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第10期·1873:意淫強國:大清朝「禮崩樂壞」元年

1873年度事件:各國公使以鞠躬禮覲見同治皇帝

外國使節採用何種禮節覲見中國皇帝,自乾隆時代開始,始終是中外關係上的一個死結,西方外交要求平等,天朝體制講究藩屬,圍繞著「跪與不跪」,引發了多次外交衝突。清廷的態度,則由乾隆式的強硬,到咸豐式的迴避,最後演變成了慈禧式的能拖則拖——同治皇帝未成年,太后是婦道人家不便拋頭露面,成了將各國公使擋在紫禁城外的最後防線。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終於大婚,典禮極度隆重,各國在京使節以為必將受邀觀禮。豈料,他們非但沒有接到請柬,還被總理衙門派人「告知」:各國公使在「良辰之日」,最好不要出門,同時約束本國在京民眾也不要出門。

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宣布親政。英、俄、德、美、法五國公使於次日聯名照會總理衙門,要求覲見皇帝。清廷再無退路,不得不接受「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的現實。

乾隆時代:按朝貢格式,擅改他國外交文書

中國傳統王朝以儒家學說為立國之本,其政治學說的核心是「禮治」。清朝自關外入主中原,對「禮治」傳統的繼承,成了其統治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自然,在禮儀方面的「剛性」也就較前代更強,可供迴旋的餘地更小。

對清朝禮治傳統的挑戰,始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馬戛爾尼(C.MaCartney)來華。朝貢體系下,清廷自視為「天下共主」,馬戛爾尼們所尋求的卻是平等外交下貿易條件的改善。調和這一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屬事務的禮部身上。

禮部的辦法是按照朝貢體系的需要,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書。

譬如,東印度公司董事長培林爵士致函乾隆皇帝,為馬戛爾尼訪華作準備。原文是這樣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聽說,貴國皇帝慶祝八十萬壽的時候,本來準備著英國住廣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據說該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遺憾。為了對貴國皇帝樹立友誼,為了改進北京和倫敦兩個王朝的友好交往,為了增進貴我雙方臣民之間的商業關係,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參議官、賢明幹練的馬戛爾尼勛爵作為全權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謁見中國皇帝,深望通過他來奠定兩者之間的永久和好。」

禮部的大人們修改後呈遞給乾隆皇帝的版本則成了這樣:

「聞得天朝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國的人來廣州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舉輔國大臣嗎嘎爾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

馬戛爾尼轉遞的英王給乾隆皇帝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原文開頭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運,事事以仁慈為懷。踐祚以後,除隨時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進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促使全人類同受其惠。在這種崇高精神的指導下,英國的軍事威力雖然遠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勝利之後,英王陛下對於戰敗的敵人也在最公平的條件下給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進自己臣民的繁榮幸福外,陛下幾次派遣本國最優秀學者組織遠航旅行,作地理上的發現和探討。」

修改後給乾隆皇帝閱讀的版本則是:

「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熱沃爾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國大紅毛及佛部西依拜爾呢雅國海主,恭維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本國知道中國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裡長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但中國地方, 連外國地方都要保護他。他們又都心裡悅服,內外安寧。各所有各樣學問各樣技藝,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們,叫他們盡心出力,又能長進生髮,交通精妙。本國早有心要差人來,皆因本境周圍地方俱不平安,耽擱多時。如今把四面的仇敵都平服了,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處。」

文書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意思亂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們」三跪九叩中國皇帝的關頭,卻總不免露出馬腳。但文字遊戲還是要繼續玩下去——英國檔案記載,馬戛爾尼使團以謁見英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謁見了中國皇帝;中方文獻卻堂皇記載:使團正使「行禮如儀」。嘉慶皇帝則不像他父親那般滿足於文字遊戲,阿美士德使團不肯對他三跪九叩,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請謁見的文書上寫滿了「所言甚屬欺誑」、「支吾可惡」一類的詞句,然後把他們趕出了中國。

咸豐時代: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

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產物,中英《天津條約》第三款規定:英國乃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見大清皇帝時,遇到有礙國體之禮,決不可行。必須統一使用英國使節拜謁其他國家元首的統一禮節。

基於條約的「最惠國待遇」性質,這本來意味著西方國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禮儀覲見清朝皇帝,已經以條約的形式獲得了解決。但各國使節們很快發現,付諸實施卻成了大問題。

直到1858年《天津條約》簽字之際,咸豐皇帝還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家眷」。他擔心的是:一旦允許西方使節以西禮代替跪拜覲見,天子顏面盡失,將「何以為天下共主」?

