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思想周報｜「代孕剝削底層女性」不是精英女性的想像

春節期間，《人民日報》登出一篇《生不出二孩真煩惱》的文章，討論了「代孕是否可放開」，其官方微博也發起一項「代孕合法化，你支持嗎」的調查，指出在開放二胎政策後，代孕在今天的中國是不孕不育夫妻、失獨家庭的一線希望。因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中國人口急速下跌、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等負面效應，繼去年全面開放二胎政策之後，這一調查一時間掀起了巨大輿論風波。然而調查結果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支持「代孕合法化」。一周後，國家衛計委出面表態，稱「我國將繼續嚴厲打擊代孕違法違規行為」，然而關於這一話題的公共討論並未停止，在兩周以來持續發酵。錢一棟在《上海書評》發出《代孕的倫理困境：市場、科技與德性》一文，借桑德爾的「功利、自由、德性」的現代倫理學分析框架，切入這一話題。從「功利」視角為代孕辯護者主要關注的是代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認為放開代孕有助於提升生育率、改善人口結年齡構、緩解老齡化趨勢帶來的各種壓力。同時，契約雙方通過這一市場行為各取所需，同時不損及他人，因此對整個社會來說也是利大於弊。反對者並不質疑功利主義的思路，而是對利弊的計算有不同邏輯——代孕的放開可能會使本就弱勢的貧困女性淪為家庭的牟利工具，從而惡化女性的處境，不僅可能加劇家庭內部的隱秘壓迫，也可能加劇拐賣婦女強迫代孕等犯罪行為。從「自由」視角出發的論者顧名思義強調的是契約自由和權利，即代孕維護了那些無法生育者擁有孩子的權利。然而在貧富差距面前，契約自由的論述是缺乏說服力的，出於自願和因家庭窘迫被迫出租子宮的境況並不涇渭分明。此外，契約本身也存在問題——在孩子出生前，代孕母親無法真正感受母子之情的強度，進而判斷自己是否願意交易自己生下的孩子。生育權意味著公民享有決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權利，也並非擁有孩子的權利。比起「功利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桑德爾更關注的是「德性」視角，即在今天，科技與市場對人類倫理的巨大挑戰。我們雖然是自由的個體，但自由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支配一切。將懷孕與嬰兒作為商品，褻瀆了婦女和嬰兒人格，是對人的物化。某些事物一旦商品化，其內在價值就被貶損了——我們無法在用金錢買賣的同時使其內在品質完好如初。桑德爾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一書中，論述了我們珍視的種種價值、意義都無法在一種自由到可以隨意改變自己的世界中存在。科技帶來的完美使人生、命運這些傳統概念失效了，人也將因此喪失深度，淪為一個存在於幕後的、可以隨意改變自己屬性的、無比單薄毫無內涵的主體，由此，德性也將無處附著。

然而，作者錢一棟認為，諸多批判只能針對具有健全生育能力而因其他原因選擇代孕的父母，以及靠商業代孕牟利的代孕母親。因生理殘缺選擇代孕者並沒有貪婪的欲求，他們只想藉助科技克服無常命運所帶來的悲劇，因此更接近療治殘缺，而非追求完美。對科技的這種有限利用似乎不會對我們既有的意義框架造成破壞。代孕為無法生育者本已殘缺的生命提供了補救的機會，使他們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孩子，將自己的生命納入相對完整的倫理關係之中。因此，代孕問題在作者看來仍是今天的困境，難以做出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公共討論仍然需要持續下去。