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分泌醫學史 l 現代內分泌學誕生簡史（下）-內分泌醫學體系的建立

CK序：

現代內分泌學誕生簡史

下

內分泌醫學體系的建立

攻克糖尿病？

糖尿病，在胰島素尚未發現之前是相當可怕的。患者嚴重地衰弱下去，不管怎樣控制食物，都會無可挽回地死去，尤其是幼童死得更快。虛弱的病人很容易遭受各種感染，而且很容易死於無法控制的併發症；任何外科手術對於他們都有危險，病婦生孩子更會危及母子，醫生們對此一籌莫展。

德國60歲的貝爾納·瑙寧醫師在斯特拉斯堡開的診所當時成了研究此病的聖地。在此以前，生理學家們曾經懷疑胰腺可能與糖尿病有關，但一直未能證明。1889年，根據瑙寧的建議，他的助手，兩名年輕的醫科學生約瑟夫·梅林(Joseph Mehring)和奧斯卡·明科夫斯基(Oskar Minkowsky)將幾隻狗的胰腺摘除，果然使這些實驗動物引起糖尿病，這猜測終於得到證實。在他們摘除胰腺的手術中，有一隻狗排了尿，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在實驗後沒有及時將這尿揩掉。第二天早晨，明科夫斯基的助手進實驗室時，意外看到實驗桌上有少許白色的粉末。為了弄清這粉末是什麼東西，他就用最簡單的研究方法，即將微量的粉末放到舌尖上嘗一嘗，此時他發現，這粉末無疑是糖。可是這實驗桌上面怎麼會有糖呢?於是，才想起昨天解剖時，狗排了尿。明科夫斯基立刻領悟到給狗摘除胰腺引起的糖尿病與尿中含糖之間的關係。

奧斯卡·閔科夫斯基(Oskar Minkowsky)

閔科夫斯基(1858–1931)

出生在一個猶太血統的商人家庭，父親經商有道，但因是猶太人而受到沙俄政府的迫害，父親帶全家搬到當時東普魯士首都柯尼斯堡定居，轉營造紙原料的出口生意。閔科夫斯基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二。大哥麥克斯(Max)在俄國時因種族歧視而不能進預科學校，以後一直沒有得到正規教育，成年後與其父合夥經商，父親死後成為一家之主；三弟(Hermann) 因數學才能出眾，被譽為小神童，後來著名的閔克夫斯基原理、閔克夫不等式均出自其手，他是愛因斯坦的數學導師，曾因愛因斯坦不去聽他的課而說他是「懶X」；奧斯卡(Oskar)本人早年在柯尼斯堡的預科學校讀書，後成為醫生和醫學家，曾發現胰臟和糖尿病之間的關係，以「胰島素之父」的稱號聞名於世。三兄弟以能力超群、性格迷人而被稱為「人間三奇才」，在柯尼斯堡曾轟動一時。閔可夫斯基的兒子魯道夫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後來成為天體物理學家，並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星系。閔可夫斯基家族在歐洲科學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他們主張創新理念，然後進行精心設計的實驗，並精確觀察細心闡釋。

具有歷史性的突破是在20世紀20年代。發現胰島素的幾位不朽人物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年輕的加拿大醫生弗雷德思克·格蘭特·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當時他年僅30歲，當1923年他為此獲得諾貝爾獎時才32歲，成了當代最年輕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者。

班廷1894年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阿里斯頓，在多倫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矯形外科醫生的身份去海外加拿大軍隊服役。1920年回祖國後，在安大略省的倫敦市開業行醫，三個月後在安大略大學謀得一個生理學實驗示教的職位，示教的課目是生理、解剖和臨床外科。一次，班廷準備好有關胰腺和糖尿病的關係的講稿之後，在圖書館裡偶然讀到一篇摩西·巴倫寫的這方面的論文，說到結紮胰導管發生的壞變與被結石堵塞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此文啟發了班廷，使他懷疑胰小島是否會有看不見的分泌物與糖尿病有關，以致興奮得深夜都無法入睡，便起來在筆記簿子上寫下這麼幾個字：