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自天津攻入通州。咸豐皇帝對聯軍提出的八項議和條件無不應允,唯獨對英方提出的國書須「親呈大皇帝御覽」這一條表示「萬難允許」。他指示前方負責談判的怡親王載垣,稱:

「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允行;設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兩國之例,將國書齎至京師,交欽差大臣呈進,俟接受後,給予璽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唯有與之決戰。」

談判失敗。英法聯軍迅速兵臨北京城下,火燒了圓明園。咸豐皇帝匆忙逃往熱河,將殘局留給了恭親王奕訢。然後是簽訂新的《北京條約》,聯軍收穫了大量的物質利益,但仍然撼不動咸豐皇帝對跪拜禮儀的堅持,只好暫時放棄。

遠避熱河的咸豐皇帝傷心欲碎——「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願意返回北京,因為「夷人」僅僅是暫時退去,他們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並想謁見自己親遞國書的念頭還沒有打消。他在詔書里疾言厲色:「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迴鑾後,復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唯爾等是問。」

此年12月,恭親王從英、法兩國公使處取得了不再堅持入覲的保證。但咸豐仍心存疑慮,不願回京。次年8月,咸豐病死於熱河,終於實踐完成了自己「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的諾言。

此種情形下,英國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讓,決定不再堅持入覲問題。英國外相於1861年1月9日訓令英國駐華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國皇帝親呈國書,只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其為英國政府的代表即可。其餘各國也採取了和英國相同的處理方式。

同治親政:六國使節以平等禮儀覲見

咸豐死後,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婦道人家不便拋頭露面,就成了清廷長期拒絕外使入覲最得力的理由。期間發生過美國人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西方各國,以西方外交禮儀拜見各國元首之事,各國公使藉此契機要求入覲中國皇帝,亦被清廷以皇帝年幼為由拒絕。

同治皇帝的成年和親政,遂成了各國公使寄望之所在。

1873年2月23日,年滿十八歲的同治帝正式親政。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國公使即聯合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要求覲見同治帝,遞交國書。

拖無可拖,拒絕的理由已不復存在。總理衙門只能約定3月11日與五國公使會談。談判中,圍繞著親遞國書的覲禮問題,雙方舌戰不下,據《籌辦夷務始末》記載,雙方的具體辯論過程如下:

「彼謂條約中有礙於國體之禮,為不可行;則告以礙於中國國體,亦不可行。彼謂條約允以優待;則告以中國相待,能優於禮之中,不能優於禮之外。彼謂唯跪拜之禮,有礙國體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則告以唯跪拜之禮,最關中國國體,首先議定,此外始可從容擬議。加以譬曉百端,反覆辯詰,幾於舌敝唇焦。」

面對面的舌戰未能達成一致,隨後又展開了長時間的公文往來戰。各國公使堅持:覲見一事,《天津條約》早有約定,清廷也已允諾皇帝親政後履行;公使覲見在西方各國已是慣例,漢譯的《萬國公法》里也有詳細記載,不存在理解難度;覲見禮儀應按照各國通行的方式,各國平等,並非藩屬,不能強求行跪拜之禮。

清廷方面則堅持:《天津條約》里還有「自行舉辦」的規定,你們不能催逼我們;中國優待各國大臣,只能用本國固有的禮儀來優待,不能用中國沒有的禮儀來優待;中國使臣出使各國都入鄉隨俗採用你們的禮儀,你們來中國也該入鄉隨俗;覲而不跪,不符合中國政治體制,中國不能答應。

辯論往返長達三個月之久。不限於中外雙方,大批的官員和士大夫也捲入其中。至5月15日,爭論終於告一段落,雙方達成協議:

