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 漢武帝的三張面孔（六）真假儒學

漢武帝的三張面孔（六）真假儒學 元朔五年，漢武帝任命了一位新宰相，這個人叫公孫弘。這次任命，他不僅代表著漢武帝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這麼一個局面的開始，而且也是漢代歷史上非常有標誌性的一個事件。為什麼這麼說呢?從劉邦登基以來，一直到漢武帝任命公孫弘之前，漢代一共出過l8位丞相，這18位丞相有一個共同特點，無一例外都是從貴族集團內部產生的。那為什麼說他們是貴族集團呢，這些人或者是幫助劉邦建立、鞏固漢朝政權的功臣，或者是這些功臣的後代，或者是皇親國戚，所以這些人在做丞相之前都有一個侯的身份，擁有侯爵。公孫弘是一個例外，公孫弘成為漢代歷史上第一位不是從這個貴族集團內部產生的丞相，公孫弘他的身份跟之前的這l8位丞相相比，簡直是相去天壤，公孫弘年輕的時候非常貧苦，「家貧，牧豕海上」，窮到在海邊替人看豬。他可能是由於家裡條件實在是太不怎麼樣了，學習起步的時候也非常晚，到40歲的時候才開始學習儒家經典。那麼在公孫弘的這個特徵裡面，我們看到有兩點是非常關鍵的：第一，他是一個儒生，他學習過儒家經典。第二，他不是貴族。 那麼，我們以前說過，漢武帝為了清除竇太后的影響，開始調整統治學說，用儒學來代替黃老學說。那麼公孫弘他的出任丞相和漢武帝的這個策略之間是否有關係?那麼另外一個間題，在此前長期被貴族集團把持的這個丞相的職位，現在由一個出身貧寒的儒生來擔任，這一點，對於漢武帝時代的政治來說他意味著什麼?那麼這個對於儒學發展來說，又意味著什麼?漢武帝親政後，為了革新政治，「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罷黜了非儒學思想，重點提拔儒者，提拔的多達數百人，就有公孫弘，這是山東人。他曾回答漢武帝如何治國的對策，漢武帝看後，決定提拔公孫弘。這一年公孫弘七十歲了。他出道晚，但是晉陞的速度相當快，短短六年，從一個貧寒的儒生成了丞相，這麼快，絕對讓當時許多同樣是提拔的儒生感到羨慕嫉妒恨。怎麼做到的呢?元光五年，漢武帝積極開拓邊疆，設立了兩郡，漢武帝在四川調了幾萬軍民開山，大量士卒死亡。百姓反應不好，漢武帝派公孫弘去巡視。回來後，跟漢武帝說，「盛毀西南夷，無所用。」這地方這樣勞民傷財，其實沒什麼用處。漢武帝的態度是，「上不聽」。沒有聽。漢武帝還是沒停止開拓。這是公孫弘的第一次任務。反饋的意見，漢武帝沒接受。這個態度上看，漢武帝有了堅定的看法，那麼為什麼要派公孫弘去呢?經歷了一次後，公孫弘知道，皇帝派你去做事，辛苦未必討好。因為你講的未必是皇帝想聽的。公孫弘是七十歲了，這個年齡也有好處，老於世故，他就琢磨漢武帝喜歡什麼樣的人，喜歡聽什麼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司馬遷《史記-平津侯列傳》)每次開會，他都是把所有意見陳列，不做任何評論，讓漢武帝自己去選擇。即使不恰當，他也不提任何反對意見。今天看是老滑頭，漢武帝「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漢武帝覺得公孫弘老成持重，可靠了。不到兩年，提為左內史，是重要職位。公孫弘知道了，關鍵是能不能讓漢武帝知道是不是尊重漢武帝的意見。「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自上旨。」與幾個大臣商議去漢武帝面前討論，本來討論好的，發現漢武帝意見不一樣，立即轉變立場。人們肯定會憤怒，但是在漢武帝看來，「益厚遇之」。越來越器重公孫弘，提為御史大夫，相當於副丞相了。公孫弘這樣善於偽裝，在御史大夫，幹了兩年就提為丞相了。前後不過六年。他完成了人生華麗的三級跳。 公孫弘是在拉攏儒學之士的時候出現的，那麼看中的是不是他的儒學素養?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司馬遷是想說他的學間並不純正。董仲舒是春秋學的專家。司馬遷把他們二人比較過，「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既然這樣，漢武帝為什麼不重用董仲舒這樣的?司馬遷有結論，「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說他是善於迎合才做到了高官。善於鑽營，丞相，難道就能夠這樣得到?漢武帝的用人策略?漢武帝打破常規，可能是貴族與貧寒的差別。找一個貴族丞相來對比。田蛉是他舅舅，覺得有利於鞏固統治，不過相處不久，覺得不好。「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來談事情一坐半天，提許多意見，仗著這一點，常薦官，一舉薦馬上成高官，在中高級官員中，許多成了他的勢力，對皇權構成威脅。一次漢武帝說，「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我也想任命幾個幹部，這是敲警鐘。田蛉不過是舅舅，才做了丞相，對漢武帝依賴性強，還難駕馭，更何況功臣後代呢?