結紮狗的胰導管，等六至八個星期，待其腺泡萎縮只剩胰島後割下，提取它的液汁。

當日，班廷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幾位教授，希望藉助醫學院的實驗室來驗證他這想法。教授們勸他去他的母校多倫多大學，找在糖代謝的研究方面已經有所成就的生理學教授、生理實驗室主任、英國生理學家約翰·詹姆斯·理查德·麥克勞德(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麥克勞德最後總算答應了班廷的要求，但他竟這樣對班廷說：「世界上最好的生理學專家都不能證明到底胰腺有無內分泌，你想怎麼樣?」但這並沒有挫傷班廷的積極性。麥克勞德根據班廷的請求，供給他十隻狗做實驗，並且指定20歲的醫科大學生查爾斯·赫伯特·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和E·C·諾布爾做他的助手，後來諾布爾生病，由貝斯特一人繼續。

劃時代的工作是1921年5月16日開始的，班廷結紮幾隻狗的胰導管，割掉另外幾隻狗的胰腺。可是在短短的兩周之內，10條狗中就有7條狗在切除胰臟和結紮胰導管的手術中死亡。往後的實驗進展也不順利，重新買進的十多條實驗狗因為感染及手術創傷等原因又死亡了7條。實驗的進展很不理想，班廷的錢也快要花光了。他沒日沒夜地工作，食無定時，居無定處，連已經與他訂婚的女朋友也與他分了手。但這些都沒能動搖班廷的信心，他和貝斯特互相鼓勵，決心從頭開始。

經過不懈的努力，實驗有了重大的進展，7月27日，實驗終於成功了。這天，班廷和貝斯特將一隻狗的被結紮的胰腺割下，切成細塊，凍結在鹼水中，然後將其碾碎，加上100毫升生理鹽水。隨後，他們取出五毫升的這種溶液，通過頸動脈，注人另一隻由於被切除胰腺患了糖尿病、正陷入昏迷狀態的狗的血液里。兩個小時後，貝斯特在檢驗這隻動物的血糖時興奮得叫了起來：「血液中的血糖下降了，我們做對了!」實驗動物的病得到明顯的好轉。後來，班廷和貝斯特又多次將狗的胰腺割去，使它患上糖尿病，然後給它注射萎縮的胰腺的提取物，使它獲得治療，證明這是一個有效的辦法。

班廷的第一位病人是他少年時代的摯友和在醫學院念書時的同班同學吉爾克里斯脫(J.Gilchrist)，後者患了嚴重的糖尿病，自願讓班廷在自己的身上進行臨床試驗。吉爾克里斯脫順利地經受住了第一次注射試驗，以後他又在試驗標準的注射劑量的時候扮演了「人兔」(兔是醫學上和生理學上常用的試驗動物)的角色，是第一位用班廷的新方法治癒的糖尿病人。從此，班廷開始進入一個非常活躍的科學研究領域，他發現了胰島素(insulin)是胰臟內蘭氏小島的細胞分泌的一種激素(內分泌腺)，它能控制糖類的新陳代謝作用，使糖分充分地燃燒並轉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為人體提供必需的能量，所以胰島素是人體利用碳水化合物所必需的一種激素。

實驗雖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他們還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提取液的製備手續太複雜，而且還很不純凈，胰島素的含量太少，無法應用於臨床。因此班廷和貝斯特的任務就是要設法提取出儘可能比較純的朗罕氏小島的激素，將它用於患糖尿病的人。很快他們就發現酸化酒精能夠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可以用來直接提取正常胰髒的胰島素，保證胰島素的足量供應。此時麥克勞德教授也改變了他的態度，不僅本人直接參与班廷的實驗，還動員他的助手以及生化學家考立普參加到這項令人興奮的工作中來，考立普對於胰島素提取液的純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班廷工作的實驗室

六個星期後，他們實現了這個願望。第一個接受這種胰島素治療的是一位14歲的患糖尿病的少年，他在被認為屬於疾病終期的昏迷狀態中被送進多倫多醫院，接受注射後終於得到拯救，重新開始新生命。之後，發現胰島素的消息立即轟動了全世界，世界各地的糖尿病人紛紛來信求葯或前來求醫。這使得班廷和他的合作者們很快就研製出在酸性和冷凍(冷凍也可使胰蛋白酶失去活性)的條件下，用酒精直接從動物(主要是牛)胰腺里提取胰島素的方法，並在美國的伊來·禮里製藥公司進行大規模的工業生產。

