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雅第一期封面故事—徐志摩的《猛虎集》

在故去名人的手跡中遊走得久了，你會在那些塵封的故紙中發現自時間的指縫裡流瀉的秘密，紛繁蕪雜，卻光影流離。或許，更加幸運的話，你還會在此中遇見一場不可思議的相逢，帶著悲歡離合的辛酸與喜悅，讓殘缺變成了圓滿，讓遺憾撫平了皺紋，於是，那場不可思議的相逢，也就仿若出自神奇力量的召喚。

《猛虎集》 作者：徐志摩 封面設計：聞一多，徐志摩簽贈本 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8月初版，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

現下，在你我眼前攤開的這本徐志摩《猛虎集》的簽名本，與孫大雨所寫的一通信札的相逢，即是這般的神奇。

神奇的相逢

四五年前，當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徐國衛館長在一場拍賣會中遇見這本徐志摩《猛虎集》的簽名本時，一向「火眼金睛」的他雖然將其收入囊中，但倉促之間對於它的價值其實是有所猶疑的。

徐志摩簽贈孫大雨

當時，拍賣公司對於這本簽名本是這樣描述的：「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本，徐志摩簽贈給新月派成員孫大雨，稱孫為「大雨元帥」，自稱「小先鋒」，既見證兩人的友誼，又可見徐志摩的詩人性情，彌足珍貴。」

徐志摩與孫大雨同為新月派詩人，同對新詩探索與創作懷揣著一腔熱忱，相互之間可謂志同道合，相交甚久。1931年8月，徐志摩的第三部詩集《猛虎集》出版，這是詩人歷經「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又「無意中遙活了我久蟄的性靈」的蛻變後，捧出的栩栩生動的詩意，是被詩人所珍視的「復活的機會」。這樣一部重要的詩集出版後，徐志摩立刻贈送一本簽名本給孫大雨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可正常之中的不正常是：詩集中的題字「大雨元帥」和「小先鋒」所謂何意？難道真的代指孫大雨與徐志摩？倘若果真如是，昔日的詩壇為何沒有流傳出有關「大雨元帥」和「小先鋒」的片紙隻字？

如何佐證，是個難題。我們不知道，是否是前行的時間步履如風，將曾有的證據卷落在某一個未知的角落懵懂於它自身的意義，抑或是將其化作了紛飛的蝶舞悄無聲息地逝於季節的泥土？但我們知道，如果無法佐證，「大雨元帥」和「小先鋒」將成為兩個孤獨的符號，孤零零地橫亘於兩位詩人之間，縱然真實存在過，也已然沒有故事，沒有來去。

在孤零零的沉默中，時間悄然滑走了三年。三年後的某一天，徐國衛館長前去上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發現一通孫大雨寫於1981年11月份的親筆信。已逾古稀的孫大雨彼時仍陷在命運的困頓之中，因凌仁（未考證出身份，但應當是當時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將一本《新文學史料》』81年第四期帶給他看而引出的這通信中可看出他當時的艱難處境。可艱難困頓之中，偏偏清正耿直的性子一如既往，於是，這通信的內容也就頗為冗雜，往事與今事，故交與「舊敵」，皆拿來說一說或罵一罵。令人意外驚喜的是，孫大雨在此信中竟然提及了徐志摩，說自己是徐的好友之一，而且徐送他的《猛虎集》也被他拿出來述說了一番。

他在信中寫道：「志摩送我他的《猛虎集》，書里稱我『大雨元帥』，自署『小先鋒志摩』。此書在『文革』初期被搶去，至今未還，但當在徐家匯藏書樓內，想不該毀掉。」

孫大雨在信札中提及徐志摩簽贈《猛虎集》

此書的確沒有被毀掉，想來便是如今收藏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內的這本。而這通信也最終被徐國衛館長帶回了濟南。書與信彼此對照，便成了互相佐證的證據，證實著那兩個鮮為人知的稱呼，也證實著那段長存的友情。我們知道，1938年，徐志摩贈送此書不久，即遭遇飛機失事，他的詩性永遠被封存在那一日的山間嵐霧之中。而這本書或許就成為孫大雨收到的來自徐志摩的最後一份禮物。朋友的字跡仿若還帶著體溫，詩人的音容仿若猶在眼前，可再也無法一起隔窗論詩，暢然敘話。可以想像，孫大雨對於這本詩集必然十分珍視，乃至被「搶去」多年，也依然對其念念不忘。

如今，書與信都已漸漸老去，兩位詩人皆已走入「月明和星子中間，一去不再來的茫茫長途」。幸運的是，承載著的不同筆致寫下的相同稱呼的書與信，卻奇妙地選擇了相逢，走過了顛沛流離，跨越了時空阻隔，如同兩位老友的隔世重逢……

先行的「元帥」

運籌帷幄的「元帥」，衝鋒陷陣的「先鋒」。據孫大雨信中所言，徐志摩自謂「小先鋒」，卻稱呼年紀整整小他八歲的孫大雨為「大雨元帥」。我想，我們是可以用最直白的詞義來解釋這兩個稱謂。因為，幾乎被看作新月派「盟主」的徐志摩，對孫大雨始終都是倍加推崇的。這推崇，與孫大雨對新格律詩的探索與創作密切相關。