張燁在《政見》上發出《女人憑什麼出賣子宮？代孕的性別、階級、種族問題》一文，從女權主義視角，對代孕進行了抨擊。在作者看來，代孕首先是對女性整體的傷害，其次才是對貧困女性的傷害。首先，一個巨大的困境是，提供子宮者和提供基因者，究竟誰才是真正的母親？根據以往產生過糾紛的案例，法院的判決通常賦予基因更重要的地位。作者認為，這樣的判決背後是父權的意識形態。在人們對基因缺乏了解時，男性一度被認為是基因的唯一提供者，而女性只是「孵化器」。隨後，科學證明了女性也提供了一半的基因，男性不得不開始讓渡一些針對於孩子的權利給女性。這在作者看來，絕不是因為男性意識到了女性自身的價值，而僅僅是因為女性在某些方面和他們「一樣」。而對於那些和他們「不一樣」的地方，例如妊娠，他們選擇了輕視。因此，妊娠之所以不像基因那麼重要，可能只是因為它是女人才有的。然而，比起提供基因，妊娠母親需要經歷十月懷胎的辛苦，忍受分娩的劇痛，貢獻不僅體現在胎兒身體的發展，也包括情緒和心理的發展。因此，作者認為，對妊娠價值的貶低就是對母親角色的貶低，是對整體女性的傷害。作者進而論述了代孕市場一旦形成，被剝削的女性往往是是貧窮的、少數族裔的、第三世界的。作為世界「代孕中心」的印度，把跨國代孕的問題拉入公眾的視線，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會以更低的價格出售子宮，而且由於法律不健全，購買者面臨的法律風險也會小得多。代孕不一定是出於自願，而是可能遭到家人、人販子的脅迫，越是弱勢的女性遭受脅迫的可能性越大。在文章的最後，作者提出：人為什麼一定要擁有血緣意義上的孩子呢？同樣從女權主義視角出發的呂頻，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代孕：令人焦慮的母職交易？》中，呂頻指出，代孕的本質是一種母職交易——親子關係交易的成立，是基於對母職的收買。在呂頻看來，母親身份之神聖性如同性與親密關係的神聖性一樣，是一種亟待破除的迷思。母職和其他女性實踐一樣都是性別境遇的生產場所，即，母職是一種勞動，只是其勞動屬性一般被掩蓋，它是無酬性的、長期被視為女性的自然義務，不履行就要被懲罰。女性勞動的無酬性是家庭父權制的奧秘之一，無酬性預防她們獲得做選擇的資本和機會，將她們控制在無法退出的從屬位置上。在現有秩序下，女性的「無償母職」早已構成父權系統下的剝削行為，下屬階層女性在市場中提供的「有酬母職」同樣是一種剝削。這種剝削不可避免，作為優勢階層的女性，也難以代言底層婦女的利益。單純把市場視為剝削機制是無意義的，因為能拒絕市場，也是一種特權——將母職描述和想像成深邃、浪漫、不可褻瀆的人性體驗，拒絕出售，這是需要階級優勢來維持的自尊，這種自尊也反哺到階級優勢感中，而下屬階級婦女沒有家庭情感糖衣包裹，又被生計擠壓侵蝕，被壓迫者的生活里沒有所謂「無價之寶」。在呂頻看來，相信下屬階級和優勢階級的女性擁有同樣的道德、情感和理性，前者的生存狀況是後者的惡化版本，這是一個女權主義式的錯誤。代孕是底層女性在不同類型的父權制交錯之間的竭力冒險，在她們在不同生命周期中所承擔的各種艱辛困苦當中，不是必然最糟糕。不該替她們認定沒有希望，該從抵抗的角度理解她們的生活。同情和共情的區別，在於前者往往投注了同情者自己的嬌弱，難免是善良而隔膜的，而共情通過理解對方的擔當跨越人我之別。最後，呂頻指出，在戰略性社會性別利益的層面，不是禁止還是合法化的問題，而是設想如何解放母職。在她看來，回報母職肯定不是解放的方向，因為仍是基於女性角色的固定。方嚮應該是取消母職——取消這個作為父權制之基的女性義務角色，停止無酬勞動和被固定住的情感模式。如果生育與女性解綁，她們將擁有時間的自由，身體的自由，將失去一道很重要的」女人味」，於是不再受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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