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 | 上完李鴻章的金融課，我們一起聊聊金融史吧！

07-22

李鴻章的金融課

文 | 李弘

摘自《圖說金融史》，中信出版社已授權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前後的15 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段「改革」的年代，在政治、外交、經濟、立法各個領域，新舊勢力劇烈衝突，東西文明爭鋒鬥法。首輪刺激來自甲午戰敗與1895 年的《馬關條約》，憤怒的學子們為變法「公車上書」，朝廷也出現了求變的呼聲。第二輪是1898 年，光緒皇帝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激勵和輔佐下，搞了震驚朝野的「百日維新」。最重要的一輪發生在1901~1911 年，史稱「十年新政」，大清朝廷被迫順應時勢，廢科舉，興新學，開民智，申民權，推立法，引西制。1911 年「辛亥革命」暴發，雖然在武漢有械鬥，但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基本是一次緩慢持續的改良。這三次衝擊像是在背後打了幾巴掌，中國人向前一趔趄，抬頭就遇到了西方現代世界正視的目光。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不停地衝擊東方的河道，現在到了一個合流同往的出海口。

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出使的官方照片

這場世紀之變中有一段逸事，主角是年逾七旬的一品大員李鴻章。1896 年，他頭頂「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李」的名銜，出訪歐洲諸國及美國。無意之中，這成了大清高官遲來的一次海外遊學，特別有意思的是安排李鴻章來到了西方金融系的大課堂。此事在中國絕沒有像在西方報道的那麼熱鬧，但也有精妙文筆，留下許多中堂大人的逸聞趣事。

和清政府其他地方大員相比，李鴻章的財政金融知識歷來貧乏。在1875 年的「塞防」「海防」之辯後，左宗棠跑去和滙豐借款，增強了楚軍在新疆的防務實力。而李鴻章直到「甲午戰爭」打起來了才倉皇想到求借洋人。他的洋務運動，借款投資，都是下邊人以他的名字鼓動操盤，李鴻章除等、靠、要朝廷撥款或利用地方稅收之外，沒有提出過自己的什麼金融主張，更沒有文字提及中堂大人在動員資金方面具有與其動員軍力並駕齊驅的本事。

1895 年，國人皆斥的「賣國賊」李鴻章，代表太后和皇上，在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承諾賠償日本二萬萬兩白銀，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國無外交的苦果。本來以為這位大清一等能臣到了「下課」的時候，沒想到老太后又降旨非要逼著他出一回洋。1896 年5 月，李鴻章帶著在日本「中槍」尚未復原的老身，出任致賀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正使，出訪英法德俄美五國。外電報道中曾提到，這是大清國重臣降貴紆尊，各國都用最隆重的儀式表示對他的熱烈歡迎，在國際上掀起了一陣外交小旋風。然而只有李鴻章心裡明白，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懇求列強在財政金融方面對大清朝廷高抬貴手，以保佑對日失敗後的朝廷能邁過支付戰爭賠款這道鬼門關。

這是李鴻章在倫敦與首相沙士伯雷爵士的合影

李鴻章肩上背著幾個沉重的包袱，第一個要抖開的就是與列強商議，將對華出口貿易稅從5% 提高到10% 。當時大清的關稅收入，已將近每年3 000 萬兩白銀，為「賠償」甲午戰爭，朝廷又背上了新債，未來20 年的海關稅收都做了還款擔保。這提高中國進口關稅應當是大清的內政，但是當年清政府卻無權自主決定。原來，1842 年簽訂的《南京條約》早就規定，中國的海關關稅是抽5 厘，朝廷已經被迫放棄了自主權。這個稅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關稅，已經50 多年沒變過。現如今要提高此稅率，還必須得到簽約列強的同意。英國當時的首相沙士伯雷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聽了李鴻章的陳說，和顏悅色地回答：你們想加稅，可以呀，但大清必須承諾「遍開內地，盡除阻闕」，「華必遍諭地方官，保護內地英人之性命產業，商埠必宜廣辟」（見當年倫敦華文新聞報道）。李鴻章深知，要打通內地商埠，他既無朝廷成命，亦未必能見實施，這誠比在國外與虎謀皮更難。李鴻章就是巧舌如簧，也贏不了與英方各界的辯論。當年的報道，讀來猶如學生進了論文答辯考場，大人理薄詞短，洋人教訓連篇。

