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安 | 為什麼做女性文學出版

《貞德再臨》讀演現場，2015年8月（攝影：張亦蕾）

該劇是美國當代著名女性主義劇作家卡羅琳·蓋奇最富盛名的作品，陳思安翻譯/導演

我想從最近一段時間我所經歷的幾件「小事」來進入這個話題。

去年年底（2015年12月），日本著名詩人、女性學批評家水田宗子來北京演講，並圍繞她新譯為中文在國內出版的《現代主義與「戰後女性詩」的展開》一書進行座談活動。我當天臨時有事，到了北大復又折返，未能聽得成。在北大拿到她的新書，讀後更加想要知道她講話的內容，於是上網搜索，發現當天有一位記者在場，完整記錄了座談內容。座談中，國內某男性著名小說家發言稱，「1949年以後在中國談男性和女性非常荒誕的一件事……我想（中國現在）至少沒有女性文學的存在」，因為「每一個所謂女權主義的作家都不是自覺的，都是本能的」，並且「所有中國最偉大的作品，凡是寫男性的，都是寫男權的失去」，因為，「中國普通男人是沒有男權的，這個事情大家要想的一個問題」，「中國人擁有男權一定是擁有權力和金錢的人才擁有男人權利，如果沒有金錢和權力作為男人沒有男權」。這裡我先不想展開對此言論的評論，我們暫且放下這件「小事」，接著往下說。

第二件「小事」，同樣發生在去年。我作為嘉賓之一參加一場講座，同場嘉賓中有一位是我非常喜愛並尊敬的男詩人，他同時也是一位國內比較少有的真正理解並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作家。在講座中談到《翼》時，我向觀眾簡單介紹了些關於《翼》的出版理念及工作，他聽了之後表示很驚訝。原來自《翼》誕生、持續出版這麼多年來，他並不確切知道這個雜誌究竟在幹嗎。準確地說，是並不真的知道《翼》這本雜誌所抱持的態度和理念。即便仍在講座當中面對著很多讀者，我還是頗為吃驚，當場在話筒里爆了音。因為《翼》的創辦可以說是就在他的見證之下完成，創始人周瓚和翟永明都是他多年以來的摯友，而我也在工作和私下與他有諸多交流。這件事當然並沒有減少我對他的喜愛和尊敬，但卻讓我更清晰地認識到，對於男性來說，即便他們理解並支持女性主義（僅這一點已經非常難以做到），他們顯然無法真正感同身受，無法將此作為他們的事業和追求來看待，也不會花時間精力去真正關注。大多數情況下，這四個字之於他們很多人來說不過是一個專有名詞（很多人還認為這個名詞所指代的內容並不真實存在）、一個學術術語、一種可歸納分類的文學/文化/理論流派（「給她們一個單屬的流派折騰去吧」），一種看起來有些激烈的態度（「現實情況哪有你們說的那麼嚴重？」）。

第三件「小事」看起來離我們稍微有點遠，但仍與我想討論的話題密切相關。2014年11月12日的《時代》周刊刊載了一篇文章，「2015年哪些詞語應當被禁止使用？」（Which Word Should Be Banned in 2015?），文章中共列出了編輯們認為在2015年中不該再被提及的15個詞語，包括「basic」（基本）、「bossy」（專橫的）、「I can』t even」（我都沒法……）等美國人常用辭彙，列舉的理由是爛俗、貧乏、缺乏表現力或使用不當等。其中掀起了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的，是編輯將「feminist」（女權/女性主義者）列在名單之中，理由是：「當你發現每一個名人都得對此表態，就像政客申明黨義一樣」，「不要再像蘇珊·安東尼大遊行的宣傳彩帶一樣亂舞標籤了」。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全美熱議，大量讀者和名人在推特和臉書上發帖或譴責或支持《時代》周刊的這篇文章。譴責者們認為文章的態度及表述輕率、刻薄，無視女性主義運動進程的成果。作家羅克珊·蓋伊（Roxane Gay），近兩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女性主義文論集《糟糕的女性主義者》（Bad Feminist）作者發文稱，「在所有應該被更多提及的辭彙中，女權/女性主義者應該列在名單的首位。」