漢文帝登其時，就有許多人可以左右政局，這是一個大的利益集團，對朝政有發言權。丞相在這個集團內產生，意味著共同享有國家權利。漢武帝要打破這個常規，就是想獨享權力。挑中公孫弘，他年齡大，沒有血氣，諳於世故；二是儒學修養差，不會堅守自己的原則。在漢武帝特殊需要下，反而成了競爭優勢。 公孫弘做了丞相，做了平津侯。漢武帝讓他先做丞相後封侯，這想要告訴世人，這是厲害的一招，昭告天下，不要以為自己有功勛，對國家有貢獻，富貴取決於用不用，取決於對皇權…自不…自從。司馬遷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榜樣的力量無窮，天下所有讀書人，想通過靠讀書取前途，就有了榜樣。當他取得了身份地位後，也沒忘記給儒學做貢獻。他建議鼓勵儒學，選拔人才以此為標準，免除部分徭役。「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官僚里充滿了文化人士，有夏侯勝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意思是說，精通儒家經典，想當大官就像拾草一樣容易。這表面是儒學發展的機遇。可是，危機也就潛藏了。儒學可以成了治國平天下的依據，可是，有人拿它來博取功名利祿，對於儒者來說，得不得志，培養獨立人格，比博取富貴重要，這是孟子告訴我們的道理。漢武帝選拔儒家人才，對於人才是有機遇的。但是公孫弘的榜樣，萬一理想與皇權發生衝突時，怎麼辦?堅持原則，可能性命擔憂，如果服從皇權，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毀了。這就提出嚴肅的間題，在不破壞儒學理想的前提下與皇權共適?處理不好，儒家遭遇的就是厄運。儒者如果換了功名，如果屈從假儒學，真正的儒家精神就萬劫不復了。 漢武帝時代，儒學思想有了機會，三位史學家都看到了。司馬光也注意到了這個，並給予了高度關注。可是三人對儒家的地位，看法不一樣。《史記》有「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說他一讀到鼓勵讀書來做官，就想廢書而嘆，這個表達就有意思。《漢書》說「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班固說，古代儒者學習六部經書，這是介紹基本功。班固這樣開頭，與司馬遷相比，顯得鎮定得多。這預示了，兩份傳記主題不一樣，司馬遷感嘆以此為誘餌，來鼓勵讀書，他特別關注這些人最後當了什麼官，像「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交代每個人時，他只點一筆，他們的官職，至於對詩經的理解，一字不提。司馬遷還提到大量的儒家學者，同樣是這樣。看《儒林列傳》，應該介紹這些學者，修養學間呀，這才是探討的正題。他想告訴我們什麼?是有思考的，是在表達一種憂慮，擔心儒家學說遭到誘惑後還能保持純正的本色，在高官厚祿面前還能守住自己的信仰?公孫弘就是反面的例子。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寫到孔子一生飽經風霜，一輩子流離顛沛，最困難時連飯也吃不上，卻從來不屈服，不為滿足統治者而貶損過自己的理想，從來沒有。他生活在漢武帝時代，公孫僅的虛偽他親眼目睹，他看到更多像這樣的學者，這是他這樣的感嘆的原因。這是悲嘆，他感覺到真正的儒學精神在喪失，儒學成了獲取功名的工具。而這恰恰是漢武帝要的。那麼，在司馬遷看來漢武帝就是儒學的傷害者。班固也看到了這一點。「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為各科設立了博士，收學生。他覺得這是推動儒學的發展。「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學習的人越來越多，一部經典研究又研究，研究的用處在哪?「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六經中，包含了所有道理，為我們提供了治理國家的成法。班固的描寫下，何等生機勃勃。在他看來，漢武帝是儒學發展的推動者。不同是與漢武帝時代的差距有關。司馬遷是親眼目睹了公孫弘的虛偽。他卻無法預見身後的歷史。班固卻恰恰看到了儒家的影響。班固不會認為公孫弘這樣的個案會影響到全局，他感謝漢武帝的推動作用。司馬光生活在儒家得志的時候，他看來，漢武帝時的儒家並沒有皇權起不到制約的作用。不過，秦始皇死後不久，秦滅亡了，而漢武帝時卻不是這樣，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畢竟漢武帝還是知道儒家思想的價值。把他與秦始皇劃分開來了。但是，在讓漢武帝能避免秦始皇的覆轍上，儒學起到了作用。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就是儒學走上政治舞台歷史舞台的引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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