖、政策目標，也要看兩國對彼此關係狀態和分歧問題的管控能力。歷史上並不缺乏大國間因小摩擦失控而引起災難性衝突的先例。中美關係已經進入到一個摩擦相對密集甚至突出的階段，所以尤其要加強政策對話和風險管控，堅定推動兩國關係持續穩定發展的信念。畢竟，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它的穩定發展符合兩國根本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張宇燕同意，現在中國國內對於中美關係的看法，民間的悲觀情緒要比決策圈內的重一些。這可能與不同受眾接觸的信息量、信息面不同有關，總是喜歡把鏡頭對準負面事件的媒體，客觀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事實上，這樣的「分化」不僅中國有，在美國表現得更為明顯。

張宇燕說，他近期接觸到的不少美國學者都憂心忡忡地講，中美關係正滑向近三分之一世紀最危險的狀態。美國學界開始廣泛質疑中國和平發展的「真正戰略意圖」，進而質疑美國長期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這才是需要引起我們注意和警覺的。

有鑒於此，張宇燕希望《美國行為的根源》一書及其所展現的研究、思考方法，能夠成為兩國學界、公眾加深相互了解的一座橋樑、一個台階。他和高程博士在寫作時刻意使用了通俗、淺顯的語言，避免過於學術化，主要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而沒有對現實中的中美關係進行深入探討。他希望讀者在讀後能對美國這個中國必須與之打好交道的國家進行思考，進而形成更系統、更全面的判斷。

中美在經濟領域不可能「痛苦分手」

張宇燕教授談到了「相互依存」，這就引出了記者的下一個問題：「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斯坦利前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最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相互依存陷阱』。在羅奇看來，中美經濟長期相互依存，維繫著兩國關係的穩定。但美國在『後危機時代』解決自身失衡的步伐緩慢，仍嚴重依賴國外儲蓄，靠借債保持增長，而中國不但將經濟模式從出口轉向消費，還開始重新定義國家角色，中美經濟關係將出現更多衝突和緊張，似乎到了『痛苦分手的時候』。您是否認同他的觀點？」

張宇燕直截了當地說，史蒂芬·羅奇言重了。一方面，全球貿易和投資環境正在發生改變，中美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繼續像過去那樣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可能性雖然不大，但仍將保持增長。即使美國主導的、未把中國包括在內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真的重構了全球貿易版圖，它們也不大可能扭轉中美相互貿易和投資基本盤不斷擴大的趨勢。這是由中美在全球生產、貿易鏈條和金融、能源市場中的不同位置、各自作用決定的。換個角度看，「痛苦分手」對雙方來說都代價太大，兩國之間早已形成的深度利益交融不是誰說切斷就能切斷的。

張宇燕說，他個人對TPP是持開放態度的。美國推動TPP的主因，除了要主導未來全球規則制定外，也還是要促進自身經濟復甦，寄希望於提振外部市場。由於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遲遲不能取得進展，奧巴馬政府為了徹底擺脫經濟金融危機、實現穩定增長，也給自己執政八年留下一份遺產，只好另闢蹊徑。這一作法雖不違背世界貿易規則，但如果旨在將個別國家排除在外、甚至針對個別國家，就很不合時宜了。

張宇燕認為，TPP協議文本儘管已經在其12個成員國之間簽署，但要經由美國等各國議會批准生效還會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間不排除發生波折的可能性，畢竟美日等國國內對協議內容仍存在很大爭議。TPP協議在國企、勞工、原產地原則、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包含一些中國無法接受、至少在現階段難以適應的條款，有些還帶有強烈的歧視性。對中國而言，當前最關鍵、最緊迫、最重要的是紮實推進與自己密切相關的貿易投資與談判，包括「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以及各種雙、多邊自貿安排等，最大限度地掌握確立或改進國際規則的主動權，用包容性對沖排他性，同時也要積極主動利用國際規則，對國內改革形成良性促進。

張宇燕重申，中國積極融入全球體系、深度參與國際分工的意志不能動搖。過去30多年來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向世界開放，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發展經驗和科技成果，在模仿借鑒的過程中積累財富並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創新力。現在，中國改革進入到新的階段，所面臨的一項緊迫挑戰是如何協調好自己在相對雄厚實力基礎上形成的新的利益主張同現行國際制度的關係。基辛格博士說過，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代表新興市場國家的「金磚集團」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之外建立一個並行體系。但基辛格不認為任何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他相信美國主導的現行體系和中國提出的新的體系內容之間是可以達成一致的，前提是中美必須堅守一個共識：在大部分領域，應該只有一個國際體系，未來「就讓歷史去決定」。

張宇燕說，需要認真落實兩國元首2015年9月「白宮秋敘」達成的共識，逐步推動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在BIT談判中，中方一開始提出的負面清單相比美國所簽FTA中的單子而言是長了些。其實，所有談判者實際上同時進行著兩方面的談判，一方面是同國外對手談判，另一方面是同國內不同利益部門或利益集團進行談判。難度可想而知。長遠來看，BIT總是要談成的，它必將對優化中美經濟關係和推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產生深遠影響。

寄語美國研究

一個小時的採訪時間很快過去了。結束訪談前，記者請張宇燕教授為中國國內的美國研究提幾點希望和建議。張宇燕做了簡短的回答。他說，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是全球性的主導力量，中美關係仍將是中國對外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從此意義上講，搞好對美研究、做好對美工作，對推進我國的全局外交具有綱舉目張的作用。如果非要他本人對中國的美國研究學者提出什麼忠告，他建議：多進行基於翔實文獻和史料的方法論研究，找出紛繁複雜世界的最主要變數，釐清它們之間的關係。既要研彼，也要知己，清楚中國在世界上的利益所在和發展所向，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思考美國和中美之間的問題；與美國同行多交流，既向美國人講好中國故事，也向國內受眾準確講述美國故事，用對話的力量促進中美之間的相互理解。

張宇燕告訴記者，他正在重讀美國已故中國學大師費正清先生的《美國與中國》一書，特別注意到費正清在1983年以76歲高齡為該書增補的章節。窮其畢生研究，費正清得出的結論是，要能「從中國的過去看中國的今日」，也就是把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創新結合起來，發現中國的行為規律。美國走過的路雖然遠沒有中國悠長、複雜，但其歷史經驗積累絕不簡單，美國研究同樣需要注重方法論，善於從根源處發現規律。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16年第6期，更多精彩內容請見《世界知識》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