在短時間內遭到大範圍質疑，僅僅五天之後，《時代》周刊時任總編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發文致歉，表示不該將「feminist」一詞列入禁語清單，他們的原意是「希望引起大家對過去一年裡這個詞及其指代的濫用的討論」，然而由於「表述的差異」，起到了不好的效果，特向讀者致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南希·吉布斯在2013年末剛剛被任命為《時代》周刊的總編輯，成為《時代》周刊自1923年創刊以來的第一位女性總編輯，她的上任曾被認為是《時代》周刊乃至美國媒體界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

南希·吉布斯致歉文中所指「過去一年裡這個詞的濫用」，顯然與2014年中美國諸多影視界名人的發聲相關：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一次採訪中提到自己「持有女性主義立場」，很快引發網路爭論，很多不那麼喜歡她的人列舉例證證明她實際上都不明白這個詞到底什麼意思；著名主持人莉娜·丹恩（Lena Dunham）在自己社交網路平台上發的炫耀生活的帖子少了，更多討論和支持墮胎權利；而高潮則是全球頂級明星碧昂斯在當年MTV頒獎典禮上站在一塊巨大並閃耀著刺眼光芒的「feminist」一詞作為背景的舞台上起舞。無論是這些流行文化明星，陷入爭論的各方，抑或本就試圖引發論爭的《時代》周刊，實際上都已明白一個現實：女權/女性主義已經成為現今美國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之一，可謂點火就著，各方陣線鮮明，彼此都難以輕易被說服。就連在女權/女性主義內部，也是各有分支，根據各自理論和鬥爭路線爭議不止。這個現實，也被各方力量所利用或說借用，有的為粉墨包裝，有的為運動策略，有的為在流行文化的大規模爭論中為女性主義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相比起大洋對面的眾聲喧鬧，國內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從未真正進入大眾流行文化的視野。不管斯威夫特到底是不是明白「feminist」一詞背後的文化含義，她畢竟有勇氣和意識對著鏡頭說出「我持有女性主義立場」這樣的話，然而在國內的文化場域中，你會有點難以想像楊冪或者Anglebaby對著媒體說出類似的話。要說出這個詞，你得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得國內媒體對它感興趣成為爆點，還需要符合現階段大眾對女明星的想像與訴求。

以上這些「小事」，無疑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這些「小事」充滿隱喻，潛伏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在某些人眼中出奇刺眼，在另一些人眼中卻微乎其微到難以發現。

藉由這些「小事」可見，對身份的焦慮似乎毫無例外地纏繞著每一個人。無論是南希們、斯威夫特們、我們，抑或那些無視女性主義發展的人，將男權與金錢和權力化為簡單對等的人，恐懼男權喪失的人，無一不在這種對於身份的焦慮之中。而女性主義在當下面臨的一個極大的困局便是，無論國籍、境遇、身份如何，我們都在被標籤化的強烈恐懼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表達的渴望之間搏鬥著，被折磨著，也以各自的方式抗爭著。

這些折磨和抗爭，在中國顯得更加複雜。因為我們除了面臨著被強制簡化歸類的危險外，更面臨著仍在劇烈變化著的中國現實的沖刷。這種複雜化體現於，各種社會問題糾雜在一起，僅討論性別議題而不顧或無視其他因素成為不可能，也是不負責任的。一則在2016年春節期間快速發酵成全民大辯論的新聞事件可以窺見一斑：「上海女」因一頓糟糕的年夜飯而逃離江西農村男友家後發布的吐槽微博，在大年初一之後的一周內席捲成全國性的話題事件。城鄉對立、新舊習俗、性別話題、婚姻政治、階層流動、教育異化，超大城市的資源集中，種種問題糾纏在一起，引爆了全民對於以上諸多問題積壓起來的怨氣和熱情，其中，性別話題只是裡面顯得不那麼起眼的一個。僅僅半個月之後，這則新聞便被媒體發現根本就是個假新聞，更為這一事件平添了幾分荒誕色彩。

