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2012：西方知識界回顧

07-22

　　資本主義世界的每一次危機都會激發左翼政治再度活躍。2012年初，左翼人士發起「共建參與性社會的國際組織」。旨在建立全球性的網路，為「一個新的更公正的世界」而推動積極的社會運動。巴迪歐認為共產主義思想有望重整旗鼓，開始第三次高潮。而伊格爾頓試圖糾正各種流傳已久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偏見。

　　新利維坦：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並不是一個新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寫作。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這個術語出現在不同立場和學派的論述中，其涵義不盡相同，但大致用來指稱由國家主導或積極介入的市場經濟實踐。1月21日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特別報告」的醒目方式（包括七篇文章）討論「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國家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各自的相對優勢，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爭論的主題。在二十世紀的前七十年，國家主義的支持者（pro-statists）引領風向，政府著手編織社會保障網路，將經濟中的巨型部分國有化。但在後三十年，自由市場論獲得了復興。在里根和撒切爾的時代，風靡整個西方的潮流是將國家運營的企業私有化，削弱福利國家。蘇聯陣營的解體似乎標誌著市場自由化潮流的完勝。在主流思維中，國家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只是「過渡性的」或「異常的」特例，要麼不可持續，要麼不可普及。

　　但新世紀以來的風潮又發生了轉變，正如編輯Adrian Wooldridge所言：「伴隨著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國家資本主義已經在新興市場中以一種強有力的新形式崛起。」因此，重新開啟的這場討論有其緊迫的現實感，也包含著對「自由市場神話」的反思維度，並由此引發出新的構想：「國家資本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的一個可存活的另類方案（alternative）」——這是《經濟學人》在2012年達沃斯論壇組織的一場辯論的主題。

　　國家資本主義或許可以宣稱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經濟體屬於自己的陣營，也可以認領世界上一些最強的公司。在進入《財富》五百強之列的新興市場企業中，有三分之二為國企。政府向企業提供它們進入全球市場所需的資源，也可通過兼并來打造全球性的巨型企業。雖然在經濟崛起的先例（如1870年代的德國和1950年代的日本）中，都可以發現國家資本主義的要素，但此前的運作「從未達到如此巨大的規模，也從未有過如此精到成熟的手段」。因此，有人用（霍布斯名著中的巨獸）「利維坦」的「升級版」來比喻最近一輪的國家資本主義崛起。「新利維坦」較之老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具有明顯的優勢：它所依附的現代國家比傳統國家具有更強大的權力，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經濟中更迅速地聯合，而且手段更為多樣，不只限於國有企業，還包括政府對「國家優選」的私有企業予以特殊保護和支持，以及新發明的「主權財富基金」。另外，新利維坦已經學會了使用高度專業化的人才（許多是畢業於國際名校的MBA）擔任經營管理，而不再依賴官僚與親信來施加控制。

　　新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成功嗎？在達沃斯論壇的辯論中，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教授Aldo Musacchio力挺他所謂的「利維坦2.0版」。首先，新利維坦國家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表現出更有彈性和恢復力，避免了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其次，在新利維坦的體制中，國有企業不僅實現了盈利，而且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第三，新利維坦通常的角色是擔當國有企業的少數股份持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這緩解了原先國有體制常見的「代理人難題」（agency problems）。在另一方，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創始人兼總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Ian Bremmer對此予以反駁。他指出，自由資本主義在歷史上遭遇過多次危機，但終究都通過自我糾錯和調整而存活下來。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其最新的一個挑戰者，但它具有嚴重的缺陷。首先，「這個體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生產財富，而是為了確保財富創造不會威脅統治精英的政治權力」。其次，它不具有自由資本主義的那種「創造性毀滅」自我再生動力，而正是這種機制支持著不斷擴張的經濟生態系統。最後，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很難激勵創新，因而難以在全球競爭的產業鏈中持續升級。

