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你們不好嗎？這就是你們的報答方式？」

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中，「霧社事件」發生時，一向對賽德克族態度友好的日本警察小島源治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霧社公學校遇害。當天，共有139名日本人遭襲身亡。這是台灣日治期間最後一次武裝抗日行動，台灣總督府理蕃政策因此遭到了挑戰。

徐若瑄在劇中飾演的女主角高山初子，是一個被迫日化的賽德克人。徐若瑄說：「你可以想像，我的角色該有多矛盾。」

特約記者_鄒念祖 台北報道

《賽德克·巴萊》在台灣上映的第一天，42歲的導演魏德聖沒有像往常一般，騎著摩托車，送老婆去銀行上班。他也沒有偷偷去戲院觀察票房，因為「走到哪裡都會被認出來」。

當他確定票房大好，在傍晚時分，來到台北最大的影城「信義威秀」答謝觀眾，他從新光三越過馬路走到戲院的路上，甚至當他只是站在廁所門口等待，都有十幾台攝影機包圍著他。強烈的燈光讓他滲出汗來，認出他的民眾舉起手機拍照，驚呼「魏德聖！」之餘，還加了一句：「他怎麼這麼小一隻！」

在《小導演失業日記》中，魏德聖說，由於他瘦弱，別人常輕視他，不知道他有顆獅子的心。而在《賽德克·巴萊》上映後，全世界都知道了這顆獅子心。這位「失業小導演」、虔誠的基督教徒，不僅有霸氣，還能堅持，為了拍攝《賽德克·巴萊》，他等了12年，即便是票房大熱的《海角七號》，也只是一個過渡的中場而已。

在《賽德克·巴萊》的拍攝中，雖然有許多「天使」願意借錢資助，但資金缺口似乎永遠都補不足，劇組曾連薪水都發不出，工作人員也罷過工。導演陳國富曾與魏德聖合作過《雙瞳》，他半開玩笑地說，魏德聖為什麼一定要堅持把這段歷史講出來，「上面的那位（上帝）或許告訴了他什麼，那是我們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賽德克·巴萊》劇照。

「霧社事件」的事發現場—霧社公學校會場。

為信仰而戰

《賽德克·巴萊》講述的是發生在1930年10月27日的「霧社事件」。當時，離1895年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已經過去了三十五年，「霧社事件」是台灣日治期間最後一次武裝抗日行動，台灣總督府理蕃政策遭到挑戰，且因此事件的處理方式遭日本帝國議會強烈質疑，台灣總督石冢英藏與總務長官人見次郎等人遭撤換。

「霧社事件」的導火索是，1930年10月7日上午，日本巡查吉村克己等人經過馬赫坡社，當時社中正舉行婚宴，吉村等人受邀進去參觀。吉村與男子達多·莫那產生摩擦，並用手杖打了達多·莫那的手。這是對達多·莫那的侮辱，進而達多·莫那毆打了吉村。事後，馬赫坡社頭領莫那·魯道擔心受到嚴懲，也擔心自己的位置被取代，於是利用族人不滿，決定起事。莫那·魯道作為領導者曾被送往日本「參觀」，與日本殖民者打交道數十年，他明白一旦起義，除了赴死別無他途。但他的族人堅持要反，他最後還是認可了他們。

莫那原本希望11社共同參與，但最後只有6社參加。舉事的日子定在10月27日，當天是霧社每年舉行盛會的日子，轄下的十個學校和教育所，集合在霧社公學校舉行各種活動。當時來參加的日本人有200多人。當日上午8時，霧社族人襲擊在霧社公學校的日本人，軍警、婦女兒童幾乎被殺盡。據統計，日本人共死亡139人。