日裔美國學者吉野賢治在他的《掩飾》一書中，論述了他對於文化進程中主流文化對於邊緣文化（女性、少數族裔、殘疾人、性少數群體等）強制同化的三個階段的觀察：矯正、冒充、掩飾。

從強制改變其邊緣性特徵以符合主流要求的「矯正」，到反感抗拒自己的邊緣身份而「冒充」主流認可的身份，再到接受自己的身份但需要依靠淡化不受歡迎的身份而迎合主流的「掩飾」。與吉野教授的個人觀察有所差別的是，這三個階段在我們身邊並不是依次出現、線性發展的，而是以各種方式交雜在一起，形成一種特別的混合打狀態。

對這三者而言，「矯正」和「冒充」相對容易觀察到，也更容易引起重視並相應地產生抵觸和進化。但是「掩飾」，因其隱蔽性和通常以「我這也是為了你好」的外包裝而容易被人放過，卻就此牢牢把控著人的心靈。職場上對於女性要求淡化其女性特徵和母職身份（「得做得像男人一樣好」），同性戀可以保持自己的取向但需要低調行事（「你可以做個同性戀，但請不要招搖」），殘疾人盡量避免向人展示自己的殘缺肢體和輔助工具。掩飾，在大多數人看起來是如此「合理」，如此「正常」，尤其對於東方文化來說，掩飾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成為有修養的行為，這便讓掩飾逐漸內化在我們的意識里，控制著我們的行為和思考方式。

語境的複雜，被強制標籤化片面化的恐懼，對於主流認可的期待，主動或被迫掩飾自己不受主流歡迎的身份特徵，也許不需要舉出更多的原因，這些便已足以令大部分不那麼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的聲音銷聲匿跡了。

在做出版工作和個人生活中，我接觸到的女性作家、藝術家、學者中的很多人，都在被這些困局折磨著。有時當我試圖與她們探討女性主義時，保持中立態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是常態，而部分人也會激烈地表示不滿。「我首先是一個詩人，然後才是一個女詩人」，「如果要強調我是一個女藝術家，就是說我的藝術不配與男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我傾向認同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我不想說出來讓別人聯想我是那種喜歡跑上大街搞行為藝術求關注的激進分子」，「紮上這個標籤可就再也甩不脫了，我的寫作涉及的東西可廣泛著呢」，「偉大的創作是超越性別的，你別跟我提性別」，「人家都說性別研究是文學院里搞不出別的成果來的女學者專屬的領域」，「你把女字放介紹里就是貶低我的創作」，「我關注全人類的福祉，你怎麼能說我只關注女性呢」，類似這樣的話我反覆聽過太多遍，有時甚至漸漸失去了辯論的興趣。不過這些常見的話，每一個具體分析起來都是個需要長篇論述的成因複雜的議題。

對於身份的焦慮，具化到創作中，便形成了具體的桎梏。也許我們可以先回憶一下，近十年來出版的中文原創的文學影視作品中，無論創作者的性別，我們讀到過的較為清晰的女性形象有哪些。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為了家庭家人甘願貢獻自己一切包括個人幸福乃至生命的溫厚母親；是為了丈夫事業成功不斷隱忍咬碎牙咽肚裡的懦弱妻子；是挾性的魅力俘虜男人從而贏取世俗利益的媚婦；是為了愛情神魂顛倒不顧一切拋開全世界的女友；是使盡花招樂於破壞子女家庭管制一切的婆婆岳母；是為了出人頭地可以出賣身體出賣愛人出賣靈魂的婊子。不僅男性創作者樂於製造這樣的女性角色，很多女性創作者同樣熱衷於製造這樣的女性角色，甚至熱衷於製造比男性創作者筆下更隱忍、更溫婉、更奉獻、更風騷的女性角色。當然，不是說女性不可以隱忍、溫婉、奉獻、風騷，而是被炮製出來的這些角色，均緊緊依附於她們的丈夫、父親、兒子，她們所有的特質都是為了男人，她們所有的故事也是圍繞著男人。換句話說，她們都是男性的附屬品，為這個社會發展躲在幕後的墊腳石，只擁有臉譜式人格的高度抽象化指征。如果把視角延伸到電影作品，就會發現影視作品中的情況更加誇張。相比起文化領域的整體境況而言，文學領域對於性別問題的認識和呈現不僅沒有太大進步，似乎還在倒退。

