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成果和新的起點    浙江日報

石仲泉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成果，同時又標誌著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深入開展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起點。

「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一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思想

是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重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95年發展歷程中，對於如何加強黨的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先後提出了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理論。習近平同志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和黨的建設面臨的實際情況，並對以往的思想建黨理論和制度治黨理論加以科學綜合，提出了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新思想，並以此作為指導思想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重大發展。

　　黨成立不久就投入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的主要力量轉移到農村，出身於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黨員越來越占絕大多數。面對這樣的黨情，怎樣使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具有馬克思主義品質的先進政黨，成為迫切任務。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古田會議決議第一次提出了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建設問題，成為黨的第一個思想建黨綱領。

　　所謂「思想建黨」，簡單說來，就是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不斷開展無產階級思想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具體要求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用活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二是加強為人民服務的黨性教育，以「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三是加強理想道德教育，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的偉大創造，也是毛澤東思想黨建理論的核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魄力提出了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這樣帶根本性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些制度問題，關係到黨的歷史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這就是鄧小平提出制度治黨治國思想的要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的創造性發展。

　　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本源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是對鄧小平理論與時俱進的直接繼承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的黨建思想，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和黨的建設面臨的實際狀況，明確提出要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深化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好執政黨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的黨建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建理論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同志根據黨所面臨的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需要，提出以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新理念為核心的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強調在法理層面要依規治黨與以德治黨緊密結合，在實踐層面要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緊密結合，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建理論的新篇章。

《準則》和《條例》是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納入黨的法規的總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力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十八屆六中全會討論了4年來全面從嚴治黨情況，分析了面臨在具有許多新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中全面從嚴治黨的形勢和任務，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這兩個重要文件是根據習近平同志的提議而制定和修訂的，也是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納入黨的法規的總結。

　　《準則》和《條例》是對30多年前的「準則」和10多年前的「條例」的承續和發展

　　改革開放伊始，黨在1980年制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個「準則」，第一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作出規範，成為建黨以來第一個專門講這個問題的重要文件。它對實現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撥亂反正，恢復和健全黨內民主、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肅黨的紀律、促進黨的團結，推進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並且，它的不少規定對於當前嚴肅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仍具有重要現實指導意義。但是，30多年來，國家面貌、社會生活和黨內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建設既積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經驗，又面臨許多新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如何經受「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四種意識」，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勢下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

　　與《準則》情況相似，2003年12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探索著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強黨內監督作了若干規定。它對加強各級黨組織的監督作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樣地，隨著形勢任務發展變化，這個「條例」與新的實踐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日漸凸顯。這樣，根據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必須對它進行修訂。習近平同志要求圍繞責任設計制度、根據制度構建體系，強化上級黨組織對下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監督，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的監督，使之責任清晰、主體明確，制度管用、行之有效。

　　因此，六中全會通過的《準則》和《條例》，沒有割斷歷史，不是廢除過去起過積極作用的「準則」和「條例」，而是對它們歷史的承續和與時俱進的發展。

　　《準則》和《條例》將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系統化、規範化和制度化，是在新的歷史節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標誌性成果

　　習近平同志關於《準則》和《條例》的說明指出：「我們黨抓黨的建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要不斷總結我們黨長期以來形成的歷史經驗和成功做法，並結合新的形勢任務和實踐要求加以創新。因此，有必要通過六中全會，對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總結，看哪些經過實踐檢驗是好的，必須長期堅持；哪些可以進一步完善並上升為制度規定，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化下來；哪些需要結合新的情況繼續深化。」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兩個文件充分體現了上述要求。

　　《準則》對習近平同志的許多新思想、新論斷、新理念等作了全面歸納。

　　首先，在總論中講新形勢下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指導思想，就突出了十八大以來強調的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鬥性。

　　其次，在分別論述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12個方面中，將習近平同志的相關重要思想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比如，在「堅定理想信念」中，強調不斷增強政治定力，堅定「四個自信」；在「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中，強調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中央決策部署看齊；在「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中，強調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把權力關進位度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中，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做到「三嚴三實」，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

　　最後，在結語中，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全黨要堅持不懈努力，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準則》是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上升為制度規定的首個文件。

　　黨內監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障。新修訂的《條例》不單純是對黨內監督專項工作進行事務性規定的文件。它同樣站在戰略思維高度，對習近平同志關於加強黨內監督的思想作了系統歸納。《條例》強調了黨內監督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監督內容、監督方式等重要問題，進一步明確了黨內監督的性質、地位、作用和制度措施，體現了思想性、指導性和操作性的緊密結合。