但很快，日本軍警迅速趕到，從10月28日開始至12月26日鎮壓結束，參與起事的6社總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644人，幾乎減少一半。在鎮壓過程中，日方可能使用了毒氣，並動用飛機進行轟炸。另外，日方還利用「味方番」一起鎮壓6社，「味方番」就是和日本人關係友好的少數民族，也就是所謂「以夷制夷」、「以番制夷」，誘使有山林作戰經驗的少數民族討伐族人，當時的價格是，男丁人頭100元，女人30元，兒童20元。1931年4月，「味方番」道澤社在日本當局的縱容下，大舉襲擊了「霧社事件」的倖存者，殺害6社族人214人，導致「反抗番」人口最後僅剩298人，這些人後又被強制遷居到川中島。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霧社事件」。

在起事過程中，莫那·魯道率領番丁和家人逃到馬赫坡岩窟，在殺死家人後，莫那獨自在深山自盡。其長子達多和次子巴索繼續奮戰，最後拒絕歸降也都自殺身亡。「霧社事件」成為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理蕃」的一個轉折點，給了正舉杯慶祝第一個殖民地成功經營的日本當頭一棒。

1998年，魏德聖通過邱若龍繪製的「霧社事件」調查報告漫畫，了解到跟小學教科書不一樣的「霧社事件」，立即動念將「霧社事件」改拍成電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落敗，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後，儘管將莫那·魯道視為抗日英雄寫入課本，卻從未解釋他抗日的理由，因為對國民黨而言，「抗日」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粗梳的歷史書寫，如果沒有人干預，莫那·魯道和「霧社事件」難逃被遺忘的命運。

當時還是一個窮酸小導演的魏德聖，開始收集資料，寫劇本，其間，邱若龍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魏德聖不支薪參與了拍攝。和邱若龍在一起工作，魏德聖學習並了解了原住民的部落、歷史、傳統、人物。儘管這部紀錄片在次年的金馬獎上引起的關注有限，但對魏德聖卻意義非凡，因為它奠定了《賽德克·巴萊》的基礎和切入點。

而正在此時，魏德聖還發現了由文史工作者鄧相揚撰寫的《霧社事件》一書。鄧相揚當時是南投埔里的醫檢師，曾幫一位「霧社事件」的遺族原住民看病。兩人聊天之際，鄧相揚產生了興趣，決心深入研究。他花費十餘年進行田野調查、搜集史料，完成了《霧社事件》。書中詳列1930年10月27日前後發生的事，巨細靡遺的人物、時事年表，讓魏德聖進一步建立了《賽》片的完整架構。

為什麼魏德聖對「霧社事件」如此執著？如果只是多年的積怨引發反抗，這樣的電影已經很多，恐怕不足以讓魏德聖這麼堅持一定要拍這部電影。後來出任《賽德克·巴萊》文化歷史顧問的鄧相揚是第一個從信仰角度解釋莫那·魯道抗日的學者。鄧相揚認為，本身是虔誠基督教徒的魏德聖，一定是被賽德克族的精神力量強烈撼動了。魏德聖在一次解釋拍片緣起時的一段話，也印證了鄧相揚的猜測：「全世界英雄主義都在爭自由，身體的自由，生存的自由。可是這個族群很特別，他們反而是在一個最安定的年代作這個反抗，他們要的是靈魂的自由，他們要的是延續傳統信仰與文化的自由。」

「面對歷史」的野心

發生「霧社事件」時，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基礎已經非常穩固，霧社甚至還是日本人銳意經營的「模範部落」。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中，「霧社事件」發生時，一向對賽德克族態度友好的日本警察小島源治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卻都在霧社公學校遇害，他不禁憤怒地吶喊：「我對你們不好嗎？這就是你們報答我的方式嗎？」

在日本人統治山地部落時期，可謂用心良苦，日本政府先以武力迫使台灣高山族歸順，取得統治權後，隨即將現代文明引進山地，於各個山地部落廣設「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由官方出資，免費入學，鼓勵蕃童就學，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引導山地部落邁向文明社會。