我們先將目光投向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詩壇。那個時候，東西交匯，視野打開，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卷席過久已故步自封的土地，如同新鮮的空氣驅趕著陳腐的氣息，詩壇也不例外。白話新詩異軍突起，掙脫了捆縛千百年的嚴謹格律，詩歌的形式得以歡快地奔向自由。可是，一不小心奔過了頭，便流於極端的自由化。於是，一批詩人又開始孜孜尋找合適的韁繩，試圖將新詩奔散了的勢頭再拉回來。在這批先行者中，孫大雨對新格律詩的探索與創作無疑是意義重大而又影響深遠的。

巧合的是，在這封寄給凌仁、凌智的信中，附著孫大雨親筆所寫的兩頁簡歷，簡歷的內容幾乎完整呈現了他在詩歌創作領域的成果：

「1919至1925年，在《少年中國》、《小說月報》、《時事新報》的《學燈》、《青光》、《文學旬刊》等報刊上發表過詩和短篇小說。1926年春在北京《晨報·副鐫》上發表有語體韻文格律的商乃（十四行）詩，系義大利（佩脫拉克）體；這個我國現代詩的格律是他早在1924年在清華求學時就開始探索，1925年在浙江海上普陀山所終於發明創建的。後來在五十年代中期文壇上有人想冒充首先提倡『現代格律詩』，而到了1979年又有人處心積慮想詐騙盜竊他為中國現代詩歌所作的重要貢獻。孫在1931年新月社徐志摩編的三期《詩刊》上發表的三首義大利體商乃詩（其中第一或一、二兩首於1926年春在北京《晨報·副鐫》上發表過）和三百多行《自己的寫照》長詩五段……第四期新月《詩刊》上發表……徐志摩的《招魂》短詩一首，在1932年《晨報·副鐫》上又發表一首商乃詩、1935年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又發表《自己的寫照》續稿七、八十行。」

孫大雨信札中手寫的自我簡歷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

信中提及的《晨報·詩鐫》即是創刊於1926年春暖花開之際的《晨報副刊·詩鐫》，這個由聞一多﹑徐志摩等人主辦的刊物是新月派推進中國詩歌在形式方面繼承、探索與構建的第一個基地，被視為現代詩史上一個重要環節。在它的創刊號中，有一首署名為「孫子潛」的詩歌《愛》，此詩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用義大利（佩脫拉克）體寫就的商乃（十四行）詩。有人考證說這是中國詩壇「第一首比較嚴格的按照意體十四行的格律寫作的漢語十四行詩」，而「商乃詩的出現便為尋找詩歌新的格式與音律提供了很好的出路」。這「出路」後來上升為理論，便是影響甚廣的詩「頓」之說的理論源頭「音組說」。而作為漢語十四行詩先行者與探險者的「孫子潛」，其為詩壇熟知的名字正是孫大雨（孫大雨，字子潛）。

新詩探索的成就令徐志摩對孫大雨十分尊重，這一點有據可查。孫大雨在此信中也有所提及：「他（徐志摩）很尊重我，有他所編三期新月社的《詩刊》前言可證。」

孫大雨所說的《詩刊》創刊於1931年1月，可以看作是不足百日即夭折的《詩鐫》的延續。有意思的是，1926年，孫大雨赴美留學不久，《詩鐫》便因種種原因開始了無限期的「放假」之旅。幾年之後，孫大雨學成歸國，風塵僕僕的衣襟上猶自沾染著西方的音樂旋律與繪畫油彩，就被《詩刊》的主編徐志摩急急招於麾下，為《詩刊》選編稿件。在《詩刊》創刊號《序語》中，徐志摩慶幸「五年前的舊侶，重複在此聚首」。一句「舊侶」道出了徐志摩對孫大雨歸國的欣喜。

徐志摩當然是欣喜的，在美國主修英文文學，兼攻西歐哲學史及美術史，又在西方音樂、歌劇、繪畫中遨遊多時的孫大雨，在新詩的創作中已然別開生面，漸趨成熟。《詩刊》創刊號一口氣刊登了孫大雨的《訣絕》《回答》與《老話》三首十四行詩。徐志摩在序語中說：「大雨的三首商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這竟許從此奠定了一種新的詩體。」著名學者梁宗岱也曾稱讚道：「孫大雨把簡約的中國文字造成綿延的十四行詩，其手腕以有不可及之處。」

之後，徐志摩又請孫大雨在《詩刊》上發表他的長詩《自己的寫照》。據孫大雨在信中所言，《詩刊》發表了三百多行《自己的寫照》，1935年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又發表了其七、八十行續稿。在孫大雨親筆寫就的簡歷中，我們可以一窺詩人本人對此詩的描述：「這首長詩有西方哲學、西方音樂交響樂章、西方繪畫藝術的壁畫、西方舞蹈等成分在內，詩行脈搏中衝擊著一個現代人在一個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中的意識、感受和遐想，汪洋浩瀚，氣象萬千。」