　　由於《準則》在黨內法規體系中位階較高，僅次於黨章，是一個思想性、政治性、綜合性很強的文件。《條例》儘管具有專項性，但它不是一般的專項文件，而是保證黨章是否貫徹執行、黨內政治生活各項要求是否落實到位，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因而這兩個文件是在新的歷史節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標誌性成果。

　　《準則》和《條例》是制度建設的兩大標杆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在實施層面如何加強制度建設進行了深入探索。一方面，從理論上深刻闡述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大力構建以黨章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系統完備的法規制度體系，特別是制定和完善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體制機制，糾正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松、失之於軟的突出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全面從嚴治黨緊緊抓在手上，採取一系列新的舉措，完善規範、健全制度，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層層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從根本上解決管黨治黨寬鬆軟的問題。至十八屆六中全會前，先後出台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40多個黨內法規文件，是制度建設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中央全會討論黨的建設問題並作出相應決定，有過多次。但以中央全會形式專門討論黨的法規文件，除前述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外，這次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準則》和《條例》，則是第二次。這兩個文件由於它們既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抓手，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障。因此，它們比此前制定的黨的法規文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是十八大以來黨的制度建設兩大標杆。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六中全會是全面從嚴治黨偉大遠征的新起點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緊緊抓住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鮮明主題，採取一系列新的舉措加大管黨治黨力度時，強調標本兼治，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4年來，反腐倡廉以治標為主，成效卓著。首先是嚴明紀律，堅決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者。截至今年8月底，受到查處的達18萬多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有9萬多人，基本遏制住了群眾深惡痛絕的「四風」。同時，以猛葯去痾、重典治亂的霹靂手段「打虎拍蠅」，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達101萬人之多，其中省部軍級幹部有200多人。改革開放30多年，像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樣堅決、果敢地整治沉痾頑疾，前所未有。儘管猛打老虎重拍蒼蠅的任務還沒有完結，狠抓中央八項規定反「四風」也不能放鬆，但反腐倡廉以「打虎拍蠅」治標為重點的鬥爭正在取得壓倒性勝利，是毋庸置疑的。

　　治標既是為治本贏得時間，也是為治本夯實基礎。「治本」是什麼？人們對什麼是「治標」一般沒有疑義，但對什麼是「治本」，卻看法不一。不少人往往只將制度建設視為「本」，而將思想建設不看作「本」。應當說，這種認識不全面，制度建設和思想建設都是「本」。習近平同志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依規治黨與以德治黨緊密結合」，就是「治本」之論。儘管加強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過去早強調過，但在相當一個時期不是兩手都很硬，而是對思想建設一手著力多，對制度建設一手抓得不緊不狠，因而成為管黨治黨失之於寬鬆軟的一個重要原因。有鑒於此，習近平同志在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個新思想時，就強調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是兩個須臾不可分離的重要環節。儘管兩者一柔一剛，但猶如車之雙輪，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輪硬一輪軟不行，一輪著力一輪不著力也不行。兩者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互相貫通，既要使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制度治黨的過程。這就是說，為思想建黨而進行的思想建設工作，也是治本的。兩手都抓緊，兩手都過硬，必能形成「1＋1＞2」的能量。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依規治黨與以德治黨緊密結合」，因而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顯著成效。

　　前幾年，由於貪腐事件嚴重，在廣大群眾中對黨的形象造成了極大傷害，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持標本兼治時，不能不以治標為主，狠抓中央八項規定反「四風」，猛打老虎重拍蒼蠅，清除政治霧霾。目前重點治標既然取得壓倒性勝利，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討論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了《準則》和《條例》兩個帶有基礎性、全局性的重要文件，就帶有繼往開來之意。它意味著全面從嚴治黨在由重點治標走向重點治本，既更加深入地解決思想建黨的重大問題，又進一步完善和健全制度治黨體系。

　　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決策。這不僅關係黨和國家全局利益，而且對於大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意義。全面從嚴治黨沒有休止符，只要有黨，治黨就必從嚴，不從嚴就不能治黨。這是一個如同長征一樣的偉大遠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我們這一代人有我們全面從嚴治黨的任務和目標。全會專門討論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上述兩個重要文件，既明確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無疑也是全面從嚴治黨偉大遠征的新起點。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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