根據日本政府統計，至1926年（昭和元年）時，台灣高山族兒童就學率已達71.8%，而當時台灣人（漢族）兒童的就學率僅28.4%。

日本人教導賽德克族的孩子，賽德克族的獵人頭及文面，是不文明的野蠻行為，惡習必須革除。日本人教育賽德克族人，在山林打獵是原始落伍的生存方式，必須學習新的耕種技術，才能改善生活，邁向文明社會。日本人沒收獵槍，縮減獵場，禁止各社之間彼此仇殺。

異族帶來的文明與價值，卻消滅了部族傳統的文化史，隨之而來的是民族尊嚴的失落與生命的茫然。莫那·魯道認為，再過二十年，恐怕就沒有真正的賽德克人，大家都變成日本人了。「霧社事件」看似偶然發生，其實仇恨早已埋下。「賽德克·巴萊可以輸掉身體，但是一定要贏得靈魂！」魏德聖說，「在一般人眼中，這是一場必死的抗爭，但在賽德克人眼中，這是一場可以贏得靈魂的自由之役。」

魏德聖的野心在於「面對歷史」，「我們怎麼不去問當事人的動機？只追究是不是做過不對的事，這樣其實把人性的規格弄得太小了。大家不妨回到1930年代那個時空背景，當你的世界只有族人和異族人，只有傳統信仰時，面對異族壓迫，你會怎麼作判斷？設身處地去想，就會了解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那些事。」

也因為魏德聖選擇忠實於歷史，而非美化歷史，因此他將「出草」（也稱獵人頭，意指將敵人的頭顱割下的行為，泰雅語稱mgaya「姆嘎亞」）的習俗、原住民不同部落的鬥爭殺戮，以及莫那·魯道的性格缺陷都呈現在電影中。

影片中過多的暴力鏡頭，也引來不少非議，觀眾難以理解，戰爭尚未開始，婦女孩子們就聚集在樹下自盡，即便可以接受戰士在戰場上砍人頭，也無法接受賽德克小孩把無辜的日本婦女與小孩，甚至連自己的日本老師都給「出草」了。有影評評價《賽德克·巴萊》是一部「以拳頭和刀劍為手段從頭打到尾的故事」，一顆顆日本人的頭顱落地，一次次受辱後的隱忍和爆發。

「我們必須從當時的文化與環境來理解『出草』。狩獵是為了生存，獵殺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則。」邱若龍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認為，這是魏德聖對賽德克族傳統的尊重，「人類任何文明都有殺戮，賽德克人其實對敵人和善：生前是敵人，死後獵頭掛在家屋供養、一起喝酒吃肉，敵人的靈魂成為他們中的一部分，成為永遠的朋友，這是族人與敵人和解的方式。」

賽德克族遵奉Gaya，Gaya是族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宇宙觀，也是最高指導原則，無法解決的爭端以「出草」（獵人頭）方式執行Gaya，族人們相信Gaya會站在正義一方。賽德克族堅信奉行Gaya才能成為「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賽德克族男子要有狩獵技巧、成功「出草」後在下巴文頤紋，女人要會編織、在兩頰刺頰紋。帶有文面者，死後靈魂才能越過彩虹橋回到祖先的靈界，成為善靈庇護族人。若違反Gaya者，有可能會遭到災難或橫死，死後成為惡靈與遊魂，不能越過彩虹橋，還會繼續危害族人。

賽德克族後代認為根據Gaya祖訓，莫那·魯道絕不會殺自己人。《賽德克·巴萊》總顧問郭明正來自清流部落，是抗暴六社裡馬赫坡社的後裔子孫，魏德聖在拍攝這場戲前，郭曾告知他，若拍出莫那·魯道槍殺老婆與孫子，會引發族人抗議。

魏德聖認為，我們都能接受「為了和平，我們必須戰鬥！」，那麼「為了恢復Gaya，必須先破壞Gaya」，又有什麼難以理解之處？但他還是以較隱晦的方式處理這場戲。鄧相揚也質疑，幫小孩上吊，或把嬰兒扔下懸崖，不也是違反Gaya？為何槍殺就不行。