據估計，從那時起以後的50年中，胰島素至少拯救了3000萬糖尿病人的生命，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治療糖尿病的特效藥。到目前為止，胰島素仍是人們研究最多的一種含氮激素。1923年，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決定授予班廷(32歲)和麥克勞德生理學和醫學獎，以表彰他們對人類戰勝疾病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白斯特後來也成為一名著名的生理學家。1926年阿貝爾(J.Abel)從天然的物質中分離出了結晶狀態的胰島素，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課題的研究。

在此之後，在偵察這些看不見的腺體和它們分泌激素的歷史中，還有許多生理學家通過他們各自的工作，又查明了胸腺、垂體、下丘腦、腎上腺、松果體、甲狀旁腺等內分泌系統的腺體和組織。但是，史家同時指出，很難說人體中所有的內分泌腺體和組織器官都已經找到，更不能說對這些腺體和組織器官已經獲得足夠的研究和認識。例如，有人懷疑像心臟、脾臟、肝臟這類組織，也許都是激素的供應者；又有人說，像組織胺這類具有促進胃液分泌功能的活性物質，也可能是腺體，等等。因此，他們不認為這個時代已經結束，無疑，在偵察看不見的腺體這項工作中，還有許多事情等待著生理學家們去做。

一場競賽

20世紀是一個各種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20世紀的每一個10年，在醫藥衛生方面的新進展，都要超過以前幾十個世紀的成就總和。在對激素的研究方面同樣如此。過去人們花了幾十個世紀才對性激素有了最粗淺的認識，但在20世紀的幾十年間人們可以說在「一夜之間」就發現了幾十種激素。除了上述的雌雄性激素、促胰液素、胰島素之外，還有前列腺素、甲狀腺素、腎上腺皮質激素、胸腺素等等。甚至在一些非內分泌器官也有激素被陸續發現。

下丘腦一直被認為是神經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一直認為：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是互相平行而且是互相獨立的兩大調節系統。但在1928年德國一位年僅21歲的博士生沙雷爾在一個小硬骨魚的下丘腦中發現有一些神經細胞表現有腺體細胞的特點。他給了它們一個特別的名字「神經內分泌神經元」，並提出了「神經分泌」的概念。當時這一概念的提出曾引起了長時間的爭論，甚至到1953年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爭論仍在進行，與會者幾乎一致反對這個概念。但在下丘腦中一系列激素的發現並提取成功卻給了「神經分泌」以最大的支持。

早在1945年，英國生理學家Harris依據生理實驗資料提出了下丘腦調節腺垂體分泌的神經—體液學說：各種神經性傳入最終將作用於下丘腦的一些具有神經分泌功能的神經元，這些神經元能將神經性傳入轉變為神經分泌的輸出，由門靜脈血液帶到腺垂體，以調節相應垂體細胞的分泌。1955年Harris出版了《垂體的神經控制》一書。Harris的這一學說具有劃時代意義，立即引起世人矚目。於是從50年代開始，許多科學家相繼投身到這一探索中來，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結果，從1955--1968年期間，證明了下丘腦存在10種釋放或釋放抑制激素(或因子)。其中兩位科學家吉爾曼（Roger.Guillemin）和沙利（Andrew Schally）的競賽則最令人矚目。

1955 Harris《垂體的神經控制》

吉爾曼於1924年生於法國，在法受醫學教育，打算從事內分泌學研究，但當時在二戰後的法國，科研條件不佳。可巧聽了加拿大著名內分泌學家漢斯·塞里埃(Hans，Selye)關於人體對應激反應的演講(塞里埃是應激(Stress)學說的創導者)，極感興趣。會後他找到塞里埃要求給他一個工作。經過面試，塞里埃同意給予他一項獎學金去加拿大蒙特利爾市麥吉爾(McGill)大學進行科研。在那裡，他結識了一個研究生克勞·福梯爾(Claude Fortier)，對他的一生影響極大。福梯爾對腦與垂體的關係很感興趣。他雖然還僅是一個研究生，卻是英國海雷斯關於下丘腦產生激素以控制垂體的學說的熱情支持者，他歡迎吉爾曼參加他的一些實驗。正是在福梯爾的指導下，吉爾曼開始對下丘腦如何控制垂體活動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他在麥吉爾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於1953年轉移到美國德克薩斯州，在貝勒(Baylor)醫學院的生理系找到一份工作，開始了他的獨立科學研究，當時他29歲。