李在英尷尬難解之際，改良派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正在上海的《時務報》上連載他的《變法通議》。就提高關稅之議，他作了一篇《加稅論》，裡面說：「日本當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與我同；其見貽見劫，而誤載稅於約章也，亦與我同。而近歲（日）與諸國換約，無以異於他國」。梁大聲疾呼：日本一小國尚能做到自立，大清國一品大員，在洋人面前連提修約都不敢提。列強將我大清私權變公權，盛氣凌人，可惡之至。中國不務自立，欲倚他人，自招其辱，亦愚弱不可及。

李鴻章不但低聲乞求增關稅，而且抱著更大的希望，想借英國之力排解「鎊虧」，這是他背負的另一個大包袱。大清自1870 年歐美各國轉向金本位後，一直在借金還銀上吃銀價下跌之苦。李鴻章認為金價日增，債台之主就是英國人，俄法德雖在還款金銀比價上說得好聽，不過是空口人情，只要英國人不同意，「鎊虧」就無解。甲午之戰對日賠款2.3 億兩，日本人堅持要用「金鎊」計價，如加入未來銀價對金鎊的貶值，那五年的賠款額就可能增加一倍。李中堂萬般無奈，幻想由中國與日本共同鎖定金銀兌換價，給以三五年的時間，使中國的賠款額能相對固定。認識到日本人是不會對大清發這點慈悲的，李鴻章就看看英國首相能不能行行善，讓中英間貿易按固定匯率結算。對此，英國人的回答給「只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的李鴻章又上了一課。他們說，這固定匯率水平哪裡是誰能說了算的啊？銀行說了不算，首相說了也不算，這事得上議院辯論。但議員聽誰的？還是要聽英國大商家的。而英國商家當然要以英國的利益為重，固定匯率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哪國不是如此計算的啊？幾句話，把李中堂噎得無言以對。

另一個令中堂大人氣喘吁吁的包袱是外債成本，如果能降低1 厘，都是大清和百姓的福分。在倫敦時，兩家大的商業銀行大肆鋪張宴請大清第一重臣。滙豐銀行主席假座海德公園的水晶宮，門外車馬喧騰，宮內簪纓雲集，主賓三百人，觥籌交錯。中堂目睹銀行的張揚，起身讚譽滙豐銀行主席說：你們在中國賺了大錢，在中日鏖戰之際借給了我們錢，真是太有眼光了。如此「才猷練達，性情慷慨，品行端方，舉之以充總理，其行立見大興」。言下之意，是以一行之勢比附了一國之興。但是滙豐可不會因為這樣的恭維給大清面子，它借給英政府國債的利息只有2.5% ，比借給大清政府的利息低了一半還多。李鴻章在這次宴會上被主人告知這個數字，心中可真是打翻了五味瓶。

在法國時，他和巴黎大銀行的總裁也有這麼一次窩心的對話。在金碧輝煌的會客廳里，李鴻章像是一個做小買賣的人，低聲悄悄地問總裁：大清想跟你們借點錢，能不能不要「與國政相關」？總裁說：好哇，我也想這麼干，我借你一大筆，利息還低。李聽了就急急地要求：那咱們今天就把它辦了吧？總裁回言：那不行，我們這裡辦事有程序，要通過眾人審批。想必這一句話，涼了中堂大人的心，他又憤憤地問：如果我們還不了你們銀行的款，貴國會不會發兵船代索國債乎？總裁一臉無辜，回復說：尋常貿易中人，豈能遽請皇家發兵討債？話已至此，李鴻章怨憤仍未發完，又提起一個新的話頭。他問道：為什麼你們給俄國借錢不要質押，但偏要扣抵我們的海關稅款？這個問題不是自討沒趣嗎？總裁狡黠地回答：俄國聲名，頗覺信而可質；你們大清的事兒，苟無可信，法人又不能全信，沒有抵押，就沒人願意掏錢，你說怎麼辦吧？這真是太讓人狼狽不堪！李鴻章恍然大悟，原來列強不只倚重洋槍洋炮，銀行以一支千鈞力筆，運籌帷幄，照樣揮斥大清。銀行家看上去彬彬有禮，其實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私密的客廳里，中堂以為自己就是在上書房，與幾個人悄悄謀劃一下就行了，其實這些人身後總是人影憧憧，不是政府議會，就是兵船槍炮。回想起自己搞洋務20 多年，從未把西方銀行家看在眼裡，中堂大人一定是悔恨交集。大清必須有一家自己的銀行，就不信中國沒有與西方抗衡的財力。1896 年底訪英回國後，正趕上盛宣懷為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在朝廷據理力爭。李鴻章自然是毫不猶豫，和光緒朝革新派官員、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一道，以重權之勢力挺盛宣懷之議。通商銀行招股時，中堂大人的兒子李經邁還解囊兩萬兩，以顯示對父輩事業的支持。

