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在中國的創造性轉化

在中國社會學的早期傳統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徵便是以人類學方法作為其底色的研究傳統。這種西來的方法經過本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後，在中國社會學的主流傳承中紮下了根，形成了其自身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社會學的這種底色特別注重實地的社區研究、個案的細緻呈現以及文化理解的意義把握。而所有這些特徵相互交錯、彼此觀照，型構了以20世紀30年代的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為重鎮的中國社會學派的自身傳統，並一直影響著今日中國社會學的形成、發展與轉變。

社區研究：深入現實的社會學調查

就一種社區研究而言，根本強調的是時空坐落下的研究者的在場，也就是雙眼可以看見、伸手可以摸到、五臟六腑都能夠感到的實際的人的生活空間。它是一種特彆強調研究者必須親自到現場的長期田野研究，是此種方法之所以能夠成立的首要條件，並因而有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它擺脫了一些中國傳統文人袖手談心性的空洞之學，而把學問做實在具體的三維空間之中。在人類學家看來，這便是一種實地田野之中的研究工作。這種方法絕非後來人們所泛泛理解的調查問卷的發放與搜集，不是大型數據種種切分之後的統計數字，更不是單單瞄準某個人或者某幾個人的深度訪談。實際上早期的人類學學者已經注意到了社會調查和社會學調查之間的根本差異：前者更多是表面問題的呈現，後者則是更為深入和全面的整體性的社會描記、比較和分析。在這一點上，社會學調查成就了中國社會學的早期傳統，賦予其一種人類學方法意義上的底色和基調。

社區研究的核心在於具體而微或小中見大。這種方法運用到中國社會學中並加以廣泛實踐，無疑離不開中國早期社會學傳統的影響，這種傳統由吳文藻先生而得以傳播開來。羅伯特·派克（Robert Park）和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相繼來華講學，他們所講授的仍舊是人類學的社區比較研究。在此之後，至少在燕京大學，一種一個人可以開展的社區研究蔚然成風，而這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代表人物就是費孝通。費孝通在英國留學期間，把自己家鄉一個村子的繅絲工業化發展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並得到了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高度評價。費孝通的博士論文出版時，馬氏在序言中發自內心地肯定了費孝通對於自己家鄉的研究以及這種研究對於一個文明國家之下的社區研究的人類學意義，這種意義最初無疑是從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的中國道路而逐漸鑄就起來的。此外，與費孝通同年的林耀華的《義序的宗族研究》，同樣是那個時代標杆性的著作，其基礎也在於對一個微小社區的細微觀察。在那之後，這類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形成一種社會學研究的風氣。這種風氣延續至今，形成一種村落研究的範式，它的問題也因這個傳統的持久存在而逐漸顯露出來，那就是一種視野狹窄、只能聚焦於中國村落的研究範式，它使得研究者無法真正能夠有所超越於村落之上而尋求一種更為宏大意義的中國文化的理解，那種理解需要的是一種個案研究基礎之上的整體把握和線索追溯。

個案研究：展示社會的豐富聯繫

真正能夠體現中國社會學自身特徵的另一個方面是個案研究的深化。個案成為一種方法，成為一種觀察的視角，無疑使得我們對於社會的理解增加了深度，並在時間的意義上使我們終究看到了人或人為事務的延展和相互聯繫。很顯然，個案的意義是多重的，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林耀華的《金翼》都是個案，但個案研究背後的學理意義就在於它的豐富性。社會問題式的調查往往展現了我們看到的一個側面，它通過一種視角切入過去的現實，但一定不是這個現實的全部，現實不僅存在於橫切面的意義上，也存在於時間軸的縱向延展的意義上。而人類學時間介入的田野工作使得這個時間軸的延展得到了實時的體現，有一種不斷延伸的豐富性。延伸個案並非某種特殊的方法，它自身就是人類學，可以從小中見大、實中看虛、可見中想像不可見，凡此種種，都使得這種被命名為社會學的方法無一例外地與人類學聯繫在了一起，並深度影響著早期以及今天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可想而知，多少富有趣味、給人啟示的研究是採取了這種個案研究的套路，由點及面，由一村而到多村，一點點地擴展開去，形成更為宏大的整體性的理解。如果一個村落是一個案例，那兩個村落的疊加並不僅意味著是兩個個案，它代表著個案比較意義上的區域研究的展開，由此我們可以自狹小的村落而及更為廣大的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個案的累積可以做層層的放大，而反過來的研究方式則無以成就對於個案和細節的認知和理解。因此個案研究必然會受到那些致力於理解社會、個人以及文化的社會科學的青睞，並成為其核心的研究方法。中國主流的社會學從來沒有真正偏離這種研究方法，不論是所謂的定性還是定量研究，實際上都無法跨越以個案觀察和分析為起點的研究路徑，它成為我們理解這些要件的根本。

隨著個案的不斷積累，我們對人的社會的理解自然也就不斷地加深。人及其所存在的社會與文化，首先是以多樣性、豐富性以及現象性的一個個案例或事件而存在的，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案例或事件，其本身又都是通過某種方式而相互聯繫在一起的，由此我們依照個案提供的線索做時間軸上的追溯，就可以發現和領會其中的種種聯繫。個案成為了這種社會彼此聯繫的節點，如果沒有了這些節點，聯繫自然也就不會再存在了。這就是個案研究能夠被早期的中國社會學所選擇，並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在未來必然會有更多樣性發展的原因、機理和邏輯所在。

創造性轉化：建構基於中國文化的社會學派

人類學關注於文化，並且會把文化的理解放置在一個首要的地位之上。而中國社會學的底色之中，這種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的呈現從來都沒有真正地缺失過。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無疑屬於這方面的典範之作。它把中國社會裡的個人與整體性中國文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為我們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一面鏡子，沒有文化關懷的社會解釋是蒼白的，這樣的研究並不能夠給人以長久和深邃的啟迪。中國文化的底蘊深藏在早期的中國社會學者的內心之中，支撐著他們對於社會的洞察和理解。由此，他們也很容易地會將自己對社會的觀察和發現轉化為對文化意義的理解，在社會、個人以及文化這三者之間尋求相互性的關聯。在這方面，不論是早期的還是現在的中國社會學家都在做不懈的努力，他們可能更多觀照的是作為整體的中國社會、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而這三者在理解中國的社會時是缺一不可的。

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調查研究名篇對我國社會作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是社會科學的經典之作。這意味著，中國的社會學必須切入中國現實，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實際上，轉化不僅發生了，而且還頗具有一種中國文化的創造性，甚至可以說最有價值的恰恰是這種學術的創造性轉化，其核心就在於從一種本土文化之中去尋求中國文化解釋性的力量。在這方面，中國的社會學無疑作了正確的選擇，它把對於本土文化最為關注的人類學作為自己起始段的研究策略，開展對於自身中國社會全方位的研究。無論早期還是後來，這方面的成果都是鼓舞人心的，從時空坐落的社區之中，從有感同身受之效的個案之中以及在中國作為一種文化形態而存在的宏大背景之中，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和認識都在不斷地加深和豐富。由此我們超越了那種翻閱書本式的對於中國的虛構，通過研究者的真實在場，而為世界呈現出一種社會的解釋、人的解釋以及文化的解釋。這就是中國社會學在過去吸引世界注意的緣由所在，也是未來中國社會學能夠走出去並真正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的根本所在，而所有這些，其底色離不開作為一種方法同時也是作為一種認識論的人類學的渲染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