吉爾曼（Roger.Guillemin）

Born:11 January 1924, Dijon, France

沙利於1926年生於波蘭，父親是波蘭的一個少將銜軍官，曾與俄國和德國打過仗。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反納粹戰爭時，他把家屬先安置在羅馬尼亞，以後又通過種種關係，於1946年把家屬轉移到英國愛丁堡。安德魯·沙利這時才20歲。他在倫敦念了3年化學，當了技術員，作為著名的蛋白質化學家多納德·伊利奧特(DonaldElliott)的助手。他在那裡勤奮工作，獲得了進行科研的一定的訓練。沙利於1952年離開英國赴加拿大，在麥吉爾大學找到另一個技術員位置並攻讀學位。實驗主任是年輕的生物化學家墨雷·薩夫蘭(MurrySaffran)。這個人對待沙利正如福梯爾對待吉爾曼那樣。他對沙利進行熱心指導，而沙利也以十分熱情的勤奮工作來回報。可巧，薩夫蘭也是海雷斯下丘腦激素理論的熱情支持者，也熟悉本校塞里埃的應激學說。他利用垂體細胞體外培養方法進行了一項開創性實驗。

沙利（Andrew Schally）

Born:1926

眾所周知，垂體分泌的激素有好幾種。如果其中一部分激素是由下丘腦的激素來控制的話，那麼理應也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腦激素。究竟應該從那一種激素的分離著手呢？鑒於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在醫學上有較大的意義，其定量方法也比較成熟，於是這兩個科學家不約倆同地選擇了ACTH的釋放因子(CRF)作為他們揭開腦激素帷幕的突破口。可是，從1955年到1962年整整7年的時間過去了，他們想像中的CRF始終沒有從數以10萬計的羊腦和豬腦中分離出來。從1962年起；沙利和吉爾曼都開始放棄CRF的探索，不約而同地選擇了TRF為他們進軍的目標。到了第四年，沙利研究組從100萬隻豬下丘腦中分離到了3毫克TRF。化學分析表明，它含有谷氨酸，組氨酸和脯氨酸。沙利請一家藥廠的實驗室按照不同的排列順序將這3種氨基酸合成了6種多肽。對這6種多肽的試驗結果表明，它們都沒有生物活性。於是沙利斷定，他們並沒有真正分離到TRF，而佔分子量三分之二的部分中所含有的成分才是TRF的真正「密碼」。沙利主動放棄了這得來不易的戰果，轉而著手分離另外一種他們想像中的腦激素——生長激素釋放因子(GRF)。吉爾曼研究組的形勢也並不比沙利好一些。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

直到1968年下半年，吉爾曼和沙利都沒有什麼新進展。當時支持這兩個研究組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宣布：將於1969年1月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召開會議，研究這兩個組的進展報告，以便決定是否繼續對他們的課題給予支持。

在圖森會議已經宣布即將召開的時候，吉爾曼終於從27萬隻羊的丘腦中分離到1毫克的TRF。樣品分析的結果表明，它的全部就是3種氨基酸，恰好就是沙利所找到的3種，即谷氨酸、組氨酸和脯氨酸。它使得猶豫不決的學術委員們毫不動搖地繼續支持他們。吉爾曼吸取了沙利在TRF研究上的教訓，考慮到TRF這個肽鏈是可能乙醯化的，所以他們把6個不同順序的合成三肽都施以乙醯化。碰巧在這6個乙醯化的三肽中遇到一個活性的三肽，吉爾曼以為TRF的結構已經搞清，於是寫了一篇論文寄給了美國的權威刊物《科學》雜誌。《科學》雜誌編輯部請專家審查了這篇論文，認為吉爾曼並沒有真正搞清TRF的結構，因而拒絕刊登。

吉爾曼認真地重新檢查了自己的工作，結果終於發現TRF這個肽鏈的一端在乙醯化過程中，其谷氨酸鹽形成了內環，也就是說在這個位置上實際上是焦谷氨酸鹽。另一端也不是脯氨酸，可能是脯醯胺。於是他們做了紅外線分光光度測定，在1969年6月30日發表了一個比較可靠的結構；焦谷氨酸鹽—組氨酸—脯醯胺。同年10月29日發表了質譜分析的結果。