魏德聖想要傳達的不是「對立」，而是「化解」與「溝通」。日本人，一個信仰太陽的族群，堅守寧願失去自我的生命也要扞衛名譽的武士精神；賽德克族，一個信仰彩虹的族群，他們相信生前要克盡身為男人與女人的職責，死後才能以臉上的文面獲得靈魂的永生。

「信仰彩虹的族群和信仰太陽的族群為了彼此的信仰而戰，但他們卻忘記了，其實他們信仰的是同一片天空，他們的精神其實是相通的。」這就是魏德聖想在這部電影里傳達的重點。

電影中的達多·莫那。

從過去想想未來

在《賽德克·巴萊》中，原住民自己也在互相殺害。觀眾不了解他們的新仇舊恨，也看不出部族服飾的差異，根本搞不清楚哪一族在殺哪一族，以及為什麼有人寧願跟日本人站在同一邊。

霧社地區的原住民有泰雅族、賽德克族與布農族，而賽德克族又分為德克達亞群、道澤群與托洛庫群。每個群又有少則五個，多則三十個部落。莫那·魯道是德克達亞群馬赫坡社這個部落的頭目，鐵木·瓦力斯領導道澤群勢力最大的屯巴拉社，並成為賽德克道澤群的總頭目。道澤群與德克達亞群之間長年有獵場的紛爭，雙方長期各據一方，勢不兩立。

最近幾十年來，在國民黨的詮釋下，受日本威逼利誘而幫忙圍剿莫那·魯道的鐵木·瓦力斯被貼上「親日」標籤。為了不讓觀眾把鐵木·瓦力斯視為反派，魏德聖不用素人，而是找正派形象的馬志翔飾演這個角色，一開始就扭轉了觀眾的思維。然而就連自己是賽德克族道澤群後代的馬志翔，也無法完全認同這位祖先，在接演前非常掙扎。

「因為鐵木·瓦力斯成為『味方番』（受日本人脅迫襲擊族人的原住民），所以他就是壞人嗎？這部電影要談的是不同立場所面臨的不同抉擇。」魏德聖以此說服馬志翔。當時原住民效忠的是部落而非國家，德克達亞群搶奪獵場帶來生存威脅，一樣也是道澤群的敵人。

鐵木·瓦力斯在下集片尾的淺溪大戰是一場重頭戲，魏德聖思考的不只是打鬥精彩，還有，「要怎樣讓觀眾在看族人互相殺戮的過程中，感受到每一位角色的立場？他們又是為了什麼而戰？是信仰？是祖靈？雖然是彼此獵殺，但其實雙方的角度是一樣的。」

當馬志翔與飾演道澤群的演員們越來越能認同自己飾演的角色後，也希望能像抗日的戰士一樣走上彩虹橋，便派馬志翔去向魏德聖爭取，魏德聖思考後也同意了，因為他們一樣也是在遵奉Gaya。

《賽德克·巴萊》的終極疑問就是，莫那·魯道究竟是不是英雄？

在電影中，魏德聖選擇呈現他的性格，而將眾說紛紜的爭議歷史冷處理。在獵人頭時不慎射殺跑到他前方的同族，他的反應不是立刻道歉，而是宣示：「誰都不能跑到我前面，戰鬥時若有人跑到我前面，我一定先射殺他。」莫那·魯道看到還只是個小孩子的鐵木·瓦力斯，就威脅他說：「我不會讓你長大。」這些行為看起來更像黑道頭子，而不像正義的化身。

「有了這層體會，對於歷史的仇恨，是不是就可得到相當程度的化解？特別是對於有著歷史矛盾的台灣人，我希望《賽德克·巴萊》能夠帶動反省，從過去想想我們的未來。」魏德聖說。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