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孔子思想中究竟專制多還是自由多（一？

《儒家的困境》 [美]狄百瑞著 黃水嬰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資料圖）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影響力數一數二的思想文化人物，也是自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爭議的人物。一些人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就是中國的國粹。國學是國粹之學。而國學的核心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孔子。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註冊商標，孔子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資產。持相反觀點的人士則認為，孔子是中國兩千年多年專制的精神教父，要對中國的內衰外辱負責。不論持哪一種觀點，雙方都有大量的證據。尊孔與反孔成了近現代中國最經久不衰的辯題。

我曾在《開放的傳統》一文中提出，傳統是開放的、演化的。對傳統的繼承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我想循著這一思路，對孔子思想的構成，及其與自由、專制的關係加以梳理、分析和選擇。作為一位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領域的研究者，我最關心的還是孔子的思想與自由與專制的關係。具體地說，我試圖分辨出，孔子思想中哪些是自由的成分，哪些是專制的成分。為此，我想以人類秩序的兩種人際關係格局作為我的分析工具。一類我把它叫做夥伴關係格局，一類我稱之為君臣關係格局。在夥伴關係的格局之下，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存在統治-服從關係，一個人無權強制另一個人，公共權力由社會成員的自願同意產生。這種關係在性質上是自由的。歷史上主張夥伴關係的思想都是人類自由主義思想的遺產。在君臣關係的格局之下，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統治與被統治、服從與被服從的權力關係；強制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根本手段。歷史上主張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君臣關係的思想在性質上是維護專制的，是專制主義的思想遺產。

孔子在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孔子思想中不同成分之間的張力與孔子的多重身份是分不開的。我認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種。它們分別是：先知、君子、帝師。

為什麼說孔子是先知？因為孔子先於他人知道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準則並告知於眾。先知出於使命（天命）傳達來自上天的道德戒律，並警告人們藐視上天所規定的道德秩序的嚴重後果。孔子意識到，天不說話（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擔天命的先知來替天說話。對天意先知先覺的人具有覺後知、覺後覺的人的使命。這正是孔子一輩子的工作。

先知與常人的不同，在於先知在宇宙秩序中佔有特定的位置。普通的人只是在社會秩序中佔有一定的地位。為什麼說先知在宇宙中有位置，而普通人只是在社會中有位置？因為先知站在天與愷撒（藉以指代世俗的最高統治者）及萬民之間，傳達來自天的道德律令。因此，先知是肩負天命的人，要向統治者和萬民說出道德真理，去宣昭上天所頒布的作為真理的道德律令，向統治者發出警告，預言違抗天命的後果。所以，孔子不僅致力於對學生言說，而且非常渴望對君王言說，用智慧的哲言說出不說話的天的意圖，自己期待、接受來自天道的使命。孔子最關心的就是能不能知天命（五十歲才知天命），得天道（朝聞道，夕死可也），自己能不能被天理解、選中（知我者其天乎？）。

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他是否說出了重大的道德真理。這樣的真理一旦落實，就會徹底改變且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使人更像人一樣活著。而我認為孔子說出了這樣的道德真理，並得到後人的認可。在我看來，孔子說出的最重要的道德真理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兩條道德準則，是構成人與人之間夥伴關係的格局的根本準則。按照這個道德準則構建的社會必然是自由的、平等的、基於自願同意而非強制的夥伴關係的社會。所有的自由社會都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兄弟般夥伴關係的、不把己欲強加給他人的文明社會。

所以，當孔子說出這個天啟般的道德真理時，他就證明了自己是先知。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孔子對他所說出的這兩條道德原則，強調的程度是不夠的。甚至其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還是通過他的弟子子夏之口說出來的。他所傳達的這兩條道德真理至今也未能在中國帶來夥伴關係型的社會制度秩序。在中國，無人不承認，孔子的思想對兩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傳統影響是最大的。但是，這一巨大的影響卻與上述道德真理無緣。

鑒於孔子對自己先知身份的自覺程度和其所說出的道德真理的落實程度，可以斷定，孔子只是朦朧的先知，不是自覺的先知。他渴望被賦以天命，天也這麼做了，但是他最終未能明確地分辨上天的意圖。孔子最終未能成為自覺的、高度自我實現的先知，與他的另外兩種身份有很大的關係。這就是：君子與帝師。

為什麼說孔子是君子？如果說孔子的身份是君子，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在中國，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來的。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養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認可的社會角色與身份。與僅僅是一位朦朧的先知相比，孔子更是一個自覺的君子，並時時以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弟子。孔子還提煉了君子所應具備的許多美德，並被後來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所欣賞，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

孔子把君子身份變得很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君子與學問聯繫起來。真正的君子有大學問，往往是碩學鴻儒。君子對弟子的講習，可以傳達天意。無天意可以傳達的時候，就給弟子授業解惑，教他們習文習藝。但是講習本身無法培養先知。君子的博學一方面實現了君子與學問的結合，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君子與先知的距離。先知是傳道的，不是學術的，不以學術為志業。學術越多，也可能意味著成為先知越難。因為先知要得的是道，不是術。先知是上天挑選的，而君子多半是後天修鍊而成的。先知都是以個體來活動的，不指導學生，因為先知不是教出來的。從這種角度看，老子是更徹底的先知，他沒有學生，而且投身荒野。聖經上的先知也是在荒野，而不是在廟堂。倒是博學的君子常常弟子成群。君子有學問，講禮數，所以也很容易被君王看重，並被招去為君王服務。所以，君子也容易成為、甚至很嚮往成為帝師。

為什麼說孔子是帝師？帝師是老師的最高等級。而孔子又被視為不可超越的帝師，被帝王們爭相奉為至聖先師，甚至被封為百代帝師。在孔子的三個身份中，最受重視的、最令人羨慕的就是他身後的帝師身份，以至於帝師，而不是先知與君子，成為一代代中國文人的夢想。

先知與帝師的本質，都是提供關於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生活的道德律令的忠告。但是意圖截然相反，一個是要建立夥伴格局，一個是要建立君臣格局。帝師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義者。先知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天下主義者。不管是否有人聽，他的目標聽眾是天下人。他要挑戰的是整個國家，從帝王、帝師到百姓。幾乎沒有帝師敢於挑戰帝王，而先知則必須有勇氣挑戰整個國家，如果有必要，甚至挑戰天下。

孔子是個自覺的君子，自願的帝師，不自覺的先知。孔子對自己的先知的身份，只有一些朦朧的感受，沒有充分的自覺。狄百瑞教授在《儒家的困境》中認為孔子是「未公開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這是很有道理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