1、五國公使覲見時不行跪拜之禮,作為讓步,公使們特將覲見本國君主的三鞠躬之禮改為五鞠躬。

2、不舉行覲見大典,只允許帶有本國國書,初次駐使中國者參加覲見,呈遞國書。以後也不能隨時要求覲見。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國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國使節在紫光閣以西禮覲見同治帝。西方各國使節終於如願以償首次以平等國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時,距離馬戛爾尼使華,已過去了整整80年。

結語:紫光閣里「禮崩樂壞」,士大夫們「意淫強國」

1873年六國使節以平等禮儀覲見同治皇帝,是晚清轉型過程中極關鍵的歷史事件,是傳統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節點。但時人的理解,卻將此事與「禮崩樂壞」緊密地聯繫到了一起。

對喪失立國之道的恐懼感與被迫做出改變的屈辱感交匯在一起,最終導致本該詳細記載朝廷政務大事的《清實錄》和詳細記載皇帝每天重要活動的《起居注》,都不願意詳細記述此事。

對這場前後綿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結果,《清穆宗實錄》里只有一句話:

「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島種臣、俄羅斯國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堅國使臣鏤斐迪、英吉利國使臣威妥瑪、法蘭西使臣熱福理、和蘭使臣費果遜(蓀),於紫光閣前瞻覲。」

《起居注》更為簡略:

「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閣升座,各國使臣暨翻譯等九人入覲見,上溫語慰問。」

參加接待覲見使臣的總理衙門大臣董恂,在自訂年譜中留下了許多關於這次覲見的信息,但對最為重要的覲見禮儀,卻有意一筆帶過。這種一筆帶過的背後,顯然蘊含著某種難以啟齒的羞辱之情。

避而不談尚算客觀。晚清著名學者李慈銘對此事的反應已可以用抓狂來形容。他在《越縵堂國事日記·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條下如此記載: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盛。聞夷首皆震慄失次,不能致辭,跽叩而出。謂自此不敢復覲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目未睹漢官威儀,……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有以致之也。」

意淫強國,此之謂也。

1873年度言論:李鴻章認為強要各國使節跪拜,最後吃虧的是自己

吳大澄:外國使節不跪拜,會改變清朝政體

翰林院編修吳大澄激烈反對外國使節用平等禮儀覲見同治皇帝,理由是破壞了祖宗舊制,會改變清朝的政體:

「朝廷之禮,乃列祖列宗所遺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國家無此政體,即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不獨廷臣以為駭異,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憤懣而不平。即皇上招攜懷遠,示以大度,不難從一時之權,而列祖列宗二百餘年之舊制,又安可輕易乎?」

吳大澄的立場是逆流的,但他的擔憂是準確的,清朝的傳統國家政體遲早要向近代國家政體轉型,這是不可阻止的大趨勢。

邊寶泉:用中國臣子跪拜之禮要求外國使節是一種優待

清廷將覲見禮儀問題下放給大臣們商議。浙江道監察御史邊寶泉激烈要求外國使節行跪拜禮儀,理由最具代表性:

「瞻覲不行跪拜,中國從無此禮,和約以來,該夷雖非屬國,然其使臣亦與我中國之臣等耳,以中國臣子之禮待之,不為不優。」

邊寶泉的這番言論所暴露出來的,是晚清中國與世界接觸30餘年之後,仍然無法理解駐外使節所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國家這個簡單的近代外交理念。

李鴻章:不要強求各國使節跪拜,否則還是自己吃虧

朝野內外對覲見禮儀議論紛紛,朝廷最終選擇將山芋拋給李鴻章,讓他拿個主意。

5月1日,李鴻章回奏,稱國家正面臨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朝廷禮制應隨情勢變通,既然已將西方諸國「許為敵國,自未便以屬國之禮相待」。否則,一旦列強以此為口實發難,吃虧的仍將是自己。

李解釋說:「彼求之十數年,迄今仍不準一見,或准見而強之跪拜,彼以為不得體面,積疑生釁,積愧生忿。將來稍有齟齬,必先引為口實,在我似覺理詘,亦非聖主包容六合、駕馭群雄之志量也。倘拒之於目前,仍不能拒之於目後,甚至議戰議和,力爭而後許之,則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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