不少敏感的讀者會感覺到，這種對女性角色重歸「傳統」、「重返家庭」的塑造，更多地集中於上幾代作家中。他們的性別觀念似乎大多數停擺於上世紀中葉，儘管時間在變，世界在變，撼動這種觀念卻相當困難。不僅撼動很困難，他們還在渴望「回歸」，在自己已經漸漸失去控制的外部世界中呼喚曾經穩定的那個「傳統有序」的世界。新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作家，相比之下要更能夠接受觀念的轉變，或者說，他們很多人本就是在新的性別觀念衝擊下成長起來的，卻又多多少少被自己的觀念和身份認同所折磨著。如前文所討論過的「掩飾」，不少人已經強烈意識到自己並不願俯就陳腐的對於女性價值的判斷，但仍需在公開場合或作品裡不要「過分張揚」自己的態度。因為那樣做，「並沒什麼好處」。我們能在年輕作家的作品中看到這樣需加掩飾的糾結：讓自己的女性角色一度「離經叛道」，但在最後時刻選擇回歸「正常生活」或乾脆死掉/瘋掉；女性作家以能夠寫好活靈活現形象鮮明的男性第一人稱角色為創作成功/成熟標準之一；一些新的「強勢型女性」出現在家庭描寫中（通常為家中主事的奶奶、婆婆、媽媽），然而這些強勢女性卻複製了父權的模型，成為父權的女性代言人，要求子女歸順束縛。

儘管在短短的十年間內，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承認或接受，世界已經因為數據的爆炸增長和流通方式徹底發生了改變，但文學的力量和作用仍在。讓事情愈發有趣的是，所有可以清晰辨認的暴力並不是最可怕的，因為人們已經普遍認可對於男性暴力、騷擾、壓制的底線性的抵制，更可怕的反而是那些被刻畫的活靈活現的，令人喜歡甚至認同的，骨子裡卻要求女性壓制自我歸附男權的文學形象（不論是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影視作品中）。頂掛著文學名義的父權復辟，通常更加難以察覺，卻能夠潛移默化地改變大眾認知。

說實話，對於所有這些事情，我並不感到失落，只是更加確定，這是我們的事業，必須靠我們自己去完成。企圖坐享其成，待事情自己變好的想法都無異於是白日作夢。

我作為現任執行主編的獨立雜誌《翼》女性詩刊創刊於1998年，創辦人是詩人翟永明和周瓚。當時創刊的原因說來也很簡單：在80-90年代中國詩歌的爆炸式發展時期，獨立詩歌刊物遍地開花，卻尚無一本由女性主持出版，刊載具有較為清晰的女性意識的文學雜誌，兩位創始人因此而創辦了這本雜誌。簡單的原因，卻不會因此而簡單地持續。自創刊以來的十八年，同時也是中國和整個世界劇烈變動的十八年。與《翼》同期創辦的獨立雜誌幾近全軍覆沒、接連停刊，而《翼》則依然是一本非常邊緣的、讀者寥寥的小眾雜誌。十八年後，並未如兩位創始人當初想像的，敢於持守清晰的女性意識的雜誌將遍地開花，相反，《翼》仍舊是國內唯一一本敢於聲稱具有清晰的女性意識、持有女性主義立場的獨立文學雜誌。