　　早在二十年前，《經濟學人》曾在（1992年12月26日）社論中過於草率地宣告了一種「普遍共識」：「作為組織經濟生活的方式而言，不存在嚴肅的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另類替代方案。」對於當下的辯論，這篇報告表現出一種審慎而猶豫的態度。一方面承認國家資本主義正在強勁崛起，並可能成為被發展中國家仿效的模式，甚至迫使西方國家以更為積極的國家干預措施來面對新的競爭。但在另一方面，這篇報告明確質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長程發展前景，指出這種模式的弊端：強於基礎建設而弱於自主創新，生產效率低下，自我改革的空間較小，國有企業尋租行為的傾嚮往往會滋生腐敗。總之，報告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或許適合現代化早期的起步階段，但不適應後期的發達階段，並不是未來的潮流。

　　美國衰落論的迷思

　　最近兩年間，至少有六部美國「衰落論」（declinism）的新著問世，《外交政策》雜誌主編Susan Glasser說：衰落論是目前「美國最大的增長性行業」。約菲（Josef Joffe）撰文指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衰落論已經有過五次浪潮。第一波是源自1957年蘇聯衛星引發的震撼，第二波發生在越戰期間，第三波是由於卡特執政時期的急劇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而衰落論的第四波始於日本的強勁崛起。如果重讀傅高義（Ezra Vogel）的暢銷書《日本第一》，將其中的「日本」替換為「中國」，那麼衰落論就「穿越」到了2012年，出現了第五次高潮。

　　那麼，美國的衰落究竟是一個現實還是某種「迷思」（myth）？奧巴馬總統在1月26日的《國情咨文》演講中言之鑿鑿：「若是有任何人告訴你說，美國正處在衰落之中或我們的影響力已經衰退，他們並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據報道，他的這番言論並非信口開河，而是依據《新共和》發表的一篇文章《美國衰落論的迷思》，文章摘自著名新保守主義思想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新著《美國造就的世界》。

　　卡根在這篇長文中嚴厲批駁了美國衰落論，認為這些說法是基於草率的分析與浮泛的印象，也源自對於過去不真實的「懷舊幻覺」，完全經不起嚴格的檢驗。他指出，衡量一個國家的相對實力可以依據中國人所說的「綜合國力」：（1）相對於其他強國的經濟規模和影響力；（2）與潛在對手相比的軍事實力的量級；（3）在國際體系中施加政治影響力的程度。以這三項指標來判斷，無論是與其他國家的橫向比較而言，還是與美國自身歷史的縱向比較而言，美國都沒有走向衰落。另外，評價國家的興衰還有一個時間跨度的要素。一個大國不會突然無疾而終（大英帝國的衰落髮生在1870之後幾十年的時間尺度之中），用短短几年的證據來判斷往往不足為信。在這方面許多「衰落論者」並沒有信譽良好的記錄。保羅·肯尼迪在1987年的名著《大國的興衰》中言稱美國正在走向衰落，到了2002年他又宣稱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力量懸殊」之大是史無前例的，而今天他又開始談論美國的衰落無可避免。2004年，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宣稱美國正享有自羅馬帝國以來未曾見過的「全方位單極地位」優勢，但僅僅四年之後他就以「後美國的世界」以及「其餘國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來著書立說。難道在短短几年之內，美國國力的基礎就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轉變嗎？卡根的答案是斷然否定的。

　　當下甚囂塵上的衰落論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對「過去的好時光」的懷舊幻覺。這種幻覺是1990年代特殊時期的產物，當時美國經濟狀態良好，蘇聯解體，而中國尚未表現出其經濟繁榮的可持續性，美國就儼然變成「唯一的超級大國」，似乎可以為所欲為，但這從來不是事實。衰落論盛行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崛起。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地位或許面臨挑戰。但經濟規模本身並不是衡量國力的唯一標準，否則，中國早在十九世紀初就該算世界頭號強國（當時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不會成為那些歐洲小國的受害者。即使中國再次達到這一高峰，在人均GDP方面仍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歐洲。今天和將來的中國與舊日的蘇聯相比無疑都要富裕得多，但其地緣戰略地位更為困難。中國至少需要幾個盟國才有機會將美國逐出其在西太平洋的要塞。但目前是美國在這一地區擁有盟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