李鴻章在課堂上受了刺激，但他張羅的搞政府銀行卻完全不到位。中國通商銀行雖然成立了，可它怎麼給大清朝廷貸款？怎麼為政府融資？怎麼建立一個有信譽的貨幣體系？李鴻章不知道，他的金融課只是從門縫裡旁聽了幾句。盛宣懷抱定「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為通商銀行宗旨，眼中只有股東、他個人和關聯企業的利益。中堂大人對大清縱有「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梁啟超語）的氣概，也無法把一家商業銀行拉上政府銀行、發行銀行的軌道。

上完了李鴻章的金融課，讓我們來到另一個考場，這裡正在進行一場鄉試。李鴻章在歐美出訪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上了八股恩科試卷。鄉試第二場的策題二問的是「鎊虧」，朝廷已從求助外國政府轉向招攬國內經濟對策上來。

光緒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 年。試卷上的庚子年指的是1900 年，由於「義和團運動」，當年恩科停考，等到第三年才得以「補行」。在舊時科考的體制中，鄉試只是一個「中等學位」或相當於中專畢業，中了秀才的考生可以參加鄉試，考中了就叫舉人。當然這個名頭的含金量和當今的學位不能比，有了它就具備了經過選拔成為官員的資格。這一年，從西安逃難回京的皇上，為參加江南鄉試的恩正科第二場的「高中生」們出了幾道經濟策論考題，其中的策題二是「維國權策」，題目是：「各國改用金幣始於何時？金價日增其故安在？主之者何人？若中國償款用金虧損甚巨，擬亟策。」試卷還註明其他題目要套用八股，此題則不必。我們要記得，此時的中國尚沒有西式大學，更未開辦過經濟系或金融系。皇上要從民間學子中尋求「貨幣匯率」良方，不恥下問，起碼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鎊虧」如芒在背，朝廷大員亟尋出路；第二，經濟和貨幣學問成了選拔國家治理官員的必備知識。

上海市嘉定博物館收藏的一份「光緒二十八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科鄉試」考題

在世紀之交，「鎊虧」的問題由於戰爭賠款而激化，但其實銀價下跌已經有幾十年歷史，中國人為此屢屢吃虧。在滙豐銀行檔案館裡，我看到1885 年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授權的招商局輪船公司借款合同，直接經辦人是盛宣懷。當時英國人給了兩個選擇，或用金鎊計價，利息為6 厘，或借銀還銀，利息7.5% 。盛選擇了前者，招商局用銀還金貸，結果銀子在10 年中不停地貶，吃了一次大「鎊虧」。和大清本應「井水不犯河水」的英格蘭銀行，無形之中決定著每一筆借貸的輸贏，這是它的特權。

李鴻章出訪英倫，和紳士銀行家直接面談，涉及議題廣泛，不知中堂大人回國後如何與老太后及皇上分享。不過，從「鎊虧」的鄉試考題來看，金融知識在清末應當已相當普及。在一個新的百年肇始，大清朝廷終於不再彷徨，堅定地把一張「發行的銀行、政府的銀行」牌照發給了自己。1905 這個年頭因此值得記住，因為「大清戶部銀行」就在這年成立，標誌著中國現代金融發展跨出劃時代的一步。這家銀行的開辦宗旨，如戶部奏報所言，是「現當整齊貨幣之際，亟賴設立中央銀行為推行樞紐……以為財幣流轉總匯之所」。這家銀行實行的是混合所有制，大股東是戶部，出資佔總股本400 萬兩中的一半，其他由商股認購。春秋戰國以來近3 000 年的歷史中，戶部銀行不但是第一家政府出資興辦的借貸機構，也是第一家依據政府的法規——《試辦銀行章程》設立的銀行。根據章程規定，它必須依據銀行資本金限額發行紙幣，而不能無限制地由朝廷發行官鈔銀票。

我用分流來描述鴉片戰爭50 年裡中西金融的走勢，重點其實在於探討一點，即政府和立法在支持經濟競爭與穩定中的角色。英國、德國、日本的道路，是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貨幣發行權力越來越集中。大清的中國在無意之中也從事著一種實驗，看看地方、民間分散的管理，是否可能產生一種有效的貨幣金融體系，幫助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競爭，促進資本形成與積累。這個實驗的結果絕對不理想。政府還是要做金融的第一位客戶，首先使國家在世界上「信而可質」，才能幫助建立國內的貨幣銀行體系，自立於世界金融之林。中國與世界金融大潮合流的起因，與當年英格蘭銀行成立的原因很相似，都是因為政府缺錢。人窮則思變，政府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