孫大雨

理所當然的，此詩一經發表便引起轟動，頗得時人讚譽。徐志摩認為這是「自有新詩以來，最精心結構的詩作」，並說：「雖則我們不曾見到全部，未能下精審的按語，但單看這起勢，作者的筆力的雄渾與氣魄的莽蒼已足使我們淺嘗者驚訝。我們熱誠的期望他的全詩能早日完成，庶幾我們至少有一篇新詩可以時常不顏汗的提到。」只可惜此詩最終「因環境突變，無法寫完，只成了三、四分之一」。如此別緻闊大的長篇傑作，竟成殘詩一首，著實令人遺憾。但即便如此，它每行四個音組的格律氣韻仍然以絕無僅有的開創性，開拓出詩歌的新途。

我們收回目光，再來看《猛虎集》簽名本中的「大雨元帥」與「小先鋒」，徐志摩於這兩個稱呼中所要表達的意思與情感也就十分明了了。不過，徐志摩所激賞的不僅僅是孫大雨在新詩領域的成就，還有其在莎士比亞劇作翻譯方面的造詣。

率直的譯者

在主攻英文文學的留學生涯里，孫大雨對莎士比亞劇作情有獨鍾，甫一歸國，他便開始著手莎士比亞劇作的翻譯。《黎琊王》（節譯）、《罕姆萊德》（第三幕第四景），曾分別發表在《詩刊》第二、三期上。身為主編的徐志摩對孫大雨的翻譯寄以厚望，不僅評論孫大雨譯筆矯健、了解透徹，還認為「這是我們翻譯西洋名著最鄭重的一個嘗試；有了他的貢獻，我們對於翻譯莎士比亞的巨大事業，應得辨認出一個新的起點」。

孫大雨介紹自己翻譯的著作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

這的確是一個新的起點。從簡歷上的文字可以看出，終其一生，孫大雨共翻譯了莎士比亞八部劇作。令人稱道的是，他在翻譯莎劇時運用的依舊是他自創的「音組說」，「以漢語音組對應莎劇原文的抑揚格五音步，力求導旨而傳神」，加之其英文水平相當了得，在翻譯之時多注重原作的情致、意境、風格、形式，而終成「一家之言」。

孫大雨對此頗為自負，他曾在翻譯《黎琊王》的序中寫道：「譯莎作的勇敢工程近來雖不無人試驗過，但恕我率直，儘是些不知道事情何等樣艱苦繁重的輕率企圖，成績也就可想而知。對於時下流行的英文尚且一竅不通的人，也仗了一本英漢字典翻譯，弄得錯誤百出，荒唐滿紙……」話雖說得不好聽，卻直指時人翻譯莎作存在的弊病。難怪當時曾有人評價，說中國一共只有一個半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算是一個，其他加起來只能算半個。

可惜的是，據孫大雨在簡歷中所述，這些珍貴的翻譯手稿在1981年時，除《威尼斯商人》、《羅密歐與居麗曄》兩部尚在孫大雨的手中，余者《黎琊王》、《罕秣萊忒》、《奧賽羅》、《麥克白》、《風暴》、《冬日故事》六部手稿都已在文革初期被「搶劫去」，不知最終是否物歸原主。

除了莎氏的八部劇作外，孫大雨其實還翻譯了為數不少的外國詩歌，例如「莎氏的商乃詩三十二首，莎劇中的短歌十七首」。此外，還有沃滋活斯（Wordsworth）的《永生頌讚》（「ImmortalityOde」）、《詠懷——漫遊中重訪范水兩岸，作於聽屯寺上游》（「Tintern Abbey」）、《孤獨的劉禾姑娘》（「TheSolitary Reaper」）、《露西》（五首）（「Lucy」）等，拜倫（Byron）的《希臘列島》（「The Isles of Greece」）等，雪萊（Shelley）的《雲雀歌》（「To a Skylark」）、《西風頌》（「Odeto the West Wind」）、《潘靈底聖歌》（「Hymn of Pan」）、《雲》（「TheCloud」）、《致夜》（「To Night」）等，濟慈（Keats）的《夜鷺頌》（「Ode to a Nightingale」）、《秋日頌》（「ToAutumn」）、《希臘古瓮贊》（Ode on a GrecianUrn）等四十多首名詩佳作。這些內容如今已鮮為人知，幸好在這份簡歷中有所提及，使它們不至於隨著時光的淡忘，永遠湮沒在記憶的深處。只是翻譯手稿的去向，在簡歷中了無蹤跡，我們也無從猜測了。我想，是否可以期待有一日有人能從泛黃的故紙中翻尋到它們，加以撰文研究呢？

隱隱期待著它的發生，就如同「大雨元帥」和「小先鋒」奇蹟般的的隔世相逢，就如同這本簽名本與這通信攜手走至人前揭開那麼多的秘密。倘若它們得以重現世間，是否可以與音組詩歌與莎劇翻譯一般，呈現給我們沉澱著孫大雨獨特氣韻的另外一抹與眾不同的光輝呢？

文章錄於《聚雅》雜誌第二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