沙利很快就從吉爾曼的進展上獲得了啟發，重新組織進攻，決定回過頭來研究他從豬腦中分離到的TRF。為了加強力量，他在圖森會議上與得克薩斯大學的結構化學家福爾克斯談妥，把豬腦TRF的結構研究工作移到福爾克斯實驗室來。1969年8月8日他們發表論文，宣布他們也已經合成了TRF。同年9月22日他們發表第二篇論文的時候，他們已經可以宣布，根據色層分析的結果，從豬下丘腦中分離的TRF的結構和吉爾曼從羊腦中分離到的TRF結構是一樣的。這就是說，兩種動物的同一種TRF，應用3種分析方法，都被證明是；焦谷氨酸鹽—組氨酸—脯醯胺。因此，現在人們可以說，腦激素的存在確實是客觀的事實，因為不僅有生理學試驗的根據，而且直接鑒定出了第一個腦激素的化學結構。

吉爾曼和沙利沒有滿足已經取得的成就，他們又不約而同地選擇LRF為下一個攻擊的堡壘。如果說，在TRF的分離與鑒定方面曾經起過決定性作用的是吉爾曼，那麼在LRF方面，應該說是沙利領先了。沙利研究組首先發現了LRF的十肽結構。而在TRF和LRF這兩個堡壘相繼攻下以後，沙利和吉爾曼又肩並肩地向第三個腦激素進軍了。他們選中的第三個目標是GRF。沙利於1971年開始對GRF進行重新探索不久就宣布，他已經搞清了GRF的結構。可是，正因為他太自信了，把混入的血紅蛋白的B鏈的結構看作為GRF，以至於拿到鼎鼎大名的Merck化工廠去請求他們合成。早在1968年美國生理學家麥克康和他的同事們就已經指出，下丘腦並不分泌GRF，它之調節垂體釋放生長激素是通過一種促生長激素釋放抑制因子(GIF)來實現的。吉爾曼和沙利卻根本不相信麥克康的論斷。他們不去探索GIF，卻埋頭於GRF的分離。經過了沙利的曲折而長期的摸索而未告成功。吉爾曼研究組裡的兩位生理學家瓦爾和勃拉休開始相信麥克康的論斷，從而促使吉爾曼轉向分離和鑒定GIF的方向。這個轉變幫助吉爾曼的工作取得成功。後來的事實證明，GRF實際上也是存在的，不過它的分離和鑒定的技術較為複雜。當時吉爾曼研究組在過去分離過TRF和LRF後剩下來的羊下丘腦材料中找到大量的GIF。並且從那個時候起只化了幾個月的時間便搞清了它的結構——由14個氨基酸組成的Q形肽鏈。他們給GIF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體緩長素」(Somatostatin，SS)，意思是使機體生長停滯的激素。這項工作的完成並報告是在1973年，這年吉爾曼49歲。沙利在這項研究工作中落後了。他到了1976年才搞清豬下丘腦中GIF的結構。並且證明它和羊下丘腦GIF的結構是一樣的。

1977年，沙利和吉爾曼因上述工作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而同時獲獎的還有椰洛（Rosalyn Sussman Yalow），一位開創了放射免疫法檢測微量激素的女性，也是少數幾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之一。

椰洛Rosalyn Sussman Yalow（1921~2011）

此後，下丘腦的其他釋放激素和釋放抑制激素也相繼被分離鑒定。1981年Vale，Burguss等從50萬頭山羊的下丘腦中分離鑒定出了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這些輝煌成果，揭示了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的內在聯繫，使Harris學說變成了世人公認的科學理論，推動了臨床醫學的發展。

新的方向

隨著激素分離、鑒定方法和放免測定及免疫組化等技術手段的應用進展，停頓了半個多世紀的胃腸激素又重新成為最活躍的進展最快的研究領域之一。不僅對早期發現的胰泌素進行了分離純化，闡明了化學結構，而且還發現了一些新激素。

如胃泌素、胰酶素、胃動素、血管活性腸肽、蛙皮素等。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一些原來存在於腦中的激素如腦啡肽、生長抑素、P物質等，也在胃腸道發現；同時又發現原來存在於胃腸道的一些激素如胰酶素、血管活性腸肽等，也在腦中出現。這些雙重分布的肽類被稱為腦—腸肽(brain—gutpeptides)。關於腦腸肽生理功能的研究，已經發現了許多重要的生理現象，引起生理學界的高度重視。例如，肽類活性物質與胺類遞質在同一神經元內共存；以肽類作為遞質的肽能神經元的發現；肽類有可能作為神經調質(neuromodulator)調控突觸傳遞等。

