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論學界一直試圖掙脫西方文論的桎梏，創建民族化的話語範式。然而，建構中國化的話語體系，任重而道遠，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直到現在，真正稱得上「中國學派」的中國文論，還依然沒有建構起來。目前的任務，是要在批判性反思西方文論話語的基礎之上，使中國文論學者產生對民族化、本土化理念的文化認同。換句話說，應從理論與意識形態的層面構建中國文論的「合法性」，使文論學者自覺認識到「中國化」的身份意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出西方文化與文論話語「影響的焦慮」，擺脫「強制闡釋」，理性構建中國化的文論話語範式。要想真正建構起中國文論話語的「合法性」，就須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話語立場問題；二是話語資源問題；三是話語認同問題。

　　建構中國文論話語的「合法性」，首先要有明確的理論立場。我們認為，話語的「合法性」，其實就是指話語藉助於知識生產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屬性，確認話語的合法性，也就是認同話語背後的意識形態。就中國話語的「合法性」問題域而言，基本的理論立場是建構中國文論話語，這就應從中國的國家政治、民族意識、文學經驗與文化精神等理論前見出發，不能遊離於這個特定的場域之外，而談論話語的「普適性」與價值的「普世性」。當代中國文論過於盲從西方話語，根本原因在於迷信全球化、後現代主義、反本質主義、歷史終結論等西方意識形態，不自覺地解除了「中國」身份與中國意識，最終跌入後殖民主義的話語陷阱。

　　回到中國立場，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並非意味著與西方決裂。中國文論話語不可能在真空中建構起來，而是應吸納古今、博採中西、立足本土、兼收並蓄，在充分化合古今中外文論話語的基礎上，形成本土化、歷史化與民族化的文論話語新質態。對於西方文論，我們既不要一味拒斥、全盤否定，也不要盲目跟風、不加分辨地濫用，應採取批判反思、理性吸納的態度。對於古代文論話語，也應合理傳承，努力實現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此外，中國文論話語的建設，還應立足現實文學經驗，以經驗效度檢視文論話語的合法性。這裡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西方文論與古代文論進入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必須能夠貼合具體文學經驗與文學現場，不能強行黏附、「強制闡釋」。二是從具體的漢語文學實踐出發，通過文本細讀，總結出文學理論與批評話語，不能理論先行、主觀預設。中國文論話語的建設，既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話語資源，又要敢於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創生新的文論話語形態。既要注重文論生成的經驗效度，同時也要防備陷入經驗主義的泥沼，要在理論與經驗的辯證關係中，實現中國文論的發展。

　　建構中國文論話語的「合法性」，也就是建構文論知識分子對中國文論的話語認同。這裡所謂的話語認同，並非僅僅是指理論認同，它包含著較為複雜的含義。首先，話語認同表現為文論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認同。如果文論知識分子本身不信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認同社會主義的文化領導權，其文論話語也就必然會疏遠、偏離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維度，也就難以同中國文論話語的「合法性」保持同一。其次，話語認同表現為文論知識分子對中華民族主體身份的認同。中國的文論知識分子應自覺從本民族的文化立場出發，將文論話語視為構建民族文化、民族意識與民族身份的話語介質。如果中國文論喪失了民族性，也就必然喪失話語的「合法性」。最後，話語認同表現為文論知識分子對理論真理維度的追求。科學的文論話語，必須從真、善與美的三重路徑展開話語的建構。中國文論話語要想建構起理論的「合法性」，就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堅持美學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科學建構與中國文學與文化相適應的文論話語體系。當然，關涉中國文論話語「合法性」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與理論認同，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合在整體的話語結構之中，共同生成中國文論話語的「合法性」邏輯。

　　當然，我們並非一味地反對西方，拒絕西方話語範式與文化理念。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堅持意識形態獨立與民族文化自覺的前提之下，以平等對話的方式面對西方文論與文化。既要敢於借鑒、化用西方文論話語的優秀成果，也要大膽摒棄西方文論的糟粕與不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構起有中國特色的文論話語新形態。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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