《翼》的封面，創刊至今共八期

當然，這十八年來《翼》所經歷並在場的文學現場，也閃現著我們所一直期待的能量。新一代的年輕作者已經迅速成長起來，展示出了嶄新的意識和力量。始終站在我們身邊的朋友們，仍然堅立在我們身旁。而通過更加廣泛的與讀者的交流，更新的標準也在逐漸建立起來。

在1998年《翼》的創刊號上，周瓚寫下過這樣一段話，曾被認為是「翼」的某種宣言，也在某種程度上概括了我們的態度：「女性寫作，首先是寫作行為的確認，是寫作力量的匯聚和增強的意識，是把為女性傳達她內在的、深切的生命經驗與精神嚮往視為旨歸的努力。……進入我們已經擁有的一大批優秀女性詩人的文本中，她們在寫作中關涉的諸種命題，恰恰是以其獨特性和堅執的個人性，呼應著文學藝術進程中豐富的文化史內涵。因之，女性詩歌的魅力在當代寫作中已然和即將呈現的都是我們的文學史無法規避的、詩歌本身所具備的本質性的飛翔力量。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將這『一間屋子』名之為『翼』。」《翼》創刊至今，不僅出版紙質詩選，還積極運用互聯網時代新媒介，在網路論壇、微博、微信平台展開女性文學的傳播。同時，《翼》還致力於詩歌劇場的創作，把詩歌和當代藝術結合起來，推動當代詩歌文化。著名詩歌批評家唐曉渡在談到周瓚的詩歌時提及他對《翼》的印象：「其意義不僅在於從性別的角度為一批志趣相投的詩人提供了一個集中呈現其活力和可能性的平台，還在於它多年來通過作品、翻譯、對話和批評理論互為文本的綜合方式，不斷擦亮、延展、清理並深化著對『女性詩歌』的關注和研究，從而使這一肇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當代詩歌現象更趨鮮明，並從內部持續發出自信，也更自覺的立體的聲音」。總之，致力於女性出版的「翼」群體是這樣一群自立的、沉思型的行動者。

今時今日僅討論性別議題而不顧或無視其他社會因素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在創作以及出版領域中同樣無法單獨割裂開僅針對性別問題就事論事。萬物聯動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當下面對的世界，也將構成未來之世界。在我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中，性別意識也好，女性主義也好，對於我最重要的意義並非以此揭露父權的暴力、歧視和壓迫（這一點已經成為共識並將長期存在於我們生活的現狀中）為女性發聲，而在於女性主義正在成為一種我們面對世界的新的方式，一種思考的方式，也是一種看待未來的方式。抗拒對於女性千篇一律的模板式衝壓塑型，也是抗拒所有相對處於邊緣文化的生存空間的擠壓，也是抗拒資本迅速擴張中人們日益單一化的價值趨同。每一個在掩飾著自己來自哪裡的人，每一個在掩飾著自己口音的人，每一個在掩飾著自己殘缺肢體的人，每一個在掩飾著自己性取向的人，每一個在掩飾著自己工作性質的人，每一個在掩飾著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方式的人，都應該明白這樣的抗拒意味著什麼。

而寫作和出版，便是我能夠持有的、始終熱愛的，並渴望藉此來進行表達的途徑。

關於女性主義的話題，關於女性寫作的話題，如同其他很多複雜糾纏難解難分的話題一樣，總是被期待得出一些結論，即便並無簡單的結論能夠被提供出來。而我感覺到自己所談及的每一個問題都是一片深海，而我所能夠表達出來的不過僅僅是其中一滴。寫作和工作仍在繼續，雖然多說偶爾也有益，然唯有不斷實踐更加腳踏實地。

2016.2.24-3.2

3.21 改定

陳思安，小說家，詩人，戲劇編導，譯者。出版有短篇小說集《接下來，我問，你答》（2015），中篇小說集《天馬行空那些年》（2010）。譯有《貞德再臨及其他劇作集》（2014）。《翼》女性詩刊執行主編。導演舞台劇作品《隨黃公望游富春山》、《吃火》、《貞德再臨》、《沉默的間隔》等。

文章經 黃邊站HBSTATION（HB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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