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饑荒：奸商囤糧居奇 災民飢餓難耐溺子服毒求速死

光緒三十二年( 1906) 驟然而至的大洪水使得江皖地區迅速陷入糧食供應危機，米貴如珠，流亡滿邑。

自光緒三十二年四月起，持續的降雨便在江淮地區展開了強烈攻勢，使得洪澤湖、高郵湖以及運河等水位迅速攀升。據奏報，洪澤湖「積至一丈六尺一寸」，「至六月二十八日，高郵玉馬頭漲至一丈六尺九寸」，「上游沂、泗諸水，疊次長發，悉入江北運河，為數十年罕有之奇漲」。運河水位在光緒三十二年六七月間直線躥升，最高時竟達平時的兩倍以上。

連續幾個月的強降雨使得江淮大地湖泊滿溢，洪水橫流。江蘇、安徽兩省所遭遇的此次水災，「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屬，災情最重，難民尤多」。具體而言，蘇北「海州直隸州及其所屬之贛榆、沭陽; 淮安府屬之安東、清河、桃源、阜寧、山陽; 徐州府屬之銅山、蕭縣、宿遷、睢寧、邳州十三州縣，災情最重」。據安徽巡撫恩銘所奏，「皖北之鳳陽、穎州、泗州三府州屬，又加以山洪陡發，淮水灌注……被災情形尤重」。對於江皖地區的嚴重災情，社會媒體也紛紛予以報道。《大公報》稱: 「本年江蘇、安徽大水為災，據各官紳調查，難民通共不下千萬，其被災處所廣袤，約四千里，實為近數十年水災中之最巨者。「

突如其來的洪水給江皖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光緒三十二年為閏年，閏四月即常年的五月，是江淮流域農作物的收割期，此時爆發的水災致使「江北圩田盡淹，江南低區一概無收」。災民本指望秋後水退，趕種秋季作物，孰料「中秋前後雨勢傾盆，不減於夏河」，以致「水復相灌注，晚稼掃蕩一空」，其悲慘之狀難以盡述。據《江北饑饉調查報告》，水災發生後，徐州府的小麥、玉米、黃豆、山芋、蕎麥等農作物受到嚴重摧殘，宿遷、邳州、睢寧等地僅有三分收成。豆餅成了災民的主要食糧，並且不再向外輸出。海州府的小麥僅收兩成，大麥、豌豆只收四到五成，玉米、甘薯、蕎麥、蘿蔔等幾乎絕收。在淮安地區，受災較重的桃源、安東等地，收成僅有三四分，清河也僅有五分收成。

嚴重的水災使得江淮地區糧食產量銳減，米價逐日攀長。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四日，時任兩江總督周馥在電報中稱江蘇米價已經漲至「每石六七千文內外」。時至八月，米價更昂，「滬價每石九元外，蘇、常、揚、鎮亦須六七元」。據報道，光緒三十二年年底，江蘇地區「最劣之米，每斤五十文至六十文，麥則無從購買，且亦有漲至八十文者。豆餅則每斤四十八文，薯葉則十六文至三十三文」。此外，《江北饑饉調查報告書》中有一份光緒三十二年清河地區的物價統計。數據顯示，清河縣的各類糧食價格在五月之前都比較平穩，五月之後持續走高。及至十一月份，米、小麥、黃豆、玉米之類的價格幾近年初時的兩倍以上，有的甚至更高。

在米價普遍上漲的情況下，各地商人趁機囤積居奇、哄抬糧價，使得糧食供應更加緊張。有報道稱，清江一帶「各位行鋪，因存貨無多，來源不旺，僅售零升，凡有購買成鬥成石者，一概謝絕」。蘇州本是長江下游的米糧轉運樞紐，為謀取暴利，亦有不少奸商趁機囤積米糧，如「唯亭鎮沈某，所開米行，私行囤積至二萬四千石」。糧食供應不足再加上糧商的囤積居奇、惡意抬價，致使大量災民無力購糧，抑或無米可購。對於當時的狀況，監察御史吳鈁曾做過詳細描述，所謂:「大江南北水災奇重，饑民數百萬，無米可購……該省災黎有持錢入市購米不得，憤而市砒毒以歸，全家服斃者; 有不忍視其子女之宛轉餓斃，悉投水中，令其速死者; 又聞清江一處，災民計四十餘萬，每日餓斃二三百人; 沭陽一縣，災戶約三十餘萬，每日餓斃亦三數百人。」

嚴重的饑荒在江淮地區不斷蔓延、加深，災區饑民人數日益增多。就受災最為嚴重的江北地區而言，截至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總計徐州府屬之邳州、宿遷、睢寧、銅山、蕭縣五處，共饑民五十餘萬人;淮安府屬之清河、桃源、山陽、阜寧、安東五處，共饑民七十餘萬人; 海州及沭陽、贛榆三處，共饑民四十餘萬人。總共一百六十餘萬人，給照回籍就賑者尚不在數」。

數以萬計一貧如洗的災民在全國流浪，同時各種秘密結社活動也令晚清原本岌岌可危的局勢更加危險，無家可歸的流民願意為了一點口糧而加入造反，反抗朝廷。清廷多次下令兩江總督端方要不惜一切代價維穩。

在南京就湧入了五萬多災民，處境極其可憐。清政府已經無法應付救災局面，表示願意接受外國援助。同時，各地也發布臨時法令取消徵收田賦，以緩解災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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