隨著對激素研究的深入和廣泛，激素的概念不斷更新。傳統的激素含意已不適用於某些生理現象的解釋、新的概念認為，激素是由某些特殊細胞所分泌，是能夠傳遞信息的化學物質：它可以從這一細胞傳遞到另一細胞，也可以從細胞的一部分傳遞到同一細胞的另一部分。激素的新定義除了強調激素是一種化學物質外，更強調激素的傳遞信息作用。無論是通過血液，還是通過組織或細胞間隙液都可以進行傳遞，新的激素定義的範圍擴大了，它可包括循環激素(circulatinghormone)如胰島素、腎上腺皮質激素等；組織激素(tissuehormone)如前列腺素、激肽等；局部激素(10calhormone)如生長抑素，神經遞質、神經調質；外(信息)激素(pheromone)等。

近20年來，隨著內分泌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與交叉，內分泌學整合的範疇與內涵在不斷擴大：自1980年Smith等發現白細胞的干撓素中有ACTH及丁—內啡肽活性片段以來，目前已發現免疫細胞能產生20多種激素。還發現免疫細胞上廣泛存在著激素和遞質的受體。同時，大量研究表明，神經及內分泌細胞也有各種細胞因子的受體，而且這些細胞也能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因此，神經、內分泌系統與免疫系統存在著複雜的雙向調節作用。這些研究表明，神經、內分泌與免疫系統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繫，從而提出了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的新概念。隨著研究的深入將會使神經內分泌整合的範疇和內涵不斷擴充和發展。

20世紀70年代，下丘腦的激素的發現曾引起了一時的轟動，到了80年代又一個激素的發現同樣又引起了全世界廣泛的關注和強烈的研究興趣，這就是心鈉素。自從17世紀哈維提出血液循環學說以來，心臟被認為是一個血液循環的動力器官，起著一個單純的「血泵」作用。關於心臟與血總量和腎功能的關係，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所認識。文明古國如埃及、希臘等到處可見用「水浸」來治療水腫。就是在小浴池或水桶中盛上溫水，人在其中半卧，水浸至頸部，只將頭露在外面，浸泡幾個小時，以達到消腫的目的。但關於這一療法的機理人們一直沒有弄清。近代以來，有學者研究認為水浸可以使回心血量增加，心房擴大，從而引起血管舒張、血壓下降以及尿量增多，這樣可以維持細胞內外液相對恆定，從而達到消腫目的。但由擴張心房導致腎功能改變，其中是什麼在起作用還一直困擾著科學家們。1956年凱什發現了心房細胞中有一些特殊的顆粒，到了1981年迪博德的實驗證明心房的提取液有利尿作用，從而心臟與腎功能之間的聯繫被發現了。這一發現打破了傳統的觀念，成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美國科學家研究發現：心鈉素是癢感覺初級遞質

目前，科學家們又在研究一些有趣的現象。民間傳說，人們的男女社交對月經周期有一定影響。女性生活在一起，如母親、女兒及姐妹們，有可能使月經周期一致。有人作過一項調查，135名住宿生，隨著學年的延續，同室的室友及交往密切的好友，她們的月經周期逐漸變得同步，更為有趣的是，一位自願充當被試者的婦女，她用棉花墊放在自己腋窩下收集分泌液，並用酒精提取。在8名婦女身上做觀察，另8名做對照。將提取液塗於被試者上唇，對照組則塗以酒精，觀察4個月後，發現8名受試者月經周期變得同步，而對照組則無變化。這提示，人類也許有一種外激素存在，通過嗅覺可以影響人的生理狀況。但這種外激素存在與否，究竟是什麼，還有不少爭論。我們期待有一天能夠解開這個謎底。

總之，對激素的發現，使人類更深刻、更全面地認識了人類自身的秘密，一些曾被認為是人類特有的行為，現在看來也不過是激素的作用，這對於人們的震動不亞於哥白尼的「日心說」。同時，它也在人類征服疾病、改善體質、增進健康的長期鬥爭中提供了新的幫助，為臨床實踐提供了更多的診療手段。對激素研究近年來有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進展，各種新發現不斷湧現，新的概念不斷衝破舊的理論框架束縛，也給醫學生命科學展現出了一幅動人的畫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激素的發現是現代醫學的一大豐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